眼前这片景区，佛寺高卧，楼阁巍然，古色古香，倚山临水，别具一种江山胜概和人文气息。这，就是千年古刹定慧寺。今天，让我们一同去领略定慧寺的山水之胜和人文之美。
老县城河街
定慧寺所在的这片城区，前临长江，背倚凤山，包括东街、西街、和平街、三倒拐、关口等组团，长寿人统称为河街。现在的河街，看起来显得陈旧而冷清，而历史上的河街，却是繁华而喧嚣。因为，河街，曾经长期是长寿的县城，是长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长寿这个地域，最早设立县的建制，是在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刘备统治的章武年间（221—223年），名字叫常安县。常安，就是恒久安定之意。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因为，东距河街不远处的黄草山脉与江南的五堡山脉，被汹涌的江水割断，形成一道异常险峻的峡谷，名字叫阳关。而这阳关，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与巴国之间的三道军事关口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险要。因此，常安之名，有刘备希望借长寿的战略地位而长治久安的用意。
到了清朝嘉庆三年（1788年），河街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厄运。当时，川楚白莲教起义军，横扫湖北、四川，河街作为县城，没有任何屏障，因而很快被起义军攻陷，“公私廨舍，一时俱烬”，“邑人流亡，妇子无归”。迫不得已，长寿县衙门只好搬到菩提山上办公，富有人家也纷纷移家菩提山。鉴于这种情况，新上任的县令、进士出身的武进人余钰，组织当地富有人家捐款，在铜鼓坎之上（上缆车站位置）的凤山顶上构筑新城，名叫新署街。嘉庆七年（1802年），长寿县城从河街正式迁入城内新署街。
从此，长寿县城，分成城内和河街两个部分，简称城河二街。城内，是政治中心；河街，是商贸中心。抗日战争期间，河街成为大后方的四大工业基地之一，企业内迁，商贾云集，成为河街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商贸中心转移到城内，河街才开始冷清下来。
青龙嘴寺庙群
定慧寺所在的这座山岭，名叫青龙嘴。
长江的河街段，有两条支流，龙溪河和桃花溪，在相距只有一公里的地方，汇入长江。于是，在龙溪河与桃花溪之间，形成一个柳叶形的狭长半岛。半岛从东边的黄草山逶迤而来，山峦起伏，树林葱茏，仿佛盘曲奔跃的青龙，人称青龙岭，与正对的凤山形成龙奔凤翔之势。
青龙岭的最高处，山峰高耸，下瞰长江，远远望去，俨然青龙张口，汲水于长江之中，于是名为青龙嘴。青龙嘴的悬崖峭壁之下，一条斜长的岩石，直端端插入江水之中，形成一道石梁，称为龙石梁，仿佛是龙的舌头，形成了“龙舌舔水夜月斜”的胜概。定慧寺，就高踞于青龙岭的最高处青龙嘴上。
青龙嘴，方圆不过200亩，却是长寿宗教文化的荟萃之地，以定慧寺为中心，历史上曾经形成了一个寺庙群。在定慧寺周围，有铁佛寺、江西庙、王爷庙、地主宫（浙江商人会馆）、天上宫（福建商人会馆）、财神庙（专祀赵公明）、东岳庙（主祀主管生死的东岳大帝）等。
定慧寺起名内涵
游览定慧寺，我们首选就应该了解，定慧寺，为什么用“定慧”二字命名？
中国的佛教界，将释迦牟尼宣讲的数不胜数的成佛之道，概括为戒、定、慧“三学”，即戒律、禅定、智慧。通此三学，可达无上涅槃境界。戒学，指防止身恶、口恶的戒律，相当于法律。定学，就是禅定之学，意思是专注一境而心不散乱。慧学，指破除迷惑以证真理之道，是彻悟宇宙人生真相的般若（极度伟大）智慧。简而言之，按照佛教的解释，防非止恶为戒，静虑息欲为定，破恶证真为慧。
戒、定、慧三学，构成了佛教修行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生慧。按照这个修行体系，正心始能守戒，守戒始能修定，修定始能生慧，生慧始能解脱。
定慧寺的名字，意在告诉人们，这里是佛教修行之地，只要用心修行，必能既定且慧，即破除迷执，解脱痛苦，生大智慧，得大快乐。
定慧晓钟石碑
进入景区大门口，一尊形若橄榄、半灰半褐、重达45吨的天然大型雅安石横卧于地，上面从右到左镌刻“定慧晓钟”四个大字，行书风格，碑帖兼有，青润而浏亮，显得十分抢眼。大家可别小看这四个字哟。因为，书法的写作者沈鹏先生（1931—），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是继启功先生之后，中国当代最杰出的书法大家。
定慧晓钟，是定慧寺的标志景观，是著名的“长寿八景”之一。定慧寺，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曙色中的悠悠钟声。尤其是“定慧鸣钟响万里”的诗句，更让定慧寺的钟声气象万千，名声大噪，成为长寿恒久不灭的城市意象，深深地嵌入长寿人的记忆之中。大家可以想象，一座古老的禅寺，高耸于长江边的悬崖顶上，旁边是一座繁华的江城。每天清晨，鸣钟响起，久久不绝，把人们从清梦中敲醒，并送来一丝丝离苦得乐的清凉，这是何等优美的影像。
本来，左钟右鼓，晨钟暮鼓，是中国古代寺庙建造中的标准配置。可是，定慧晓钟的含义远不止于此，佛教认为，钟声能令三恶道众生暂时息苦。寺院早晚叩钟一百零八响，寓示众生能脱离一百零八种烦恼，故僧众不吝慈悲，早晚叩钟，祈愿受苦众生听闻钟声之后，能够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
定慧晓钟的独特景观与深厚底蕴，吸引了众多文化的目光。目前已知最早赞美定慧晓钟的人，是明朝正统（1436—1449年）初年的四川布政使李斆。其《山寺晓钟》一诗写道：
绀殿层空出，鲸音及晓来。几惊尘梦破，一唤利途迴。
月向楼西挂，日从海底回。寥寥天地廓，万户一齐开。
朱黑色的高大庙宇，一重重耸于碧空之中，洪亮的钟声，破晓而来。屡屡惊醒了人们的烦恼之梦，一下把人们从名利途中呼唤折回。此时此刻，晓月转向楼西，悬挂于天空，太阳从海底升起，鄙薄而出，日光杲杲。于是，苍茫天地之间，江城人家全都打开大门，迎接新的一天生活。
清初李开先的《长寿八景诗》，把定慧晓钟列在首位：
古寺炉烟歇，明河下五更。初回尘世梦，忽报晓钟鸣。
夜送寒山月，朝惊远水清。欲知深省意，试听此间声。
李开先（1607—1699年），为四川五十位历史文化名人之一。学识渊博，著述鸿富，被清初四川总督李国英尊为“东川文献”。这首诗八句，四句写景，四句抒情。“初回尘世梦，忽报晓钟鸣”，是说禅寺的晓钟，惊破了尘世之梦，“欲知深省意，试听此间声”，则是在劝说世人，要懂得深刻自省的人生道理，就多听听这定慧寺的钟声吧。
既然，定慧晓钟，如此富有魅力，那么，定慧晓钟的钟，而今安在呢？
据当年老人加快，定慧寺的鸣钟，共有一大一小两口，且各在一处。大钟，位于大雄宝殿与天王殿之间，重约四五吨，用铁链子吊在一棵大黄桷树上，旁边吊有一个巨大的木杵，专门供撞钟之用。小钟，约莫只有大钟的一半，并不在四重大殿范围之内，而位于原青龙阁旁边一棵高大的黄桷树下，但没有配套的敲打工具。显然，定慧晓钟，是指大钟而言。
解放后不久，大钟的铁链子取消了，钟体立于地上，定慧晓钟也再没有响起过。1958年大炼钢铁，定慧寺的大钟，被人当作毛铁，交给炼铁炉，化作了铁水。
基于人们对定慧晓钟的眷念，这次复建定慧寺时，特意把定慧晓钟的大钟悬挂在临江的青龙阁上，定慧晓钟的城市记忆，从此再次复活。
谁是镇江王爷
好了，现在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迈入定慧寺景区吧。
我们现在站着的这条小路，是一个古老的青石小道，上通青龙嘴，下边长江边，是前往定慧寺的必经之道。大家注意到了，在通往定慧寺的石径两边，各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左边的叫王爷庙，右边的叫江西庙。
王爷庙，因供奉镇江王爷而得名。以前四川重庆各地，凡水汇码头，往往都有王爷庙。长寿，除定慧寺的王爷庙外，江南街道的扇沱场和洪湖镇称沱场，都有王爷庙。
定慧寺的这座王爷庙，以前又叫紫云宫，这是为什么呢？王爷庙中供奉的镇江王爷，是一个金盔金甲，手持钢鞭，威凤凛凛的武将神像，这到底是谁呢？据专家考证，这个被后世奉为镇江王爷的武将，是隋朝人赵昱。
唐朝柳宗元撰写的传奇小说《龙城录》有“赵昱斩蛟”的记载：
赵昱，字仲明，与兄冕俱隐青城山，后事道士李珏。隋末，炀帝知其贤，征召不起，督让益州太守臧剩强起。昱至京师，炀帝縻以上爵，不就，独乞为蜀太守，帝从之，拜嘉州太守。时犍为泽中有老蛟，为害日久，截没舟船，蜀江人患之。昱濯政五月，有小吏告昱，会使人往青城山置药，渡江溺使者，没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属男子万人，夹江岸鼓噪，声振天地。昱乃持刀没水，顷江水尽赤，石崖半崩，吼声如雷。昱左手执蛟首，右手持刀，奋波而出。州人顶戴，事为神明。隋末大乱，潜亦隐去，不知所终。时嘉陵涨溢，水势汹然，蜀人思昱。顷之，见昱青雾中骑白马从数猎者见于波面，扬鞭而过。州人争呼之，遂大怒。眉山太守荐章太宗文皇帝，赐封神勇大将军，庙食灌江口，岁时民疾病，祷之无不应。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显应侯。昱斩蛟时，年二十六。
可见，隋朝隐居青城山的赵昱，能够斩蛟镇江，保障民生，而受到蜀人敬仰，后来被唐太宗封为神勇大将军，开始设庙供奉。唐玄宗避乱四川，又封为赤城王。赤城山，为道教第六大洞天，山中有紫云洞。这就是王爷庙，又叫紫云宫的来历。
王爷庙供奉的镇江王爷，历来是川渝地区水手、船工、纤夫、水上营运者共同信奉的神灵，意在以求行船顺利和江面安全。由于水运与商业关系极大，因而王爷庙也成了商贾奉祀镇江王爷的地方。中国古代流行庙会之说，意思是有庙必有会。定慧寺的王爷庙，由于是供奉镇江王爷的神灵之地，久而久之，也成了人们观景、赏戏、品茗和举办元宵灯会的地方。
其实，过去四川、重庆等地对镇江王爷赵昱的供奉是相当普遍的。几乎家家户户都供奉坛神（石墩上安放一个雕刻的石像），驱邪避灾，保祐平安。坛神的神位写作“神勇大将军显灵侯神位”，旁有“梅山七将香位”，两旁对联是“昔日嘉阳为太守；今朝西蜀作坛神。”
王爷庙前世今生
眼前的王爷庙，从雕花撑弓的刀法和木柱与石墩结合的做法推断，当为明代建筑。从建成直至民国时期，都一直是供奉镇江王爷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学校、工厂内迁至大后方，长寿河街成为重庆的四大工业基地之一，于是，王爷庙被改为秦安纱厂厂房使用。解放后，王爷庙先后被改建为河街粮站、铁木社和私立长城中学，学校停办后，改由群众居住。
王爷庙由大殿、厢房、戏台、耳房合围形成四合院布局，木抬梁与木穿斗结构，大殿两侧为烽火山墙、小青瓦屋面、小青瓦屋脊。复建前的王爷庙，庙门为圆形，围墙有3米多高，白墙黛瓦，高处的墙沿有些许斑驳的彩绘花纹。大屋结构保存完整，为抬梁式木建筑，屋顶有雕花撑弓，雕工精细，线条流畅，由于年代久远，雕木已经呈黑褐色。
由于后期使用功能变更而多次改建，两侧厢房被拆除改建为两层砖结构房屋，戏台及耳房也被拆除改建，大殿主体构件和烽火山墙保存完整，门窗已被改为现代式样，地面也改为水泥砂浆地坪，檐口卷棚吊顶和立面风窗部分残缺与房屋主体相比，围墙保存较为完整，仅西南侧局部缺失。
复建后的王爷庙，已经焕然一新。占地面积1618.1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46.92平方米。其中大殿建筑面积为459.10平方米，戏楼及厢房建筑面积为887.82平方米。整个复建，按照“原有形制、原有结构、原有材料、原有工艺”的原则进行，对柱、梁、檩等木结构，砖、泥、板等墙体，木桷、瓦面、屋脊等屋面，地面、台阶、柱础、围墙等基础，风窗、门窗、吊顶等装饰构件等等，进行了全面的维修，确保按照原有砖木结构恢复原貌。
王爷庙四周有封火山墙，又叫马头墙，作用就是防火隔断，避免火势蔓延。古人按“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将防火山墙做成五行的造型，王爷庙的封火山墙造型为水波浪形，既有防火的寓意，具有江水起伏的美感。
复建后的王爷庙，进口处共有三道门，两边为侧门，中间为大门。大门高悬“王爷庙”匾额，匾额下方有这样一副楹联：
王气肃然，镇一带江流，平风静水；
庙门仰止，传千年香火，曜日蒸云。
上联，写王爷庙的功能与贡献。“王气肃然”，是说王爷庙的建筑形式与内部设施，规模宏大，制作精工，气氛庄严肃穆，颇有王者气象，令人肃然起敬，甚至望而生畏。“镇一带江流”，是说王爷庙的作用很大，镇住了浩浩汤汤的长江水，让洪水不至于泛滥成灾。“平风静水”，是说因为王爷的保佑，阴风怒号化成清风徐来，波浪汹涌变得波澜不惊，保障了长江航运的平安顺畅。
下联，写王爷庙香火之恒久兴盛。“庙门仰止”，是说王爷庙大门高大雄伟，王爷功德无边，值得令人景仰。仰止，仰慕之义，源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古语。“传千年香火”，是说人们敬重王爷的保佑之功，长年祭拜，香火不断。“曜日蒸云”，极言香火之炽盛。曜日，喻香火之光芒映射日出；蒸云，喻香火之气势让天上云彩蒸腾。
从大门进去，就是戏楼，结构为全木抬梁式，屋面为歇山顶，翘角飞檐，十分夸张，而屋脊中间塑有中堆（居中而高耸），宝瓶造型，中堆两边各有一龙向瓶而戏，为二龙戏珠图案，屋脊两端塑有鳌鱼造型。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苍龙兴雨，鳌鱼游海，都与水有关。古人为防止火灾，多在屋脊上塑有带水的灵兽来保护，从建筑风水学上来讲，显然有防火的寓意。
戏楼台子高大宽敞，木、石、砖结构，布局呈“凸”字形，正中上方有形若扣锅的拼板彩绘藻井和倒板，曾经是人们逢年过节唱戏观戏的地方。四合院的中间，是一个开阔的天井，天井两边是左右厢房。
从天井登上几给石阶，便是气势不凡的主殿，是供奉镇江王爷的地方。按照四川、重庆王爷庙的构建风格，这里的镇江王爷依然金盔金甲，手持钢鞭，完全是一副威凤凛凛的武将形象。
江西庙
由通往定慧寺的石径与王爷庙毗邻而居的建筑叫江西庙。
说到江西庙，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江西离长寿山远水阔，怎么会有江西庙呢？
中国古代有十大商帮，其中江西商帮是最早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一支。北宋时期，江西商帮开始兴起。明清两代，赣商与晋商、徽商鼎足而三，活跃在全国。特别是长江流域各省，当时有“无赣不成市”之说。当他们有了一定经济实力后，就把江西老乡网络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造庙供神。从此，江西庙为往来江西籍商人、乡人提供了一个中转、歇息、聚会的场所。因此，江西庙又叫江西会馆。
其实，江西庙在长寿的兴建，还有一个重要背景。作为湖广填川的移民之地，长寿人的祖先，其实很多都是江西人，原因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由此可见，江西庙在长寿应该是很有地位的。
江西庙大殿里纪念和供奉的西晋治水专家是许逊。许逊，字敬元，三国东吴时出生于江西南昌，早年以孝、悌、忠、信教化乡里，深为乡人尊敬。西晋太康元年（280年）举孝廉，出任蜀郡旌阳县（今四川德阳）的县令，在旌阳十年，居官清廉，政绩卓著，人称许旌阳。许逊东归故里后，时逢彭蠡湖（今鄱阳湖）蛟龙为害，水灾连年，许逊率领众弟子，足迹踏遍湖区各地，不仅为江西治水，还到湖南、湖北、福建等地斩妖除魔，消除水患，赢得人民的广泛尊崇。许逊斩蛟治水，受历代朝廷嘉许和百姓爱戴，誉为神功妙济真君、忠孝神仙，最后成为民间信仰的神仙之一。
江西庙，又叫万寿宫。据记载，许逊在136岁时去世，传说全家42人“拔宅飞升”。许逊死后，为了纪念他，当地乡邻和族孙在其故居立起了“许仙祠”，宋真宗赐名并亲笔提“玉隆万寿宫”。这就是万寿宫的来历。万寿宫的名字，显然有褒扬许逊健康长寿，永祐民生的意思。
长寿的河街，紧邻长江而兴，曾经是渝东地区长寿、垫江、梁平三县物资流通必经之地。青龙岭一带，紧邻码头，是河街最繁荣的商业集市。而明清时期，江西经济发达，经营瓷器、茶叶、大米、木材和丝绸的江西商人行走全国。于是，长寿河街自然吸引不少江西商人来此经商。久而久之，江西商帮不断壮大，江西庙应运而生。
长寿的江西庙，原有规模不亚于王爷庙。据当地长者回忆，江西庙的大门，紧临长江边。首进是高大的山门，二进是华丽的戏楼，最后才是气势恢弘的大殿。后来，由于历史变迁，山门和戏楼，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大殿一间大屋子，面积约200平方米。这座大殿，曾经是长寿铁木社的车间，后来隔成民居。不过，粗大的横梁和木柱仍在，雕花镂刻清晰可见，文物专家通过房室结构与雕花花纹综合分析，断定江西庙为明末清初建筑。
眼前复建的江西庙，其实，只是原有江西庙的大殿。该建筑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按传统工艺进行修缮，古建筑构图的“三段法”（台基、墙身、屋盖）为古建筑的基本构图手法，建筑多就地取材。木构架多采用穿斗结构和抬梁结构，两端墙用“穿斗”，中间用“抬梁”。江西庙屋顶上面那个叫中堆，宝瓶造型，两边有封火山墙，是典型的马头墙，作用也是防火隔断，避免火势蔓延。
江西庙大门两边，悬挂着这样的楹联：
面佛而居，迎送一帆风，慈雨遥连赣水；
积财以德，瞻望千里月，清辉遍洒渝州。
这副楹联，渲染出一种浓浓的怀旧情绪。
上联，写江西庙的周边环境与历史渊源。“面佛而居”，是说江西庙紧邻定慧寺，居灵异之地脉，受佛法之护祐。“迎送一帆风”，写江西庙俯临长江，迎来送往，舟楫便利，且都一帆风顺，事事顺达。“慈雨遥连赣水”，是讲长寿与江西的历史文化渊源，意思是定慧寺的佛家慈雨，与江西赣江的流水，形断而神连，不可分割。江西庙，本来是外地人在长寿建立的会馆，经此一说，觉得江西与长寿，赣江与长江，山水相连，血脉相通，已经没有他乡与故乡的分别了。
下联，赞美江西人以德经商，如千里明月，辉洒巴渝大地。“积财以德”，讲的是经商智慧。盖经商之道，在舍不在得，要度己于度人之中，赚钱于让利之中。“瞻望千里月”，写经商之德，当如明月之皎洁，晶莹澄澈，纤尘不染，辉光远播，朗照人间。“清辉遍洒渝州”，是对江西商人功德的赞美。江西，实际是重庆移民的祖源地，江西人行商于重庆，泽惠大众，如同千里月光，遍洒巴渝，这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大殿中央，为许逊端坐塑像，袍服宽大，道貌庄严，慈眉善目，令人肃然起敬。
天风海涛石刻
紧靠江西庙的临江石壁上，从右到左，赫然镌刻着四个大字：“天风海涛。”落款为“考亭朱子笔”。
这四个字，可以说大有来头，它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朱熹。
长寿定慧寺，曾经悬挂“天风海涛”的匾额。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寺观》记载：
定慧寺，治东。宋绍兴中建，明洪武中重修。榜天风海涛四字，考亭朱子笔。甲申之乱毁，康熙七年重建。
这个记载表明，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年）重修定慧寺时，定慧寺悬挂着一块“天风海涛”匾额。匾额的书写者是“考亭朱子”。考亭，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区的建阳市潭城街道考亭村，是朱熹晚年居住和讲学之地，朱熹也被称作考亭先生。朱子，是人们对朱熹的尊称。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长于福建。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朱熹是儒学领域继孔子之后最有影响的人物。
朱熹题写的“天风海涛”匾额，曾经悬挂于定慧寺，无疑给定慧晓钟的景观增色不少。虽然，随着定慧寺的衰落，这桢珍贵的匾额早已不知去向，着实让人引为憾事，但是，作为朱熹的墨宝，“天风海涛”匾额悬挂于定慧寺的背后，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很值得人们去探究。
朱熹题写的“天风海涛”四字，一般认为取自南宋名臣赵汝愚《游鼓山》的“天风直送海涛来”。其实，唐代著名制琴大师雷威制作的古琴上曾经刻有篆书“天风海涛”。宋朝曹勋（1098—1174年）《松隐集》卷二十九更有“天风海涛助潮音，普闻四众及一切”的诗句。
可见，朱熹题写的“天风海涛”四字，既写了定慧寺的山川形胜，又写了佛法的普度众生。这样的匾额悬挂在定慧寺，实在是太贴切不过了。
人们不禁好奇，朱熹一生不曾到过四川，怎么会为长寿的定慧寺题写“天风海涛”呢？这里，不得不提到朱熹与长寿籍大学者谯定、渊的学术渊源。
谯定，是出生于长寿的宋代著名易学大师。谯定的得意门生刘勉之，既是朱熹的启蒙老师，又是朱熹的岳父，也就是说，朱熹是谯定的再传弟子。
渊，是南宋后期著名的易学大师。渊早年，曾经远赴武夷问学于朱熹，堪称朱熹的得意门生。渊学成归来后，执掌涪州北岩书院达二十多年，授徒甚众，对朱熹学说在四川地区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朱熹的文集《晦庵集》，至今保留着朱熹晚年写给渊的三封信函，师徒情深，溢于言表。
可见，朱熹与长寿的渊源，始而因谯定而受惠于长寿，终而因渊而施惠于长寿，这种学术上的传承关系，在长寿与朱熹之间建立起了一条特殊的文化纽带。对于一个与程朱理学有着特殊学术联系的蜀中名县，朱熹为长寿定慧寺题写“天风海涛”的匾额，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寺门石牌坊
游览了王爷庙和江西庙，沿着青石小径上行，很快就到了定慧寺大门石牌坊。
这座牌坊，全由粗大的条石砌成，由于日晒风割，石头有些风化，牌坊上方的长方形图案，曾经镌刻有“定慧禅寺”类似的字样，现在已经完全剥蚀。石门两旁的门柱上，原是一副楹联，上联余下“照佛法”三字，下联余下“培人”二字，、除此五字，其余字迹已经漫灭不清。
现在，定慧寺大门石牌坊的两边石柱上，悬挂了这样一副楹联：
定在心，慧在净，此岸空余定慧寺；
长于文，寿于和，众生尽得长寿乐。
楹联的作者，虽然不为人知，可是，书者却非常有名，他就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
这副楹联，悬挂于定慧寺入口之石牌坊，扼寺庙之咽喉，具统揽之功用，实为定慧寺众多楹联中的冠冕之作。整副楹联，从“定慧”二字入手，以“长寿”二字落脚，既有定慧寺废弃空置之感叹，更有长寿人幸福快乐之祈愿，立意之高，迥异恒流。
上联，写“定慧”之内涵，惜寺院之冷清。“定慧”二字，是佛教文化的灵魂。佛教主张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戒、定、慧“三学”，是人们修道成佛的三个步骤，三重境界。“定在心”，是对“定”的内涵揭示，意思说关键是“心”要安定寂静，不受外扰。《金刚经》的名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说的心定。禅宗提倡禅定，核心就是讲心定，难怪禅宗又叫心宗。“慧在净”，是说要达到智慧的境界，必须做到心地净洁，一尘不染，不为任何世间烦恼所动。这里的“慧”，仅仅理解成当今普通的“智慧”，其实是不准确的。佛教所说的“慧”，叫般若智慧，又叫三藐三菩提，即超出一般人理解的无上智慧。“此岸空余定慧寺”，是对尘俗世界生死未了的感慨。此岸，指有生有死的境界，就是还没有解脱的境界，这是相对于脱离尘世烦恼、取得正果之处的涅槃而言。空余定慧寺，意思是白白地留下定慧寺，却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更没有发挥寺庙应有的作用。
下联，写长寿之因缘，寓健康之祝愿。“长于文”，可理解为擅长文化，也可理解为生命长久在于文化滋润。定慧寺，是人文荟萃之地，当然称得“长于文”；长寿，历史上人才辈出，儒释道三教，皆有杰出代表，当然更可以说是“长于文”。文化，能够让人心灵愉悦，而快乐是健康长寿之基，“长于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寿于和”，是说人的健康长寿在于和谐。这是对养生长寿经验的一个概括。试想，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的身心和谐，人的一切皆处于和谐之中，自然少了很多矛盾和冲突，必然增加了很多和美快乐的因素，这难道不会有助于健康长寿吗？“众生尽得长寿乐”，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健康长寿，并享受健康长寿的快乐。乐，是佛教的灵魂。释迦牟尼之所以创立佛教，就是要寻找让人们离苦得乐的方法，皆大欢喜，成为佛教最为核心的使命。
青龙阁
穿过定慧寺的大门石牌坊，就来了青龙嘴的顶部。这，是定慧寺的核心景区，共分为两个小组团。一是定慧寺；一是青龙阁。
在定慧寺山门殿对面、青龙嘴的头顶部，有一大一小，两座阁楼，这就是青龙阁。大阁，按照原有照片维修复原，全木结构，上下三层，巨柱擎空，下宽上窄，底层中为大厅，四周为回廊，可以凭栏远眺。顶层为灰瓦攒尖顶，顶端叫宝瓶造型，即宝瓶顶；翘起的地方，叫翼角，呈飞檐翘角之势。小阁，呈四方形，白墙青瓦，四角翘檐，一共二层，底层宽大，二层缩小，立于底层之上。大阁与小阁，远看一高一低，形成一个整体，近看各为一体，互抱互涵，形影不离。
青龙阁，北面紧靠定慧寺山门和四重大殿，南面俯瞰大江，远望江南诸峰，西边不远处是展翅欲飞的凤山和西崖瀑布。大阁小阁的临江面，用石栏杆砌成一个花木扶疏的小园林，与定慧寺相映成趣，是观江游览之绝佳之地。
现在的青龙阁，是对原有青龙阁的重建。说起青龙阁的来历，一般人已经不知原委。但是，对于年长的长寿人来说，青龙阁却是他们美好记忆中的一个点。
民国三十三年《长寿县志》有这样一段记载：
青龙阁，邑南五里，濒临大江，与白虎头相对峙。清末邑人孙仲山捐资千元创建。旁有小阁，风景优美。阁内题联甚多。
青龙阁，位于青龙嘴悬崖边的最高处，视野异常开阔，悬崖之下是著名的小岩子码头和波涛滚滚的长江，北望陡岩重岗的白虎山，亭阁典雅，花木掩映，江天一览，景色俱佳。
青龙阁的捐建者孙仲山，清末民初长寿江南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银行家、社会活动家和公益慈善家。也许人们想象不到，孙仲山捐资1000元大洋修建青龙阁，正值父亲逝世本人回乡守孝期间。
1908年，弃商从政的孙仲山，已经官居二品道员。闽浙总督松寿认为孙仲山才堪大用，入奏朝廷，以备录用。军机处随即做出重用的安排，准备“遇缺即放”。
青龙阁点缀于青龙嘴上，四檐高翘，翼然若飞，为定慧晓钟增添了灵性，俨然成为江上一景，极得江山之胜，因而“阁内题联甚多”。当时的长寿县令江苏苏州人赵维城，题写了这样一副楹联：
名士五百年，奇灵气脉冲龙阁；
春光二三月，罨画江山接凤城。
这副楹联，看似简单，却并不好解。名士五百年，是相信长寿一定会孕育出英雄豪杰。这句话，是孟子名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浓缩。奇灵气脉冲龙阁，是赞美长寿的雄奇灵异之气，全都集中于青龙阁上。春光二三月，是说青龙阁的风景，以二三月的春光为最佳。罨画江山接凤城，是赞美长寿江山如画，覆盖了整座城市。罨（yǎn）画，本指色彩鲜明的绘画，多用于形容自然景观或建筑物的艳丽多姿。上联言龙阁，下联言凤城，显然有祝福长寿龙凤呈祥的雅意。
青龙阁建成后，成为众多文人登临寄兴、写诗抒情之地。其中，目前仅存的是这首李光蟠的《登青龙阁》：
无限韶光好，黄鸟转枝头。惊起山中客，来登江上楼。
云阴宿窗隙，林影落春流。笑指仙源路，从兹觅小舟。
全诗极赞青龙阁风光之优美，足以引发人归隐桃源的佳趣。其中“云阴宿窗隙，林影落春流”一联，颇得山水神韵之胜。
原来，这栋大楼就是在青龙阁基础上，四周增加了框架，上面增加了屋顶而建成的，青龙阁一直被包裹在大楼里面。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了五十年代青龙阁的相片，苏式建筑的位置，就是青龙阁。经过狮子滩发电厂老员工的现场指认，文史专家确认，青龙阁并没有撤除，而是成了苏式建筑的“心脏”。
现在，苏式建筑已经撤除，青龙阁大阁得以在原有基础上重修，胜景重辉，诚为盛事。一副新写的青龙阁楹联，悬挂在阁柱之上：
杰构蔚风云，遥观白帝城雄，黄牛滩险；
大江流日夜，忽觉红尘事邈，翠浪声高。
这副楹联，既写景观之雄奇壮伟，又写佛理之高远幽深，为青龙阁增色不少。
上联，由青龙阁之伟构，联想到长江三峡之壮丽景观，美在气势，妙在想象。“杰构蔚风云”，谓雄伟恢弘的青龙阁，独具风云之气，饱历时代之变。杰构，出类拔萃之建筑。蔚，本义为茂盛，引申为众多。风云，既指自然界之风云，也指风云变幻之世事。“遥观白帝城雄，黄牛滩险”，是说青龙阁的豪迈气象，不能不让人遥望东边的白帝城和黄牛滩，其雄其险，与青龙阁似有一比。遥观，不是眼睛的遥观，而是内心的观想。白帝城，在瞿塘峡口，历来以雄浑著名，且为兵家必争之地，李白有“朝辞白帝彩云间”之诗句，杜甫有“白帝高为三峡镇”之咏叹。黄牛滩，在西峡陵东，宜昌城西，为长江上的著名河滩，历来以险恶闻名，民歌流行“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的歌谣。
下联，由奔流的长江起兴，相对于江水的奔流不息，而人的生命却是如此短促，不能不让人大彻大悟。“大江流日夜”，源自南朝诗人谢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的名句，此处直接引用，状眼前景物。“忽觉红尘事邈，翠浪声高”，意在发人生感慨。忽觉，不是忽然感觉，而是忽然觉悟，相当于佛教讲的顿悟。红尘事邈，是说人世间的事情，往往转眼成空，毫不可靠。邈，本义为遥远，引申为模糊不清，甚至虚无缥缈。好一个“邈”字，如同佛教的“空”，说透了人生的真谛。翠浪声高，则相对于人生渺茫而言，人世虽然邈不可控，而江流天地，波涛声高，永不停息。相对于大自然，人，其实非常渺小，人生，也是十分渺茫。
这副楹联，上联写景，而重联想，重气象。下联写意，而借景达意，景中含情。为景与情合，楹联运用了色彩搭配的手法，白、黄、红、翠，分别形容古城、险滩、尘世、波涛。在对偶上，本联也颇有特色，既做到了惯常的上下成对，又采用了特别的当句作对。“白帝城雄，黄牛滩险”与“红尘事邈，翠浪声高”，既上下相对，又当句成对，增强了楹联的艺术感染力。
定慧寺概览
离开青龙阁，我们即将进入今天游览的高潮，参访定慧寺。
站在定慧寺山门殿前，我们需要对定慧寺的历史做个了解。
说起定慧寺的历史，可以用古老、厚重、辉煌等词汇来形容。也许，刚来定慧寺的游客，会对这三个词汇的评价表示怀疑。那么，我先给大家勾勒一下定慧寺的轮廓。
定慧寺始建于何时？因何而兴建？来到定慧寺，首先应该了解这两个问题。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定慧寺从创立至今，已有具有1200年历史，是当之无愧的千年古刹。定慧寺的创建，与唐代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柳宗元有渊源关系。
定慧寺，旧名定慧院。大致以明朝初年为界，之前叫定慧院，后来叫定慧寺。按照佛教寺院的规制，院本是寺的局部，故称院的寺庙，一般比称寺的寺庙规模稍小。名称从定慧院到定慧寺，似乎与寺庙的规模扩大有关。
人们很难想象，长寿定慧寺的兴建，会与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有某种联系。
柳宗元（773—819年），生活于中唐时代，位居中国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列，与韩愈并称“韩柳”。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初，因参与王叔文永贞革新而被贬为永州司马达十年之久的柳宗元，再次受到排挤，被贬为广西柳州刺史。
柳宗元到任后，发现当地百姓有病不医而迷信鬼神、巫术，滥杀禽畜，甚至不治等死，致使人口减少，田地荒芜，禽畜难以繁殖。针对这种愚昧落后的习俗，柳宗元主持修复了被焚毁约百年的大云佛寺，利用佛教戒杀的主张和讲究大中之道的教义，引导百姓去掉滥杀牲口的陋习，结果，“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
当时的长寿，名叫乐温，也有柳州这种信鬼不信医的陋习，带来了与柳州相同的社会问题。原来，长寿老百姓有病则信奉鬼神，“谢医却药”，这种陋习与柳州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盛行滥杀牲畜之风，而且“用人为牲以祭”，以致当地“大蒙其害，民用鲜少，生字不蕃”。在今天看来，这种陋习可以说愚昧至极，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长寿，却十分盛行，屡禁不止。
长寿的地方官，为此很是犯愁，但又不知所措。正是受到柳宗元治理柳州的启发，长寿才以兴建定慧院为契机，实行了一场“以佛易鬼”的移风易俗，用佛教的义理来教化民众，推进社会进步。
到了宋代，定慧寺经历了一场由律改禅的重大变革，且得到南宋最有成就的皇帝宋孝宗的批准。
据宋代著名文学家晁公遡《定慧院记》一文记载，“今乐温有浮图祠曰定慧，其见以律自名。”可见，从唐朝中叶到南宋初期，定慧院都是律宗寺庙。但是，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定慧寺发生了有史以来的一件大事：革律改禅。从此，定慧寺从弘扬律宗改为传承禅宗。
晁公遡《嵩山集》卷五十《定慧院记》，披露了定慧院这样的信息：
一则，定慧寺借修行戒律标榜自己，有意用严苛戒律把众多信众拒之门外，而寺庙保有众多田产，僧侣因拥有财产而娶妻生子，并子子孙孙继承庙产。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发挥寺庙教化民众的作用，反而比不教化民众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则，长江中下游一带修行禅宗的寺庙，戒律没有律宗那么严苛，因而参与修持者更多。如果将定慧寺革律改禅，延请道德高尚、精通佛典的住持其间，让其向大众说法，并从行动上率先垂范，这就很容易起到辅佐国家教化民众的作用，对于长寿的民众而言，肯定会有很好的鼓励作用。
三则，定慧寺革律改禅的建议，得到时任涪州知州的赞同，并上奏朝廷，最终获得宋孝宗的朱批，于是从淳熙元年（1174年）起，定慧寺由律改禅，并指定吉祥寺住持了鉴禅师，统管定慧寺的僧人，接管定慧寺的佛教事务。
定慧寺的律改禅，并非一个偶然事件，其实是唐末以来禅律相分、禅律相攻、革律为禅这一历史大趋势的一个缩影。继晚唐五代而后，宋代的禅宗已经完全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支持定慧寺“革律改禅”的宋孝宗赵眘（音shèn），不仅是禅宗的信仰者，更是禅宗的庇护者。
定慧寺的由律改禅，是大趋势的直接产物，是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必然结果。这次变革，对定慧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定慧寺，从始建到今天，一共修建了多少次，这是一个需要了解的问题。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定慧寺至少经历了六次修建和维修。
第一次兴建，应该是唐朝中叶，大约为公元820年左右，受柳宗元治理柳州的启发而兴建，意在“以佛易巫”，移风易俗。
第二次修建，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年），长寿县志有记载。
第四次重修，是明朝朱元璋洪武年间（1368—1398年），明末清初因战乱而毁，长寿县志有确载。
第五次重修，是清朝康熙七年（1668年），长寿县志有记载。直到解放初，废弃不用。
第六次复建，是2016年，复建完成的定慧寺建筑面积1407平方米，由山门殿（49平方米）、天王殿（205平方米）、大雄宝殿（338平方米）、藏经楼（192平方米）、南厢房（396平方米）、北厢房（227平方米）组成。现在已经修葺一新，重新问世，再续香火。
作为禅宗寺庙，定慧寺培养过哪些杰出人才，这也是个重要的问题。一般来说，著名寺庙，往往龙象辈出。定慧寺培养的僧才中，最有贡献和影响的是山晓本皙（1620—1688年）。
山晓本皙，长寿魏氏子。初从长寿定慧寺出家，后游学江南，成为宁波天童寺密云圆悟弟子木陈道忞的得意门生。顺治年间，与师木陈道忞同赴北京，为顺治说法。后道忞南归，山晓本皙仍留京师说法，被顺治皇帝奉为国师。山晓本皙住持北京的隆安寺，顺治皇帝万机之暇，常以步辇幸其寺，就坐论道，几如宾朋。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顺治皇帝最为宠幸的董鄂妃在承乾宫病逝，年仅22岁。山晓本皙为董鄂妃主持法会，为董鄂妃超度。董鄂氏死后追封为皇后，与顺治合葬清孝陵。
山晓本皙南归后，凡五坐道场，最后住持天童寺长达十四年之久，因天童寺是明末清初中国佛教的中心道场，山晓本皙因而成为清初著名的佛学领袖，与黄宗羲、钱谦益及众多江南名士交往甚深。
山晓本皙著有《宗门宝积录》，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著作。由顺治状元、顾炎武外甥徐文元写序。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定慧寺在长寿佛教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居于重要位置。至少从明朝开始，定慧寺就设有“僧会司”，相当于宗教事务局或佛教协会，说明定慧寺历来是长寿县的宗教管理中心。同时，定慧寺历来是长寿县“习仪朝贺之所”，即举办各种朝拜庆贺活动的地方。
听了对定慧寺的初步介绍，也许，你会满怀兴趣，想走进定慧寺，去直接触摸它的古老、厚重和辉煌吧！好吧，让我们一道步入定慧寺。
山门殿
定慧寺前后四重大殿，第一座就是山门殿。山门殿，显然具有门的功能，故其建筑体量，一般都没有其它几重殿那么大。
这里，大家也许会有疑问：明明是寺庙大门，为什么不叫寺门或者庙门，而叫山门呢？这是因为，寺庙一般多建于山上，所以寺院的外门叫“山门”。其实，在巴蜀地区，过去一直有以山名代称寺名的习惯，称某某寺庙，叫某某山，在人们心目中，山即是寺，寺即是山。如巴南的天心寺，又叫莲花山；南岸的慈云寺，又叫狮子山；梁平的双桂堂，又叫万竹山。
山门殿，又称为三门殿，一二三的“三”。这是因为，山门殿都是由并列的三扇门组成。中间一扇大门，叫空门；两旁两扇小门，面对寺庙右边的门叫无相门，左边的门叫无作门，总称“三解脱门”。
解脱，即自在之义。门，即法门（途径）之义。意思是说，经过解脱痛苦的这三种途径，就能够证得菩提，走向涅槃的境界。
其实，“三解脱门”，是三种进入解脱境界的智门。
空门，就是空解脱门，告诉人们万象皆空，因而不可执著于空虚的世界。（万象皆空，不可执著于空）
无相门，又叫无想门，强调一切事物皆无相，而又无不相，因而告诉人们不要执著于相。（万物无相而有相，变换不定，何必执著于相）
无作门，又叫无愿门，或无欲门，告诉人们既然万象皆空，诸法无相，就应该无所爱染愿求，否则徒生烦恼。（作，指欲望之发生。）
山门殿匾额下的两个门柱上，悬挂着这样一幅楹联：
古寺弘深，藉龙岭凤山，辟开净土；
天风浩荡，助晨钟暮鼓，唤醒苍生。
上联，写定慧寺之佛法弘深与地脉特出，是难得的清净之地。“古寺弘深”，是对定慧寺佛教地位的恰当评价。弘深，犹言博大精深。定慧寺的创建，与柳宗元治理柳州的策略有关，南宋由律改禅，得到宋孝宗的支持，朱熹题赐“天风海涛”匾额，历代高僧辈出，清初从定慧寺出家的山晓本皙，后来成为顺治皇帝的国师。长寿的佛教管理机构，一直设立于定慧寺。抗战前后，又是中国水电工业的中枢。言其“弘深”，良有以也。“藉龙岭凤山”，讲的是定慧寺的地脉，具有坐拥青龙而遥望凤山的特点。藉，凭借、依凭之义。龙岭，指青龙岭，原是黄草山的一条支脉，宛若青龙盘旋，从走马岭逶迤而来，左为龙溪河，右为桃花溪，奔至长江边戛然而止，形成陡峭的青龙岭。凤山，在青龙岭桃花溪对岸的铜鼓坎上，一脉入江，如同凤头，两侧山崖排列，如同凤凰两翼，遂有凤山之名。“辟开净土”，言定慧寺乃青龙岭上一方清净之地。辟开，是营建寺庙的生动说法。净土，指清净国土、庄严刹土，狭义专指西方极乐世界，演化为中国的净土宗。这里的“净土”，相对于俗世而言，就是指的寺庙。
下联，写定慧寺弘扬佛法，教化众生离苦得乐的贡献。“天风浩荡”，表面看是写定慧寺高踞青龙岭上天风怒号的非凡气势，因朱熹题写的“天风海涛”匾额曾经长期高悬于定慧寺，但深一层理解，则“天风浩荡”实是定慧寺佛法弘深的形象说法。“助晨钟暮鼓”，写“天风浩荡”的作用。助，增益之义。晨钟暮鼓，指寺庙中早晚报时的钟鼓声，可以用来形容寺院僧人的生活，也比喻可以使人警觉醒悟的佛理。“唤醒苍生”，指佛法让大众告别妄想痴迷而幡然醒悟，获得内心的欢喜清凉。
山门殿的门槛，有三道门。按照佛教的规矩，进寺院时，走哪个门要看你在哪个门的位置。人在左边，就走左门，先迈左脚；人在右边，就走右门，先迈右脚。那么，如果人在中间，怎么办？是不是应该走中门呢？历来信众进入寺庙，一般不走中间门，都选择走边门，这是为了表示对佛祖的恭敬、谦卑。
特别提醒，寺院的门槛，绝对不要踩，否则，非常罪过。因为，山门殿的门槛，如同佛祖释迦牟尼的肩膀，脚乃肮脏之物，用肮脏的脚踩圣洁的肩膀，你们说是不是罪过呀。
进入山门殿内，左右两边供奉着哼哈二将，凶神恶煞，威风凛凛。面对寺庙方向，左为哈将，右为哼将。在佛教中，有两位护法有功的金刚大力士，一位叫（吽hǒu形），另一位叫阿形，本是保卫佛国的夜叉神（相貌丑陋而富于勇力者），用今天的中国话讲，就是把守山门的两位警卫大神，或者叫两位把门将军。后来《封神演义》根据佛教守护寺庙的两位门神，附会而成两员神将，即（鼻）哼（口）哈二将：一个能够鼻哼白气制敌；一个能够口哈黄气擒将。哼哈二将的出现，其实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神仙文化融合的产物，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例子。
大家注意，哼哈二将的雕塑，都是上等柚木材料，从非洲的刚果进口。其实，一会大家会看到，整个定慧地的雕像，都由柚木雕刻而成。
天王殿
跨出山门殿后门，是定慧寺的第二重大殿，叫天王殿。山门殿与天王殿之间，为两梯台阶，两边各有一棵黄桷树，右为大黄桷树，左为小黄桷树，给寺庙增添了别致的景观。
一般来讲，寺庙在天王殿之前，都会有左钟右鼓的设置。而定慧寺，既无鼓楼，也无钟楼。长寿八景之一的定慧晓钟，现在悬挂于青龙阁上。
来到天王殿前，首先我们会看到大门两边的楹联：
袒怀见佛心，愿众生涤虑息机，炼定性根同我笑；
怒目开天眼，看此地卧龙翥凤，护持灵境靖波平。
上联，借弥勒之袒怀，愿众生之欢喜。“袒怀见佛心”，正面写弥勒佛之特点，是说弥勒佛袒腹大笑的样子，彰显出人人本有快乐心性。按照佛教的传统说法，弥勒佛是未来佛，是释迦牟尼的法统继承人。袒怀，指袒露胸怀，面带微笑，饱含慈悲，是弥勒佛的最大特点。见佛心，即显现觉悟快乐之心性。见，要读作“现”。佛心，是人人本有，个个具足的清净快乐心性。“愿众生涤虑息机”，是对大众告别执念，获得内心清凉的期望。涤虑息机，指洗尽尘俗之想，平息机巧之念，滋养一颗无我执无他执的清净心。“炼定性根同我笑”，是希望众生佛性重现，大彻大悟，清凉快乐。炼定，修炼到不可动摇的程度。性根，指人人本有具足的觉悟快乐心性，即佛性。按照佛教的观点，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得成佛。同我笑，像弥勒佛一样忘却尘心，开怀大笑。
下联，引四大天王之法力，祈长寿百姓之平安。“怒目开天眼”，写四大天王金刚怒目，张开洞悉天地万物之锐眼。怒目，是四大天王的标志性动作，与弥勒佛的袒腹大笑，表情各异，却同含慈悲。天眼，是佛教所谓肉、天、慧、法、佛五眼这一，又称天趣眼，能透视六道、远近、上下、前后、内外及未来等。天眼，其实就是“智慧之门”、“灵魂之窗”，即成佛之心。开，这里有开启众生成佛智慧的意思。“看此地卧龙翥凤”，写定慧寺面对凤山、坐拥青龙的地脉优势。“护持灵境靖波平”，写四大天王保佑长寿百姓平安。护持，保护扶持。灵境，指庄严妙土，吉祥福地，此处指定慧寺所在的江山胜境。靖，安静，平定。波平，指平息洪涛，福泽百姓，因定慧寺滨临长江，历史上洪水泛滥，沿江群众多受灾难。不过，此处之“波平”，似可作深一层解读，世人名利心切，常如洪水滔天，要想修炼成佛，难道不需要平定心波吗？
欣赏完楹联，就可步入天王殿了。天王殿，又称弥勒殿，正中供奉着弥勒塑像。
弥勒菩萨，释迦牟尼弟子，南天竺人。按照佛教历史的记载，弥勒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既定接班人，也就是“未来佛”，释迦牟尼圆寂后，弥勒菩萨接班，就叫弥勒佛了。雕塑中的弥勒菩萨，袒胸露腹，慈眉善目，大腹便便，笑容可掬。有一幅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就是赞扬弥勒菩萨的。其实，按照佛家的解释，天王殿正中的弥勒菩萨，一幅喜笑颜开，乐不可支的样子，饱含着“皆大欢喜”的意思，这正在是佛教的宗旨，表达出多芸芸众生安康快乐的祝福之意。
弥勒佛的两边，就是四大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
佛教认为，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须弥，梵文是“妙高”、“妙光”、“善积”之意，浙江奉化有妙高台。须弥山，即妙高山，宝山。须弥山的四周是大海，海的四面各有一洲（水上陆地）。东方叫东胜神洲，南方叫南赡部洲，西方叫西牛贺洲，北方叫北俱芦洲。四个洲，共同构成佛国世界。
有国土，就必须有镇守。于是，四大天王统率二十八部夜叉大将，镇守佛国一方。四大天王手中所持的法器，象征着风、调、雨、顺。
南方增长天王，手持慧剑，象征风；东方持国天王，手持琵琶，象征调；北方多闻天王，手持宝伞，象征雨；西方广目天王，手握赤龙（蛇），象征顺。四大天王，按照南东北西顺序，根据每人法器不同，就形成了风调雨顺的概念。南东北西，风调雨顺，这就是天王殿四大一天王的布局意图。
弥勒佛身后大屏风背面的塑像是神将韦驮。韦驮又叫韦驮天、韦驮菩萨，是南方增长天王属下八大神将之一，位居四大天王座下三十二部将之首，是佛教的护法神。相传，在佛祖入灭时，邪魔把佛的遗骨抢走，韦陀及时追赶，奋力夺回，因此佛教便把他作为驱除邪魔，保护佛法的天神。从宋代开始，中国寺庙中供奉韦陀，称为韦陀菩萨。供奉韦陀菩萨的位置，在弥勒佛像背后，面向大雄宝殿，表示降魔伏鬼，护持佛法，护助出家人。
大雄宝殿
各位游客朋友，跨出天王殿，巍峨宏伟的大雄宝殿，就在我们的正前方。这是定慧寺的第三重大殿，是整个定慧寺的主殿，又叫大殿。
在天王殿与大雄宝殿之间，共有上、下两个大天井。下面的天井，中间有两棵树：小的是柿子树，大的是桑树。这是从定慧寺修复之前遗留下来的。
从下天井经上天井之间，再到大雄宝殿，要经过三梯古旧的石级，第一道石梯两边，各有一段护墙，仿佛是两道屏风，给大雄宝殿增添了庄严肃穆的感觉。拾级而上，就到了上面的大天井，大雄宝殿就在眼前。
来到大雄宝殿，我们首先会欣赏这样一副楹联：
龙岭晓钟清，洗耳洗心，如是大雄师子吼；
凤山春景丽，悟空悟色，同参般若法王尊。
整副作品，从定慧寺之地脉切入，以佛法之修炼与佛性之重开为归依，别具只眼，境界一新。
下联，由“凤山春色”起兴，引申出对色空的觉悟，可以达到参透无上智慧的境界。“凤山春景丽”，是对长寿八景之一“凤山春色”的赞美。丽，是对“凤山春色”的集中提炼。前人对“凤山春色”曾经有“满目芙蓉锦，一川杨柳风”的赞叹，真是好一个“丽”字了得。“悟空悟色”，是说要从“凤山春色”的景观中，悟透色空不二的真理。色与空，是佛教的两个重要概念。色，是物质的形相；空，指虚幻的本性。《心经》上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告诫人们万象如一，不要有执念，不要起分别心，做到这一步，才能修炼成佛。“同参般若法王尊”，是说大家共同尊仰佛祖，同修无上无边大智慧，达到无上快乐的境界。同参，共同研修参悟。般若，音bōrě，即智慧，但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是如实认知一切事物和万物本源的终极智慧。法王，是信众对佛祖释迦牟尼的敬称。尊，尊崇，信仰。法王尊，可以理解为“尊法王”的倒叙。
眼前的大雄宝殿，是整个定慧寺的核心建筑，也是僧众朝暮集中修持的地方。四重殿中，大雄宝殿是体量最大的建筑物，造型和气势，显得与众不同，特别是位居寺院的中央，四周都有回廊或者殿堂环绕。这种格局，譬如北斗星，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从建筑体量、造型风格和位置选择看，大雄宝殿的地位显然至关重要。
大雄宝殿正中，供奉着本师（本师，根本之师，主要祖师也）释迦牟尼佛的柚木雕像，显得与众不同。释迦牟尼佛雕像两边，站立的是佛祖两大弟子：年老者为迦叶（shè）尊者，年轻者为阿难尊者；大殿两边墙壁为十八罗汉；释迦牟尼佛背后，供奉着是鳌鱼观音,两边为龙女和善财童子。
对大雄宝殿中供奉的这些人物，我们应该有个初步的了解，这对我们理解佛教，理解寺院，应该说很有帮助。
释迦牟尼佛，是佛教的创始人，诞生于公元前565年，比中国春秋时的孔子年长15岁，逝世于公元前486年，享年八十。本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释迦族人的太子，属刹帝利种姓（印度四大种姓的第二等级，掌管世俗权利的国王和武士）。父为净饭王（义为纯净稻米），是迦毗罗卫国部落共和制的领袖；母为摩耶夫人，原为毗邻一个王国国王的长女。佛祖为太子时，名为“乔达摩·悉达多”，意为“一切义成就者”，成佛后被称为释迦牟尼（释迦族出身的圣人），尊称为佛陀（觉悟者），意思是彻悟宇宙、人生真相的人。
迦叶尊者，为佛陀十大弟子之首。生于王舍城（古印度摩揭陀国的国都）近郊之婆罗门家庭。于佛成道后第三年为佛弟子，八日后即证入阿罗汉境地，为佛陀弟子中最无执着之念者。人格清廉，深受佛陀信赖。拈花一笑，就是讲的他和释迦牟尼心领神会的故事，成为释迦牟尼付法藏（释迦牟尼传教之法）的印度禅宗第一祖。佛陀入灭后，成为教团之统率者，并召集第一次佛教经典结集。直至阿难尊者为法之继承者，始入鸡足山入定，以待弥勒佛出世，方行涅槃。
阿难尊者。原是释迦牟尼的堂弟，早年跟随佛陀出家，佛陀五十五岁时，选为常随侍者，相当于贴身秘书，当侍者达二十五年。因为他专注地服侍佛陀，谨记无误佛的一言一语，因此被称为“多闻第一”。佛陀灭度后，第一次结集佛经，由阿难诵出三藏中的经藏，对佛法的流传与贡献，无可替代。迦叶尊者圆寂后，阿难尊者继承迦叶率领徒众宏扬佛法，被后世尊成为“二祖”。
十八罗汉，是指佛教传说中十八位永住世间、护持正法的阿罗汉，由十六罗汉加二尊者而来。罗汉又称阿罗汉，意为自觉者，在大乘佛教中的地位，低于佛和菩萨，为第三等级。他们都是历史人物，均为释迦牟尼的弟子，能断除一切烦恼，达到涅槃境界，不再受生死轮回之苦，修行圆满又具有引导众生向善的德行，是堪受人天供养的圣者。
鳌鱼观音，是观音踏着鳌鱼的塑像。相传，鳌鱼既不像龟也不像鱼，头和龙头有几分相似，却没有龙须，身上背着厚甲，跟龟一样有四只脚。鳌鱼吃人，给人间带来痛苦，被观音闻知。观音用泥人装上倒钩，让鳌鱼吞食，倒钩扎在鳌鱼的肠道四周，疼得就地打滚。观音降伏了鳌鱼，并命令鳌鱼随他去南海修行，鳌鱼点头表示愿意。于是观音菩萨就踏在鳌鱼的背上，往南海而去。为了纪念观音降伏鳌鱼救人痛苦，于是人们就塑造了观音踏鳌鱼的形象来供养他。观音两边龙女和善财童子，是观音菩萨的左右侍。相传龙女是龙王的小女儿，自幼智慧通达，八岁时善根成熟，在法华会上当众示现成佛。为辅助观世音菩萨普度众生，龙女由佛身示现为童女身，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右近侍。善财童子，出生时“种种珍宝自然涌出”，无数财宝与之俱来。后拜谒观音菩萨，得到观世音的教化而示现成菩萨。为辅助观世音普度众生，现童子身，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左近侍。
藏经楼（说法堂）
从大雄宝殿后殿门出来，定慧寺的第四重大殿藏经楼就矗立于高敞的石梯之上。
定慧寺的藏经楼，有这样一副楹联：
玉笈函经，藏于碧霭之中，红尘以外；
青灯伴佛，不问白云聚散，黄葛荣枯。
上联，写藏经包装之精制，储存环境之考究。“玉笈函经”，此四字让人感觉藏经楼中的经典，绝非等闲之物。玉笈，玉饰的竹编书箱。书箱竹编，饰以美玉，可见书籍之神圣，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而佛法的载体，就是藏经，既然是佛教圣物，当然只有“玉笈”才相匹配了。函经，收藏经典。函，本义为舌头之“舌”，引申为盛物之“匣”，活用为装载容纳。“藏于碧霭之中，红尘以外”，是从存放环境进一步强调藏经楼之不同寻常。藏，此处念cáng，隐藏之义。碧霭，青绿色的云气，因藏经楼高耸于青龙嘴上，山林掩映，云气雾霭，似带青绿之色。红尘，本义为闹市的飞尘，借指繁华的社会，佛教引指喧嚣的人世间。这句是说，藏经楼的环境，高耸于浩浩碧云之中，独立于滚滚红尘之外，这显然与定慧寺远离尘嚣、一尘不染的气质相吻合。
下联，写僧人读经修佛之专心，到了不闻世事的程度。“青灯伴佛”，是一个僧人读经向佛的清寂意象。青灯，指光线青荧的油灯。古时寺庙的布制灯罩，颜色呈青色，故名青灯。青灯相伴，通常指脱离尘俗，皈依佛门。伴佛，陪伴佛像，也指陪伴心中之佛。“不问白云聚散，黄葛荣枯”，从对自然世界之变化的浑然不觉，衬托佛教的强大吸引力，既是对藏经楼所藏经典的赞颂，也是对僧人读经求道的称赞。不问，没有询问，不会询问，因为外部的世界与己无关。白云聚散，本是自然现象，而对于没有脱俗的有情而言，这白云的聚与散，往往引起内心的感动，或欢喜，或忧伤，可是对于出家人而言，这一切好像根本没有发生。黄葛荣枯，由定慧寺的老黄桷树切入，同样是自然现象，时而枝繁叶茂，令人欣喜快慰，时而枯枝败叶，让人感怀嗟叹，可是对于出家人而言，这荣枯之变，却全然不知。其实，如果只是这样的解释，还没有领会到这句联语的精髓。不问白云之聚散，黄葛之荣枯，蕴含着僧人已经修炼到家，达到了聚与散、荣与枯的不二程度，也就是没有了分别心，已经达到了成佛的境界。
这副楹联，有两个显著特点。一则，运用了当句对的修辞手法。上联的“碧霭之中，红尘以外”与下联的“白云聚散，黄葛荣枯”，上下之间并不成对，可是他们在当句之中却是佳对。二则，颜色字的巧妙搭配。玉、碧、红、青、白、黄，分别形容书箱、雾霭、尘土、灯具、云彩、树木，让句子更显工丽。这种写作方法，实受古人之启发，杜甫的名句“两个黄鹂呜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十四字中，黄、翠、白、青四种颜色,点缀得错落有致，就是范例。
特别要提醒一下，这藏经楼三个字，好多人不小心都读成“藏（cáng）经楼”了，准确的读法是“藏经楼”，念作“西藏”的“藏”（zàng）。
藏经，是指佛教里的三藏：经藏、律藏、论藏。可是，光这样解释，大家可能还是不太明白。
藏，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先得搞清楚。藏，大致有三层含义。藏，第一层含义是“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摄影的“摄”，就是拿到、吸取的意思，指的是总摄一切所应知之意，就是所有知识都包含在里面。藏，第二层含义为“谙记”。就是牢记于心，诵读于口而师徒口口相传的全部知识。藏，第三层含义是“器”。作为动词用，相当于容纳，即容受所应知之一切教法之意。
那么，藏经所指的三藏，又分别是什么呢？
经藏，佛祖释迦牟尼亲口讲述的经典及其要义，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都属经藏。
律藏，佛祖释迦牟尼所制定的律仪，能治众生之恶，调伏众生之心性，是教团的生活规则，皆属于律藏。
论藏，对佛典经义加以论议，化精简为详明，对佛陀教说加以组织化、体系化的论议解释。
简而言之，经律论，是全部佛教经典的总称。经，总说根本教义；律，记述戒规威仪；论，阐明经义。因此，通晓三藏的僧人，称三藏法师，如唐玄奘称唐三藏。
好了，对藏经的概念有了了解，我们自然就知道藏经楼的用途了。藏（zàng）经楼，是寺院的图书馆，用以专门储藏（cáng）寺院内的一切佛教经典。
寺院为什么要设立藏经楼？按照佛经的解释，“深入经藏（zàng），智慧如海”。寺庙有藏经楼，就像大学有图书馆一样，是修学悟道的必备条件。
藏经楼，又称为法堂，或者说法堂，是寺院藏经、讲经、说法的场所。这就相当于把图书馆当成教室一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的寺庙，藏经楼一般是两层楼，楼上，为藏经楼；楼下，是说法堂。而定慧寺的藏经楼与说法堂，合为一层楼，中间的大厅为说法堂，两边的厢房为藏经楼。
南北厢房
从天王殿，经大雄宝殿，直到藏经楼的中轴线两侧，是定慧寺的南北厢房。
南厢房，俯瞰长江，远望江南，为僧侣和游客休憩之地。
北厢房，分为上下两层，下临桃花溪，北望凤山顶，为僧人食宿之所。
北厢房中间，有一道小门，是定慧寺的侧门。侧门外面，是青石砌就的崖壁。侧门门楣石额“古迹犹存”四字，繁体楷书，笔法圆润，清晰可见。门柱上有一副楹联，上联今存“自第一山来履斯”七字，下联今存“从不二门进升X天”七字。从门柱高度判定，这副楹联应该是上下联各为八字，即斯、升两字后面，还应该各有一个字。
各位游客，这副楹联的完整内容，应该是怎样的呢？大家不妨发挥智慧，来一次“补联”的体验吧。有专家提出，上联的完整内容应该是“自第一山来履斯地”，下联的完整内容应该是“从不二门进升禅天”。禅天，指修习佛教达到的最高境界。
水电摇篮往事
定慧寺，还有一个重要身份：中国水电工业的历史地标。
人们很难想象，这个小小的定慧寺，已经载入中国水电工业的史册，而且是浓墨重彩，大书特书。好吧，让我们一起走入定慧寺的水电时代。
清末民初的“庙产兴学”风潮，让定慧寺很快改成学校，从此，作为宗教场所的定慧寺，一蹶不振，香火渐熄。
然而，随着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众多工商企业随之迁入内地，长寿成为重要工业基地，定慧寺随之华丽转身，扮演了长寿水电开发运筹指挥中心、中国民族水电工业发祥地和中国水电专家摇篮的特殊角色，铸就了定慧寺的水电时代。
追溯长寿水电工业的辉煌，定慧寺功不可没。放眼中国水电工业的历史，定慧寺堪称地标。
长寿水电工业的实质性发展，是从1935年开始的。当年春季，著名水电专家黄育贤首次率员来到长寿，勘测龙溪河、桃花溪、大洪河水力资源，标志着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开发长寿水电工业。
从1935年黄育贤奉命考察长寿水力资源，到1956年7月长寿发电厂总部搬迁到邻封上硐，定慧寺是长寿水电开发的办公场所，很多重大事件的决策运作都发生在定慧寺。
1937年1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龙溪河测量处进驻定慧寺的南北厢房，开始勘测地形、水文和规划。7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筹备处。
1938年6月，正式成立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9月，着手改建桃花溪电站。12月，羊角堡煤气发电所兴建。
1941年1月正式成立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长寿分厂。
1944年9月，萨凡奇来到长寿，由黄育贤、张光斗等陪同冒险考察长江三峡，返回后，于当年11月完成《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
1946年1月，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长寿分厂，改为龙溪河电厂。
1947年7月1日，龙溪河电厂更名长寿电厂。
1948年底，建成四角碑配电所。
1949年12月，长寿解放，长寿电厂由国家接管。
1950年1月，成立长寿水电工程修复委员会，组织对桃花溪、下硐电站的抢修。3月，长寿电厂更名五0五厂，直属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
1954年1月，复建的上硐电站开始发电。8月1日狮子滩电站全面动工。
1955年8月31日，五0五厂更名为长寿发电厂。
1956年5月，决定对回龙寨电站重新设计。7月，因狮子滩电站发电在即，长寿发电厂总部从定慧寺迁到邻封上硐。
如果说，长寿是中国水电工业的发祥地，那么，定慧寺就是长寿水电工业的发祥地。定慧寺，中国水电工业永远的里程碑，堪称中国水电工业的历史地标。
改建桃花溪电站，是定慧寺水电时代的重要篇章。
1938年9月，位于定慧寺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正式成立不久，就开始实施了第一个重大项目：改建桃花溪电站。
1958年3月5日，周恩来总理视察狮子滩水电站时，特别问起“桃花溪电站还在不在。”也许，用今天的眼光看，桃花溪电站发电量太小，没有什么出奇之处。然而，翻开中国水电史，桃花溪电站却是长寿水电的鼻祖，也是重庆最早的水力发电站。
《长寿县经委直属企业志》（1935—1985）有这样一段记载：
民国初年，陈廷杰巡察四川，拟借头硐水力发电。嗣后，派周德鸿、骆敬瞻等人来长寿勘测，并租佃农民土地建筑房舍。鉴于集资困难，未能如愿。
尽管，这次探索因为资金而搁浅，但对20年后桃花溪电站的兴建，无疑具有直接影响。
王绍吉（1897—1961年），长寿江南街道扇沱场人。15岁拜师学艺，学成出师后，与其弟王绍祥在桃花街合伙经营信义布厂。家居桃花溪畔的王绍吉，对桃花溪水电资源情有独钟，决心兴办水电厂。经过考察，厂址最终选择在二硐岩下。1936年，机器运回，由于资金紧缺而被迫停工。一筹莫展之际，王绍吉央求岳父周静潭辗转找到了原籍长寿的天津大中银行董事长孙仲山，由孙仲山入股5000大洋，安装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1937年冬天，长寿第一座水电厂终于建成，装机容量42千瓦，命名恒星电厂，王绍吉任厂长，并开始向城内和河街送电，县城始有电灯千余盏，从此揭开了长寿城内有电灯的历史。当时，长寿名士钟文鼎特地赋诗赞扬：“桃源三洞访神仙，大放光明别有天。不夜城开新世界，应同皓月斗婵娟。”
当时，沿海工业大量内迁，长寿开始成为工业基地，用电需求猛涨，于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于1938年9月接管了恒星电厂，交由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筹备处加以改建扩建，以供急需。
随后，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水电专家张光斗在恒星电厂基础上，进行勘测、设计，重建桃花溪三洞沟发电站。电站装机三台，总容量876kW。1941年3月安装完毕，同年8月，重新建成的桃花溪三洞沟发电站正式送电。这是著名水电专家张光斗设计的第一座水力发电站，亦是中国政府投资修建的第一座水力发电站。
龙溪河早期开发，是定慧寺水电时代的重大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对龙溪河流域进行了长达15年的水电开发，此即龙溪河的前期开发。
龙溪河的前期开发，以著名水电专家黄育贤赴长寿实地考察为起点。1935年冬，经过实地考察，黄育贤提出了开发龙溪河、建设水电站的建议。黄育贤等人的建议，很快获得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核准。
1937年1月，黄育贤再次奉命率领测量队来龙溪河详测地形，研究水文，并由中央地质调查所熊永先负责地质调查，以资精密规划。同年6月，勘测工作完毕。根据勘测情况，黄育贤提出了于龙溪河下游的狮子滩建立龙头水库，在狮子滩、上清渊洞（上洞）、回龙寨、下清渊洞（下洞）建立水电站的四级开发方案。当年7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了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筹备处，黄育贤为主任。
1938年6月，正式成立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黄育贤任处长，张光斗任设计工程师，吴震寰任工程师兼工务长，开始钻探、测绘，并做具体规划和工程设计。
龙溪河四级水电开发工程相当浩大，于是聘请美国古柏工程公司技术人员担任顾问工程师。
在进行四级电站规划设计的同时，黄育贤开始组织建设公路、码头、宿舍等。为解决电站施工用电问题，遂在长江边的羊角堡建立煤气发电所，于1940年12月开始发电。1941年8月桃花溪电站发电后，改由桃花溪电站供应施工用电。
狮子滩电站，是龙溪河水电梯级开发的第一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级。从1938年6月起，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完成了地质钻探、地形测量、方案设计、图样绘制等工作。由于狮子滩电站工程浩大，各种条件均不具备，迟迟不敢正式开工。于是改变四级开发的方案，重点实施下清渊硐和回龙寨两个电站。
下清渊硐（下硐）电站，于1939年10月开工兴建。机组于1944年1月安装完毕，投入运行。这是我国第一次自行设计、制造的当时容量最大的水力发电机组，且被实践证明设计制造十分优良。
回龙寨电站，于1940年8月开始兴建。施工之初，着手修建拦河坝和引水道，到1941年底，因经费不济而停工，1944年完全停建，仅完成拦河坝80%，引水明渠60%，隧洞20%，平水井基本挖完。
修建狮子滩电站，是定慧寺水电时代最为辉煌的乐章。
龙溪河上狮子滩，四级阶梯一水源。
利用层层修电站，功成恰是跃进年。
这是1963年4月7日，朱德委员长考察长寿湖狮子滩电站后写下的诗句。
狮子滩电站是龙溪河水力开发的第一个梯级，是龙溪河全流域开发的标志性工程，更是“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在中国水电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虽然，狮子滩电站的施工现场在龙溪河上，但整个筹划指挥中心却在定慧寺。
1953年，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领导下，由北京水电勘测设计院负责对龙溪河梯级电站的开发，进行全面的查勘和研究。1954年上半年，完成了狮子滩电站的初步设计。
1954年初，随着上硐电站第1台机组的发电，位于定慧寺的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处改组为狮子滩水力发电工程局，在燃料工业部（后改为电力工业部）和重庆市委的领导下，全面开展了狮子滩电站的建设。
北京勘测设计院派出了设计代表组，人数最多时达100余人。苏联则派出了以万德尼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援华专家顾问团。
为了加强力量，狮子滩水电工程局局从吉林丰满水电站调来了筑堤队和大批器材；从福建古田电站调来了打隧洞的技术干部和工人；重庆市也调来了大批干部和工人。工程局在施工高峰时达1万余人，其中技术干部400余人。
狮子滩电站于1954年8月1日主体工程开工，分为大坝、溢洪道、隧洞及厂房三个工区，后来隧洞和厂房分开成为四个工区。
狮子滩大坝的建设方式在中国水电史上有特殊地位，是我国第一座采用堆石坝坝型的水电站大坝。时有“北有小丰满，南有狮子滩”之说，可见，狮子滩电站与小丰满电站，构成了中国水电史上的双子星座，璀璨夺目，交相辉映。
在狮子滩电站规划和建设的前后，整个龙溪河流域的梯级开发也在快速推进。
上硐电站于1950年8月复工，1954年1月5日正式并网发电，移交长寿电厂管理。
回龙寨电站于1955年开始着手续建，第一台机组于1957年11月发电。第二台机组于1958年底发电。
下洞电站的扩建工程，于1957年8月正式开工，增大了引用流量和电站装机容量。
1950—1958年间，四川建设的水电站（包括扩建、改建）共14处，装机29台，总容量116658kW，其中长寿龙溪河梯级水电站占总装机容量的91%，其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些水电工程的运筹、指挥、管理中心，都在定慧寺。
水电专家摇篮，是定慧寺水电时代的重大贡献。
在长达20年的集中建设期间，定慧寺一直是长寿水电工业的领导中枢，因而成了新中国水电专家的摇篮，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水电建设人才。
纵观中国水电工业史，对中国民族水电工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黄育贤、吴震寰、张光斗、李鹗鼎、覃修典等老一辈水电建设专家，都是从定慧寺走出去的。
黄育贤（1902—1990年），江西省崇仁县航埠镇袁坊人。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清华大学留美学生赴美国留学。1933年回国，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专员、专门委员，授少将军衔。长期担任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筹备处、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狮子滩水力发电总厂的主要负责人，还负责当时全国大后方水电工业的领导工作，主持长江三峡水电工程的前期筹备工作。1945年7月，国民政府在长寿定慧寺成立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全国水电工业最高领导机构），黄育贤出任处长。1947年赴东北主持抢修吉林小丰满水电站堰堤工程。建国后，黄育贤先后出任中央燃料工业部水电工程局局长、总工程师等重要职务，并任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吴震寰（1901—1949年），四川省荣县人，吴玉章（公元1878—1966年）独生子。1919年冬，吴震寰入法国格林诺卜电气专门学校。毕业后，先后在法国、苏联任水电工程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来到龙溪河水电工程处任工程师。全国解放前夕，吴震寰在成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49岁，留下四个幼小的儿女，转由父亲吴玉章哺养成人。
张光斗（1912—2013年），江苏苏州常熟市（今属张家港市鹿苑街道）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得两个硕士学位。1937年回国，赴龙溪河水利发电工程处工作，任设计课长兼设计工程师。同年9月，主持重建桃花溪三洞沟发电站。同时，主持上清渊硐和下清渊硐（下硐）电站的设计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兼任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科研院院长。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主席团成员。
李鹗鼎（1918—2001年），天津人，生于北平。1936年9月李鹗鼎考上清华大学土木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土木系。1943年6月赴英国伦敦威廉哈诺工程顾问公司进修。1946年6月回国，在龙溪河上清渊硐水电站工程下担任工程师、工务课长。解放后，任燃料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处长，电力部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1954年初，狮子滩电站的建设全面开展，任四川狮子滩水电工程局总工程师。1995年，获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覃修典（1909—1994年），原籍湖北省蒲圻县，出生于湖北武昌。1928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34年获清华大学公费赴美留学，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学系水利专业硕士学位。1937年回到祖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任龙溪河水电工程处工程师和龙溪河上清渊硐水电站公务所主任，主持回龙寨水电站工程的施工。1956年，任电力工业部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曾连续当选第一、第二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第五和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除了这些水电专家之外，以定慧寺为中枢的长寿水电工业，还涌现出了一批发商英模群体和全国劳模，培养了大批水电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先后向全国电力系统输送管理和生产技术骨干1150人，还对外培训生产技术人员800多人。
萨凡奇计划
谈长江三峡水电工程，不能不谈定慧寺，因为，定慧寺曾经是中国三峡水电枢纽工程的筹划中心。
完成三峡水电工程第一个设计方案《萨凡奇计划》，是定慧寺水电时代的重大贡献。
当时全国水电工业的很多重大事件，都与定慧寺结下了不解之缘。关于长江三峡水电工程的“萨凡奇计划”，就是在定慧寺起草完成的。
萨凡奇，是世界级高坝专家。20世纪40年代，萨凡奇已在美国已成功设计建造了60座大坝，当时世界上四个最大的水坝，都是萨凡奇设计的。作为誉满全球的坝工专家，萨凡奇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先后担任了瑞士、印度、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家水电工程顾问，并成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顾问。
1944年，日军在中国、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屿各战场上均遭受致命打击，胜利的天平逐渐向盟国倾斜。于是，重庆国民政府为了战后的复建，开始着手制定五年工业发展计划。5月10日，萨凡奇乘美国军用飞机从印度飞抵陪都重庆。
萨凡奇迅速赶到位于定慧寺的龙溪河水力发电总处，对桃花溪、龙溪河进行了实地考察。
萨凡奇来到中国时，已经是六十三岁的老人。在别人眼里，他是个古怪的老头。高个儿，大块头，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沉默寡言，除了谈工作，什么也不谈。据曾在长寿陪同他的水电专家陆钦侃先生的描述，萨凡奇“很认真，很老实，很严肃，不爱说话。但是没有权威的架子。”他唯一的爱好和乐趣，是早上起来在定慧寺附近的山上散步。
正当萨凡奇在定慧寺安心撰写桃花溪、龙溪河勘察报告时，萨凡奇得到了在中国政府战时生产局担任顾问的美国对外经济局工程师潘绥（G.R.Pascha1）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利用美国贷款建造三峡水力发电厂及还款拟议》的经济报告。提议由美国贷款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在三峡地区修建一座装机容量为1000万千瓦的水电站和一座年产量500万吨的化肥厂，工程完工后以向美国出口化肥的方法还贷。
萨凡奇对三峡电站极感兴趣，再三要求前往视察。当时宜昌已为日军占领，日本飞机经常轰炸三峡，情况非常危险。萨凡奇执拗地说：“生死在所不惜，三峡一定要去。”他对一直陪同他的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处处长黄贤育说：“我不要你们承担责任，我写一个遗嘱给你，万一我回不来，就寄给我妹妹（萨凡奇没有子女，其时夫人已谢世）。”
资源委员会将此情况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致信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防司令吴奇伟（1891—1953）中将，要他负责萨凡奇考察三峡的安全。吴奇伟出于一个军人对不怕死的人的敬重，决定亲自陪同萨凡奇考察三峡。
9月20日，萨凡奇由吴奇伟将军和黄育贤（兼翻译）、张光斗、吴震寰等陪同，从定慧寺旁边的长江码头乘轮东下，前来鄂西抗日前线西陵峡实地考察。
第二天下午，轮船抵达西陵峡口东端之平善坝后，萨凡奇一行舍舟登岸，旋即投入紧张而又危险的考察活动。斯时，中国第六战区军队对盘踞宜昌的日军展开历时3个月的夏季攻势刚刚结束，峡江两岸的硝烟尚未散尽。萨凡奇不顾生命危险，冒着日军飞机可能的轰炸和扫射，由平善坝至石牌，沿途对峡江两岸的山川地势进行了为期10天的详细查勘。
萨凡奇日出而出，日没而归，翻山越岭，横涉沟壑，手执地质锤，或俯击岩石，或登山远瞰沟溪，并拍下许多照片，获得了宝贵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萨凡奇的三峡实地考察，是在惊险中度过的。在勘测过程中，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的工程师钱光宗，就不幸坠江陨命。
返回长寿定慧寺后，萨凡奇根据对长江三峡及支流的初步考察，在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工程总处内，由黄育贤、张光斗等人协助，率同二十几个技术人员，将考察所获得的各项资料，结合缴获的日军航测的三峡地形图，昼夜进行研究、计算、设计，历经40余天，于1944年11月编写出《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著名的《萨凡奇计划》。
这是我国第一个有关长江三峡水力资源开发建设的设计方案。整个报告译文凡16节，包括水库、拦河坝、溢水堰、泄水道、引水道、厂房、尾水道和船闸等内容，洋洋3万言。
萨凡奇在南津关至石牌之间地域选定了三峡电站坝址，预计坝高225米，总装机容量1056万千瓦，工程建成后兼有防洪、航运、灌溉的功能。
虽然，萨凡奇计划只是一份供工程人员对三峡计划继续调查、测量、钻探及研究时作为参考的初步报告，但饱受战火煎熬的中国人依然从这份报告中看到了中国战后经济复兴的一线曙光。不仅是中国方面，美国官方也对此计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当时正在重庆，在翻阅了萨凡奇计划后旋拍电报回华盛顿，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并向中方表示“深信美国政府将会尽力协助”。
萨凡奇计划完成一年之后，萨凡奇两次来到中国，住进长寿定慧寺。1946年2月，萨凡奇前往印度视察巴克拉水利工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电邀他于回美途中，再度来华商讨三峡水力发电工程设计事宜。3月26日，萨凡奇由印抵渝。29日，前往长寿定慧寺的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在定慧寺，萨凡奇审查了资源委员会关于龙溪河上清渊硐及狮子滩电站的修改计划。而对于三峡之钻探、航空测量、坝址地形测量，及其他资料之搜集，萨凡奇均有详尽之指示。
当时，日本已经投降，长江三峡的南津关，再无日军轰炸之虞。
4月3日，满头银发的萨凡奇由黄育贤处长陪同，从长寿乘“民武”轮东下，到当年因战事未涉足的南津关一带视察第四号坝址东岸地形地质。随后，萨凡奇一行复乘轮溯江西上，到石牌视察第一号坝址两岸地形地质，然后顺流而下，凡在第二、三、四号计划中拟用为进水道或尾水道之东岸沟溪，均一一进行深入考察。
回宜昌前，萨凡奇还到南津关西岸的石子沟视察，他又对黄处长说：“该沟宽广深长，可供第二、三、四号计划尾水道之用。”石子沟又名鹅石子沟，与葛洲坝隔江相望，数年后，新中国一代建设者们也看中了这块宝地，于80年代在这里崛起了巍峨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为推进三峡水闸计划的顺利实施，萨凡奇不顾旅途劳顿，旋东下南京、上海。4月19日，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黄育贤处长代表中国资源委员会与美国马立森公司签订了关于三峡计划坝址钻探合约。
今天的三峡工程，并未建在萨凡奇规划的石牌至南津关之间，但萨凡奇计划在当时却大大地推动了三峡的前期勘测等工作。
汉墓群遗址
定慧寺所在的河街青龙岭，从很早开始，就是长寿的人文荟萃之地。定慧寺、王爷庙、江西庙、青龙阁、龙溪河水电工程总处、叶家大院等，几乎覆盖了整个山岭。尤其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叶汉墓遗址的发现，让青龙岭的人文历史变得更加悠久而厚重，也为人们了解长寿历史曾有的辉煌，提供了确切的依据。
定慧寺第四重大殿藏经楼的后面，有一个隆起的小山和古墓，几株高大的黄桷树，枝繁叶茂，横撑天际。黄桷树的虬根龙须，或纵横于小山，或穿行于古墓。登冢而视，东南面江，西北负城，左右山势环卫，江水涌流，四望开敞，风景幽绝。
小山上靠南边的二株黄桷树，树冠略显枯颓，根须开始外露，造成墓土崩塌，古墓的轮廓日渐外露。墓后数十步，有一座普通的小土屋，且有小径相通。奇怪的是，土屋的墙基和小径的路阶，都是用古墓的画砖砌成的。
原来，墓前的穹窿孔道，早已颓去一段，于是，当地居民就把这些厚实且艺术的画砖用来做墙基和路阶。汉砖早已出土，移作日常之用，老百姓也许习以为常，而对于文人雅士，则会感到异常惋惜。
1944年12月4日，长寿文化人士程耕道先生发现了定慧寺可能有汉墓的情况，遂赶紧向当时的长寿县长鲜炽贤报告。鲜炽贤，湖北巴东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军人出生的鲜炽贤对此相当重视，决定开掘古墓，对文物古迹实施保护。1945年3月9日，长寿县成立古物采掘委员会，推定鲜炽贤兼任主任委员，前清进士、时任参议员张宾吾任副主任委员，县参议长黄佛公、参议员黄楚樵、乐群中学校长曹既生、国民党长寿县党部书记长邹延哲、青年团干事长程蜀龙为常务委员，由程蜀龙兼总干事。经过商议，决定于3月18日开始组织发掘，并指定参议员黄楚樵、卫生院院长顾苏人、教育科长刘明敬、青年团干事长程蜀龙联合组成监视小组，监督现场发掘。
发掘的第一天，由于工作量大，只向墓穴推进了1米左右，所见文物还不多。发掘的第二天，进入墓穴约2米，遗物出土最多。第三天后，入墓穴愈深，而遗物愈少。
发掘时，开始从墓穴外的堆土直掘而下，很快就挖出一条排水沟，其设置目的显然是为了坟墓内排水。掘进近1米时，到了墓门砖壁处，发现一部分残存的砖块。掘土深1米多的靠砖处，均系红砾石，石质比较坚硬。将残存的砖块取下，排去积土，即见墓底。墓底仍以砖块平铺底面。殉葬遗物，随处可见。
最引人注目的是陶俑，排列左右，背靠墓壁。面面相对，立坐各异。钟缶等较大的器物则居穴中，羽觞碎片则随处皆是。墓中曾发现人牙二牙，头盖骨一块。其余瓦灶、陶禽、陶畜、陶案等器物，则杂置于前后上下，或正或斜，或彼此叠压，位置散乱。瓦缶及五铢钱等出现时，偶有鲜丽的朱色物相伴而出，应该是下葬时使用了朱砂。墓壁最深处，仍以画砖阻塞为壁。
发掘从3月18日开始，经过6天忙碌，于23日发掘完毕。
负责具体发掘的程耕道，在完成发掘之后，起草了《长寿定慧寺汉墓发掘报告》。该报告对出土文物的情况，做了详细罗列。
整个出土的文物，分成两大类：墓砖和明器。
墓砖，可细分为三种。第一种墓砖，铸有“富贵万世昌”字样，几何影型花纹。此种砖块，均作墓中穹窿顶及圆拱部分，故两端各作凸凹之公母接榫，左右侧又作上高下低之梯形，以牢固其衔接。文字花纹均系阳文。第二种墓砖，铸有“君宜高迁益年增寿”字样，大泉五铢钱及几何花纹，四面方整，无公母接榫，作墓中穹窿之墓壁及平铺底面用。第三种墓砖，全属几何花纹，四方无接榫，用于墓底。前两种墓砖，多吉祥语，殊为可贵。
明器，即冥器，分为五种。第一种器皿，包括瓦灶、陶案、羽觞、瓦豆、陶钟、陶罐、陶洗、刻纹瓦缶等。第二种禽畜，包括陶鸡、陶鸟、陶禽、兽头、陶马等。第三种陶俑，共出土14躯，有执杖者，戴冠者，执物者，抚琴者。其釉则有褐、赭色，光泽夺目，甚为可爱。第四种冥屋，一顶长四寸，两面有瓦沟形，又有不辨名之圈形残陶圈二圈，用于装饰。第五种金属，有汉五铢钱4枚、货泉1枚、破铜残片数片、铁器1支。
长寿定慧寺汉墓遗址的成功发掘，在处于抗日战争最为关键时期的大后方，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次发掘工作，引起了旅居重庆的马衡、董作宾、卫聚贤、王献堂、徐文镜等国内学术权威的重视，并得到他们的指教。
长寿的考古人员根据已经出土的汉代砖墓（如江北延光四年墓砖）的花纹风格与文字形象，以及明器形制，陶器质料及钱币等遗物分别比较、综合研究，推测出这座古墓应该是汉墓。
1945年3月28日，发掘工作刚刚完成没几天，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特别致函起草发掘报告的程耕道，对定慧寺汉墓的发掘，表现出浓厚的学术兴趣：
顷得来书并汉砖拓本敬悉。长寿发现汉墓，据所示情形似尚完整。内有五铢货泉等钱，其时代必在西汉末东汉初（当在公孙据蜀时）。瓦灶、陶案及瓦俑、禽畜之类，皆明器也。长颈瓶，疑呈钟。其形作状，乞图以见示。汉代铜器，往往于器之带围上刻细浅之文字，此二种不审有之否？须洗净谛视之。墓砖拓三纸，其实祗二种。“君宜高迁”二种同文而范不同。其一曰“富贵万事昌”（富贵二字反文），其一曰“君宜高迁”“益年曾寿”上四字亦反文，“曾”即“增”字，中直出头，而两旁范损，故不易识耳。大泉五铢，古无此钱，盖五铢指重量而言，汉书所谓“重如其文”也。王莽时有“大泉五十”，此云“文泉五铢”，盖以钱为图案随意为之耳，于钱币学上毫无关系也。此项古迹于地方文献大有关系，若听其散失或残毁，则发现之时，即其毁灭之日，殊可痛心。先生好古博雅，谅具同情，宜搜集遗物，悉数由民众教育馆保存。其冢墓构造，亦宜绘图，亦建筑学之资料也。略贡愚见，并采择而专复。
董作宾，字彦堂，著名考古学家，甲骨学专家，时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随后专门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及郭沫若（鼎堂）合称“甲骨四堂”。
卫聚贤，著名考研学家，曾主持发掘南京明故宫，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王献堂，国内著名的考古学家、图书馆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于文物古迹多有研究。
徐文镜，著名金石学家，于古文字学造诣极深，著有《古籀汇编》巨著，集三代秦汉以来金文、甲骨、大小篆之大成。
汉代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代。《长寿县志》所载，汉代遗迹甚少。定慧寺汉墓的发掘，说明长江沿岸，当时已有居民，且有昌盛的文化，对于考知汉代巴渝地区的生活状况、文化风俗、葬仪制度等，可以说大有裨益。
虽然，定慧寺的汉墓发掘只是一座，但并不能说当地的汉墓只有一座。事实上，定慧寺应该隐藏着一个汉墓群。
程耕道在《长寿定慧寺汉墓发掘报告》中，已经对这里汉墓群做出了推测和判断：
今就此冢观察，其东南面有以石累积一壁。据故老相传云：“此石壁中，本亦同此墓穴，因恐立陇崩下，碍及屋宇，乃以石累而障之”。此言颇近情理，且周围多同类砖块嵌入土中。更以全冢测之，此墓仅占全墓四分之一弱，而墓门适当冢边，或系群墓亦未可知。
程耕道的记载说明，定慧寺已经发掘汉墓东南面的石累墙壁，是为了防止里面的古墓堆土崩颓而危及房屋安全，以石累墙，实际上就是修一壁堡坎。而根据当地老人的说法，石壁里面还有古墓。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周围多同类砖块嵌入土中”，说明附近曾经有类似的汉砖出土。
程耕道关于定慧寺存在汉墓群的推测，显然是有道理的。从国内汉墓发掘的大量情况看，一般地说，西汉前期流行土坑墓、土洞墓、空心砖墓、木椁墓，单人葬；西汉后期出现石室墓、砖室墓、壁画墓，开始流行夫妻合葬。到了东汉，砖室墓普及全国各地，画像石墓、画像砖墓和崖墓在山东、四川等地广泛流行，并流行家族几代合葬。
可见，东汉时期一个家族几代人合葬于一地，已经广为流行，定慧寺的汉墓，不大可能是孤立的墓葬，而应该是一个墓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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