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已经实现了连续7年增产。2010年粮食总产量近5.5亿吨，比2003年新增粮食产量1.2亿吨，增产26.9%。与此同时，粮食价格持续多年上涨。与2003年相比，2010年粮食生产价格（即农民销售粮食价格）累计上涨了81.1%，粮食消费价格累计上涨了76.8%。2011年，夏粮和早稻都已增产，秋粮丰收已成定局，全年粮食有望实现连续第八年增产，但是粮食价格比2010年可能又将上涨10%以上。涨价与增产并行，其中缘由值得探究。
一、粮食连续增产和国家调控政策有效避免了粮价剧烈波动
既然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为什么会出现粮食多年增产而粮价持续上涨呢？我国的粮食产量与粮食价格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通过对改革以来的粮食产量与粮价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通常在粮食产量没有显著波动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对粮价的影响极不显著；只有在粮食产量出现明显波动的情况下，才会显著地冲击粮食市场，引起粮价的波动。
自2004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取消了农业税，不断增加粮食补贴，放开粮食收购市场，执行托市收购政策，粮食生产总体上保持稳定增产态势，年际间粮食总产量增产幅度变化相对较小。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我国粮食增产比较明显，总产量比上年增产5.4%。这种情况下，下半年我国又遭遇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沿海外向型中小企业纷纷倒闭，民工潮大量回流，粮价面临下跌压力。为了保护粮农合理收益和农民种粮积极性，按照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的“坚持和完善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持合理的粮价水平”要求，国家及时启动了托市收购政策，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地避免了粮价下跌的出现。
2004年以来，正是在多数年份粮食总产量波动幅度相对较小，既没有出现粮食滑坡，又有个别年份粮食增产明显时国家对粮食进行有效调控，才呈现出粮食增产对粮价变动的影响微不足道的情形，或者说粮食连年增产没有带来粮价下跌的情形。
二、粮价持续上涨与生产成本上升和预期等因素有关
既然2004年以来粮食生产由于相对稳定而不冲击粮价，那么粮价持续上涨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
从影响粮食价格的微观供给因素来看，成本推动是粮价上涨的最重要原因。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不但优质种子和化学投入物不断增加，而且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以及专业化生产替代分散小农户生产，越来越普遍。近些年来，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农业生产资料及其要素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从2003年到2009年，我国生产的稻谷、小麦和玉米三种粮食生产投入要素中，种子和化肥代表的可变投入物单位价格以及雇工工价和土地租金价格等上涨幅度较大，最低涨幅接近90%，最高涨幅大约185%。
2003年到2009年，三种粮食种子平均价格由2.6元/公斤上升到5.1元/公斤，上涨了95.0%；化肥价格由2.9元/公斤上升到5.4元/公斤，上涨了88.5%；雇工工价由18.8元/日上升到53.7元/日，上涨了185.6%，接近翻一番；土地流转租金由791.0元/公顷上升到1719.3元/公顷，上涨了117.4%；而同期我国生产的稻谷、小麦和玉米三种粮食平均销售价格由1.1元/公斤上升到1.8元，仅上涨61.9%。比较2003～2009年期间三种粮食单价上涨幅度与种子、化肥、雇工工价和土地成本上涨幅度，不难观察到粮食价格上涨幅度明显地低于粮食生产中一些主要投入物及其要素价格的上涨幅度。2010年和2011年，化学投入物价格涨幅较小，虽然不能作为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解释因素，但是，在调查中了解到农业雇工工资上涨和农地租金上涨明显加快。笔者在一些农村调查中了解到，农忙季节雇工日工资超过了100元，个别的甚至超过200元。2010年比较普遍的相对较高的耕地租金每亩为600元，而2011年已经上升到800元，一些地方超过了1000元。
从影响粮食价格的宏观经济因素来看，近年来货币超常规发行，为粮价上涨提供了必要条件。货币供给虽然不是粮价上涨的充分条件，但是，改革以来我国货币供给量增长和粮价波动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在货币供给量急剧增长的极端情形下，往往会诱发滞后的粮价过快上涨。2009年，我国货币M1供给量较上年增长了32.4%，增速大约是上年的4倍，这无疑为2010年和2011年粮价过快上涨创造了宏观条件。
进一步地，近些年来的流动性过剩，国家持续提高粮食托市价格，强化了粮食生产者、加工商和经营者对粮价上涨的预期。在粮价上涨预期影响下，面对粮食生产成本明显上升的势头，粮价不涨，农民惜售。一些粮食加工经营商增加储备、待价而沽，甚至在部分地区部分品种出现减产时入市抢购，人为地渲染了粮食市场供求紧张关系，加剧了部分粮食品种过快上涨。
三、更好地满足居民对粮食需求的根本途径是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我国粮食连年增产，虽然没有带来粮食价格绝对水平的稳定，但是避免了粮食价格剧烈波动和一些恶性粮食安全事件的出现，成效明显。比较我国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波动，近些年来我国粮食价格波动幅度明显地低于全球粮食价格波动幅度，有效地抵御了2008年亚洲一些国家停止大米出口和2010年俄罗斯封锁小麦出口所引起的恐慌。即使是在国内市场，近些年来的粮食价格波动幅度也明显地低于其他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可以设想，我国粮食生产如果没有连续多年丰收，近两年国内粮价将在成本上升、货币超发、投机推动等因素作用下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并且不可避免地随国际市场剧烈波动，对稳定我国物价总水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一方面，对城乡居民的农产品，特别是食品的需求将继续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对农业成本水平及其结构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居民收入会不断提高，要消费更多的、质量更高的农产品，出现食品消费数量增加、食品消费结构升级、食品安全保证更高的要求。估计2020年我国粮食年总消费量将新增3000万吨，达6.3亿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还会进一步地增加商品粮的需求。“种粮的变成吃粮的，养猪的变成吃猪肉的”。满足经济发展后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对农产品的新要求，是农业资源相对不足的经济社会发展始终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如果人为地短期压抑粮价，恶化种粮比较效益，必然会挫伤农民种粮积极性，后果是出现严重的国内粮食产需缺口，造成粮价暴涨。因而，粮价适度上涨、保持合理水平，对于稳定粮食生产、保障有效供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已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持合理的粮价水平”。
为了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消费的需要，为了减缓粮食成本上升最终转嫁给消费者的经济负担，为了保护粮农合理收益，未来完善我国粮食政策的选择至少要考虑三个方面的效应：促进粮价合理上涨，让消费者在收入提高的同时负担一部分上升的成本；不断增加粮农补贴，稳定改善粮农比较效益；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大幅度提高粮食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