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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0
一、1860-1864年天京人口总数估计
1853年初，太平军攻克武昌，随即挥师东下，占领了江宁，改名天京。自此以后，天京的粮食供应就几乎全赖长江中游的湖广地区接济。张德坚《贼情汇纂》中记载：“贼粮所给，于上游悉用船运，不待言矣。然自癸丑五月上犯江西湖北，仅甲寅（1854年）九月至岁底，此数月中一清楚境，此外则帆樯如织，无一非虏粮之船，无一非接济江宁之船也。然而贼之他窜或有别意，于江广则专为虏粮。”1856年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军逐渐分崩离析，军事上节节被动，中游产米区渐次丧失。1860年2月，张国梁攻破九洑州，天京附近江面的南北交通断绝，粮道受阻，接济困难，遂发生了粮食危机，“金陵城中粮尽，食草根树皮，破在旦夕”。但同年5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并乘胜追击，占领苏州，建立苏福省；同年12月太平军又攻占杭州，第二年浙江天省建立。苏福省及浙江天省的建立，给天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粮食供应地，为天京后期的固守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从而使得太平天国政权得以延续。总之，1860年以前，天京的粮食供应地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江西、安徽等省，而此后则主要集中于长江下游的苏、浙地区。
太平军占领天京期间，实行粮食配给制，每人每天所食粮食定量供给。因此，1860年至1864年间天京的粮食需求数与同时期天京的实际人口数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查清这一时期天京的实际人口数，就可以大致推算出同时期天京的粮食需求数。但是，1853年初太平军定都天京以后，关于天京城内人口的具体数量，太平军自己并没有留下准确的统计数据。由于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数据都是间接的，因而众说纷纭，差异很大。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记载，1853年初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时“合前数五十万有奇，至安庆增至七十余万，及至江宁，兼掳镇扬，男丁增至百八十万，妇女三十余万。统而计之，太平军到达江宁时，男女合计共有210余万。此后，太平军除遣少数军队分占镇江、扬州，及5月北伐出调兵丁2.2万人，6月西征首次调兵2万人外，其余军队都集聚在金陵城中及其外围地区。因此，如太平军人数果如张氏所言，则1853年夏天京城中仅外来人口（包括太平军及随同太平军入城的人口）就应有200多万。
实际上，张德坚本人对自己所记录的太平军人数也表示过怀疑。他从一位从天京逃出曾充任太平军“先生主簿籍者”的口中得知，天京城中“屯贮截至癸丑年（1853年）终共存谷一百二十七万石，米七十五万石……闻疑诧……嗣得句容县探报云，甲寅（1854年）三月，贼粮仅存十余万石……与前数悬殊。遂沈思其故，似江宁贼众与被虏之民，男妇不下数十万，即以五十万人为断，所发钱米如贼中定制，每二十五人每七日发米二百斤……以此核算，每月应发米十七万石有奇……益以伪官加倍之数，统计所发米钱，与难民所述之数实相去不远”。尽管这50万只是张德坚对当时天京人口数的一个估计，但这个估计却是从具体的史实入手，通过粮食消耗与人口总量之间关系的计算得来的，因此，与其他记载相比较更为可信。1853年夏以后，除同年8月西征增兵2万余人，1856年天京事变太平军互相残杀，死亡将近3万人外，直至1864年初，天京城内不再有大规模的军队调出，天京人口亦未有其他重大损失。以此推算，1864年初天京城中人口总数当有45万人左右。
另外，据《北华捷报》记载：1860年5月，太平军攻占苏州后“运大量食米入天京，足供40万人一年之食”，呤唎亦指出：“1863年，每月计口授粮的人数为四十万以上”。作为与太平军并肩作战的洋兄弟，直到1864年初，呤唎才离开中国，因此我认为他所记载的1863年天京人口数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1860-1864年间天京的人口总数大约有40余万，最多不会超过45万，最少亦不会低于40万。曾国藩在谈及攻取天京之策时指出：“必须力断接济，仿照昔年攻九江、安庆之法，严防江路，禁截贼粮，则百余里之城，数十万之贼，专恃肩挑陆运，势必不给”。曾国荃在1864年初给曾国藩的信中亦提到“金陵为洪逆老巢，各伪王府、伪官署家小，以及守城各匪、往来游贼，通计不下数十万口”。两人言及1864年前后天京的人口时皆以数十万统称，由此可见，上文对于1860年至1864年天京的人口总数约在40万至45万之间的推算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浙江也是向天京输出粮食的一个重要地区。浙江一省粮食所产本不能自给，因此每年都需要从上海及长江中游等地输入部分粮食，但是宁绍平原及杭、嘉、湖等地不但粮食的亩产高，而且复种指数高，粮食生产自给有余。因此浙江省就局部地区而言粮食生产有所剩余。太平军占领初期，这一地区粮食生产并未受到很大的冲击，以至于在1862年冬天嘉兴府新米收获时出现了“粮米屯积，米价日贱”的情况。太平军因此得以补充军粮，天京粮食亦因此得以接济。1862年6月，“杭州伪归王邓光明护粮至南京，刘长毛处亦发米数千石，嘉郡共发米七、八万石”，同年6月，嘉兴守将廖发寿又遣船131只由太湖运送粮食接济天京。12月，听王陈炳文由浙江运粮入天京，一次装船上百只。1863年7月，程学启部淮军及戈登洋枪队攻占吴江县，浙江向天京运输粮食的水运通道至此断绝。但嘉兴、湖州等地区仍有部分粮食经陆路运致句容宝堰，然后转输天京。浙江地区频繁地向天京输运粮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地区粮食之富足和输入天京的粮食数量之巨。
但是，同苏南地区相比，由浙江输入天京的粮食显然要少得多。首先，同苏南相比，浙江地区的粮食运入天京路途遥远，运输也要相对困难些。1862年暮冬，嘉兴守将遣船百余号，由内湖接济天京，就因为听说苏人有变，太湖水路不通，不得不原路折回。其二，浙江粮食所产远少于苏南。浙江素以“七山两水一分田”著称，粮食所产主要集中于杭、嘉、湖及宁绍平原等狭小地区，故其所产粮米远不及苏南富足。1861年12月底，太平军占领杭州以后，不久城中发生饥荒，忠王不得不“即到嘉兴载米万担，载钱二十万千来杭，将此米粮发救穷人”；而同年七八月间，苏州“尚有难民，当即发粮发饷，以救其寒”。1862年返回苏州以后，忠王先是“贴出为民之钱米”，后又“速令开耕，发其本用，苦种之家，无不发粮”，而且“仍言〔然〕照旧发米二万余担，发钱十万余千”，以赈济灾民，两者对比十分明显。
然而，时人在谈及江南地区对太平军的影响时皆以江、浙统称，苏、杭并举。如李鸿章在谈到攻取苏州之策时指出：“逆众占据（苏、浙）四年，征粮收税，取精用宏。且时以财粟接济金陵，转输各地。金陵是其老巢，而苏、常、松、嘉又为金陵根本。”因此，从苏南输入天京的巨额粮食来看，浙江一省输入天京的粮食肯定也不会很少。沈渭滨先生估计太平军水营的运粮能力每次大约在6-9万石之间。以此推算，浙江一省输入天京的粮食仅以上列举数次就应有数十万石之多。
皖省在1861年9月安庆失守以前也是天京重要的粮食供应地。明清以来，安徽一直是全国重要的粮食输出地区。天京“上游聚粮之地，前在庐州府之三河运漕两处……每处每年出粮，不下数百万石。其次则太平之官圩，宁国府属之湾镇。又次则安庆府属之中央镇”。太平军获取皖省“江南数郡之粮运出金柱关，取江北数郡之粮运出裕溪口，并输金陵”。1856年天京事变以后，在湖北、江西产米区全部丧失的情况下，皖省大部仍归太平军控制，数年来粮道未绝，接济不致匮乏，忠王曾讲“那时上有皖省无为、巢县、芜湖，有东西墚［山］之固，有和州之屯粮，又有两浦之通。虽被德帅攻破两甫〔浦〕，尚有和州之上未动，京中兼有余粮，故而稳也”。而皖南芜湖、巢县一带的产粮区直到安庆失守以前一直为太平军控制。因此，皖省在太平天国后期天京粮食的供应方面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此外，这一时期输入天京的粮食还有一小部分来自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及清军的营垒。这部分粮食是通过投机的中外商人及谋取私利的清军官兵运进的。曾国荃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讲到，其部下“彭达昭等采办军米至大通镇，目击沿江米船百余号，皆系满载，由轮船拖带，扬帆直下，络绎不绝，无人盘诘，莫知所往。又据副将曾传荣由仪征来营面称，目击轮船拖带米船至四沿沟停泊，即有该处奸商贩运，由金陵下关接济城贼等情”。还有人“近闻江南贼无食，白米一斗千钱值。营中有米且勿需，运出江头卖与贼”；“更有轻舟夤夜行，嗜利运米济贼营。昨日新为罗骑得，中有将军部下兵”。但是太平天国后期，从两湖产米区到天京的长江航道基本上被清军控制，尤其是安庆失守以后更是如此，所以做这种事情风险很大，一旦被清军发现，就有性命之忧。至于私运粮食的清军官兵，一旦查获，则更是必死无疑。而且，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断绝天京的粮食供应，因此清军盘查很严。1862年彭玉麟就曾在扬州杀粮商数十人，以恐吓众人。所以只有极少数为利所驱的商人和清军官兵敢于这样做。因此，通过这种方式输入天京的粮食数量肯定不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