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价格的运行一般都会打上市场背景的烙印，因此，与历史上历次粮食价格上涨相比，本轮粮价的上升具有自己明显的特点：
——粮食价格与粮食产量逆运行。理论上而言，粮食产量的增加意味着供给的增加从而可以驱动粮价的下降，但这一基本的原理却被现实所颠覆。2006年，中国粮食产量超过49000万吨，2007年粮食总产量冲高到50150万吨，与此相反，2006年和2007年的粮食价格却分别上涨了9％和40％。
——粮食价格获得了流动性充足的支持。与以往粮食价格上涨都是发生在货币供应量不足状态完全不同，新一轮粮价上涨却存在于流动性过剩的金融环境之中。这就意味着，国内货币供应量增速持续保持高位有可能对粮食需求形成一定的拉动作用。虽然粮食需求弹性较小，但一旦货币市场导致消费者产生所谓“货币幻觉”（如严重的通货膨胀），则很难保证粮食购买行为不会走向极端（如“抢购”、“窖藏”等），从而进一步推升粮价。
——国际粮价因素的传导。与1988~1989年粮价上涨是因为价格“闯关”所致以及1993~1995年粮价暴涨是由“总需求拉动”不同，本轮粮价上涨的明显力量就是“国际化”与“价格输入”。
二
从一般意义上讲，尽管可以将自然灾害频繁和流通环节不畅等变量引入粮食价格上涨的坐标中来，但这些临时性因素并不是决定粮价上涨的决定力量，推动粮食价格上涨的根本性动能在于不断推进和日益加速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
第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扩容加剧了粮食的需求，进而产生粮食供求局面的失衡。一方面，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30％，而国际上一般在工业化中期的城市化率至少要达到50％以上。按照这一标准，我国的城镇人口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增加2．5亿，由此必然大大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是城乡居民经济收入明显提高和食物消费结构的明显升级，从而导致粮食消费需求出现较大的结构性变化。食品消费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食用油、肉禽蛋奶和精加工食品消费需求迅速增长，由此导致生产食用油的油料作物和生产肉禽蛋奶的饲料原粮需求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由于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主要为大豆和玉米，这一变化直接导致大豆和玉米消费需求大幅增长。资料显示，2007~2008年度，我国玉米消费需求较上年度增长3．6％，大豆消费需求较上年度增长5．7％。
第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加速挤占了大量粮食生产资源，导致粮食增产的变数加大。一方面，耕地资源被人为和非人为地挤占，造成耕地面积缩减。工业化与城市化加快的时期，也是占地最多和耕地减少最快的时期。资料表明，从2003年至今，我国耕地面积年均下降0．7％，人均占有耕地只有1．39亩，如果按照目前的递减趋势，到2020年，中国耕地缺口将缩减到1亿亩以上。耕地减少直接导致了粮食播种面积的下降。国土资源部的调查报告显示，最近5年来，我国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年均下降0．65％。另一方面，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导致农业生产投入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目前，导致农业劳动力流失的原因除了农业比较利益仍然偏低之外，还由于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直接降低了农业的绝对收益。因此，即使粮食价格与过去相比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同样不能激发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和生产热情。自然，当生产成本上涨更多地体现为农民种粮的绝对收益减少时，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流失趋势将不会停止。
笔者特别要指出的是，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来看，粮食实际价格上涨是工业化中后期必然面临的问题。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费景汉－拉尼斯拐点”，而在超过了“费景汉－拉尼斯拐点”之后，购买相同数量的农产品需要更多的货币，必须出售更多的工业品才能实现。“费景汉－拉尼斯拐点”的意义是，如果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不重视农业生产，不断向工业转移农业资源，就会出现全社会资源都趋向于赢利高的行业，社会资源开始撤离农业，造成农产品总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农产品价格上扬，粮食问题将不可避免。以此观察，目前的粮食价格上涨既是对“费景汉－拉尼斯拐点”之前中国掠夺性破坏农业经济的惩罚，也是对中国粮食价格的一种矫正。（张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