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在上涨，老百姓的怨言开始多起来了。来自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是：由新华社发布一条物价稳定的消息，安定民心。结果，陈芸负责“炮制”的“稳定稿”没带来稳定，反带来了老百姓对新华社的不满：你们不说实话。
陈芸坐不住了，真实的情况究竟怎样？她与同事一起，花了一个多月，采访了方方面面，写出了一篇详详细细的调查《关于物价的通信》。1988年1月12日，这篇署名为“新华社记者姬乃甫陈乃进陈芸”的稿件一路绿灯播发了。稿件第一个小标题就是：
涨得大家有点受不了
改革开放，使人们认识到物价几十年一成不变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这一点认识已经解释不了目前物价上涨过猛的局面了。
一位部长级干部说，他家的保姆不敢去买菜，一花就是10元钱，看着眼晕。
一对每月工资各七八十元的青年夫妇，在城里养不起一个孩子。
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学教师，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到校外去兼课，搞“生活自救”。
一大批企业因原材料涨价而叫苦不迭，反过来又叫喊他们的产品应该涨价。
中国社会调查系统的一项调查表明，去年有79.9%的人对物价上涨不满意。
物价到底涨了多少
价格改革九年，物价上涨九年，群众得出一个公式：价格改革=涨价。这个公式虽然在理论上是不全面的，但群众认为结果却是如此。
九年来国家正式出台的价格改革到底有哪些呢？这方面的权威人士国家物价局局长成致平回答说：1979年至1986年的八年中，国家对价格进行了六次大调整，三次大放开。
六次大调整是：
——大幅度提高了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各种粮食的收购价平均提高1.2倍，棉花、糖料、烟叶等经济作物的收购价也提高了不少；
——采掘工业产品价格提高55%，原材料工业产品价格提高45%；
——除城镇居民定量供应的粮油、食糖、食盐等未提价外，其它食品价格提高59.8%，副食品价格提高86.2%；
——提高了棉布、铝锅、自行车等工业消费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降低了化纤布、手表、收音机、电子产品及其他部分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但升降相抵，工业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净提高5%左右；
——铁路运价提高21.6%，水运、空运的价格也有提高；
——大部分进口商品实行代理作价，不少进口商品的国内销价作了调整。
这九年中三次价格大放开是：
——放开了一般轻纺工业品和全部小商品的价格；
——对重工业品价格实行“双轨制”，国家只管指令性计划内商品价格，指导性计划的商品允许浮动，计划外生产的商品价格全部放开；
——放开了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
以上是国家正式出台的价格改革。但到了去年，国家虽然没有出台什么新的价格改革项目，物价却全面上涨，零售物价指数城乡平均上涨7%还多，而其中属于国家和地方调价的，只占2%左右。
据有关部门统计，1985年以来的三年里，我国社会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23.6%。这是全国平均数。大中城市尤其是几个大城市，那就涨得凶了。
涨价的好处到哪儿去了？
一位厂长说，他上班喊着自己的产品要涨价，下班回家又骂别的东西涨了价。
人们总以为国家物价局是涨价的“罪魁祸首”，弄得他们出差在火车上不敢说自己是物价局的。其实，真是冤枉。国家物价局的一位副局长说，每次开物价的会，生产主管部门都闹着要求允许本部门的产品涨价，在有几十个部门参加的会上，物价局的“同盟军”只有全国总工会一家，因为全总代表职工说话，坚决反对涨价。(1988年1月12日)
尽管百姓在抱怨，但物价改革的步子已迈开，物价犹如挡不住的洪水，在向群众承受的心理堤防冲击。于是，各种抢购风此起彼伏。
小商品大问题
“手纸凭本限量供应，一人一月一卷，这怎么够用！”北京的老太太大发牢骚。外地进京人员(注：每天100多万)听到这种议论更是气加三分：“你们好歹一月还有一卷，我们来京上厕所用什么？”
这是今年4月前后北京出现第四次“手纸危机”时，在首都街头发生的真情实景。
早在50年代，北京首次发生“手纸危机”，周恩来总理急民众之急，为解决手纸问题提笔作过批示。70年代的“手纸危机”，李先念同志又亲自过问。1986年国庆前后首都市场的卫生纸再次告急，不得不把零售价格由每卷0.15元提高到0.20元。但是，16个月之后，“手纸危机”又发生了。
首都市场的手纸为何如此紧张？
据记者调查，并非是货源短缺所致，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直接的原因是人们怕涨价，是大量抢购所致。群众一哄抢，市场就紧张，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也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记者阎振国倪小林）(1988年6月9日)
本报当时驻江西的记者对各种产品纷纷搭车涨价的情况有详细描述：
搭车涨价的追踪
“搭车”先是从火柴开始。今年春节前后，江西八家定点火柴生产厂产量普遍下降，城乡市场火柴紧俏。3月1日，部分食品和工业品调价措施出台，一些个体户纷纷率先“搭车”提高火柴价格，一些国营、集体商店很快仿而效之。与此同时，部分生产厂家趁着火柴紧张，也趁机提高火柴出厂价。南昌有家火柴厂将300多件(每件1000盒)火柴以零售价卖出，这些火柴流入市场后，便又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消费者。
火柴涨价，引起了连锁反应。于是，烟酒、蔬菜、丝袜、奶粉、煤制品、卫生纸、牙刷、牙膏等，从吃穿用商品到学校收费、停车场收费，乃至个体摊上的修理费、服务费，纷纷上涨。
商品不一，“搭车”的方式也各异。主要有五种表现：
提前“搭车”。某些商品价格将要调整，但方案尚未出台，部分商店从有关渠道获得消息后，便不等自己的“车”到，提前搭别人的“车”涨价。
挤“快车”。有些商品属调价之列，按说已乘上了“车”，但贪心不足者嫌提价幅度小，而自作主张越幅涨价。
没有调价的商品，自行“搭车”。
某些商品的价格，群众十分清楚，要想借机牟利不容易，就只好绕道“搭车”。在南昌市，绕道涨价最严重的是煤制品。
在“搭车”涨价风刮起之时，抢购风便往往相伴而生。
抢购风后的投诉潮
重庆矿山机械厂供应科陈国民投诉：“8月27日，我花1950元在石坪桥第一建筑公司劳动服务公司购买了一台杭州产西湖牌155升电冰箱，既无保修单，又无说明书，使用不到三天，内部出现裂纹，连修理都找不到地方。”
重庆第二轴承厂五车间郑云利投诉：“8月15日，我在沙坪坝渝碚路42号的钟表商店，花170元买了一只日产双狮水晶面双日历自动表，只用了49小时便停了摆，到商店要求掉换，有人竟回答‘谁买到坏的谁倒霉！’”
沙坪坝区人民法院赵咏梅投诉：“8月30日，一家百货公司‘中老年服装专柜’，在既无标签，又无处理字样的情况下，公开出售严重破损的裤子，上当者不在少数。当顾客提出退换时，营业员竟不理不睬。”……
读着这些投诉，记者心中不禁涌出一个疑问：怪谁？怪已经上当的群众吗，似乎有些冤枉，怪商业销售部门吗，于理也欠公道。试想，几天之内，商品零售量成倍、成10倍地激增，别说清理、上柜，连运输都搞不赢，不少商店的售货员十几个小时连轴转，驾驶员、提货员更是夜班接白班地干，哪还顾得上分等级、论质量。(1988年9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刘集贤王俭丰）
价格双轨制与官倒
价格双轨制可以说是中国在体制转轨中采取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办法。
无一例外，所有体制转轨国家在价格放开过程中都碰到了大麻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东欧一系列国家在此问题上出现动乱。中国吸取教训，采取了一个过渡办法，先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暂时保留一部分计划价格。这首先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个角度出发的。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大庆油田超产原油在国内按每吨644元出售，其他油田超产的原油均按每吨532元出售。当时计划内生产的原油国家定价均为每吨100元。高价油与平价油的价差收入，作为“勘探开发基金”用于弥补石油勘探开发。对石油价格的这些专项措施，成了工业品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源头。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了67号文件(即扩权10条)，其中规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出17号文件，干脆把20%的限制取消了：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这样，同一种产品就有两种价格，计划内的那部分是计划价格，超产部分是市场价格。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
同一商品，两种价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轨价格”。放开的那一部分就是市场价格。有了市场价格这一轨，就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使经济生活出现了生机。
但这一减少改革阵痛的办法也带来了许多“副产品”。“官倒”出现了，给物价上涨推波助澜。
本报当时驻浙江记者对此有清晰的记录：
“官倒”使原材料价格飞涨
记者纪静如
据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供资料：今年1至5月，由省、市有关委、办、厅、局批准成立或直接隶属于有关部门的各种经营生产资料和紧俏工业产品的公司，以及冠以“咨询”、“开发”之名实际搞经营的商业批发企业大量增加。名义上这些官办公司都是“独立核算”，实际都由有关领导部门作后盾，搞的是明脱钩暗不脱钩。这些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多由有关领导部门委派实权人物或有影响的二线官员担任，因此是不折不扣的政企不分、权力经商。
据杭州市物资部门和不少工业企业的经理、厂长反映：从杭州市市属工业企业所需原材料价格猛涨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各类公司的转手抬价是怎样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的。目前杭州市所需原材料实际有80%以上靠市场调节。本来，计划价与市场价的差价就不小，再加上不少经营单位在发票所开价格之外，又大量索取现金回扣，使原材料光在流通环节转几个来回，价格已成倍上涨。(1988年7月22日)
决策层的犹疑
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的刘日新后来回忆说：
8月中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价格、工资改革方案。当年价格的形势已不容乐观。在上年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7.3%的基础上，1988年又连月上涨，7月份达到19.3%。价格改革方案一公布，引起全国一片恐慌，银行挤兑，商品抢购风席卷全国。结果1988年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18.8%，1989年又继续上涨18%。1988年9月底，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不得不作出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的决定，以扭转物价大幅上涨的态势。
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房维中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更具宏观性，在他看来，物价的上涨根本原因是此前几年国民收入超分配的结果：
1987年4月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当前经济形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在汇报中说：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82—1986年，连续出现国民收入超分配，尤其是1984—1986年增势很猛，数量很大。其原因是积累和消费双膨胀，货币发行过多，财政赤字增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同志不同意这个汇报，责问“超分配说”甚嚣尘上，是为了一个什么目的？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还是多年失误的集中爆发？如果是多年失误的集中暴露，那就得改弦更张，不能继续走下去嘛。中央负责人的这种态度阻碍了对国民收入超分配的深入分析和认真解决。
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1988年国民经济计划。计委在汇报中说，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物价不稳，货币发行量过多，国家财政赤字扩大，必须下决心，采取大一点的措施，防止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使全国的经济环境出现从紧张到比较平稳的转变。中央领导同志当时同意国家计委的汇报，赞成搞稳一点，收紧一点。根据国务院的讨论，9月，国家计委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关于1988年计划的总体安排意见，提出：“收紧财政和信贷，控制需求，稳定物价，保持经济的平衡和稳定发展，是安排1988年计划的总方针”。书记处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此意见。其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和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具体部署。
但是，没过多久，情况发生了变化。1988年1月，国务院开会分析经济形势，几个综合部门都强烈地提出稳定物价和稳定经济的问题，认为把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6%已不可能，如果所有涨价因素都出台，物价上涨要达到12%，各方面都承受不了。中央领导同志连续几次讲话，批评综合部门满脑子物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批评有些同志去年对经济形势悲观，说是“险象丛生”，今年又说“非常严峻”，都缺乏科学分析。2月，在中央领导同志主持起草并发给全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全体会议纪要》中，说物价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稳定经济不是消极的方针，必须用改革的办法稳定经济；1988年除了解决好食品问题外，要着手抓好三件大事：组织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推进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1987年下半年确定的收紧财政、收紧信贷、稳定经济、稳定物价的方针，到这时全变了。
在物价已经大幅度上涨、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中央突然提出要搞物价、工资改革闯关。结果，1988年8月17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物价、工资改革方案，第二天公报一发表，立即引起城市居民恐慌，掀起了全国性的挤兑和抢购商品风潮，物价大幅度上涨，被迫进行治理整顿，不得不再次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
而按本报退休老记者杨继绳的研究，当时下决心闯关的说法来自邓小平：3月25日到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李鹏到邓小平那里汇报会议情况。邓小平问，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讲的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这时讲道，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事后，李鹏向政治局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
尽管还有不同的意见，中央最高层最终还是下定了1988年要闯价格关的决心。从4月开始，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了。
4月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四种副食品的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过去，国家财政补贴给商业部门，以保持这四种副食品较低的价格。现在补给居民，同时把价格放开。结果，猪肉价格上涨了50%-60%，鲜菜价格上涨了31.7%。
其实，无论闯关提出者是谁，也无论当时、现在对方式、路径有何争论，物价改革这道坎是必须要迈的。现在很明确，价格改革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价格形成机制。经过三十年改革，这一任务可以说在付出很大代价后初步实现。1988年闯关风波导致了新一轮调整，也就是治理整顿。198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到1992年9月1日，国家物价局宣布，从当日起国家将571种生产资料产品定价权交给企业，同时将22种产品产价格下放给省级物价部门，至此，由国家管理的物价品种剩下89种。这标志着最艰难的的物价改革这道关终于闯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