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国产大豆、玉米和肉牛收购价格下跌都可归因于相较于之前的供大于需。
以大豆产业为例，从总体供需情况看，2022年我国新增大豆进口量和产量分别为9108万吨和2028万吨，对比当年1.13亿吨的大豆消费量，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况。到了2023年，大豆在我国新增供给量比需求量高出约900万吨，由此带来价格下滑。
从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并不是国产大豆价格走低的全部原因。我国常年大豆进口依存度很高，在80%以上。近年来为减轻进口依赖、提高国产大豆产量和质量，我国提出了“大豆振兴计划”，并在不同年份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稳大豆”或“扩大豆”要求，这让我国大豆产量已连续3年站上2000万吨的台阶。但对比数据后不难发现，增加的国产大豆并未对进口大豆形成替代，在大豆消费量未增长的情况下，国内产量和进口依存度均有提升。这是因为进口大豆价格远低于国产大豆。2023年，我国大豆进口均价为601.11美元/吨，比2023年国产大豆收购低点价格还要更低，因此在出现供大于需的同时，低价进口大豆带来的竞争进一步压低了国产大豆的收购价格。
肉牛和玉米产业的情况与之类似。尽管没有那么高的进口依存度，但长期以来，我国对玉米和牛肉也保持净进口状态。由于进口价格同样更具优势，在国内外农产品市场互动更加频繁的背景下，2020年以来我国牛肉和玉米的进口量较之前都有较大幅度提高，而在近年来整体消费需求增速放缓后，肉牛、玉米的供需矛盾和国产收购价格被压低的问题也显现出来。
不难发现，供需结构的相对变化导致了国产大豆、玉米和肉牛收购价格在近两年内的降低，而价格本身缺乏优势又使得国产农畜产品收购价更易受到市场状况变动的冲击，加剧价格下探。
生产成本难以降低是价格较高主因
国内外大豆、玉米和牛肉等农畜产品价格有差别，除了有一部分品种、用途不同的因素外，更重要的还是因为生产成本存在差异。
不同于全球主要粮食出口国的规模化集中连片经营，我国农业生产多呈现分散式经营状态。随着农业技术特别是农机技术发展和运用越来越普及，我国大豆、玉米种植集约化程度在部分地区快速提升，这一定程度上压低了田间作业的边际成本。不过由于玉米、大豆价格在临储库存消化后出现了几年的上涨，相应的耕地租金跟随上浮；再加上粮食主产区多存在人口空心化问题，人工成本偏高，这些都给规模化种粮主体带来不小的压力。肉牛养殖分散化和成本偏高问题更明显。记者在内蒙古部分地区的采访中了解到，以近期的肉牛成交价和饲草料价格看，算上牛犊采买和育肥成本，育肥一头牛前后要投入14000元左右，这决定了一般主体难以开展规模化肉牛养殖；不少标准化、规模化肉牛养殖企业也经常困于资金流不足和成本过高的问题。此外在近几年的调研中记者还发现，粮食烘干、仓储机械化水平不足以及种粮主体与精深加工企业无法直接对接造成产需不匹配，也加重了种粮主体的售粮难度和粮食管理成本。种养分散化和成本偏高意味着，国产农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不仅可能消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一旦价格低于成本，还可能迫使生产经营主体减少投入，进而影响农畜产品品质。
在去年初，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曾对玉米进口量较高的原因给出详尽解答。陈邦勋指出，鉴于我国作为全球人口大国和粮食消费大国的地位，我国一直秉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方针。这一战略强调，在保障国内粮食生产能力的基础上，适当利用国际资源来补充国内某些品种的供需缺口，并优化粮食结构，这对于确保粮食供应充足、稳定市场价格至关重要。因为粮价是所有商品价格的基础，一旦粮价波动剧烈，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将难以保持稳定，进而影响到民生保障。
在这样的战略方针下，我国亟待完善农产品贸易与生产协调机制，并且这里需要“协调”的不只是供需数量、交易价格，还要着力强化产业链上种养主体、精深加工企业和消费端之间的信息对接，同时尽可能缩小国内外农畜产品生产成本，这样才有望提升国内农畜产品在应对国际竞争中的韧性，并逐步达成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以及将农畜产品价格维持在相对合理区间内的多重目标。
为减弱国际市场变动对国内粮食价格的影响，我国近些年来充分发挥政策性粮食收购和最低收购价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粮食价格，保障种粮农民利益。
地方政府在进行农业产业规划、落实农业产业政策方面需要更加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在近期调研中记者了解到，近两年的肉牛收购价格快速下跌一方面是因为进口低价牛肉增多，另一方面也有国产育肥牛数量快速攀升的原因——在此之前，多个省份几乎同时决定重点发展肉牛产业，甚至一度出现多地争抢牛源的状况。事实上，农畜产品价格变化本身就会影响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决策，肉牛产业近几年波动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完善农产品贸易与生产协调机制”进一步给出提醒，地方农业产业发展决策不能只看历史供需变化，需要挖掘农畜产品市场变化规律和价格形成机制，深入分析国内外同种产品相互影响的深度、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前景和差异化发展的可能性，以此保障产业规划的有序性，在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基础上引导行业和主体追寻高质量发展。
当然，要让农业担保和保险补贴的加力更有效，提高金融服务的精准度也是重要前提。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做到应赔尽赔”；与此同时，农险保费收入增速较之前有所放缓，这与地方财政收支紧张有关。地方政府与保险公司需要共同优化保险服务生态，通过尽可能避免“撒芝麻盐”式投保、理赔，减少财政补贴和保险服务资源在此过程中的浪费现象，摈弃过度追求业务规模的单一目标，真实服务到有风险管理意识和意愿的农业主体。信贷服务精准度也需提升。记者在去年的采访中看到，特别是面对产品服务价格下滑、发展受阻的产业，银行机构需要特别加强相应贷款业务的贷后管理能力和产品灵活性，在满足客户对资金持续性支持需求的同时，提高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和经营韧性，让农业产业和金融实现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