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上的材料原是无穷无尽，纵横历乱的布满在各人的旁边，随你要多少是多少。可惜我们只知道要他，却总不肯捋起袖子去收拾他。鸟笼的门虽开，而大家依然麕聚在笼中，啁啾自乐，安度囚牢的生活，放着海阔天空的世界而不去翱翔，这是何等的不勇啊！
——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
2003年开始，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从蔚县出发，经历了15年的岁月，每年夏天这个班都会汇聚一群年轻学者，一起研读文献，田野考察，展开密集讨论。在田野与讨论中，引发深度争论与思考，也收获学术友谊。
8月20-27日，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遂昌县人民政府合作主办，浙江大学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遂昌县文广新局等单位承办的“2018年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在浙江省遂昌县开班。
研修班遴选了来自哈佛大学、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芝加哥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外著名高校、科研机构的20余位青年教师、博士后、博硕士研究生参加，他们来自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学等不同专业，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近20位学者担任研修班导师。研修班还邀请遂昌的学者王正明老师与罗兆荣老师介绍了本地的人文历史与文献收集情况。
刘志伟教授指出，我们的基本办法还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不只在图书馆，还要到乡村去、到田野中去。不仅要在田野中找资料，更重要的是要在田野中解读，在田野中理解。这种方式与传统历史学的区别，最根本的还在于不把国家、文化和制度等看成是不言而喻的存在，而从“人的活动、行为、生存策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以及人们怎么跟各种的自然条件、国家制度打交道”的动态过程出发，去理解历史。
但是，当我们面对田野的时候，如何能够从建筑、形象、口述、仪式多种材料中听得到、看得到人们的历史；当我们收获田野文献的时候，如何能解读出其中的国家制度与社会逻辑；在某个区域的研究又怎样可以放在大历史的思考中进行比较和讨论。针对这些思考，研修班安排了十二场演讲，从不同角度入手，展示了学者们对于如何结合田野与文献进行研究的实践与思考，导师与学员们也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2018年中国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开班合影（王永曦拍摄）
回顾与传承：从妙峰山到遂昌
研修班于8月21日开班，开班仪式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志伟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委托院长助理韩笑老师致开班辞，遂昌县副县长李建霞女士代表遂昌县人民政府致欢迎词，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主任科大卫教授作主旨发言。
2010年韩城第八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前排中间是赵世瑜教授（贺喜提供）
研修班把集中讲解、文本阅读和田野调查相结合，让师生共同讨论、互惠共赢，这是特别自然的学习方式。十几年来，研修班是“游牧”的，田野选在哪里，研修班就开到哪里。对于一个认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者来说，田野是他们的圣地。前几天在贺喜老师的朋友圈看到了历年来参加研修班的导师们的照片，照片中大家风华正茂，如今，岁月沧桑了诸位的容颜，而当年的研修班学员，已经成长为授课导师，从中我们都能体会到一种感动，体会到新老学人是如何守护这个传统，去传承学术的薪火。
科大卫教授在主旨发言中提到了几个机构合作的长远历史。早在研修班创办之前，我们就开始以类似的方式跑田野。这缘于我们这一群朋友发现，如果没有一点田野经验，要读懂对方的研究，是很困难的；于是提议不如到对方的研究点去看看。一开始我们的规模很小，后来萧凤霞教授从香港大学、耶鲁大学，筹集了部分经费，于是开始了暑期的研修班。赵世瑜教授英勇地承担了组织者的任务，一干好多年，是名副其实的老校长。
科老师说，非常高兴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合作，同样也很高兴，还在这个主题之下，与遂昌县的民俗文化论坛结合。回想顾颉刚先生他们当年上妙峰山，就是要从民俗的活动中了解民众的生活、意愿、动力以及社会的组织。他们在中山大学创立民俗周刊。现在我们在遂昌，遂昌就是大家的妙峰山。不过，带大家跑的人，不是我们这几位了，带我们跑的人是杜正贞老师、贺喜老师以及我们的导师团队。这个导师团队里，几乎全部是我们第一期的学员，有些当年还是非正式的学员。现在我们的故事也到了另一个阶段，我希望我面对着的年轻诸位中，未来也有一位顾颉刚。
回想顾颉刚先生他们当年上妙峰山，就是要从民俗的活动中了解民众的生活、意愿、动力以及社会的组织。他们在中山大学创立民俗周刊。
考古遗址看社会历史过程：浙江考古材料的介绍与解读
研修班由导师带来十二场专题演讲，演讲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学者们对于如何结合田野与文献进行研究的实践与思考。
演讲的部分由浙江考古所研究员郑嘉励开场，他以武义县明招山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地的考古为主题，提出“江南无族葬”的认识。与北宋中原地区吕夷简、富弼、韩琦、吕大临等家族墓地重视礼仪、形制规整的特点相比，江南的家族墓地各墓之间往往相隔很远，很少几代族人葬在一处。南宋吕祖谦家族作为两宋之际南渡的士大夫宗族，可视为在江南实现族葬的实例，在江南墓地礼仪形制的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与南宋士大夫家族墓地在地化的趋势不同，南宋六帝陵则是从河南巩县北宋皇陵严格照搬的“祖宗故事”，按照河南的平原埋葬形式，而非依山就势起陵。明代帝陵在制度上并非来自两宋的中原传统，更多的体现“江南传统”。
嘉兴城区图，图中红线内为嘉兴子城
乡里制度与村落社会
浙江大学傅俊研究员接续唐宋乡里制在制度上变化的讨论，尝试展现出南宋乡村聚落的实态。如何利用残缺不全的历史信息，最大程度的复原史实原貌？学界研究往往把乡民的日常生活分解于组织制度、阶级结构、农村经济、市镇商业、婚姻家族、社会生活等各个不同的分区界限中予以考察，如何对南宋村落社会作出更贴近历史事实的描述和解释？傅教授以《夷坚志》的一则记载“徐五纳税”出发，描绘出一位南宋普通人纳税的情境。
《夷坚志》，宋代著名笔记体志怪小说集，名取《列子·汤问》“夷坚闻而志之”之意，占《二拍》篇幅一半
文字对乡土社会的改造
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贺喜教授的演讲以文字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为中心。科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兴趣起源于早年的天地会研究，他发现天地会组织架构的凭借，是一张小小的纸——腰凭（即“洪英”），大多数不识字的参与者在少数识字者的操作下，通过这一文本建构起一个虚拟的共同体。科教授对文字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认识，受到人类学者WalterJ.Ong、JackGoody研究的启发。需要了解，没有文字的社会、有一点文字的社会、与人人识字读书的社会有很大不同，了解其中的转变是困难的。在完全没有文字的社会，知识是如何传播的？Ong坦诚地说，他连去哪里找资料都不知道！后来他去分析希腊神话的模式（神话架构）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中国乡村，常能见到把知识连到一个口头架构的现象：譬如，唱木鱼的歌，鱼的不同部位联系到不同的故事；唱一年十二个月所开的花，从而联系到每月发生的事。同样，研究者利用的谱系，也是类似的架构。问题是，一条自远而近的直线型的结构可以通过背诵（口头）记忆，但十几代的祖先，每一代有几个儿子，这种多线型得结构如何用可以用口头表述出来？所以书写的族谱与口述的族谱在结构上就不一样。
很多地方都经历了海南岛这种从无文字社会到被文字改造社会的，只不过海南像一块活化石一样让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这个过程。学者们的研究已经破除了宗族必然作为一个血缘群体的扩大，它是用一套血缘的语言来建构社会，宗族可以是地缘的，也可以是跨地缘的。宗族是一种制度，制度是被发明出来的，所以有它本身的历史。
科大卫教授、贺喜教授在海南（陈春声拍摄）
在田野中阅读文献：契约文书与排日账的搜集与解读
复旦大学刘永华教授的演讲讨论账簿文献这类史料的性质、研究史与未来研究的可能性。历史学的研究对文献的依赖程度很深，不同类型的材料，往往决定了学者能够做什么样的研究。不同文献是在各自的社会过程中产生的，用同一种社会过程背景下产生的史料做这研究会更为直接，他称之为“正面处理材料”。契约文书的作用是处理日常生活的人际交涉，而账簿在契约文书的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然而，不能把账簿完全作为一种经济史料来处理——韦伯就把记账这件事本身视为一种文化产物，不是所有人都回去记账的，记账本身也不全是经济理性的表现。账簿研究的社会文化史取向体现了这一类研究的旨趣，如勒高夫（JacquesLeGoff）在对中世纪“道德的簿记”的研究强调，记账进入到宗教仪式中，对人的道德观念也产生了影响，这与明清时期中国盛行的“功过格”有异曲同工之处。其次，如果只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去研究账簿，无法理解其背后的人际关系。波兰尼提醒我们，经济是嵌含在社会中的，因此不能忽视账簿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刘教授认为，每种史料都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账簿研究并不是要强调账簿这种史料本身的重要性，而是账簿和其他文献结合使用，放置到其产生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去理解。账簿研究有可能给一些老议题带来“新惊喜”。
2006年晋城第四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刘志伟教授、张侃教授、刘永华教授读碑（贺喜拍摄）
女性形象与精英表达
台湾交通大学连瑞枝教授与中山大学温春来教授都将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西南，他们二位的演讲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勾勒了自明清至近代当地社会原有的逻辑与架构以及如何与王朝国家的秩序互动。
连瑞枝教授以“历史与田野中的女性形象”为题，讨论滇西北历史中女性因素的影响。连教授在滇西北的丽江、鹤庆、北胜、大理等地开展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男性、女性在仪式中大多分开活动，老妈妈们尤其扮演重要角色：她们组织与男性参加的洞经会相区别的莲池会，组织女性祭神的神谱，其中一些识字者还从事文书的书写，不少庙宇的钥匙就保管在老妈妈的手中。在地方神明谱系中，白姐圣妃、福德龙女、诃帝梨母等带有佛教色彩的女性神明十分繁盛，受到信众顶礼膜拜。这些田野中琐碎的讯息，显示在长时期的历史情境中，佛教与女性在地方历史中的制度性影响。把田野看到的现象放到历史脉络中去理解，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在长时段的历史情境中，滇西北是纳西、白族、彝族、傈僳、傣人等不同族群生活的地区，帝国的土官制度在当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样的架构下如何怎样从内部政治体系的运作来理解族群的形成？她以不同地方的五个故事展开讨论。
连教授认为，过去的很多研究往往以“汉化”的视角看待滇西北改土归流的历史，但如果从地方习惯的角度来谈土司政治，会有不同的理解：当地的亲属制度被土司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来实践。土官的继承往往采用“传贤”制，具体的做法是招亲，也就是人类学所说的“从妻居”。这是一个领地而非血缘的概念，这种婚俗有利于巩固财产，避免势力分散。当他们开始学习汉人建设宗族时，过去招亲传贤的传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女性世系不能没有安顿，因此在传说、仪式乃至宗祠中都留下了女性角色的位置。在讲述祖先故事时，由于女性（及其背后的妻舅势力）传统的巨大影响，其故事的逻辑也与一般的汉人社会有所不同。我们往往很难看懂土司“混乱”世系背后的故事，这是因为他们带入的是汉人社会的血缘、父系等逻辑；当把女性因素置入土司传统中去理解，则会发现这只是研究者的误解。
遂昌县图书馆阅读族谱（贺喜拍摄），左手居中是连瑞枝教授
田野与理论：关于市场形成的思考
田野中的历史学
黄志繁教授的演讲以村落为主要研究对象，指出古村落中有许多历史学知识是课本上没有的，需要在田野实践中加以掌握，才能更好地理解古村落的历史。大家都知道明清科举功名有生员、举人和进士三种，但实际上，在田野中，还经常会遇见“乡进士”、“乡贡进士”、“贡元”等称呼，需要仔细加以鉴别；要特别注意的是，要注意区分明清官制中的实职和虚衔，目前在乡村中见到的很多“大夫第”、“司马第”都是清代捐纳制度的产物；阅读族谱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知识，包括房、堂名、谱字号、欧体、苏体、大宗谱法和小宗谱法等；古村落中的建筑有一定的规式可寻，具备基本的乡村古建知识有助于我们迅速判断古建筑的年代和性质，对了解古村落的历史非常有帮助；古村的对联和匾额用典比较多，如果熟悉《诗经》和古人常用的诸如“蟾宫折桂”、“梁孟齐辉”等典故，就比较容易理解。
受“华南学派”的影响，许多人认为田野考察的基本模式是“进村找庙，进庙找碑”，这样的总结虽然很简练，但是，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进入古村落中开展田野工作，应重点开展以下工作：首先，观察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如果有重要河流经过，就必须考虑商业和货运问题；其次，要对传统时代村民生计进行初步了解；再次，应将重要的建筑物进行大致编年，力图通过对村落中的重要建筑物进行编年，来掌握村落基本的历史；最后，要特别注意的是，了解单个古村落的历史根本不是历史学家下田野的目的，把单个古村落的历史和大历史联系起来，并和目前已有的关于大历史的叙述进行对话，才是田野考察的意义所在。
2003年黄志繁教授、张小也教授、杜正贞教授在蔚县（贺喜拍摄）
族之大事，在祀与讼
深圳大学张小也教授用她十几年来在湖北接触过的族谱等文献以及自己的个案研究成果，介绍了自己对于明清以来区域社会秩序与民事习惯的形成过程、族谱中有关诉讼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反映出来的宗族与地方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思考。
张教授在讲座的最后强调，她所讲述的内容很多都是已经形成的结构性认识，然而作为历史研究，不能离开历史的脉络，所以这一切都要落回到地方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历史人类学训练的目的。
1928年，九十年前，立志在乡土中、田野中为民众书写历史的一群年轻人创办了《民俗周刊》。这一届的研修班开班仪式上，刘志伟老师说：“我们这样跑田野可以追溯至更早。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内地学者与香港学者合作，行走香港新界。九十年代则在珠江三角洲及福建莆田平原等地组织田野调查。这一学术传统的制度化的成果，就是2003年第一届研修班的举办。2003年带队的这几位，那时四十多岁，跑了12年，六十岁了，于是大家停下来想一想未来怎么做。现在，我们又再出发。但是，这一期，主要是由我们第一期的学员，甚至那时是硕士生，连正式学员都还不是的学者组织的。这次暑期班是我们两代学者的交替，我们有信心年轻的一代学者会继续往前走。”
2018年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既是对研修班传统的继承，也是一次新的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