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宣布2023年为“国际小米年”，旨在强调进一步认识小米的营养和健康价值，以及小米在恶劣和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下的适应性，以促进可持续种植和消费。
地处燕山山脉东段努鲁尔虎山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地理、气候环境独特，为旱作农业发展提供了条件。敖汉大地上，到处是以粟、黍为代表的杂粮作物，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旱作农业系统景观。
那么，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何以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对于当下的我们，它又有什么深刻的意义？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队长、研究员刘国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委副书记、旗政府旗长马立华。
广袤的敖汉小米种植地。
记者：作为起源于中国的最古老作物，粟在古代位居五谷之首。8000年前的敖汉小米是如何被发现的？
刘国祥：从历史文化意义来讲，敖汉旗很不一般，这里分布着多达4000余处不同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是研究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特别是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区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自成立以来便长期在此开展工作，60余年从未中断，取得了包括敖汉碳化粟（小米）发掘等在内的一批显著成果。
作为最早被驯化的植物之一，粟曾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等地的传统主食作物。而关于中国小米的起源问题，地处西辽河流域的敖汉曾经“沙柳浩瀚，柠条遍地，鹿鸣呦呦，黑林生风”（《明史》），自然成了探索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的理想之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人员在对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进行7次发掘后，终于发现这里是新石器时代敖汉先民居住的村落——“华夏第一村”。这为解答小米的起源问题奠定了基础。
2001—200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对兴隆沟遗址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采用浮选法获取经过人工栽培的炭化粟、黍的籽粒1600余粒，并经国内外三家碳14实验室测定年代，确定这些炭化粟黍距今约7650年，相当于兴隆洼文化中期。这是西辽河流域迄今所发现年代最早的、经过人工栽培的旱作农业遗存，为探讨旱作农业起源及早期传播提供了重要考古实证。
被誉为“华夏第一村”的兴隆洼文化遗址。
记者：兴隆洼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
刘国祥：农业起源是考古学研究的三大课题之一。传统观点认为，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旱作农业的发源地，但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炭化粟、黍遗存的发现引发了关于旱作农业起源问题的新思考。很多学者认为，我国旱作农业可能不只有一个起源地，至少应包括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两个起源中心。
作为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地，敖汉史前考古显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即农业发展每2000年实现一次飞跃。如果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于距今约1万年前，那么距今8000年前后，兴隆洼文化第一次出现显著变化；距今6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系第二次发生变化；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第三次飞跃；距今2000年前后的汉王朝时期，为第四次较大发展，并最终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持续的考古发掘证实，敖汉旱作农业萌芽于小河西文化时期，形成于兴隆洼文化时期，发展于赵宝沟文化时期，成熟于红山文化时期，过渡于小河沿文化时期，鼎盛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有着8000年的栽培史。兴隆洼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玉器系统最为发达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其起源、发展和成熟，助推了中华文明的形成——由于食物资源有了稳定保障，人口迅猛增长，手工业分工加快，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等级制度确立，以玉为载体的礼制系统形成，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等宗教观念发展成熟。距今5300—5000年，西辽河流域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红山文明由此成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敖汉旗境内分布有500余处红山文化遗址，属于红山文化的核心区，见证了红山文化孕育、形成、发展、兴盛和衰落的整个过程。早在史前时期，敖汉小米就成为北方先民果腹充饥的主要食物，并且后来沿着草原丝绸之路横跨欧亚大陆，让西方人品尝到了来自东方的美食。
敖汉出土文物——玉龙。
记者：在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形成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其有着怎样的影响和塑造？
刘国祥：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兴隆洼文化、小河西文化、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在敖汉区域的发展填补了我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找到了其缺环，并把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0—3000年。同时，这也说明敖汉区域已经形成原生的、高水平的古代文明，是中国原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其后，这里属于东胡、匈奴、乌桓、山戎、鲜卑等多民族繁衍生息之地，又相继成为契丹、蒙古、汉等民族活动的中心。可以说，正是得益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才使得敖汉地区成为多种经济类型交错、多元文化因素汇聚、多个民族杂居的北方文化重心地带。
约3000年前，敖汉地区出现荒漠和草原。鲜卑、契丹、女真等民族先后在这一区域建立地方政权。虽然他们以游牧为主，但农耕文化依然存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还采纳开国功臣韩延徽的建议，将移民来的汉人安置在新设置的州县从事农业耕作。随着越来越多的汉人来到这里定居，促使辽代农业有了初步发展，敖汉的农耕生产方式也得以保留和发展。
当然，敖汉地区的一些游牧民族也从事农业耕种。从生产工具、兽骨遗存等方面来看，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敖汉小黑石沟先民仍以农业为主，兼有畜牧、渔猎存在。元代，当地部分蒙古族牧民也学会了耕牛深翻播种，并且无田者由政府拨给田地耕种。
总之，经过史前漫长岁月的沉淀，历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辽金元时期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与持续开发，以粟、黍种植为代表的敖汉地区传统农业生产趋于定型。同时，当地先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从耕作、播种到田间管理、收获及加工的一整套粟作制度和技术体系，给后世留下了宝贵财富。
敖汉小米产业蓬勃发展。
记者：敖汉旗是如何守护传承旱作农业文化系统这一珍宝的？
马立华：8000多年前远古先民耕种的粟、黍能够保留传承至今，无疑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
“世界小米之乡”敖汉旗的农作物品种丰富多样，除粟、黍之外，还有其他多种粮食、经济作物以及蔬菜瓜果和畜禽。长期以来，敖汉旗构建全方位保障体系，建立全国首家旗县级旱作农业种质资源基因库，建设旱作农业品种保护基地，确保原种的纯正和多样性；成立小米产业协会、小米集团公司，建设小米产业园，敖汉旗成为全国最大优质谷子生产基地。
申报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获得成功之后，敖汉旗及时开展传统农家品种入户搜集与整理工作，共搜集到谷子、高粱、糜子、杂豆等传统品种218个，并从中筛选优质品种进行推广，为挽救濒危消失的传统农家品种、有效保护传统种质资源打下了基础。
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品种保护基地，积极开展科技研发，在传统品种“黄金苗”的基础上，选育出谷子新品种金苗K1、敖谷8000。随着产量和品质的不断提高，敖汉小米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实现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双赢。
尽管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敖汉旗在守护传承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方面取得的成果值得骄傲、令人鼓舞，并且将继续努力下去。
记者：敖汉旗是如何充分发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品牌优势，助力推进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和乡村振兴的？
马立华：目前，敖汉旗大约80%的农户种植谷子，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万亩以上，产业规模达30多亿元。我们建设了160万亩优质杂粮种植基地，其中有机杂粮基地6万亩、绿色杂粮基地27.2万亩。品种优化了，产量高了，价格也水涨船高，一亩地能收入1000元以上。
同时，小米产业链不断延伸，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全旗现有规模以上小米加工企业34家，打造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自治区级龙头企业5家，年加工能力达40万吨以上。注册成立以小米为主的杂粮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366家，辐射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全旗现有小米经营户3400余家、网店200余家，销售网络覆盖全国二三线以上城市及700多个市县区，年外销杂粮产品约6亿斤，为农民增收8亿元以上。
从科学种植到标准化精深加工，从打造品牌到发展农业旅游产业，“敖汉小米”实现华丽变身，先后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超百亿元，实现了从“无人识”到“天下闻”的跨越。2022年，敖汉小米数字农业平台建成，初步形成从田间到舌尖的全流程追溯、全周期管理。
有历史有文化有故事，这是“敖汉小米”的根和魂。我们还成立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全球化视野致力于发掘农耕文明内涵，传承农业文化遗产，打造健康型食品品牌。以“敖汉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减贫模式，入选第二届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为促进国际同类地区探索遗产利用模式和维系全球粮食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敖汉方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推动全球农业粮食体系转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