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
一、近期国际粮价并未因疫情出现明显上涨，中国的粮食价格更是非常稳定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粮食（Cereal）概念指谷物，包括麦类、粗粮（主要是玉米）和大米三大类，而我国的粮食统计范畴除了谷物外，还包含豆类和薯类。大豆与薯类基本属于经济作物的范畴，因此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还是小麦、玉米和大米。
从国际粮食价格的趋势来看，自2000年以来共经历过两轮比较大的上涨周期，分别是2007-2008年和2010-2012年。虽然每一轮上涨的原因有所不同，但每一次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都曾引发过粮食价格将持续走高的担心，2008年的上涨还曾经造成过全球性的粮食危机。下面我们回顾一下新世纪以来这两次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周期背后的原因及其影响。
第一轮上涨周期：2007-2008年。从2007年开始，全球粮食价格开始出现快速上涨，当年涨幅达到40％，其中小麦、玉米、大豆价格纷纷创下历史新高，并直接演变为2008年的世界性粮食危机。当时有学者认为，这次的粮食价格上涨趋势将是长期性的，因为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攀升，有越来越多的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被用来生产生物燃料，作为替代能源来使用。这使得全球粮食供需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未来粮食价格可能将持续上涨。还有一些西方政客及学者将这一时期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归咎于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他们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和印度人口多且增长快，消费了全球主要的粮食增量。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和印度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牛肉的消费量增长，而牛的养殖和生产要消耗大量的粮食。事实证明，随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国际粮食价格也在2008年下半年开始了一轮暴跌。所谓粮食价格将持续上涨的预言被打破了。
第二轮上涨周期：2010-2011年。两年后，在全球性的库存占比下降、主要产粮国自然灾害频发、部分出口国出口限制、生物能源提炼增加等多重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国际粮食价格在2008年次贷危机回调之后，再度快速上涨。2010年，当年国际玉米、小麦和大豆价格分别上涨52％、49％和28％，到2011年2月，记录肉类、奶制品、谷物、油料等农产品的世界粮食价格指数突破了2008年的高点，创下1990年以来的新高。
从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实际食品与粮食价格指数（已剔除通胀影响）来看，2010年以后国际粮价重现快速上涨的态势。2011年3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平均为252点，比2月份略微回调2.6％，但仍比2010年3月份高出60％。
从IMF监测的国际主要粮食大宗商品交易价格来看，2010年以来的主要粮食价格也出现加快上涨的态势。在国际粮食价格快速上涨的过程中，中国国内的粮食价格也开始水船高，2010年11月我国粮食价格同比上涨15.6％，创下近年新高。成为拉动当时国内物价上涨的主要动力。
随着国际粮食价格的再一次上涨，又开始有人“忽悠”，世界粮食供需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未来国际粮食价格将长期保持在高位，持续上涨的粮价将推动中国物价的长期上涨。但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又一次落空了。2012年开始，随着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粮食的需求也相应回落，国际粮食价格也应声而落。2013年以来国际粮食价格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波动，并没有出现前几年的大起大落。价格指数也远低于此前两轮高峰时期。今年以来，国际粮食价格并没有因为疫情冲击而出现明显上涨，2020年3月份的联合国谷物价格指数是164.6点，比上个月还下降了3.2点。更是远低于上一轮上涨周期时2012年高点时的256点。
而从中国来看，自2011年以后，中国粮食价格涨幅一直处于持续回落的过程中，最近五年同比涨幅更是一直没有超过3％。即使在2019年以来的这一轮CPI同比持续走高的过程中，粮食价格总体也非常稳定，同比涨幅甚至没有超过1％。即使在抗疫期间的今年2-3月份，国内粮食价格的同比涨幅也没有明显变化，仍维持在0.5％左右的低位。应当说当前中国粮食的供需平稳，粮食价格已经不是影响CPI的关键因素。
二、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忧，根源就是“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再现
既然近年来国际粮食价格的波动性并没有明显加大，更没有出现持续的上涨，仍然呈现有涨有跌的周期性特征。同时中国的粮食价格整体也非常稳定，但为什么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心却一直存在，这次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而再次出现呢？主要原因还是对中国人口增长和粮食消费的增加的担心。
因此，布朗博士的预言会否成真？中国的粮食需求真的会成为世界难以承受之重吗？疫情冲击之下，部分国家限制粮食出口会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吗？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来仔细分析。因为布朗博士是从中国粮食的供需两个角度来预测中国粮食的短缺问题的，因此，要判断布朗博士的预言是否会成真，我们也需要来分析一下当前及未来中国粮食真实的供给和需求情况。
三、中国粮食需求现状：由于人口增长低于预期以及收入增长之后食品消费多元化，粮食需求增长总体平稳，并未出现爆发式增长。
1、中国人口增速明显放缓
2、中国粮食年消费总量整体平稳，并没有明显上升
随着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长，我国粮食的年消费总量却并没有出现明显上升，1992-2019年，我国小麦消费量从103,382千吨增长到111,202千吨，28年只增长了8％，年均增速只有0.33％。而大米（稻谷）的消费量则是从1993年的179,964千吨增长到2019年的203,196千吨，27年中消费量也只增长了13％，年均增速也只有0.54％。以上数据表明，虽然总人口在增长，但中国人对大米和小麦等主粮的年消费量近二十多年以来增长非常有限，并没有出现有些人所担心的爆发式增长。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也不意外，因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中国居民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吃的方面自然也开始从原来的“吃饱”向现在的“吃好”转变，同时更加追求食物的多元化，对小麦和大米等主粮的消费自然会有所减少，因此近年来对这些主食年消费总量整体稳定，甚至略有减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布朗博士的预测则可能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是简单的以过去来预测未来。而事实证明，用这种线性思维来做简单处推式的长期预测是很容易出现大错误的，正所谓“差之毫厘，缪以千里”。
以上分析证明，在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收入的上升并未导致粮食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因此，从需求方面来分析并不能得出未来中国粮食会因出现短缺而长期涨价的结论。更不能由此得出因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会将世界粮食吃光，导致全世界都无法养活中国的判断。
四、我国粮食供给现状：依靠粮食高保障自给率建立内外隔离“防火墙”
首先，粮食高保障率、高自给率杜绝外部价格上涨带来的价格冲击。我国长期采取“粮食作物优先、经济作物让步”的发展战略，确保了我国小麦、稻谷消费的高保障率与高自给率。这也是为何2010年那一轮国际粮价快速上升并未对我国物价形成大幅冲击的根本原因。一是高保障率方面，按照OECD农业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计算：中国小麦的库存/消费比从1992年的47.8％上升至2019年的91.14％；中国稻谷的库存/消费比从1993年的62.6％上升至2019年的86.24％。这一数据表明目前我们国家粮食库存是充足的，库存消费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18％的安全水平，特别是两大口粮，小麦和稻谷库存大体相当于全国人民一年的消费量。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疫情冲击下部分粮食出口国禁止粮食出口可能带来的影响。同时，国内粮食库存充足，国内老百姓根本没有必要相信网上的流言而去抢购囤积粮食。
二是高自给率方面，按照OECD农业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计算：中国小麦的进口/消费比从1992年的6.85％下降至2019年的3.33％，二十八年平均仅有2.98％。中国大米的进口/消费比虽然从1993年的0.51％上升至2019年的1.63％，但近二十七年平均也只有1.08％，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正如2020年4月4日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我们进口的主要是强筋弱筋小麦、泰国大米等，主要目的是为了调剂需求结构，更好满足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中国口粮完全自给，即使不进口也不会短缺，因此即使疫情导致部分粮食出口国不再出口，其对中国的影响也非常有限。国际粮食价格即使上涨也不会影响到国内粮食的供给。
其次，我国采取保护性的最低收购价措施稳定粮食市场。保护性的最低收购价有利于防止粮价短期波动造成农民经济损失和种粮积极性。2007年以来我国粮食收购价开始稳步上升，截至2015年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涨至近年最高点，期间累计涨幅分别为：早籼稻92.86％、中晚籼稻91.67％、粳稻106.67％、混合麦71.01％，这一价格涨幅与市场平均收购价的涨幅是基本一致。合理的最低收购价稳步上升确保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和我国粮食供给的平稳增长。
最后我国耕地面积保持稳定，没有明显的减少，保障了粮食生产的总体稳定。布朗博士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种植面积将从1994年的0.91亿公顷，下降到0.48亿公顷，减少了47％，虽然单产水平可以从1994年的每公顷3705公斤上升到5700公斤，但粮食总产量则将从现在的3.4亿吨下降到2.74亿吨，减少了20％。
但实际上我国人均耕地减少的速度并不像布朗博士预计的那样严重，从全国耕地总面积来看，近几十年总体还保持增长态势，从1994年的0.956亿公顷增长到2015年的1.35亿公顷。而同期我国农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也保持了整体平稳。小麦、玉米和稻谷等主要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虽然有波动，但自2003年以来总体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
在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整体稳定的背景下，随着技术的进步，近年我国粮食的单位产量也保持稳步增长趋势，如谷物单位面积产量由1994年的4499.7公斤/公顷上升至2019年的7059公斤/公顷。玉米和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则分别由1994年的4.69吨/公顷、3.43吨每公顷上升至2018年的6.1吨/公顷和5.42/公顷。正是因为耕地面积不减反增加上粮食单位产量持续增长，使得我国近年来粮食总产量不但没有出现布朗博士预计的下降，反而保持了持续的增产，年产量已经由1994年的44,510.10万吨上升到2019年的66384万吨，增长了49.14％，2003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取得历史性的“十六连丰”，粮食产量连续5年达到1.3万亿斤以上。
因此，从供给角度分析，至少目前没有出现因耕地面积减少而导致的国内粮食供应短缺，因此似乎也无法得出中国粮食价格会持续上涨的结论。更不用担心因为海外疫情蔓延、部分国家限制粮食出口而冲击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五、粮食供需总体稳定，仍需采取综合措施保障粮食安全和物价稳定
虽然国内粮食市场依靠不断提高收购保护价、高自给保障率建立了粮价内外隔离的“防火墙”，避免了外部粮价快速上涨对国内整体价格水平的冲击。但是，仍然需要看到，国内粮食收购价整体偏低、农民种粮成本不断提高、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高农资成本等因素也在间接的抬升国内粮价和物价。考虑到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稳定粮价对于稳定国内物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采取各项措施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粮食安全和物价稳定。
需要指出的是，粮食最低收购价上调与稳定物价之间并不矛盾。就目前状况来看，正是中国的粮食安全“防火墙”隔离了国际粮价飞涨对我国的直接冲击。如果国内粮食安全出现问题，小麦、大米、玉米三大粮食品种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推动中国粮价快速上涨与国际接轨，那么中国的物价稳定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因此，适度提高最低粮食收购价，确保国内市场不受国际粮价飞涨的影响，是稳定中国物价的关键之一。
首先，按照种粮成本上升的趋势，合理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分析表明目前的最低收购价实际上仅仅略超出平均种粮成本，对拉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甚微。考虑到国内短期内实现全面机械化种植可能性几乎没有，种粮还必须提高广大农民种植积极性。在种粮人力成本不断提高、国际能源与农资产品价格上涨推高国内物质与服务成本的背景下，未来亟需在现有的基础上再调高最低粮食收购价。可考虑在种粮成本上升的基础上再增加1-2个百分点，适当增加农民种粮利润空间，在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稳定物价上涨预期。
其次，考虑实施更为灵活的最低保护收购定价机制。目前的粮食最低保护收购价是每年在年初确定的，这样的定价机制往往很难预见到整年的粮价波动情况。一旦出现价格波动较大，市场收购价大幅高于最低收购保护价，那么最低保护限价的意义就非常小。实际上，按照以往的历史数据来看，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如2010年上半年红小麦的市场收购价低于最低保护限价，保护机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下半年之后由于国际粮价大幅上升等因素影响，国内市场收购价也开始快速攀升，年初确定的最低收购限价变的没有意义。因此，有必要建立更为灵活的价格保护机制，如按月、按季度来重新确定一次最低收购价格，尤其是在国内外粮价波动价位剧烈的情况下，这样灵活、快速的限价调整机制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