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风波渐渐平息后，仍有部分地区居民就“燃气涨价”等情况展开讨论，一些城燃公司也对此给出了解释，究其原因，更多是近年来天然气价格机制调整加速落地的影响。
而这一逐渐落地的政策背后，则是推行了多年的天然气“顺价”改革、近年来全球能源价格的飙升、城燃企业遭遇经营困局甚至导致个别地区在冬季遭遇“气荒”等大背景。
先来看政策层面的“顺价”改革。所谓“顺价”，字面意思就是销售商品时的价格高于收购时的价格，放在燃气领域，指的主要是城燃企业按照购买天然气时的价格变化去调整向终端用户销售燃气的价格，也就是前文提及的“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
在我国，用气价格构成中通常包含上游气源价格、中途管输价格，以及最终形成的终端销售价格。但实际上，上游价格虽是“双轨制”运行，企业也承担保供责任，但相对来说市场化程度较高（尤其是供给非居民的“非管制气量”），供气的“三桶油”（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也具有较高的定价能力；中游的管输工作主要由国家管网和地方省网公司承担，价格上实行“成本加法”，即在政府指导下，根据企业成本、合理收益来设定管输费率，并根据市场变化进行调整的机制；而在下游终端销售价格方面，在地方政府核定基准价的基础上，允许供气的城燃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进行一定比例的浮动，不过，在“双轨制”下，非居民用气往往更易调整，居民用气则需进行听证，涨价明显更难，实际上各地以往上调居民气价的情况也相对较少。而城燃企业在实际运营中，尤其是遇到上游涨价时，也更倾向于向工商业用户“顺价”，以此补贴居民气价上的“损失”，这种“交叉补贴”无疑推高了工商业用能成本，也被认为会造成价格机制扭曲、错配，而脱离用气价格的讨论语境，工商业用能成本往往也会以另一种形式转嫁到终端消费者身上。
除了长期的政策准备，推动上述《指导意见》出台、各省市加速“顺价”机制落地的，还有近年来飙涨的能源价格和城燃企业遭遇的普遍困境，以及个别地区出现的“气荒”问题。
我国石油、天然气对进口依赖程度较高，同样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而在天然气链条中，定价空间相对受限、议价能力相对较弱的城燃企业对涨价的抗压力也较低。在上游调涨居民用“管制气量”价格后，城燃企业在无法将其传导至终端居民用气售价的情况下，只能自行消化其中的大部分；即使在非居民用户上，也因为终端浮动有上限，往往难以跟上上游涨价的幅度。2022年，多数城燃企业遭遇盈利低谷，中国燃气（00384.HK）、港华智慧能源（01083.HK）、华润燃气（01193.HK）等龙头均在当年出现了净利下滑超20%的情况，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在困难之中还曾向发改委上书《关于支持城市燃气企业纾困解难持续发展的建议》，陈述企业大面积亏损、保供面临难点等情况，并重点提及了上游供气合同签订和完善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问题。也正是在那一时期，陆续出现了城燃公司拒签上游涨价合同、供气方在冬季“断供”等情况，一度形成舆论风波。
在能源供需形势快速变化，行业企业高度承压，个别地区出现保供问题的背景下，政策端在2023年加大了推动“顺价”机制落地的力度，综合第一财经、财新、中国能源报等媒体此前的报道，国家发改委于去年2月就向各省市发函要求提供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有关情况，6月下发《指导意见》，并进行宣贯，随后多地出台政策落实执行，上文所述重庆、南京等地均曾在过去一年内实行并通报过居民用气售价上调或拟上调（其中部分地区通报后没有最终施行）。到了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又发布了补充文件，要求全国36个大中城市在今年6月底之前完成一次调价，9月底前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建立价格联动机制，年底之前需全部完成居民用气调价。
目前来看，气价向居民用户“顺价”，是价格机制改革中的必行之策，不过，如何平衡各方利益、顺畅运行机制、完善监管规则、做好沟通解释，仍是不可不重视的工作。而作为具有公用事业、窗口单位属性的城燃企业，在能够依靠“顺价”机制减轻以往因价格倒挂背上的沉重“包袱”的同时（从2023年年报来，港华、新奥、昆仑能源、华润燃气等城燃龙头业绩已有明显改善），也尤需考虑如何就此类问题与用户形成良好沟通机制。
也注意到，部分地区有关燃气服务的投诉较多，除了燃气费价格的影响，还涉及换表、抄表、收费、业务办理流程、客户服务等的规范性和便利性，部分企业的业务流程、收费标准不清晰、不透明、客服应答、上门维修不及时、业务人员沟通不到位等，都容易导致用户产生疑惑甚至质疑，而严重者如“重庆燃气风波”中暴露出的部分企业存在的敷衍了事、违规估抄、管理混乱等问题，更是一记警钟，提示着城燃企业需优化管理水平，提升服务质量，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利益，更及时、高效地与用户进行沟通、交流。（本文首发于作者｜胡珈萌，编辑｜刘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