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远，江西鄱阳人。江西省作协会员。
作过田，当过村党支部书记、乡聘用干部、县报记者。2001年至今在南昌从事纸媒工作，现供职于江西工人报社。
有散文、报告文学在《江西日报》《江西工人报》《高中生之友》《湖南散文》《美文》《散文选刊》《星火》等报刊发表。散文作品入选多个选本。
土地滋养着人类和其他生灵，乡土上的历史足音总是特别厚重。始于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农村破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改革的开篇之作。我近四十岁才从农村进入城市，亲历并见证了改革开放在土地上刻下的各种烙印。接下来的户籍制度改革又一次“解放”了农民的命运，也成就了我小家庭的诸多梦想……
——题记
与贫困较量，母亲连夜上镇“走私”卖薯糖
我父亲，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生不逢时的倒霉的老实人，我们也以为他是个有着小精明的老实人。老实人通常很难捞到不着边的好处，加上生不逢时，自然就不难碰到倒霉的日子了。我母亲嫁鸡随鸡，“倒霉的日子”当然也是无法避免。
父亲第一个噩运是幼小的时候就死了老子，他因此高小没有念完就回家种田，他的小脚母亲下不了田，不得不将部分田地租给别人耕种。父亲长大后去了部队，在部队八年看了许多书，记了许多笔记，文化大有长进。但是他的第二个噩运又像无孔不入的蚊子一样叮上来狠狠地咬了他一口。他母亲的成分被划为“小土地出租者”，这并不是一个很麻烦的成分。村子里的人家都戴有不同的帽子，地主、富农、中农、小土地出租者、雇农、贫下中农等等。成分不好的人在升学、就业、入党、参军、招工以及讨老婆成家时会遭遇许多的障碍或者不小的麻烦，莫说上大学，念高中都很困难。对于“小土地出租者”，村子里的一些人认为也是剥削者，于是接二连三地给父亲的首长写信揭发。最后，他不得不低头认命回到家乡。
父亲的霉运并没有结束。我母亲从鄱阳大梨村来到十几里之外的上兰村时，父亲的大门口被贴了封条，村里人认为，家庭成分不好的人，是没有资格讨老婆成家的。父亲的继父赶来轰走了警戒的汉子。父亲的继父主要负责看守位于本村的乡级水库，吃商品粮，拿工资，有全村唯一的收音机和自行车，他是早年的农会干部，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
我后来问母亲，如果当时进不了门，会转身吗？母亲笑道，不晓得，年轻，不晓得许多事，人随命走，水随沟流。父亲和母亲的命运从此被牢牢地拴在了村子里，每日里生产队长吩咐社员们做什么，父母就答应一声马上照办，大家集体出工，集体收工，任何人未经批准不得私自外出，包括从事生产以外的经营活动。
那个时候，顶了劳力的村民统称人民公社社员。农村人民公社一般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社员们晚上到会计家登记工分，谁一天的劳动值多少工分，队长有很大的话语权。通常男劳力一天计十分，女劳力减半。年底按工分分红，每十工分合到五六角钱，有时也可能是三四角钱，还会有几斤芝麻、黄豆以及几碗菜油。有的男人劳力较弱或者队长看你不顺眼，那么每天很可能被核定为八工分甚至六工分，我父亲好像是七工分。往常人们表扬一位后生的优秀时，口头禅是，不错不错，他是十分的劳力，那么，这位后生讨老婆就有了许多优势。
生产队偶尔也会组织社员打平伙，主要是吃饭。队长提前安排人手去碾屋牵牛碾压、过筛，雪白的大米就显现在社员面前。没有顶劳力的人不能参加，吃饭的时候众人心照不宣地偷偷省下一些米饭，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或老人。有一次我本家大婶在参加中午的打平伙吃饭以后，晚上在家里照常进餐，她婆婆火气冲冲地骂她，你个死婊子，昼时就不晓得多吃几碗？夜里还要浪费家里的饭哪？
我们的早餐通常是“石饭”，一锅水煮少量的米，最后切几把青菜掺和，放几粒盐转动一下口味，一家人稀啦稀啦地吃得有味。后来日子顺了，我们还保持着吃“石饭”的习俗，有青菜或者榨菜，会放少许油，也会有年粑等其他配料，“石饭”成为一道美食。有一阵子母亲带我去外婆家挨户地讨粮食。人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但看在出嫁女的份上，又有大舅妈带路，大舅是大队干部，众人三两半斤地帮母亲凑出了不少的度荒粮食。
我的父母我的乡亲，永远不相信没有爬不过的坡、过不了的冬，日复一日地与贫困做着不懈的斗争！
有一次，母亲连夜挑了自己熬制的红薯糖步行近六十里赶往邻近的景德镇市，我们叫“上镇”，赶大早，她带去的红薯糖被市民抢购一空。那时候，物资极度匮乏，能买到乡下“走私”来的食糖是一件难得的稀罕事。母亲饿着肚子，又步行走了回来。这种“走私”只能偶尔突击一两次，每次收入十几元。
我做了父亲以后，从来不愁孩子长不大。这些年，我耿耿于怀的是，孩子千万别跟我一样走十几年的弯路。庆幸的是，孩子的起点比我要高出许多。
缺衣少穿的时候，我们村不时有外乡人出现，端一只碗，男的少，女的多。有时一两个，有时三四个，通常来了就走，也有的会在祠堂过一两夜。
村子里也经常出现各种上门服务的手艺人，补锅、补伞、补鞋、染布，都有，喊了半天之后就走了。
老厉和老吴一个来自湖北，一个来自安徽，他们没有离开，在我们村扎下了根，一个落户在一队，一个落户在二队。别的生产队也有这类人，但一两年后都先后去了不晓得什么地方，也许在别的地方落脚，也许，回家了？
老吴，村里人都称呼他“安徽佬”，会烧砖瓦窑，察看窑火的眼睛特别厉害。后来有好心人给安徽佬介绍了本村一位死了老公的女人。安徽佬有了自己的家庭，生儿育女作田也帮人烧窑。
老厉刚来时主要在梅树墩帮人缝补鞋子，正式成为生产队社员以后，口袋里会有两种烟，对付一般社员是一种，对付生产队长又是一种。队长的影响力有多大，老厉应该有一本账。
老厉后来和一个叫桂花的女人成了家。桂花的老公在生育了一个女儿之后去了部队，几年后回来，被安置在景德镇市一家厂里上班，算是工人老大哥，拿上了国编。后来她的老公另外成家，再也没有回来过。桂花一声不吭，带着儿女耕田种地，砍柴养猪。在好事者的撮合下，老厉搬出即将出卖的碾屋，走进了桂花现成的房子。老厉儿子出生那年，有人记得他家门上贴的春联：我不如人我无其福，人不如我我常知足。横批，顺其自然。父亲说，那是《增广贤文》上抄下来的，不过，能运用《增广贤文》，也算有些文程。
田地自己掌握，老天第一个私人开店“搞开发”
梅树墩是我们经常打闹的场所。我们晚上通常在村中心的道场折腾，白天玩到哪里算哪里，比如我们时常去梅树墩撒野，算是孩童不知愁滋味。梅树墩沿马路往上走，距离村子北面六七百米的地方是一座当年人工挑起来的五百多亩水面的上兰水库。后来水库坝下面不远处建了知青住的房子，又后来这幢平房成了我们的小学。我结婚不久，小学上去的水库坝边上的一些山地被乡里垦出来做了畜牧场。现如今，畜牧场早已关闭，无形中被我们村精明的人先后瓜分，喜哥也搞到一小间房子。现在，喜欢麻将的六十多岁的单身喜哥早出晚归，畜牧场周围没有人家，坟地很多，沉静得很。
早年，桥老哥夜饭后在村子里像只野猫似的窜来窜去地敲铜锣喊通知，大家夜饭后都去梅树墩开会哦……先前桥老哥喊过的和村里放过电影的地方有祠堂、道场以及晒场。每一次喊通知，桥老哥能拿到两三角钱，后来逐渐涨到两块钱。其他人也想这个钱，但是抹不开面子，穷得穿一条裤子过冬的桥老哥算是捡到了那么一点点便宜。
梅树墩附近辟出了一大块生产队的晒场，晒场边上不知什么时候用砖块建了一面较大的墙壁，墙壁通身粉刷了石灰，平平整整，光光亮亮。我们小孩儿在晒场玩耍的时候，也看墙壁上的字。听大人们讲，这叫标语牌，这个标语牌自然具有某种神秘的影响力。村里少有人家的房子不是披茅挂草的，许多标语和语录，只能往这块庄严的墙牌上刷写。标语牌的某一个角落有时会突然出现谁贴上去的纸条，字迹歪歪扭扭：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过路君子读一遍，一夜睡到大天光。我听大人念过之后，想了许久，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村子里的王医生可能被这个“天皇皇”抢走了不少生意。
除了不自觉地在标语牌上识些字，父亲偶尔也会在煤油灯下教我读毛主席诗词，有时也讲解，第二天背给他听。我会背，但还是不懂其中的意思。
我自己做了父亲以后明白，这叫希望，父母希望儿女将来有出息。父亲咬定的出息就是考大学拿国编，穿皮鞋坐办公室，不用打赤脚下田，父亲认定考不取大学不会有任何出路。孩子上大学以后，我奢望他们的出息是有体面的工作，进公司拿高薪，或者在单位有正规的编制，不做体制外的同工不同酬的聘用人员，户口能够自由迁徙，遇到挫折敢于去工地搬砖……
上兰村跟我母亲一样聪明的“走私者”当然不在少数，但大家总体上很难挪动身子。出门要有说得过去的理由，要请假，要公家证明，只顾自己、不顾国家和集体利益的盲目流动迁徙是不允许的。通常，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各自待在常住地或者岗位上安分守己。就算让你出去，除非学老吴他们去乡下讨饭，否则你一个作田的没有粮票，很难买到吃的东西。我上高中的时候，供销社的一个馒头大体是两分钱，但同时要一两粮票，光钱不行。私人不准做买卖，农村只有公社所在地公家的供销社以及大队所在地的合作社能卖东西。公社食堂也供应馒头，但不对外销售。在公社集镇念初中时，时常见早上来自集镇单位的同学啃着雪白松软的馒头慢悠悠地晃进学校，就老想，他会不会谦逊地掰下半只给我吃呢？我盼到毕业都没有人满足我的这个关于馒头的念想。
城镇户口，也就是“吃商品粮”的非农业户口有权享受粮票，农民用的煤油、火柴、棉布、肥皂等工业日用品会发给有限的票证，吃粮食靠生产队发的口粮，不发粮票。城镇户口要是讨个没有商品粮吃的农村户口的女人做老婆，吃饭的问题就只有家庭内部解决了，她的粮食关系很难解决。现实中在我们那一带，作田人家的女子也不会去梦想嫁给吃商品粮的人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走出高中校门正式成为家里的劳力时，父母和我的乡亲盼来了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和暖的春风，他们起早摸黑，刮风下雨地在田地里做得起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始涌动。这里引用三则《鄱阳县志》里的记载，我们可以从部分区域理解彼时的全貌：是年（1979年），谢家滩公社田铺大队第三生产队试行“包产到劳”，粮食较上年增产70%；春（1980年），农村广泛订出农业生产责任制；根据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全面抓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作。4月止，与承包户签订合同生产队有6281个，占生产队总数96.33%。
一切刚刚开始，田地居然握到了自己的手心，我的父母和广大的乡亲在固有的土地上眼界忽然变得无比的辽阔，他们进进出出的仿佛自己比往日高大了许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孩子大学毕业那会儿，我才回过头去深深理解了父母和乡亲们当初的坚守以及对于土地的依赖和挚爱的情怀，我为自己曾经嘲笑他们在特定的环境里不懂得从田地里移脚而感到羞愧！
《鄱阳县志》上的几则记载：是年（1984年），波阳（后更名为鄱阳）被列为省出口优质大米生产基地县之一；是年（1986年），波阳被列为全国优质米和商品粮基地县；是年（2005年），鄱阳县被评为江西省粮食生产先进县和全国粮食百强县……
作田，温饱不成问题，还能在缴纳了国家农业税、村提留、乡统筹之后卖一些余粮，甚至养一两头猪。父母异常珍惜这种美好的日子。
……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成为时尚主旋律。
恰恰相反，我因为所谓前途的不知东南西北，骨子里像寒霜抽打过的蔬菜，通身软瘪瘪的打不起劲来。我们当地，全乡每年能够高考成功的也就三四名，有的还是多次复读后考取中专。当然了，就算是最低层次的中专，毕业以后也都有工作分配，无论是分配在企事业单位还是行政部门，都是“吃皇粮”的国家编制，雷打不动的“铁饭碗”，旱涝保收，工资和福利年年增长。我的数学让我在读书求功名的道路上落荒而逃。实际上，和我前途有关的“打破铁饭碗”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在1986年开始启动，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几乎同时进行。当然了，因为国情，当初改革开放的决策与布局从三农开篇，其他一系列举措，真正实行延续了近十年才大部分完成。后来，国家开始不再承担大学生学费，不包毕业分配也从1996年开始正式施行，到2000年全面停止了大学生分配制度。现如今我的村子每年都有三五名学子考上大学。
“回乡青年”与“待业青年”有区别，高考落榜也能圆大学梦
我回乡后直接的机遇是，从1986年开始，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种形式的成人高考同样能圆广大学子和社会青年的大学梦。
“人们在狭小的生活圈里互相模仿。为什么他们不尽量远离些，做个真实的自己呢？”我拿亨利·大卫·梭罗这句话来暗中嘲笑父母只知道作田的迂腐，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同样走进了思维的死胡同。我意识不到改革开放的列车正在中国大地驰骋，我沉迷在过往观念的沼泽地里找不到“逃生”的方法。
我对眼前田畈上的欣欣向荣提不起兴致，对自己“低矮”的生存处境眼高手低地很不满意。
有一次，因落实政策随家人回城不久的平来我家做客，我感觉平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平原是我的跟班，只念到小学，他再次在我家出现时，已是一副城里人的味道。平幼时随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从鄱阳街上下放到我们村，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夜饭后胡乱拿天（闲聊），平不再讲我们上兰村的方言，而是开始模仿街上的“饶州腔”。平烫了卷曲蓬松的发型，穿牛仔裤，嘻嘻哈哈地夸张着街市的新鲜事。迪斯科舞，会跳不？我摇头。戏妹子，懂不？我傻笑。平没有跟他父亲做裁缝，主要蹬三轮车卖衣服，也卖老鼠药，什么赚钱搞什么，很自由，也有很多机会。平强调说，比乡下有味多了。我从平的身上闻到了城里的五彩缤纷，但是我毫无办法触摸城市的气息。平说，什么时候到了街上找我，我陪你到处玩玩。平的话成了我最大的梦想。
平走了以后，我不知道自己能有什么办法去见外面的世界，哪怕是鄱阳县城。我很想活出自己的高度。
我与父母保持着莫名其妙的心照不宣的对抗状态，看起来相安无事，我也服从指挥，但家庭的空气里却流转着无形的硝烟的纷扰。
我开始以为自己很快就会成为令人羡慕的并很可能震动全乡的作家。事实上我不难发现，前途都在田地里。
父亲说，守住了田地就守住了希望，不切实际的想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将公民划分成了天壤之别的“两个世界”，农家子弟通常除了高考的“鲤鱼跳龙门”，极难有另外的出路。
我时常到老天店里赊两三角钱一包的烟，有时候也会赊一块多钱一瓶的酒。那时，上户手艺人的工资大体上是两三块钱一天，猪肉每斤已经涨到一块钱左右。我的一个姨表兄结婚，费用六七百元，几乎向所有的亲戚都借了钱。
老天家店面的墙壁上不知什么时候换上了新的标语：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老厉上门的时候会眯着眼仔细瞧一会儿标语。老天“搞开发”开店以后，梅树墩就逐渐热闹起来，首先，来店里打扑克牌的人多了，我有时候也来凑热闹。
早在生产队时期，每天赶早，开门第一件事，无论天晴下雨，老天总要站在大门口仰望天空：啊，好天。今朝好天！
老天的外号就是这样得来的。
老天作田、开店，还是村民小组长，他领着另外四名小组长具体运转本村的一切事务，包括山林、祠堂的管理，家庭的纠纷，与外村的交往和林地边界的协调。
扑下身子，我决定置换喜哥的荒地开店
老天当了村民小组长，许多本村要紧的和无所谓的会议，包括放电影就选在了梅树墩。老天开会的时候很是气势磅礴，就是将自己的权威有意无意地往“小组长”上面靠，言下之意是，“小组长”说的一系列“村规民约”，是要管用的，是有实际影响力的，老天喜欢讲从上面听来的“一系列”或者“一整套”。老天的信心都是上了桌面的事，他是进村委会当干部的重要人选。我在瞧热闹的时候感觉自己想要达到老天“一系列”的地位和境界，基本和考大学一样是不需要去巴望的。我没有心情等老天的讲话结束，早早地回家，像那只温水里跳不出高度的青蛙，睁着眼睛睡觉。
我在心烦意乱的纠结当中坚持着莫名其妙的坚持，白天下田，夜里也会看些书，有时中午外出采访，煤油灯下写作，也向县里的报纸投稿。我有时会不切实际地遐想能不能在梅树墩做一回主持会议的主角？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认为进村委会当干部是一个蛮好的办法。
父亲隐约看穿了我的作家梦想，希望我多读些书。父亲感慨，他也喜欢静下来读书啊，但是在连肚子都很难填饱的日子里，爱好与追求只能靠边站；眼下田地到户，父亲像是再次出征的战士，生命里迸发出昂扬的生机，每日里总有忙不完的活计。
乡亲们都认为父亲有学问，一手毛笔字特别好。实际上他的学问都用在帮人书写家信或者在谷箩上写上户主的名字方面。有老太太建了土地庙，也会找父亲做一副对联。他写完之后饶有兴致地念给我们听：咦？好大胆子还敢瞒我；呔!尔等回头莫要害人。
过日子的粮食已经不成问题，乡下人务实作田也是一条生路。但我与父母不同，希望从上兰村起步，找到一条自己理想中的全新的道路。我试图通过当兵改变命运，过了最后一道政审关在家里等通知，但是最后的名单上没有我。
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在田里割禾，菊女也在田畈上忙活，大家累得想直起一下腰身都感觉格外的困难。
菊女老公老柄不累，在田畈上挎只木箱，四处转悠着卖冰棒。
鹅——逼菠哦——他的意思是，卖——冰棒哦——他试图讲一口流利的景德镇街头方言，表示这是来自市里的冰棒。但是他的方言跑调得跟他的脸一样极不规则。老柄无所谓，鹅——逼菠哦——
我们都很难吃到冰棒。我想吃的时候，用眼神怂恿弟弟。弟弟口无遮拦，对母亲说，热得要死，买几个冰棒吃吧。
母亲白了一眼弟弟，说，就你嘴巴子好吃，晓得几贵吧？五分钱一支！哪一样东西有水好啊？母亲永远舍不得花钱，舍不得用掉到手的东西。母亲会贬损鱼不好，肥嘴不肥肚，没有实质的营养，还要花冤枉钱。腊月里好不容易买的一只猪头，腌好了，吊在厨房，预备着过年，但是到第二年大热天，那只猪头还吊在厨房。
妹妹说，想吃冰棒等昼时收工。你看老柄的冰棒没有几多人买，到昼时再不便宜卖掉就要融化作废。
父亲不作声，表示认同妹妹的独特见解。
昼时我们每人都拿一支稀软的冰棒解渴的时候，菊女在家里鬼哭狼嚎地摔东西。
菊女家里乒乓响的时候，我比较同情自己，老柄再怎么亏本，也算闯荡了一番市场，居然还经常跑景德镇，听说也到过鄱阳街上。
晚上在煤油灯下，我故意把收音机频道转到省电台的致富信息节目，这样那样的项目和项目培训班简直是花枝招展，令人心潮起伏。播放最多的是科学养猪法，也有玻璃制品技术培训。我说这个好，又说那个好。父亲抽烟，同母亲扯些闲话、碎语。父亲以不予回应的方式否定我的不务正业。
“双抢”告一段落，我慌不择路地决定按省电台的信息指引，去南昌学做肥皂。女人洗衣服的肥皂，要是能供应我们一个村的，那也是不得了的赚头。
我硬着头皮找老厉借钱，当家理事的再怎么穷，多少会有一些过日子的钱。再到梅树墩找老天，我们平时嘻嘻哈哈的关系还算贴切。实际上老天开店，性情喜好结交，他跟谁的关系都好。
我们村子邻近景德镇市。我带着不足一百块钱，早上从家里去发，晚上在景德镇市坐火车去南昌，咣当咣当一整夜，挤得腿脚发软。上车之前我买了一张法制类报纸做消遣。这类报纸标题特大，套红或者套蓝增加吸引力，内容或惊险刺激，或情色迷离。
这是我第一次乘火车，第一次接触不一样的报纸。
到得南昌，我心花怒放，想啊，要是能够在省城做事，那是多大的荣耀啊？几天后返回，还剩余一点钱。在景德镇市下火车，准备按培训班的要求买一些材料回去搞实验，怎么操作很简单，都学过。一打听价格，当时就心里发寒：如此做出来的肥皂，单块的价钱比老天店里的还要贵好几角钱。更何况动物骨头，按老师讲的，我到哪里去弄那么多熬制原料的骨头？
老天每天开门的时候少不了来一句，啊，好天。习惯成自然。
煤油灯下或者落雨天，父亲偶尔会看看书，主要是一些实用种植技术。别人死作田的时候，父亲搞起了“多种经营”，部分田种西瓜，部分田栽甘蔗。我们的农民，无论处在什么时代，再怎么艰难、委屈，都不会辜负自己，也不会辜负时代赋予的使命！
我想起了在温水中的青蛙，锅灶里的火越来越旺。好在我还有痛感。
我认识了山上和地里许多能吃的野物，一年四季都有，在脏兮兮的衣服上揩几下就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味道特别好；我能光着脚板子上山砍柴，划破手指的时候，知道一种树叶在嚼过之后可以立即止血；我看见桥老哥向来打赤脚进进出出，在山上砍柴也是如走平地，我佩服得摇头。桥老哥只有出门做客的时候才穿上崭新的黄球鞋。我偷偷地练习赤脚上山，结果，我也能做到；有时候砍柴回来经过梅树墩，我呼啦将柴捆扔在地上，跑到老天店里和大家天女散花般地拿天……
我不同的地方是经常到张家村委会会计家讨些过期的报纸瞄几眼，我不拿，也要被有面子的人讨去糊结婚的房子。别人家茅厕基本是塞满了枝条，打粪的时候同时捞出一大堆枝条丢在茅厕旁边，晒干之后用火烧掉，我们端着饭碗看烈火熊熊的，取乐。我家的茅厕里则是各种我写过的废纸和看过的报纸。打粪的时候一并浇到菜地或者油菜地里，下次去地里，七零八碎的报纸已经干了，无聊的时候弯腰拾起，还是可以读到片言只语的。
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谈恋爱，我坚持要找一个上过初中的姑娘做老婆。我回乡六七年以后，村子里唯一即将中考的女孩红一念之差接受了我的纸条。分数出来，五百好几十，特别是数学分老高。但是红就是不去上高中。他父亲气恼，说，见鬼了，真是见鬼了，不去读书？他父亲说见鬼的时候，红被我勾引到山地里摘果子去了。
结婚当天，老天端着账本进门收债。红跟我母亲一起帮我还了许多糊涂债。老天端着账本走了，红就成了我的妻子。
梅树墩不远的偏南下游有一块荒地。我找到喜哥。鸟不拉屎的，干脆，置换给我做菜地？成交。后来村里人明白，我要在这块破地上开店做生意，还第一批买了摩托车、照相机。
部分事业单位开始走向市场，“商品粮”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我父亲在田地里饶有兴趣地坚持着“多种经营”，我对田地的任何经营都打不起精神。结婚第二年，我们与父母分开，另起锅灶。
是的，我在从喜哥手里买来的那块荒地上开起了经营日用品的小店。我们欠债做起了一幢砖瓦结构的小平房，又到银行贷款九百元作为第一笔去鄱阳街上进货的本钱。我的妹夫立毛为帮我建房子，冒雨走十来里小路推来了一些急需的材料。
平时，我将看到的周围乡亲们的日子写成稿子，不断寄给报社，又不断被刊登出来。写稿，只是一种类似于打麻将的习惯与爱好而已，也可能是为身体内的梦想植物人输送着维持呼吸的氧气的一种方式。我还获得过市里报社举办的征文竞赛奖项。我的主要精力是在田里，获得过县里颁发的“杂交水稻科学制种先进个人”奖状，以及团县委颁发的“优秀共青团员”奖状。我顺利地入了党。后来我把家庭重点放到店面和店面以外的水稻种子、农药的买卖上。在发家致富的路上，我比上一代人多了许多选择。
过年的时候，下雪，啤酒快要卖完了。我披着塑料油纸，戴着斗笠，步行去田畈街集镇挑啤酒。来回六十多里，不吃不喝，四扎啤酒，能纯赚九块钱。
村里许多人家的杂交水稻种子难卖的时候，我在县城联系到一家民营的农业公司，将大家手头的稻种陆续收走，乡亲们松了一口气，我也自然赚到一些钱。
老天的店后来关了。我只好拿“生意场上无父子”来安慰自己。
老天乐观，安心作田，起劲冲刺村委会干部，每天照样赶早开门说一声“好天”。
家庭的小船已经起航，我跟父母一样满意眼下的日子，从来没有想过哪一天会离开自己的村子。
我在多次获得县报通讯员一等奖以后，报社领导决定聘我做记者。我从来没有想过记者还能聘用。父亲欢天喜地，说，要不是时代好，像我家原先有饭吃就是老天开恩了，哪里还能走出一个县里的记者呢？
不难了解的是，彼时在国家层面，开始下放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权限，搞活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独立法人地位得到明确，部分事业单位不再是高高在上“吃皇粮”，而是开始走向市场，实行企业化管理。后来事业单位大规模推行聘用制度，人事改革加速发展。否则，我所谓的知识，也只能用来帮助乡亲们写写往来的书信了。我后来了解的是，1994年4月1日，一份全新视角的报纸《赣江大众报》（《江南都市报》前身）在省城南昌诞生，这是江西最早采用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报纸。发行上，1998年7月1日起该报由邮发改为自办发行，报纸获得迅速发展。编制和户籍不再成为约束与障碍，有志于从事新闻行业并符合相应条件的人员有了广阔的施展舞台。后来来南昌后，大学文凭、新闻从业资格证以及记者证，我都通过考试拿到了手。当时代的大门向你敞开，唯有坚持和奋斗才有可能实现个体的梦想。
粮食市场放开，“商品粮”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四五年后应所在的乡党委邀请，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再次出发，应聘到乡政府做了一名中层干部，老婆则打理着家里的田地和店面。
老天到底没有实现进村委会的梦想，村民小组长的位置也让给了别人。一位平时惯于低头走路又不怎么说话的组长被村支书看中并提拔进了村委会当出纳，老天当组长的干劲从此泄漏得一点都没有留下来，但是他的为人处世的热情一点也没有衰退。老全的一儿一女到底吃上了商品粮，不过老全清楚，商品粮优势已经过期失效，他希望儿女好好读书，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对于所谓的出路和生存状态，我没有了先前的寝食难安。形势越来越开放，在乡村这个广阔的舞台，同样能够书写人生的美文；因为自己钟情写作，时不时地向报刊投些稿，时不时地小有收获。在老支书即将退休的时候，我向乡党委提出请求，希望回村做党支部书记。想法很纯粹，农村的面貌许多地方还需要改变，比如吃喝风，比如农民负担，比如致富门路。我真的能够在梅树墩主持工作时，一次会议也没有开过。我三十岁出头，成为全乡最年轻的村支书。从出发到回归，却是踏上全新的舞台。我们村委会有十几个自然村，近二十个村民小组，我知道怎么与乡亲打交道，千言万语抵不上一个实际动作。我到老婆店里拿东西走访困难老党员，挑谷子捐助青黄不接的家庭；取消了村委会的食堂，辞退了专职的厨师，去乡里开会不进饭馆；修通了水渠和出村的马路；减少了不必要的田亩摊派；着手清理旧欠，尤其是村干部亲属的历年旧欠；要群众交的东西，我父母和弟弟必须先交……
做村支书不到两年，我提交了辞职报告。一个极小极小的地方，你要动了谁的利益，结果是双方不愉快甚至反目，重要的是我当时把控的经验极其有限。我后来听总理做报告说，改革，比割身上的肉还要痛苦，深有感触。
有一部分党员和群众听说我不当村干部了，写好了联名信，要去乡里给我找说法。我赶紧跑去阻拦。他们不知道，我的抽屉里已经丢进了一张乡党委任命我做乡文化站站长的文件。
父亲为我打抱不平，说是要写材料去告某位跟我扯淡的混混。我劝父亲，告状没有意思，自己争气才是关键。
人生没有固定的模式，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也可能性格决定命运。在我的见闻里，长期在县报社和乡政府坚守的人，后来通过招考也有许多人解决了编制；一些长期奋战在村委会岗位上的人，家庭日子也是眉飞色舞的。失去与得到向来相伴相随，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内心会有不同的走向和风景，都值得尊重。
闲来无事，我们拆除店面，动手建起了一幢两层半的楼房，虽然欠债，但在村人眼里，我家的日子毫无疑问一直是跑在前面的，全村的楼房总共只有四五幢，摩托车包括我的只有两辆。
我告诉老天，我不准备开店了，你做不？老天顿时起了劲。
此后的一段时日，我睡觉、读书或者帮妻子喂些猪食，也提笔写些文字。这个时候，我多了许多从容与淡定，也正好趁机做一次全面的休整。
老吴回去了，回了家乡，树高万丈落叶归根。他带着一儿一女，算是满载而归。许多乡亲送行，老吴感叹，要不是改革开放的形势好，要不是上兰人仁义，他真不知道自己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他的继子小青送行，在安徽逗留了一段时日又回到了村子里。弟弟妹妹说，哥，你也留下来吧。小青说，那以后谁给爷爷、奶奶上坟啊？
老吴走了以后，有爱开玩笑地问，厉师傅啊，你什么时候也要回家乡吧？
老厉摇头摆手，说，我和桂花在哪里，我儿子的家乡就在哪里！好男儿志在四方，江西没有什么不好嘛。老厉永远是那么通达。
因为改革开放，编制早已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许多人不难对号入座地在城里寻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第二年，我在朋友的帮助下受聘到南昌一家报社做新闻，不久，北京申奥成功。消息传来，40万群众涌向天安门狂欢；特别炎热的南昌同样热情高涨，喜庆带来了凉爽的快感。又不久，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事件：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那些日子，我们在处理报纸版面时特别忙碌。为了多赚稿费，我经常在租住地伏在房东留下的一张摇摇晃晃的靠背椅子上打着赤膊熬夜写稿，稍不注意，汗水就滴在稿纸上。
我刚来省城南昌的时候，我后来认识的一位姓盛的鄱阳老乡已经在一家都市类报社做到了部门主任的位置。他在南昌自修了大学文凭，从记者做起，几年过去，在新闻界就有了名气。以后，当我做到报社部门主任的时候，盛老乡早已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总了。
我离开家乡上兰再次出发时，很少人知道我的变化。
车子驶出上兰，东方已放白，有霞光，一块一块的红彤彤的云彩，那是太阳正在爬上后面的山林。
估计老天已经打开店门正仰头说“好天”吧。
头一夜，我将借来的两三千元钱交到妻子手上，这样，他们母子大半年的生活基本不成问题。
《鄱阳县志》载：2000年12月，九（江）景（德镇）高速建成通车，这是穿越鄱阳境内52.28公里首条高速公路。景德镇市往返南昌的高速快客每小时一趟，行程四五个小时，很方便。到达南昌，想起当年来学做肥皂的情形，不禁好笑。
然后泡了一包方便面当作晚餐，应该是省下了一块钱左右的伙食费用，很满足。租住地是顶楼，热烘烘的像刚出过砖瓦的窑洞。草席铺在水泥地板上，熄了灯，坐着抽烟，烟头红彤彤的忽明忽暗。
农家孩子允许进城上学，从南昌到上兰半天可以来回打转身
两个孩子从南昌市青山湖学校起步，先后考上了名牌高中江西师大附中，又先后上了重点大学、读了研究生，这是我没有奢望过的事情。每逢春节我们都要回家陪父母过年，与乡亲们聊天。如果在南昌火车站坐车，我们全家四口都要请旁人帮忙在进站的电梯口拍一张合影。照片上的孩子，从我腰部以下的位置，已经长到比我略高一点，十七年光阴和过往就这样刻印在这些宝贵的照片上。
我们离开村子两三年后，村里人顺着潮流也逐渐开始奔跑着出发，外出务工的人员一年比一年增多。如今，上千人口的自然村，平时只有少数人在家。也有一些年轻人凭技艺回乡赚钱，制作铝合金门窗，包房子刮瓷，装修什么的，他们很多人有自己的小车。
很快到2005年，中国乡村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历史，我的父母和乡亲们的欣喜无疑再次上升到又一个新的高度。
事实上妻子当年的一些忧虑是多余的，她自己也从一个十足的农妇变成了得心应手的“市民”。刚来南昌时，妻子缩着脖子，放不开身心，过马路的时候，前进怕车子，后退也怕车子。我们曾到一家小餐馆门口准备找份工作，妻子靠近了又转身，我把她拉过来，她却迟迟不肯进去。我说问问招不招人有什么关系嘛。但是她打不开嘴，不知如何表达。她在村子里顺手顺脚地开店做生意，与人交往谈笑自如，人情世故也不会有什么差错。问了几家小餐馆，每月两百多元，也问了附近的超市，350元一个月。彼时南昌市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250元。第二年我跳槽到另一家能够同工同酬的报社做编辑，每月基本工资是1200元，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
来南昌两三个月后，妻子自己在附近的图书城找了一份帮人卖教辅的工作。有时候，她在水果摊上花一块钱扫回来好几斤烂苹果，削削洗洗，孩子啃得起劲，吃得打饱嗝。
在父母那里，我们坚持汇报家庭形势一片大好。父母也是异常地开心。
后来我们搬家时，花钱请人力帮忙，整整好几大板车的物品。
两个孩子上大学以后有一回假期，我们清理住所，小学以来的课本、作业本、资料以及其他书籍、报刊，卖了将近两千斤。对于日子，我们一家人像是红军长征经过磨难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一样。卖废品的几百元钱拿到手，我说，进酒店，吃好喝好。大家欢呼雀跃。
时代容易影响家庭的走向和成员的命运轨迹，男人和女人则是互相影响，婚姻与家庭，其实也是一座炼炉。
2015年正月里，父亲在上兰村悄无声息地过完了悲喜交集的一生。“在军营中训在运动中批攸关社稷兴衰甘苦备尝犹存风骨七旬半；为稻粱之谋为儿女之计无论人生进退诗书不废寸断肝肠正月初。”当时，我的在鄱阳公安局工作的作家朋友汪填金先生发来了他创作的挽联，我请会书法的一位当老师的本家侄子写好，并请帮工贴在了大门口。
父亲过世，我回上兰的次数多了起来。交通更加便利，现如今南昌往返鄱阳县城的高速公路只需一个半小时；去年通了高铁，从南昌回去只需两个小时。鄱阳站邻近我的村子，平时想要回去，上午可以来回打转身。
母亲不缺过日子的钱，像父亲一样，开店的基本莫想挣他们一分钱。其实，我们兄妹六个，各自条件也谈不上差。她不肯要钱，我买的东西很少有动用的，下一次，我只好再次象征性地买一些东西放在母亲的房间里。随她。去年小外甥回到父母身边后，母亲手足无措，在村子里又不肯移脚来南昌。后来她多次“扬言”要去景德镇市找工作，她埋怨老是搞几块菜园没有什么出产。她跟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解释说，待在村子里实在没有味道。母亲开朗大方，善于交流、交结，她始终坚持自己要是在城里，做什么都不会差的，尤其是买卖，她不怕不愁。
母亲从来不相信她的活法没有高度。可能，作为儿子，尊重，也算是一种孝顺吧。
大浪滔滔，早年丧父的外甥当起了小老板
母亲是村子里老人当中的“另类”，类似我当年是后生当中的极少数不安分者。过年的时候我们聊孩子的成家，母亲鄙视我的一些顾虑，认为不值得一提。母亲说，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世界，讨老婆还家乡的外省的分得那样清楚。又说，村子嫁到外省的还有从外省娶回来的，你也不看看有几多？又对我孩子说，别听你爸爸的，要我说，哪里日子好过往哪里去。孩子好笑，两边都不得罪。
有一次在友人的饭局上，听一位不认识的女孩说下周就要出国了，我于是有心问了她作为独生女孩的许多问题，包括她父亲的想法。女孩到过许多国家就像我到过许多乡镇一样，就像我父亲到过许多村子一样。我不动声色地问，将来呢？女孩说，现在都是地球村了，我的将来我做主，我父母都支持。女孩与我母亲，曲调不一样，意思却是差不多。
我村里的小庄，三十多岁，就是老柄的小儿子，他丈母娘家在南昌，早年常来我住所玩。老柄夫妻同大儿子在景德镇市，菊女帮忙带孩子，老柄在工地做小工，两三百块钱一天。去年的年前，小庄来我住所玩时快人快语地问一旁陪坐的我的孩子，将来准备去哪里发展？我儿子笑道，到时看吧。小庄连连摆手，建议你出去，摆脱父母，去前沿的大城市，感受那种高效、快速的思考与工作的节奏。年轻人不能太安逸了，真的，你一安逸，观念和思维很容易沉下去，以后就起不来了。
有官方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我国农民工总人数已达２.８亿人。前所未有。曾经，被制度堵在外迁当口的人们都在巴望着闸门打开，而改革开放就是顺应民心打开的闸。近年来，不少地区都在试点探索户籍制度改革。据媒体报道（今年5月份），江西、福建等30个省份将取消农村户口。大浪滔滔，我们上兰村的乡亲发奋地顺应时代，努力地活出自己的高度。
今年，当我的大儿子即将研究生毕业，小儿子再次考研成功的时候，我禁不住又在内心思考孩子的未来，我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诸如收购站、合作社等等的体制内编制早已消失在时空之中。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问题，每个时代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命运。在这个朝发夕至的时代，这样那样的，作为个体，不操心不行，想多了想复杂了也是障碍。孩子的起点比我高，他们的人生应该是抄了近路。
我平时回村通常会去梅树墩转一转。老天的店面早已交给了他的大儿子专政，他的小儿子在外面打工，自己顺带种一些口粮田，下半年和别人搭伙忙着为做喜事的人家下厨，每忙完一家，三四百块钱的收入还是有的。专政念过初中，原是木匠。后来，村子里的桶匠、篾匠、木匠、裁缝，等等，基本靠边站，后一波学徒也彻底消失。专政大女儿在外地上大学，儿子正在鄱阳街上念高中，他老婆在街上陪读。
空闲的时候，老天也在儿子店里陪坐，有时还会陪妇女打几把麻将。除了年节，店里人气不是很旺，坐着一些拿天的老人或者带小孩的妇女，也有的会来临时蹭一下WiFi，许多人开通了流量包月，蹭WiFi的也不是很多。不难碰到来店里拿天的德哥，德哥好运气，他早前的“全民编制”发挥了作用，早已办了退休，日子无忧无虑。
单身的喜哥上了年岁以后，时不时地也到梅树墩晃荡一下。
我们村的喜哥曾经红火过。搞集体时他老子脑瓜子灵活，专门帮大队放鸭子。旁人抽竹竿塞烟丝时，喜哥已抽上了合作社买来的纸烟。别人结婚顶多两床棉絮，听老人讲，喜哥结婚时，光是棉絮就有八床。喜哥老子过世得早，后来老婆也跑了。喜哥的田地和房屋早已在村子内部变卖得一干二净，他的生命专心耗在麻将桌上时赢时输的。耕牛基本消失，喜哥又上了年岁，想要他帮工的少之又少。赶上腊月和正月里做喜事的高峰期，村里的本家通常会喊喜哥去象征性地帮个工，喜哥的油水和饮食阶段性地有了保证。过年的时候，喜哥会在畜牧场的房子上绑一杆红旗，迎风招展。
据说，喜哥早已吃上了低保，大家都没有意见。
大浪滔滔，一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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