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普通士兵抗日牺牲应该纪念，但不能因此美化蒋介石。蒋介石集团为个人利益腐败、指挥愚蠢、腐败、虐待壮丁等等原因白白害死很多士兵，如果没国民党上层腐败和指挥混乱为少数人利益不抗日和消极抗日，不会有这么大损失。因此蒋介石集团是罪犯，应该谴责。有些人借着纪念国民党士兵的旗号来美化蒋介石，因此就要揭露。美化蒋介石就像现在的暗娼要卖淫合法就美化以前的名妓一样;现在权贵搞私有化就要美化以前的私有化蒋介石。(一些媒体借纪念老兵的理由，把一些军统特务，内战期间的刽子手也拉出来美化。这就像一个人抗日时候是国民党，不能说因为他抗日过，以后干坏事就没事了共产党抗日干部，有的文革以后被判刑，为啥不纪念呢)
抵抗日本就必须团结共产党发动工农，发动工农就要给减租减息、土改、改善工人待遇，这损害了蒋所代表的大地主和资本家利益，等于分他们财富给工农;且工农组织起来抗日之后有可能推翻蒋介石政权，这会让他所代表的大地主和资本家永远失去财富;抗日会打烂上海等沿海地区，这会危害蒋介石代表的江浙资本家和买办的利益(他们的企业等财富都在上海等地)。对比起来，对日退缩只要把属于普通百姓的利益给日本(割让的利益是普通人的，被屠杀的也是)，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和资本家、英美买办的个人财富不会受到损失，所以就要对日退缩。这就是“宁可做亡国奴，也不能亡于共产党”这话的含义，因为做亡国奴起码能保护个人财富，被百姓推翻就会失去个人的土地和企业，因此对日退缩就是为少数人利益。蒋为少数人利益退缩，壮大日本侵略，这是日本敢于大规模入侵的一个原因。现代买办投降也是这个原因
北伐之后如果不是蒋介石为少数人挑起内战，那么当时团结起来加强国防，搞建设，日本根本不敢入侵，就是因为蒋介石挑起内战削弱了中国国力，使日本干放开胆子入侵(清朝时期日本还没大规模入侵);蒋介石丢失东北，通过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于丢失了华北，这等于壮大了日本的侵略势力，等于变相资助日本侵略，他不断退让使日本侵略的胆量大增。所以，蒋介石的内部压迫和对日退让是日本敢于大规模入侵的一个原因，因此蒋介石要负责。日本开始侵略只是试探，比如918日本内部很多人认为不能成功，后来因为蒋的退让让日本大获成功，日本侵略的单子更大。
抗日之时国民党所谓的会战不过是一直往后退，被日本追着打，国民党统治区域和人口逐渐缩小，不收复领土;而日本人在日本人占领区的解放区不断扩大，统治人口达到9000万，这是收复领土。抗日时期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递，100多名高级将领和50万军队投敌，这些伪军和共产党作战，等于国军帮助日本打共产党;国民政府给伪军发工资;抗日时期虐待死几百万壮丁，壮丁营犹如集中营;抗日时期国民党腐败倒卖抗日物资，压榨百姓导致河南百姓和日军一起打国军;44年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44年国军大溃败，丢失大量领土，造成重大损失，导致美国让苏联帮助打关东军，战后丢失外蒙古和旅大，美苏士兵随便强奸;国民党指挥愚蠢，在武器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和日本死亡交换比为10：1，抗美援朝解放军和美军死亡交换比3：1，白白浪费了士兵的生命;用几十万军队包围延安;太平洋战争之前跟日本谈判要投降。所以国民党是消极抗日，因为他的腐败导致了中国人民不必要的财产和生命损失。
一、为什么蒋介石消极抗日有罪—蒋介石为啥不抗日
1、谁代表人民(看美国记者对国共的评价)
政府要刷新自己，就必须肃清贪官污吏和腐化地主，而这些人都是私自支持蒋的，尽管他们都是支持蒋的，尽管他们都是整个民族力量中的一个累赘。支撑国民党的最大基础的土豪劣绅，蒋介石自己是首要代表。他接受了他们的支持。如果接受国民党政府完全控制争执地区的要求，那就等于共产党把每一个村镇交给腐化的官僚和土豪劣绅，也等于说苛捐杂税、高利盘剥，以及横行霸盗重新出现。——白修德《来自中国的惊雷》。
至今为止，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国民党腐化的地方，他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他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该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是人民脱离古老的苦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他们的利益是和那些为穷困所迫、深受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来自中国的惊雷》
2、蒋介石为个人小集团利益挑起内战导致日本大胆侵略
战争的目的是争夺资源，因此战争本来就是经济行为，那么老百姓造反的内战就是经济分配给少数人，老百姓活不下去造成的，本来应该统治者负责。当时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多数工农过得不好，因此他们要起来土，你不让百姓公决下是否应该土改，反而屠杀百姓，百姓只能反抗，因此所谓内战就是经济问题，是蒋为了保持财富属于少数人、多数人贫困的这种反动的财富分配方式对民众的一种屠杀。
北伐之后的国民党军阀混战，是因为蒋介石想在国民党内搞自己小集团独裁统治造成的—本来大家的军队都是国家军队，他非要把别人领导的军队削减，只保留服从于自己的军队，这是他的罪恶。北伐之后如果不是蒋介石为少数人挑起内战，那么当时团结起来加强国防，搞建设，日本根本不敢入侵，就是因为蒋介石挑起内战削弱了中国国力，使日本干放开胆子入侵(清朝时期日本还没大规模入侵);蒋介石丢失东北，通过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于丢失了华北，这等于壮大了日本的侵略势力，等于变相资助日本侵略，他不断退让使日本侵略的胆量大增。所以，蒋介石的内部压迫和对日退让是日本敢于大规模入侵的一个原因，因此蒋介石要负责。
3、蒋介石为小集团利益不抗日，认为不抗日更能维护少数人利益—为巨大财产人员损失负责
抵抗日本就必须团结共产党发动工农，发动工农就要给减租减息、土改、改善工人待遇，这损害了蒋所代表的大地主和资本家利益;且工农组织起来抗日之后有可能推翻蒋介石政权，这会让他所代表的大地主和资本家永远失去财富;抗日会打烂上海等沿海地区，这会危害蒋介石代表的江浙资本家和买办的利益(他们的企业等财富都在上海等地)。对比起来，对日退缩只要把属于普通百姓的利益给日本(割让的利益是普通人的，被屠杀的也是)，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和资本家、英美买办的个人财富不会受到损失，所以就要对日退缩。这就是“宁可做亡国奴，也不能亡于共产党”这话的含义，因为做亡国奴起码能保护个人财富，被百姓推翻就会失去个人的土地和企业，因此对日退缩就是为少数人利益。蒋为少数人利益退缩，壮大日本侵略，这是日本敢于大规模入侵的一个原因。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所谓内战就是蒋介石为了少数人利益的屠杀导致日本又机会入侵、蒋介石为小集团利益不抗日是一种罪恶，所以蒋对抗日期间超出正常范围的巨大损失应该负责，蒋介石等于帮助日本侵略中国。
下面从美日、国民党以及台湾党外人士的资料看国民党抗日
一、抗战前日本人和蒋介石的真实关系
1928年济南惨案，日本兵用及其残酷的手段虐杀中国人，可是当时《良友》杂志却记载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和日本外侨欢宴的图片。请看图：
下图是1937年1月，日本东京出版日本人写的蒋介石传，说他是“比希特勒、墨索里尼更伟大的人物”，下图是当年的民国《文摘》杂志翻译的日本人写的蒋介石转的摘录：
1940年，日蒋开始暗中媾和，妄图制造远东慕尼黑，于是这个日本人写的蒋传记又在上海沦陷区刊登了
1936年《励志》第4卷第29期：蒋介石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十三日在中央总理纪念周上的讲话，这里主要讲的是“攘外必先安内”，这是铁证：
(这是网友文峰最近从历史档案中查到的蒋介石在抗战前夕(1936年)的讲话记录，是当时的发表件，也是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明证，现公布如下，请读者自己分辨。以上资料感谢网友文峰)
2、从日本历史看蒋介石和日本秘密谈判投降
蒋介石和日本秘密谈判准备放弃东北投降
极右精英秉承某些上层人物的旨意为了抢劫人民到处美化他们的蒋公，他们认为中共说的蒋介石不可信，他们蒋公那绝对是世界第一伟人。既然中共不可信，那我们就看看日本战史里怎样描述蒋公和日本秘密谈判的情况。
泽田茂中将，就当是情况回忆如下：(笔者注：讨论日本侵略中国的国际形势)
毛泽东于1938年8月，在延安就持久战的演讲，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何是持久战可以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其根据何在其结论说：
《大本营陆军部》528页：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博士通过华北临时政府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开展了日化和平工作。据司徒雷登所知，蒋介石以下列八项作为和平条件：
一、首先日本应以蒋介石为对手。
二、应以近卫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和平之基本条件。
三、华北、蒙疆之放工有必要(不意味驻军)。
四、应调整经济合作之范围。
五、文化提携可以进行，应努力改革教科书。
六、日本应以撤军为原则，但华北、蒙疆可暂时保留。
七、为经济提携拟组成委员会。
八、有与欧美维持友好关系之必要。
《大本营陆军部》529—574页：
桐工作(笔者注：日本和国民党秘密谈判的代号)与停战条件
在司徒雷登工作以前，1939年末有自称宋子文者(笔者注：应是国民党情报人员)经人介绍，向板垣总参谋长就日本与就日本与重庆全面和平问题进行了探询。本年秋，参谋本部为此目的曾经派遣中国课(第七课)部员铃木卓尔中佐去香港，因此决定由铃木与之接洽。宋子良当是为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公司的飞机在香港—重庆、香港-河内线上飞行，与重庆容易联系。此项工作称为“桐工作”。
3月上旬，参谋本部主物课(第八课)长白井茂树大佐前往香港，会同铃木中佐，同宋子良会谈。3月14日白井大佐报告会谈结果如下：
一、承认满洲国恐将争执到最后。
二、防共驻兵如作为密约或可成立。
三、调整蒋汪关系将有可能。
四、为促进此项交涉，必要时也可将树立汪政权拖延到最后关头。
桐工作的经过概要
在此以前的12月中旬，铃木中佐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曾要求与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会面，但宋子良以需得其兄子文同意为由，予以拒绝。而此次则是由宋主动要求进行会谈。因此，铃木中佐认为，这可能是反应宋子文或重庆政府的意向。
在第一次会见室，宋子良所谈要点如下。
一、重庆政府继续进行抗战的真意(摘要)是：
1、日本方面破坏陶德曼工作。(笔者注：以前蒋介石和日本秘密的投降谈判)
2、对日本所谓尊重主权、保全独立大有疑问。
3、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举行会谈的态度。
二、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摘要)是：
1、日本入尊重中国之名誉权与主权，则需要有和平的准备，希望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以前即进行协商。
2、中国希望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
3、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提出撤兵保证。
自3月7日至10日，每夜在香港由日本方面准备的东肥洋行二楼，举行日中预备会谈。中方代表，除宋子良与重庆行营参谋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原驻德参赞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章友三外，尚有候补代表侍从室副主任陆军少将张汉年、联络员张治平。双方分别出示证明文件，日本方面是可川畑陆相签发的证明书，中国方面仅陈、章两人持有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笔者注：这里完全证明是蒋介石派出的代表)
6月16日，自重庆回港的宋子良暗示重庆准备接受板垣(笔者注：板垣征四郎)、蒋、汪三人会谈;但蒋介石认为有关三人会谈及和平条件等问题，需要先取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同意，目前尚不能做出确切答复。至20日得到回答。当日，铃木中佐所报告的宋子良回答的内容如下：
一、可以接受板垣、蒋、汪会谈。
三、地点定为长沙。
恰好7月18日滇缅公路被封锁，援蒋物资的运输被切断，美国的通讯社驻重庆记者传说，由于英国封锁了滇缅公路，中国人中关于对日和平问题的议论急剧上升，一般认为战争将在六个月内结束，政府将还还都南京。
桐工作失败：
(我的结论：蒋介石对抗日失去信心，所以跟日本谈判。蒋介石的条件大概是：内蒙和华北可以日本驻军，跟日本共同反共产党，东北伪满洲国默认，更改教科书里抗日内容。对伪满的态度，蒋介石是默认，但觉得公开承认会引起政权崩溃。但他们每次会谈双方对反共没有疑问，这说明蒋日之间哥俩好，他们共同反共也是阶级本性决定的(中日反动派都怕国内老百姓起来共产)，我们看出共产党才是他们真正第敌人，那么谁抗日一目了然。蒋介石当时看不到以后会有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比毛泽东眼光差)因此蒋介石对打败日本没有一点信心，他觉得中国不可能赶走日本，于是他跟日本秘密谈判。
我们可以从最后一段看出，百团大战救了蒋介石，当时蒋介石要谈判，被中共发觉，中共发动百团大战给他带来很大压力，如果他还去，那就可能被公布，而且导致政府垮台。如果没有百团大战，蒋介石可能成为汉奸，名声完蛋。如果那时候没百团大战，果粉现在杯具了。
日本把中共当作死敌，这是共产党特殊性质决定的：因为共产党是帮助穷人分财富的政党，日本当时贫富差距很大，如果共产党发展壮大，那么这种思想就会更大的影响日本穷人，再加上日本本来是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亚洲国家，那日本国内政权就会被推翻(日本战前贫富差距很大，如果不对外侵略，掠夺财富给本国底层一些，那国内就会爆发共产革命，所以他们最怕共产党)。总之，共产党对日本政权致命的，所以日本把共产党当作死敌。那么极右编造的所谓“日本故意放纵共产党”纯属一派胡言。)
三、美日(包括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台湾党外人士)历史看国民党抗日期间表现
1、腐败、指挥愚蠢、消极抗日白白浪费国军士兵生命
2003年10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宋美龄的一些往事(看到纽约时报我就想到公知一定恨这报纸)：作家默爾米勒採訪杜魯門總統時，杜魯門氣得大罵：“他們都是賊，個個都他媽的是賊(They'rethieves,everydamnoneofthem)……他們從我們給蔣送去的38億美元中偷去7.5億美元。你看，你美国主子揭露蒋梅毒，你难受吧连你们美国的主子都说他是贼。
政府要刷新自己，就必须肃清贪官污吏和腐化地主，而这些人都是私自支持蒋的，尽管他们都是支持蒋的，他们都是整个民族力量中的一个累赘(笔者注：大家看到，蒋代表的势力被外国人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累赘。现在公知官僚告诉我们，所谓的企业家没了，百姓就没法活了)。支撑国民党的最大基础的土豪劣绅，蒋介石自己是首要代表。他接受了他们的支持。如果接受国民党政府完全控制争执地区的要求，那就等于共产党把每一个村镇交给腐化的官僚和土豪劣绅，也等于说苛捐杂税、高利盘剥，以及横行霸盗重新出现。——白修德《来自中国的惊雷》。
这位二小姐能把每架10万美元的飞机硬压到8万美元，把飞机发动机的功率从1000马力降到了800马力。而这每架2万美元的差价，也就地落入了孔二小姐的口袋。《最后的女皇—宋美龄传》这一段主要表现的是作为管理空军的宋美龄纵容家族利用购买战斗机发财。这也导致空军在抗战初期飞机数量过少)
蒋介石把与日本打仗置于一个较低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在盟国参战以后，最终战胜日本肯定无疑的。但是，他与共产党人的角逐尚属未定之局。因此，他主要关心的是保存和增强他和国民政府的权力。史迪威关于改编军队和对日本发动进攻的建议，对蒋是最讨厌的事。
《剑桥中华民国史》660页
让一九四四年的中国军队——一支如此贫病与饥饿的，在骇人听闻的领导和野兽般的虐待之下的军队去打日本人，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美国记者白修德《来自中国的惊雷》。这就是“国军”。
驻军曾经强奸、抢劫、放火、杀人。老百姓知道军队抢光该城后，想回家，但军队不准他们过去，要过去就必须出钱。八十七军也是如此。《来自中国的惊雷》不是国军抗日吗，就这么野兽
然而，自1939年年中起，他就调动他的最精锐的部队--不同的时候在15万至50万人之间-去封锁共产党人在西北的根据地《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
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杜鲁门回忆录》(以上这段正明国民党消极抗日。如果国民党积极抗日，为啥日本战败之时，国军反而要像杜鲁门说的那样靠美国从后方运到前方，共产党军队反而在前方共产党解放区就是收复的领土，共产党军队都在抗日前线也被杜鲁门证实)
12月31日，戴维斯写信给哈利?霍普金斯(为引起罗斯福注意)，说委员长“或许是使美国人普遍误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唯一中国人”。事实上他不是全国的领袖，而仅是一个派别的首领。“他的哲学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军事教育、他以前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他与放高利贷的银行家-地主阶级的联盟，以及他对中国古典著作的陈腐理论的继承的不完整的产物。”戴维斯暗示，真正的中国-更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以外找到。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共产党《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
他们因补给品分配不公而愤怒，因为蒋把从美国得到的武器弹药，包括根据租借法从美国得到的装备，大部分分配给他自己的部队，而不给不大可靠的地方部队。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4页。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李宗仁回忆录》
(前两段美国历史资料和李宗仁回忆录可以相互印证，证明蒋介石把美援之给自己的嫡系，克扣所谓杂牌军的武器和军饷，这自然会造成抗日作战不利，大家都畏缩不前。蒋介石这样做本质是在破坏抗日。)
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对一个优势敌国侵略的战争，应该是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绝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性能。蒋先生当时作这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足，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它一拼再说。这是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做统帅的人，甚至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千万不可使气。一时冲动，往往正落入敌人奸计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蒋先生本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战事亦可乘此收场，如“一?二八”淞沪之战一般。《李宗仁回忆录》
(以上两段可以相互印证，证明蒋介石因为错误估计了形式，认为在上海那种不利于中国军队的地方作战可以引起英美国际干预。暴露了蒋介石本身对抗日没信心，为了引起国际干预选择上海那样有利于日军火力的地区作战造成中国军队不应有的重大损失。这两段都证明了蒋介石选择上海地区淞沪会战是战略指挥的错误)
其中一个师人开到江边时有七千人，三个星期后能站起来打仗的只有上下四千人(疟疾)。重庆统帅部得知此种情况，态度是出奇的冷淡。库房里存着九千万粒奎宁，但中国军部坚持要囤积起来一方万能的“紧急用场”。《来自中国的惊雷》
有钱人绝对不必参战的，各地官员以划一的公开价格，把免役卖给有钱人。任何农民只要凑得出钱，就可以贿赂避免兵役。被抓当兵的人，往往是最无法离家的人。壮丁拉光之后，就绑走过路人。征兵过程中，壮丁有的被杀掉，有的给打伤，有时他们在到达营地以前就饿死。《来自中国的惊雷》147页。
河南42年大饥荒，国军不救援，军队反而把收来的粮食倒卖。44年日本失去制空权不敢白天行军，结果国军大溃败，差点丢失重庆，国军却囤积很多武器被日本人夺去。《剑桥中华民国史》《蒋介石传》《来自中国的惊雷都有论述》
缴不出东西的农民被迫卖掉牲口，家具，以及土地，得钱缴纳税款。政府小官员，军官以及依然有粮食的富有地主，努力以罪恶性的低价收买农民祖传下来的田地。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每亩产十五斤。抽税十三斤。《来自中国的惊雷》——美国记者白修德谈1942年抗日期间的大饥荒
国民党军队最严重的缺点之一是军官团的素质差，而这个缺点在战争期间加剧了。而美国在华高级军官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在1944年10月后把国民党军官描述为“无能，愚蠢，缺乏训练，偏狭……全然不称职。”《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
美国援华人员在经历了这段历史后说，“国民党早已威信扫地，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极为幼稚无能’。中国军人很强的作战能力完全被浪费了。”《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国军抗日很烂。其实这也可以从后来朝鲜战争看出来：同样国军士兵变成解放军之后到朝鲜和装备更好的美国人作战，伤亡率比国军抗日低的多。国军中条山战役大败，国军死4万左右，被俘3万多，日军只死600多人)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
日本的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人遭到一次毁灭性的挫败。它向所有中国人，也向全世界揭示在前此的七年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已堕落到何等惊人的地步。《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394
通往重庆的路似乎已向侵略者敞开，蒋介石勇敢地宣布他决心留在重庆;在重庆保卫战中，“必要时杀身成仁”——这种宣言已难以安定人心，因为他在放弃南京和汉口前也发出过类似的誓言。《魏德迈报告!》，第293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166页。
《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许说得令某些人更加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日本《华北治安史》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到11月初，国民党政府意识到，苏联按照计划撤军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东北大片地区的迅速占领。政府尽管得到美国的帮助，但还是在组织对满洲的军事与民事接手工作的竞赛中失利了。于是，中国政府与苏联人进行谈判，后者正式同意延长其停留期限，并允许政府军队从方便的路线进入这一地区。苏联撤军的新规定在12月初，以后又改为一月初。这一期限又延长了两次以上，后来苏联人呆的过久，超过了期限，不再受欢迎。《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596-604(蒋介石不让苏军撤走)
(以上这些资料都讲的是1944年国军在武器装备超过日军(39个师的美式装备)、掌握制空权(日军白天不敢行军)的情况下被日军从河南一直打到贵州独山，国军50万人以上溃败，丢失了很多美军基地。日军有能力占领重庆，但因为怕共产党独大才停止。国民党这样大溃败主要是因为极端腐败，还因为蒋介石觉得反正美国也能打赢，因此从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就干脆消极抗日等待胜利，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说国军和日军达成默契。蒋介石自以为聪明，可是美国人也不蠢，这次大溃败让美国看到国军无力打败关东军，因此就去请苏联，苏联因此提出条件，最终导致外蒙古丢失、割让旅顺，美苏都在中国驻军。果粉号称的所谓五强之一的民国在二战之后和美国重新签订治外法权条约，规定美军犯罪只能美军处理，当时美苏士兵在中国强奸都没事。)
所以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藉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若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安有不败之理《李宗仁回忆录》
从第一战区卸职后，刘氏受任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官尊事少，益发耽于宴乐。他在重庆并纳一新欢，藏之金屋。但是他的夫人却是一性悍善妒的女子，而刘氏又偏偏是个闻狮吼而变色的将军，以致闺房之内，斗争无已时。刘夫人曾为此向蒋夫人哭诉，请求主持正义。此事在陪都尽人皆知，传为趣谈。此次刘君被任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亲临前线，正可远避雌威，忙里偷闲了。
刘氏来接篆时，见司令长官部设在老河口市区之内，便有惴惴不安之感。他首先便问我，老河口的防空情形如何。我说，我的长官部虽在城市之内，究竟位置偏僻，屋子很小，而且四周都是菜圃。敌机纵使找到目标，也不易命中。所以敌机来得多了，我就到菜圃里面走走，以防房屋被震倒。敌机如来得不多，我就不管它，谅它也炸不着我。这位好好先生的刘峙闻言大惊，说：“那怎么靠得住我听到空袭警报，脚都软了。”《李宗仁回忆录》
(以上《李宗仁回忆录》讲的国军在河南腐败和前面美国历史资料里描述“国军被河南百姓和日军一起打”可以相互印证。汤恩伯国军在河南不仅不抗日还把老百姓逼的没法活，说明当年形容汤恩伯军队为“水旱蝗汤”四害中的一害肯定是真实的。国军不抗日害民，随便拿农民的财物不给钱。李宗仁形容刘峙的胆小如鼠，你相信国军这样的军队能抗日)
2、给伪军发军饷
在华伪军建制中62%左右是原国民革命军部队，换句话来说，是国民党向日本“提供”的，其余则为地方土匪、招募等。《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
抗战时期伪军财源分为三类，即伪政权提供;日军提供和自行筹措
和平救国军第六方面军孙殿英未投伪前，除了国府正式提供的饷项外，还从事贩毒、赌博、抢劫、伪造国府河北省银行钞票来取得经费，他又利用偷盗东陵乾隆与慈禧墓所取得的名贵宝物，籍机笼络国府权贵与购买军火，其中以贩毒所得最是丰厚。孙在华北自制的“殿鹰牌”鸦片烟，并由天津青帮管道认识上海青帮首领黄金荣，赠送市价二十万元的烟土给黄，从而透过黄将鸦片烟打入上海市场。孙投伪后，除了得到汪政权的给养外，国府仍按时发给养，他也继续贩毒。例如孙殿英名义上的上司庞炳勋，被日军俘获时，就是为了购买孙殿英特制的毒品，被以投伪的孙设计协同日军逮捕的。《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台湾学者作。
这些将领可以说对蒋介石不够忠诚，但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投敌叛国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能谅解。”1944年3月22日，我在北京宴请了全部降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胡毓坤、荣子恒等，并进行了恳谈。当他们得知不久将发动进攻时，仍表示碍难参加对中央军作战，而愿协助维持地方治安，并向我介绍了河南西部的民情。《冈村宁次回忆录》
(以上这几段史料主要说明国军给伪军发军饷，伪军不打国民党，只打共产党。50万以上国军成建制投敌，只打共产党，这等于是国军故意投敌帮助日本人进攻共产党)
3、虐待死大量壮丁
中国军官对待士兵好像畜生。士兵可以被拷打、被杀掉，责罚的方法中包括割耳朵和鞭打。常可以看到士兵被罚以赤裸的膝盖，跪在石子很多的操场上，两手反绑着，直到昏倒为止。《来自中国的惊雷》155页。
而征兵之残暴野蛮，冷酷无情，以及贪污舞弊，就算中国历史最黑暗的史迹上也是恶劣透顶的。保甲长之流无法征足额的病。于是为了就出现巡逻队，绑架路上行人，再把他们出售给村中大亨。一个黑市装订可以卖五万到十万法币，相当于三只猪的价格。
壮丁吃到的比挨饿度日的士兵还要少些，有时连水也喝不到。他们当中许多都被剥了而睡。死掉的壮丁的尸体可以放在那里几天不管。最后能到达前线的壮丁还不及入伍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切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描写，简直和他们所工作的壮丁营一式一样。《来自中国的惊雷》313页
实际上，中国人并不怕为国家出力卖命，人民的爱国心是从来没有低减过的。只是他们个个都深知壮丁营是个什么样子。政府的规定就可以作为最有力的反证。政府的规定是：官员不得在壮丁食米中掺杂砂粒，不得掠夺壮丁带来的衣着、被服，或私人用件，不得对壮丁私刑拷打或夜晚禁闭牢房等，并且不得向壮丁家属勒索壮丁制服费或给养费。战斗部队的情况是够可怕的，但是与壮丁训练营比较起来，前者就成了天堂。简明地列一些数字，要比写几本大书，更能说明中国军队的状况。一九三八年，当日军初步攻势结束之际，华军共有四百万人。这之后的六年间，中国政府每年征兵一百五十万人;至一九四四年，军队的名单上至少应有一千二百万人，但当时只剩四百万人了，就是四百万人，也还是客气的说法。其余八百万人哪里去了呢谁也无法确知。这其间僵持的数年中，战死和受伤的也许有一百万人。其余七百万人就干脆无影无踪了。他们失踪了，因为有些人由于疾病和饥饿而死亡，有些人个别的开小差回了家，或大批的投降了敌人。《来自中国的惊雷》美国记者白修德与贾安娜合著
因为征兵的军官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遍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种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指定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八年战争期间，这类似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桥中华民国史》下册652~653
因为腐败造成食物短缺，造成士兵死亡，国民党抗日时候因为腐败造成士兵食物短缺，造成战斗力下降。那么国军的美国援助都被谁拿走了大家看共产党当时条件那么差但是没有发生下边看到的这些现象。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5页。
汤恩伯的最大缺点，还是他的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汤军借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以故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据我所知，这并不是对汤军过分诬蔑之辞。《李宗仁回忆录》(大家看，国军这到底是抗日还是害民)
随枣战后，汤军五个师仍奉命驻于桐柏山一带，所占村落之多可以想见，以故驻地被搅得鸡犬不宁。当地居民乃央请该地区专员石毓灵来请求我下一道命令，整肃军纪，以禁汤部扰民。在石专员诉苦之后，我便坦白地对他说，关于整肃军纪的命令，我已不知下过多少道。不过对汤恩伯的军队，我再下千百道命令也无益处。《李宗仁回忆录》
他在河南时，除办“大学”之外，还圈定民地数千亩，创办什么“伤残将士农场”。将士既已伤残，当然不能务农，他就雇用农民去耕种。此外，他又不恤民时，征用民工，大兴土木，修建其“大学”，建筑材料则就地征集，人民住宅、祠庙，甚至祖茔上的砖石，都被挖掉，弄得民怨四起。恩伯又随时召集当地县长、专员等地方官开会。凡征调民工，或按户摊派钱粮等事，他从不通知省政府，而是直接命令各县长去执行。他生性又是个能说会讲，而讲过又不算的莽汉子。不仅他的部下对他怕得要死，地方官吏、人民都畏之如虎。再加有“最高当局”的纵容，恩伯就益发不知天高地厚了。终至中原鼎沸，一败涂地而后已。《李宗仁回忆录》(如果没看到李宗仁的说法，果粉可以说汤恩伯还办大学和农场)
国军残酷屠杀老百姓：
壮丁拉光之后，就绑走过路人。征兵过程中，壮丁有的被杀掉，有的给打伤，有时他们在到达营地以前就饿死。《来自中国的惊雷》147页。这是国军
如有违背，以汉奸论罪。老百姓走了之后，(中国)驻军就在全城抢掠。年纪太老不能离家的以及不愿意离家的人，全给杀掉。《来自中国的惊雷》159页
政府军强奸了这些中共女俘虏，他们被传染了梅毒，有的自杀。有的人给枪毙，有的人给活埋了。俘虏是前人中，还活着的只剩下三百人。《来自中国的惊雷》
三、共军表现
共军的政治工作比我方巧妙得多。他们以怀柔、威压相结合，牢固地掌握了农民阶层。我军进驻时，涞源，灵邱及涿鹿南方山地都有八路军盘踞，土匪也在各地横行。由于我军多次讨伐，士匪逐渐溃灭，而八路军的势力却逐渐扩大。他们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华北治安史》
国民党系统的游击队，在鹿钟麟北上的同时，也稍作整备，以败残兵为基干，收容了曾在“CC团民众动员会”工作的土匪团，编成10个团，由匪首或旧军官担任指挥官。该游击队同共产党员领导的受过政治训练的游击队相比，战斗力相差很大，而且其下级队员大多数倾向共产党。
当时，方面军占领地区的状况，从我军兵力及治安实情看来，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它大部是匪占地区。日本《华北治安史》
共军的宿营办法
军队在村庄宿营时，部队首长或其代表先与村长商洽，说明人马数目，做为准备工作的参考。部队在商洽之前，不得进入人家，村长不得借故拒绝部队宿营。
村内若有公共设施，应先利用公共设施，军队不得撇开此等设施而在民宅宿营。但有时村民可以收拾公共设施安排少数民族战士宿营。军队在民宅宿营时，只能在指定的民房住宿，不准强制民众移居他室而独占好的房屋。
军队不准强夺民众食物，不准强行交换。
军队需要粮食和马料，政府可规定一定价格，军队应按规定价格付款，不得向民众提出不当耍求。
当时第三十六师团参谋小堀晃中佐(后为大佐)的回忆如下:
一、因共军在五台的寺院群周围拥有根据地，曾经认为可以逐步判明其情况。但是，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宛如坠在五里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
二、虽然采用在满洲施行的分进合击治安讨伐方式，但由于中共方面的情报活动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终归落空，毫无结果，
三、共军的纪律严明，例如对五台的寺院、村落等特别注意保护，不予破坏，使人感到很能团结群众，深得人心。
四、日军的装备，无论个人，部队，均过于笨重，因而无法追踪行动轻快的共军。
二、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肃正讨伐
旅团于1938年10月进驻灵邱县，至同年底连续进行三次讨伐。但是，因该地区是接近中共晋察冀边区中心的根据地的一部，尤其是灵邱南部山区是以上寨、下关镇为根据地的共军势力范围，故肃正工作极为困难。其村政权是由党所领导，居民从儿童到老农都彻底受过抗日教育的训练，壮年男子被征参军，各个村落均设有训练所。
两讨伐队2日半夜，从长城线出发。辻村讨伐队3日晨，到达雁宿崖南方险峻的长隘路时，突然遭到共军的伏击，讨伐队立即展开攻击，极力奋战，但共军的士气也很旺盛，激战持续终日。
，“敌以一部引诱我方，而主力向黄土岭附近集结，企图从我旅团背后，进行攻击。”因此，旅团作了返回部署。前夜以来的大雨虽已转小，但浓雾弥漫，遮蔽了视野。
7日正午，各队开始行动时，潜伏于各山顶之敌，突然转入反攻，将旅团完全包围，各处展开了激战。
16时过后，旅团长进至堤讨伐队后方，听取了大队长的情况报告后，将指挥所迁至附近的一家独院中，立即召集各队接受命令。在准备下达整理战线的命令时，突然飞来迫击炮弹，于里院爆炸，旅团长当即死亡，旅团参谋等尽皆负伤。共军使用迫击炮，这是第一次。
《华北治安史》
(以上几段话从日军角度看来，八路军作战巧妙，日军主要以八路军为作战对象，共产党在敌占区也就是前线作战，收复大量国土。因为主要不是谈共产党的，因篇幅关系就不大量介绍了。)
附：希望喜欢的网友帮助添加各种资料，壮大这篇帖子，让揭露极右分子美化国民党抗日的资料越来越多。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