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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6河南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
历史是一面镜子，忘记了历史等于背叛。有些同志不敢面对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多年历史，更有甚者极力回避或掩盖过去在建设中曾经出现的曲折，这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气概，而且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我们只有勇敢面对过去，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现。
1、农业生产下降、粮食极度缺乏
在1959年农业生产已经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1960年农业总产值只完成了当年计划的47.2%，比1959年下降12.6%。粮食产量只完成当年计划的48.3%，比1959年下降15.6%。棉花产量只完成当年计划的40.1%，比1959年下降37.8%。油料产量比1959年下降50.9%。粮棉的产量降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建国时还要低。
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必然造成了严重的缺粮后果。
1958年由于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已经开始出现粮食短缺情况。到1959年时，粮棉油供应更加紧张。到1960年6月，全国各大城市粮食已极度缺乏，各地粮食纷纷告急。无奈只好动用库存粮食，1960年底粮食库存量减到286.5亿公斤，比1955年的402亿公斤减少29%。粮食随到随销，随时都有脱销的危险。为此，只得压低城镇居民的口粮标准。
浮夸风泛滥导致高征购
另一方面是因为“放卫星”浮夸风盛行，在农村对粮食大搞高征购，购了“过头粮”，1958年征购587.5亿公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29.4%，1959年征购674亿公斤，占当年总产量的39.7%，1960年征购510.5亿公斤，占当年总产量的35.6%，尽管这样，仍不能保证城镇人口的最低需要。
农村缺粮的问题就更加严重。农民口粮不足，吃不饱饭，又挤了饲料粮和种子粮，致使农村牲畜数量大量下降。1960年底全国生猪存栏数8227万头，比1957年（14590万头）减少43.6%；大牲畜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8382万头）减少12.5%。
为了缓解口粮的不足，全国人民响应号召，或用瓜菜代粮食，或用玉米秆、稻谷糠、瓜藤、薯茎、小球藻等加工成代食品，以求渡过全国性的粮食危机。至于食油、肉类、禽、蛋等副食品的供应，比粮食消费更紧张。据统计，城乡人民的平均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203公斤降为1960年的163.5公斤，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的人均年消费量由1957年的2.4公斤降为1960年的1.85公斤，下降了23%；猪肉的人均年消费量，由1957年的5.1公斤降为1960年的1.55公斤，下降了70%。由于饥饿，营养不良，许多地区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地区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
1960年的农村
由于收入减少、口粮下降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全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十分严重：1958年和1959年人口死亡率改变了“一五”期间逐年下降的趋势，由1957年的10.8‰上升到11.98‰和14.59‰，而1960年死亡率陡然升到25.43‰，大大超过了尚处于战争年代的1949年的死亡率（20‰)，全国人口净减1000万。特别是农村，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更为严重，这一年农村人口减少1702万（中国统计年鉴）。
2、“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大跃进运动以钢为纲全民炼钢，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又由于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等，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全面失调。
（1）农轻重比例失调
由于1958年大跃进以来大炼钢铁，重工业的过度发展，尤其是实行“以钢为纲”错误方针，严重挤压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中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从1957年至1960年，我国工业产值由704亿元增至1650亿元，增长1.3倍，而同期农业产值却由537亿元降至415亿元，下降了22.7%。
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
就工业内部来说，同期内重工业增长2.33倍，轻工业只增长47%。其结果，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农轻重比重，农业和轻工业分别由1957年的43.3%和31.2%，下降为1960年的21.8%和26.1%，重工业则由25.5％猛升至52.1%。
(2）工业内部比例失调
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盲目追求不可能实现的钢产量指标，造成了重工业内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失调。从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来看，三年“大跃进”中，重工业投资在工业建设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在55%~57％之间，轻工业所占的比重除1958年高于1957年外，其余两年均低于1957年水平。由于轻工业建设缓慢，特别是农业原料减少，致使轻工业产品产量下降。
1958年下半年，为了保证钢产量实现高指标，就使钢铁工业畸形发展，钢铁生产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运输能力，不但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也使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业长期滞后，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扩大基本建设规模
(3）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
由于基建规模过大，1958年至1960年，基建投资总额达1007.4亿元，比'一五'计划的五年总额588.47亿元还高出71%，这三年的积累率分别高达33.9%、43.9％和39.6%，大大超过'一五'时期24.2%的平均积累率。积累大大挤占消费，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造成全国经济生活的全面紧张。
3、通货膨胀严重、市场供应紧张
三年“大跃进”期间，一方面基建规模过大，投资额上升过猛，又使职工增加过多，全国职工人数由1957年底的2451万人猛增到1960年底的5044万人，这更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造成1958到1960年财政赤字合计达169.4亿元，为财政收人的11.7%。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只好多发货币，1960年货币流通量为96亿元，比1957年多出43亿元，增加82%，于是引起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购买力下降。“二五”计划期间，国家供应的平价消费品价格上涨15％左右，高价商品上涨20%，集市贸易的价格上涨约30％左右，有的地区甚至高达40％以上。另一方面，农业和轻工业的大幅减产，又使市场上物资匮乏，商品供应量大减。这样，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商品奇缺，物价上涨，就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空前困难之中。
面对城乡物资匮乏的严重状况，政府开始对许多商品实行定量和凭证供应，当时发放了包括粮、油、肉、蛋、棉花、棉布、糖、肥皂以至火柴等各种票证和购买日用工业品的工业券等，一度还采用了出售议价（即高价）商品的办法。这就使广大人民的消费水平大大降低，生活极为艰难。
大炼钢铁运动小土路建设遍地开花
三年“大跃进”带来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不但给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害，也使人民遭受了极大苦难。严峻的现实教育和启发了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样，制定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停止大跃进，纠正“左”的错误，以渡过困难时期，使国家经济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就势所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