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疆域狭小、外敌众多，养官养兵负担沉重，不得不走重商主义路线，通过国企改革和对外开放来增加财政收入。
宋朝国企改革的核心政策叫“实封投状”：凡是经营不善的国营酒厂、醋厂、盐场、矿山、渡口、丝绸作坊、瓷器作坊，都承包给商人来经营。商人想承包，得把押金数目和每年能缴纳的利税数目写在纸上，像投票一样投进衙门口的一只大箱子里。到月底，官员打开箱子，公开唱价，谁承诺缴纳的利税最多，谁就能拿到承包权。这种制度设计非常公平，堪称全世界最早的招投标。
至于宋朝的对外开放，其繁荣程度在古代中国更是空前绝后，远远胜过此前的汉朝、唐朝，此后的元朝、明朝和清朝。元朝统治者比较“土鳖”，看不到进出口贸易对国家财政的好处，竟然两度撤销市舶司（海关），禁止民间船只出海，试图用“官本船”垄断进出口，结果赔得一塌糊涂。而在宋朝，尤其在南宋，泉州、福州、广州、钦州、明州（今宁波）等海关始终是开放的，朝廷不仅不禁止商船出海，而且推行“招诱”政策，对来华外商予以奖励，开招商引资之先河。
在宋朝的进出口贸易中，瓷器是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丝绸排在第二，其次是铁器、铜器、砂糖、蜜饯，此外还有几种比较独特的商品。哪几种呢？一是铜钱，二是书籍，三是粮食。
与宋朝同时代的那些政权，如辽国、金国、西夏、蒙古，铸造铜钱的技术都比宋朝落后，对宋朝的铜钱都很欢迎；与宋朝有频繁贸易往来的阇婆（爪哇）、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三佛齐（印尼）、渤泥（印尼的加里曼丹岛）、故临（印度南部的奎隆港）等王国，则大多不会铸造铜钱，通常用白银和实物作为交易媒介，对宋朝铜钱更加渴求。这些国家将货物运到宋朝，其中一部分换成铜钱运回国内，以至于将铜钱变成宋朝官府屡禁不止的出口商品。
再说书籍出口。宋朝造纸术突飞猛进，雕版印刷术空前发达，民间出版业持续繁荣。当时隶属汉字文化圈的那些国家，诸如新罗（朝鲜半岛南部）、高丽（朝鲜半岛北部）、琉球（今日本冲绳县）、交趾（越南北部）等国，都热衷于进口宋朝书籍，于是书籍也成了宋朝的出口商品。
至于出口粮食，现在听起来毫不奇怪，在古代就非同寻常了。古代粮食产量低下，大多数国家生产的粮食连养活本国人民都困难，出口粮食简直是天方夜谭。可是，宋朝竟然能出口粮食。
南宋史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三十五卷记载，公元1130年，金国闹灾，粮价暴涨，而南宋统治下的江浙粮食大丰收。于是，山东商贩走海路到宁波和绍兴收购粮食，江浙商贩走运河到淮北贩卖粮食。当时宋高宗在位，担心粮食出口会导致南宋粮荒，严令禁止粮食外运。但因为有暴利驱使，江浙商贩仍然暗地里向金国走私粮食。
《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公元1217年，上海华亭、浙江海盐、江苏镇江、江苏南通等地粮食大丰收，民间广有余粮，而越南北部闹灾，于是便有商贩将粮食装满大船，走海路销往越南，返程时再将越南的香料和珍珠运回来。
当然，南宋也有闹饥荒的时候，此时南宋朝廷便鼓励商贩从邻国收购粮食。例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八十九卷记载，公元1141年农历七月，宋高宗拨给陕西20万贯经费，用来奖励那些从金国收购粮食的商人。南宋前期与金国交战不休，表面上打的是军事战，本质上打的是经济战，而粮食战争就是经济战的一部分。整体来看，南宋粮食相对丰足，金国粮食相对短缺，所以单看民间贸易的话，南宋粮食走私到金国的数量远远超过从金国销往南宋的数量。
往前追溯到北宋时期，北宋笼络着青唐吐蕃（吐蕃衰落后的政权，疆域在今青海一带），借用吐蕃的兵力对付西夏，同时也跟西夏进行贸易。北宋靠什么笼络吐蕃？靠粮食。吐蕃常年缺粮，北宋便用粮食雇佣吐蕃军队，打仗不发钱，只发粮食。北宋靠什么跟西夏贸易呢？主要也是粮食。西夏有盐矿，人力成本又低，出产的青白盐比北宋山西的池盐更便宜，于是北宋就用粮食跟西夏换盐，双方都比较划算。当北宋关闭榷场（边境贸易场所）禁止商贩出口粮食到西夏时，西夏就闹粮荒，于是出兵到陕西抢粮食。宋人笔记《鸡肋编》记载，陕西农民喜欢把粮食窖藏起来，大户人家能存几千石粮食（宋朝1石小麦重约50公斤），够吃20多年，实在让缺粮的西夏羡慕嫉妒恨。
宋朝疆域狭小，其中南宋疆域不到300万平方公里，人口却在1亿左右。疆域很小、人口很多，粮食为什么还能出口呢？一是因为宋朝统治着江浙，而江浙从魏晋以后就一直是中国的粮仓；二是因为宋朝农业技术革新，有更加高产的粮食品种，有相对先进的开荒技术、耕种技术和灌溉技术。
先说粮食品种。早在北宋中叶，宋真宗就从印度引进了“西天绿豆”、从越南引进了“占城稻”。苏东坡有诗云：
甘山庐阜郁相望，林隙熹微漏日光。
吴国晚蚕初断叶，占城早稻欲移秧。
这首诗描写的就是江南地区广泛种植越南“占城稻”的场景。
再看开荒技术。因为人多地少，宋朝农民将荒山开辟成良田，过去荒无人烟的闽北丘陵区被开发出大片的梯田。宋朝人还喜欢围湖造田和填海造田，据陆游《老学庵笔记》描述，他亲眼见到绍兴老家的鉴湖面积在缩小，因为老百姓在跟鉴湖抢“地盘”。按现代环境影响评价的标准，这样做不利于长远发展，但短期来看确实能增加粮食产量。围湖造田的同时，宋朝农民又发明了“葑田”——在竹筏上堆放干草和泥土，在泥土上种菜种粮食，等于凭空创造出了可移动的水上耕地。
再看耕种和灌溉技术。宋朝人发明了新式的铁犁，犁头的倾斜度可以调整。宋朝人发明了新式的水车，将其架设在溪流当中，水流带动叶轮，轮子带动翻筒，翻筒将溪水自动抽出来，泼洒在提前挖好的垄沟里，就这样自动地流进田地，几乎不用人力。
最值得称道的是，小麦在宋朝被彻底普及。宋朝以前，小麦主要在北方种植，淮河以南几乎见不到小麦。北宋灭亡后，中原居民南渡，小麦也被带到南方，不仅在淮河以南种植，而且在长江以南种植。南宋统治的百余年间，江南普遍实现了麦稻两熟，个别地方甚至实现了小麦、早稻、晚稻的一年三熟。
粮食新品种的引进，开荒技术、耕种技术、灌溉技术的革新，小麦在南方的普及，以上各种因素叠加起来，让宋朝的粮食产量迅速提高。提高到什么程度呢？宋朝经济史学者漆侠引用了南宋太湖流域的一条亩产数据：亩产5石到7石。按1石粮食重约50公斤计算，5石到7石相当于250公斤到350公斤。很明显，这是一年两熟或一年三熟的总产量，但在当时的世界上，这已经是最巅峰的产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