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引言一、现在收台不难二、被忽视的群体三、时机四、上车还是挡车五、工业人口六、置身事外七、粮食？这不都是粮食？八、这一切都是体制问题九、请用文明说服我十、维稳——宝岛的用途十一、颜色革命——单向的武器十二、允许反击——台湾的机会十三、给台湾绿营的建议十四、探索——为中国也为世界十五、结语
对于今天的中国大陆来说，收复台湾已经不像二十年前那样，是个风险性相当高的赌博。如果中国大陆愿意的话，收台只是付出多少的问题，而且这种付出也并没有高到无法忍受、动摇国本的程度。现在的两岸军事力量，已经完全失衡，在这样压倒性的力量对比面前，台湾方面的一切诡计都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了，虽然某些台湾同胞并不认同这一点，例如下面这位台湾专家：
包袱归包袱，但是如果台湾当局真的一意孤行，直接搞法理独立，那么就算是生肉，大陆这边也必须、只能咬牙吞进去。虽然会肚子疼、买药、旷工、去医院打吊瓶，甚至动手术，那也没办法，也要忍过去，也必须不能让台湾分裂出去。如果台湾不法理独立的话，那么什么时候，肉才算熟了呢？我认为至少要到绝大多数沿海省份的人均GDP全部超过台湾，更保险的炖法，是当台湾人均GDP在30多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在20位之后的时候，这样吃起来更熟成一些。经济越差，台湾越没有顽固抗衡的底气，消化起来也越轻松，当然了，前提是，经济是被台湾自己搞坏的，不是被我们的炸弹炸烂的。今天的台湾名义上的GDP排名全国第六，而人均GDP超过22000美元，高居各省之首：
看上去还有比较遥远的距离。不过如果看历史，双方差距缩小的速度也是不慢的：
大陆与台湾的人均GDP差距逐年缩小，已经从2007年的7.1倍缩小到2013年的3.1倍，这还是总量除以全大陆13亿人口得到的平均值，如果以和台湾人口相当的上海市为例，上海已经超过台湾。广州经济实力2015年经济总量预计赶上新加坡、香港。连香港政界人士都指出，大陆城市经济发展势头越来越猛。
台湾也一样，1990年台湾的GDP总值是1700亿美元，大陆当时是3878亿美元，台湾相当大陆的43.8%；但是到2014年，台湾的GDP总值是5283亿美元，大陆却已飙升达10兆1681亿美元，台湾GDP总值仅占大陆的5.2%，消长之快，令人惊异。
想想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次经济危机，甚至是1929-1933这样的重大危机。但是当时的美国工业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基本盘的优势明显，这些经济危机最多只能是暂时延缓它的上升势头。
2009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连续两次组织中国大陆九大彩电厂商赴中国台湾采购液晶面板，总金额高达44亿美元，总量超过1200万片。此举甚至一度被评价为“将中国台湾企业拉出了金融危机泥沼”。
当年2月份，韩国企业突然以现金向中国台湾广达、奇美采购了400万片库存，并签署2009年度采购协议，这种控制市场供应量的行为，立刻让中国大陆面板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同时韩国企业压缩对华液晶出口量，开始涨价。接下来的6个月面板价格涨幅达到了30%以上，导致中国大陆彩电企业再次陷入困境。中国台湾企业坐视这种局面，跟进控制产量，从中获利。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也正因为中国几十年如一日执行“科技工业立国”的国策，并且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被新中国的工业化改革所激发出的工业人口和科技人口的数量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中国可以在几乎所有科技领域进行追赶和超越，而不是像那些人口只有几千万数量的国家，就算搞工业化，也只能有余力在一部分领域有所突破。早在1993年（大家可以自行想象一下那个年代的中国科技水平），世界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就以此为依据做过一个超前的预测：
所以，在工业生产中，平均每个基本配件，至少要有一个专职人员来研究和生产，同时还至少要有一个徒弟，在学习中把工艺诀窍传承下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机器设备复杂性的增加，核心产业所产业的工业人口和工业技术的复杂程度，以及基本配件的数量都在同比例的增长。
只靠核心工业是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了重工业，还要有消费品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商业、农业、矿业、教育、服务业，还要有负责管理的行政，负责保卫国家的军事建设，需要保障民生抚养的社会保障。这些行业都需要大量的劳动人口，只有这些行业都配齐了，工业体系才能运转顺畅，人民才能拥有高质量，有保障的，轻松和相对富足的生活。而这些劳动人口还有自己需要抚养的，缺乏足够劳动能力的子女和老人。
在工业时代，小国寡民者，没有参与世界争霸的资格！
19世纪中后期，工业体系只有蒸汽机这一种动力，当时最复杂的工业品无非是铁甲舰，一条铁甲舰大概由几十万种零部件组成，所以，当时一个工业国光是核心产品，就需要上百万人口才能满足。所以当时最小的工业国比利时也有400万人口。
……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电器、内燃机、化工等的出现，工业体系的基本零部件种类翻了几倍，至少要近千万核心劳动力才能构建完整的工业体系了。
当时人口最少的工业国强国是法国，大概是4100万人口，而且工业体系还不完整。英国大概是4700万人口。至于低于这个人口基数的，就自动剔除初列强行列，这个时期，真正能够称的上列强的，只有5个国家，美德苏日英。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人口的要求是百万级别，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人口的要求是千万级别。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工业体系更加复杂，工业产品更加多元，知识更加艰深，每个人穷其一生，也只能在自己很狭窄的专业范围内做到熟悉，此时要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配置”的人口基数上升到了亿级。这个时候，像英法这种曾经领先的国家，完全落后于新兴的大国美国。因为它们的人口太少，只能撑起部分工业产业——这也是联合为欧盟的考虑之一。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工业人口不等同于人口，晚清人口远远多于西方列强，但绝大多数人口都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束缚下，过着小农经济下自给自足式的生活，文盲率高达90%以上，几乎完全游离于工业文明之外，这样的人口再多，也无法在工业社会中发挥它们的作用。外在表现就是空有四亿人口的大清王朝，面对几千万人口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堪一击。得益于1949年之后以“工业立国”为实际国策的新中国的建立，十几个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依次展开。新中国领导层敏锐地意识到了：只有把中国庞大的人口转换成庞大的工业人口，才能从根本意义上让中国崛起。于是，一场遍及全国的土地改革和扫盲运动开始了。
通过土地改革，新中国清除掉了地主阶级这个阻碍工业化的食利阶层，把资源、土地和被土地束缚的人口解放出来，投入到工业化的建设之中。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工业人口”的转化，也在这个国家徐徐展开：
完全用商业手段打垮台湾经济，消灭台湾产业。多用看不见的手，少用像经济制裁这样看得见的手，为接下来的步骤打好基础。这个上半场，最好能在10年之内完成，完成的衡量标准是：通过竞争和收购，消灭台湾大部分有竞争力的半导体企业，同时在台湾产业资本妄图抽身逃跑到的其他新兴科技产业领域实现对对方的成功围堵阻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台湾经济被“看不见的手”打垮之后，接下来，上层建筑领域将会发生一些化学变化，台湾的衰落过程也将进入更有趣的下半场。
其实，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有不少人对台湾经济衰落之后会发生的事情缺乏概念。一个很简单的想当然的观念是：台湾同胞的生活和现在相比不会有太多变化，仅仅可能是工资少点、开的车便宜点而已。大家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小确幸继续小确幸，没什么改变。台湾社会还是温良恭俭让，还是“浓浓的人情味”，大家共度时艰就是了嘛。这种想法在台湾尤其浓烈，其表现就是，很多台湾同胞面对大陆的时候，时不时表现出的那种——你们大陆人这么在意国家强盛，在我们看来非常可笑。虽然你们有什么超级计算机，什么J20，但那和百姓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台湾有小确幸，有温情的民主社会，有你们没有的选票。虽然我们没有那些强国的东西，但不妨碍我们过美好的日子啊。龙应台更简单更直白地做了概括——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硬生生把国家发展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割裂甚至对立起来：
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十三亿人如何对待两千三百万人！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份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
单就龙应台举的几个例子，包括精神病人、残障者、鳏寡孤独等等这些体现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心上，台湾现在确实比大陆做的好。但这是建立在什么上的呢？要知道，精神病人、残障者、鳏寡孤独，这些都是从事社会生产较少，甚至完全无法提供社会生产贡献的人群，他们更依赖于社会单方面对他们的付出。而这种单方面付出，是建立在社会较为成熟的发展程度上，是建立在社会有较多富余资源的程度上。换句话说，这样的“温情”，这样的人权，正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如果这种“社会富余资源”不再存在了呢？如果物质基础被抽掉了呢？这些弱势群体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很自然的，而接下来，就是普通民众。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如果仅仅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角度去考虑，可能会陷入一些社会形态的细枝末节而无法自拔。而如果从“强者”和“弱者”的角度去看待，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回想一百多年前，当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接触来自近代西方文明的战争入侵时，是什么表现呢？
人类本身就是崇尚强者的生物。像大清那样，死抱着自己的“普世价值”不松手的，也不是没有。但即使拥有几千年帝制历史、作为一种原发性文明源产地的中国，在现实面前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向西方文明低头，希望借助西方文明成果来改变自己民族的处境。更何况一个本来就是文明输入地的墙头草台湾？当若干年后台湾同胞们为了18K甚至15K的工资而争抢的时候，随着危机日久，台湾民众忍受力被消耗而看不到未来希望的时候，当向美日求援而对方也没余粮只换得对方卖美猪辐射食品的时候，只要把两岸足够大足够明显的差距展现在对方面前，大陆这边甚至都不一定需要刻意引导什么（当然如果暗中引导些效果会更好），台湾社会那边自然会联系现实“独立思考”，出现台湾版本的瓦文萨、叶利钦、玲姐丹弟刘殖民、用真挚的情感喊出那句时代最强音——“这一切都是体制问题！”。
大陸學者彭小華2月隨同漢學家丈夫白亞仁到台灣進行學術訪問，一待就是1個半月，她深深被「最美風景」震撼……
彭小華說，這1個半月走訪了東西兩岸主要的城市和景點，更在餐館、書店、美術館、計程車、咖啡館等公共場所與台灣人互動，最吸引她的不是自然風景或美食，而是台灣人自然的微笑、公共場所中的秩序感、對言行的收斂、對他人的友善與謙讓，「不像美國人那樣熱情到有些誇張，也不像英國人那樣有距離的禮貌，真正是恰恰好。」
1個半月時光，彭小華除了深深體會台灣服務人員的熱情和賓至如歸的感覺，更從小細節看見感動。她說，一次台北下著大雨，她和丈夫離公車站牌還有50公尺，一看到車來趕忙奔上前，這時司機體貼的在他們身邊停下；一日天氣炎熱，她坐在台南街頭一輛摩托車上休息，碰上女車主回來，竟向她道歉，表示要將車騎走，建議可以改坐旁邊的機車；又一次買水果，她買了蘋果和柳橙，突然對一種不知名的水果感到好奇，老闆說叫芭樂，並送一顆給她嘗，還堅持不收錢。
在許多地方，彭小華看見了台灣社會濃厚的人文關懷，像是街道上設有舊衣回收箱、公車上有書籍流通袋、公車除了「博愛座」還有輪椅安放處、火車有夜間婦女候車區......。她讚嘆台灣的文明，到多偏遠的地方廁所都很乾淨，有獨立可關門的廁位，還附有衛生紙和烘手機。此外，台灣致力於保護、發揚原住民文化，兩性平權更是世界有目共睹，「台灣的女性從政人數比美國還高出十多個百分點」。
在台灣的種種衝擊，彭小華不禁反思，歐美人們同樣展現著秩序、謙讓、友善，但畢竟是異文化，前往這些發達國家心中早有想法，甚至覺得理所當然；但台灣和大陸有著共同文化，「怎麼他們的社會氛圍、人們的言談舉止，跟我們有這麼大的差別？」
彭小華認為，不論學者、文化人到計程車司機，都對台灣文化感到驕傲，也對台灣人的身份感覺良好，「我喜歡台灣人的風範，如果可以選擇，我願意選擇生活在台灣那樣的社會。」這裡和大陸不同，沒有言辭粗野的橫沖直撞，「文明不是寫在書上的，而是內化於社會成員內心深處並通過人際互動在舉手投足間表現出來。」
儘管台灣地不大、物不博、經濟不發達、軍事不強大，但幸福指數遠勝中國大陸；她也明白，多數台灣人避談對大陸的看法，本土意識逐漸高漲，願意一直維持現狀。她建議，該以台灣為範本，努力、主動學習，「台灣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先例和範本，可資學習、借鑒。」
大陆自由派里面也广泛存在这种“替台湾优越”的心态，并把统一台湾视作为对文明的反动。例如下面这种互联网上到处可见的低级水平的公知文：
解放台湾是野蛮挑战文明
文明：规则和规矩。规则，约定俗成的章程；规矩，行事的尺度。
野蛮：弱肉强食，为所欲为。
文明社会：按规则游戏，强调处事底线的社会。
野蛮社会：行事无视规律，处事不择手段的社会。
解放：割断绳索，打开牢笼。
台湾是个宪政法治、人权自由、政治民主，法制公正、权利公平正在逐步成为社会核心价值的社会。世界上所有高度文明的社会没有例外地都给予出示中华民国护照的人免签待遇。台湾人思想自由，远离了对官府和权力的恐惧。
台湾人好不容易挣脱了绳索，把曾经张牙舞爪的“老虎”关进了牢笼。解放，在台湾人（民）看来无疑于从新失去自由，打开“虎”笼。
此时的大陆收复台湾，除了国家统一的含义之外，还有文明社会对野蛮社会的拯救。大陆将教给台湾社会以下概念：什么是文明社会的规则，什么是法制，什么是中华文明，什么是温良恭俭让，什么是公平正义，什么是独立人格，什么是社会公德，什么是崇高理念，什么是诗和远方。这样的台湾，统一之后将不再有什么面对大陆时的道德优越感和傲娇心态。在大陆文明社会的感召力之下，来自野蛮世界的台湾同胞会非常谦虚好学倾慕。这样的统一，效果好，成本低，后遗症少，融合彻底。当然，还是那句话，要实现这样的零和游戏，需要台湾内部的配合，需要民进党和时代力量，需要台湾的年轻天然独一代来帮助我们。请用文明说服我。好的，我用文明说服你。
1949年10月，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兵临深圳界河边，却停止了脚步。这是为什么？解放军不打香港并非是到解放广州时才临时决定的，毛泽东对此问题早有考虑。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就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过，对香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当时，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上述政策，曾受到国际上一些共产党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过于软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会允许殖民统治的存在。毛泽东回应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毛泽东1963年8月9日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谈话，《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250页。）
结果打开国门一看，真正看到了人家过的日子，再看看自己过的日子……
这种由高到低的巨大心理落差引发的精神崩溃更加极端猛烈，使一些人直接把新中国以来的全部历史整个否定掉了。1988年，中央电视台拍过一部六集政论片，从头到尾字里行间都充斥着这种地球文明面对三体文明般的绝望心态，并由绝望转向对对方的真心倾慕，再变为对自己原先道路的彻底否定。越过二十八年的时光，我们今天还可以从这些文字中感受到这样的情绪：
在这种对自己彻底否定的大环境下，很多人扭头看了看东南沿海，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注脚：台湾。
从上面的论述能看出，虽然台湾绿营表面上走台独路线，但实际上，在收台过程中，台湾绿营，才是大陆真正的盟友，至少也是准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