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的起源不仅是中国文明诞生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判定标志,因此这一问题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自从年发现了比周代金文更早的殷墟甲骨文之后,探讨中国文字起源的问题便逐渐形成了热潮。随着世纪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学术界都把殷商之前文字发现的希望寄托在考古出土的文物上。
特别是上世纪年代以后,考古新资料层出不穷,例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青海民和马厂遗址、乐都柳湾遗址、上海崧泽遗址、马桥遗址、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以及近些年考古发现的河南贾湖遗址、湖北宜昌杨家湾遗址、清水滩遗址、安徽蚌埠双墩遗址等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往往刻画或绘制着各种刻划符号或图形符号。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符号或图形进行解读,形成了汉字起源于图画或刻划符号两种不同观点,而对汉字产生时代的推定更是说法不一。这些观点主要来自对中国文字起源产生途径的看法不同,需要认真检讨。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根据殷墟甲骨文和考古器物相对比发现甲骨文中有依据史前考古遗存或实物创造的文字,这就为我们断定汉字的产生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时代。
古文字的形体结构是远古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活化石”,史前先民就是根据实物勾画出轮廓,此即图画。其中许多图形在使用中有了较固定的形音义,并为后来早期文字所继承,所以这种图画符号也就是最早文字性的符号。此即古人所谓的“书画同源”。世界上许多文明古国文字起源情况,以及民族学提供的一些还“活着的”图画文字,也都证明了书画同源说。
因此,我们也可以根据早期文字所反映的图像,去了解远古先民的社会生活,甚至根据考古出土器物的时代,可以进一步推测一些古文字产生的年代。在埃及象形文字研究中,有学者根据文字符号和考古文物互证,从而推测出其象形文字的年代。
在公元前4000—前3500年之间的阿姆拉文化时期,阿姆拉人特有一种武器,是用坚硬石头制成的截头圆锥体棒槌。这类武器在阿姆拉后期已完全消失,而这一时期有个象形文字符号“夂”却流传下来了。出土这种截头圆锥体棒槌的遗址,经碳十四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年。学者由此推定埃及象形文字产生在距今年左右。
值得重视的是,商代甲金文中有许多像埃及那种文字形体与考古实物互证以确定文字产生年代的实例。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如“爵”字形状为长流上翘、无柱、束腰、平底,这种形制的爵显然应是二里头文化或至迟是早商文化的爵,商代晚期已经不可见了。这说明此“爵”字很可能是在二里头时期造出来的,一直延续到商代晚期甲骨文之中(图一)。
苏秉琦先生说：“象形字的创造者只能是模仿他们亲眼看到、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器物形态。因此,甲骨文实物虽出自晚期商人之手,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中国文字初创时期的物证。”此说诚是。我们可以根据殷墟甲骨文的字形结构去探讨我国文字性符号的起源时代。殷墟甲骨文中有关“酉”、“畐”及其用“酉”、“畐”作形符或声符的字甚多(图二)。
不过在甲骨文中以“酉”、“畐”作为构字部件是后来造成区别,在甲骨文中有时有区别,有时区别不大。从图二可见,在甲骨文中从“酉”的字有奠、肜、尊、歙、畲、罾、配、福、富、缺、猷等字。对于这些以“酉”作为构字部件造成的字,过去学术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认为这些字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小口尖底瓶末期单唇、宽肩、亚腰的形状；另一种认为应是大口尊的象形,只流行于二里头文化和早商至中商文化时期,殷墟等商代晚期遗址中已十分罕见。虽然两种说法都早于殷墟甲骨文阶段,但两者时代差距甚大。
笔者以为前一种说法是对的。大口尊与小口尖底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器物,但同样从殷墟甲骨文的字形入手得出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大概是因为根据不同的字形形体而产生的分歧。
但从图二“酉”字及各种从酉”的字形来看,虽然在殷墟早期武丁宾组卜辞中的酉”(图二,1、“奠”图二,3、“尊”图二,7、“酓”图二,11、''福”图二,8、“缺’’图二,22）等字很像大口尊的形状,但同样在武丁宾组卜辞中还有许多''酉”及以“酉“作构字部件的字下部虽与大口尊形状相同,但上部却有瓶颈部分特别细长,这是大口尊完全没有的；而且从“酉”的“尊”是用手举起来的,这对那种体积很大的大口尊是不大可能的。
小口尖底瓶的形状是“小口”,大口尊的形状是“大口或敞口,这两者的形状特征是有很大区别的。如图二的“酉”（图二,2）、“奠”（图二,4）、“尊”(图二,8）、“酓(图二,11）、“福”（图二,19）、“富”（图二,20）等字形中的“酉”字有细长瓶颈,不大可能是大口尊之状。而且从出组以及历组之后均有细长的瓶颈部分,只能是尖底瓶的形状,也不能说这种酉形器是从大口尊变为尖底瓶了。但为何武丁宾组时的“酉”及其他从“酉’’之字没有瓶颈部分呢？笔者认为这是古文字在书写过程中的形体省略现象。
从图三“易”字看,武丁时宾组卜辞中就有繁体的本字。这种繁体的“易”就像从一个器皿中把水倒入另一器皿之中。其中图三之和的“易”字省略了器皿的下面底座部分。同样我们认为上面“酉”字有两种写法,其中无瓶颈的“酉”实际上是为了方便一笔书写而省略了尖底瓶上部瓶颈部分,而不用连笔时便补充了瓶颈部分。这可比较《合集》正片的“癸酉”之“酉”似为大口尊,但在同一片反面的“酓”字下部“酉”则有上部瓶颈部分,可见干支“酉”上部是简写。
从图四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尖底瓶的演化发展序列看,1式为杯形口,鼓腹,锐尖底,见于半坡类型及同时期的遗存；2式为环形口,瘦腹,锐尖底,见于庙底沟类型及同时期遗存；3式为喇叭口,溜肩亚腰,时有双耳,见于半坡晚期和西王村类型等；4式为喇叭口,宽肩亚腰,无耳,见于庙底沟二期和泉护二期。
正因为如此,苏秉琦先生晚年反复举例说明“酉”等字是依小口尖底瓶形状制成的字,并直接称为“酉瓶”,认为“酒”、“尊”、“奠”等字皆与“无酒不成礼”的“礼”有关,是礼器而非水器。此说诚是。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酉瓶”式的小口尖底瓶其时代是十分清楚的。也就是说,殷商甲骨文“酉”字及从“酉”众字符反映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时代这就是单唇口、宽肩、束腰形尖底瓶所盛行的仰韶文化晚期。
甲骨文中“酉”等字的写法与仰韶文化晚期小口尖底瓶形状十分相似,从字形束腰的这一特征看,其字应是仰韶文化晚期小口尖底瓶的形状特征,时代大约是距今5500—5000年。如姜寨遗址第四期Ⅰ式T54H68：2喇叭口束腰尖底瓶、半坡晚期Ⅳ2b式尖底瓶、华县泉护村二期ⅠA小口尖底瓶,皆为这种宽肩束腰形状尖底瓶。尽管小口尖底瓶在庙底沟二期还出现过,但已经不是那种宽肩、束腰形状了。
从出土考古资料看,仰韶文化之前的老官台文化和磁山文化还没有这样的尖底瓶,龙山文化早期之后,这种小口尖底瓶也已经消失了,因此,尖底瓶是仰韶文化最具标志性的器物,从最早出现到最晚的庙底沟二期,时代大约在距今7000年到4500年之间。从甲骨文从酉”等字的独特造型看,所谓的“酉瓶”只能是仰韶文化晚期小口尖底瓶之状,不可能代表整个仰韶文化时期的尖底瓶。
因此我们可以说,甲骨文“酉”型小口尖底瓶造字时代在仰韶文化晚期,大约在距今5500年到5000年之间。从上面从“酉”造的字,既有象形“酉”字,又有会意字“奠”、”尊“、“配”、“富等字,也还有以形声法造的字“酓”、“餗”、“福”、“缺”、“猷”。以此看来,中国汉字几种基本的造字方法似乎都出现了。
但是具体分析的话,甲骨文中这些象形字、会意字应该是根据这种小口尖底瓶还处于实用期间造的字符,因为一旦这种器物不存在了,后人是很难靠想象去描画出这种器物的形状来的；而形声字是以“酉”或“畐”作意符或声符造的字,时代就不一定是这种小口尖底瓶的实用时期了。可见“酉瓶”式的小口尖底瓶所标志的仰韶文化晚期这个时代,应该是汉字起源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二、从“丙”形三足器、鬲形器看甲骨文“丙”、“鬲”出现时代
（一）从仰韶文化“丙”形三足器看殷商甲金文“丙”及有关文字出现的时代
殷商甲骨文、金文有“丙”及与“丙”有关的字,这些字的结构造型也与小口尖底瓶有关。苏秉琦先生也曾多次指出,甲骨文“丙”字是三个小口尖底瓶演变的最后形状结合而成的,形象是鬲的前身,其时代也可追溯到距今五千年前。不过和上面“酉”及从“酉”诸字相比,“丙”字的时代似乎要更早一些。
图五两器均见西安临潼姜寨遗址中,左器为姜寨遗址一期之物,原称作“三足器”,这应是最早也是最典型的由尖底瓶合成的器物,其形状就是苏秉琦先生所说的“丙器”。右器为姜寨遗址五期之物,这就是早期的“鬲”了,但还不见口沿部分。
通过比较可见,甲骨文及金文“丙”字很像“三足器”或“丙器”（图六),其中有些字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陶鬲十分相似(图六,3、4、7）,可证苏先生之说是可信的。与商周甲骨金文中的“丙”相比较,更像是依姜寨一期的所谓“三足器”造出的,那么其时代在仰韶文化早期就应出现了。
姜寨一期三足袋足器正像苏秉琦先生所说是三个尖底瓶合制而成的,其特点鲜明,而早期甲骨金文“丙”的写法也正是侧视而不见另一足的袋足器。“丙”与上面所引的“酉”皆为干支文字,“丙”为十天干之一,“酉”为十二地支之一。在中国文字起源中出现得很早也是毫不奇怪的。
但在甲骨文中从“丙”造的字不少,如“更”(《合集》10951）、“芮”(《合集7103反)等,也可见甲骨文中有不少以“丙”为构字部件造成的字。
尽管除了“更”字外,其余字还不认识,但是它们都是以意符“丙”造的字却是可以肯定的。
因为“丙”字的写法与姜寨一期三足袋足器一致,而龙山文化之后就为有领有耳的“鬲”取代了,不再能见到这种早期三个尖底瓶合成的形状了。所以“丙”及以“丙”为部件构成的字应是仰韶文化晚期之前形成的,这些字符的出现时代应在距今5000年之前。
（二)甲骨文中“鬲”字形体及其相对应考古实物的时代
苏秉琦先生根据考古资料所见,认为“鬲”的前身是“丙”形器。据我们所见的考古实物,上述“丙”形器见之于仰韶文化中晚期,而考古资料中所见最早的“鬲”器,是庙底沟二期。这样看来,“丙”形器也就差不多刚好与“鬲”器前后相接。
但是,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鬲”字与同时期小屯出土的鬲形器物并不能完全相符,这一点,李济先生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已经注意到了。他说：“'鬲’字下的标本,有四个例。口缺双耳,或仅具残痕无显著细腰,其中最可注意的一例见《殷契佚存》（三一八)。不过这四个字也与上举的其他廿例一样,都是空足的。”
李济先生提出的问题,后来台湾的另一个学者刘渊临先生通过甲骨文“鬲”形字与地下出土的鬲形器实物的比较,给予了比较合理的解释。
从图七“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甲骨文中的鬲字或与鬲字有关的字并不多,只有十四、五个字”,“我们再从器形实物中挑出与字形相象的器物来,有些字在与甲骨文同时代的小屯鬲形器中竟找不到它的标本,反而在早期的标本里找到了它的样品。
殷虚出土的鬲形器数量相当的多,形制式样亦不少,为什么这十数字的甲骨文鬲形字,竟找不到它的标本,那么我们就要问,象庙底沟2及河南龙山所出的二件鬲形器,在殷商时代有没有？如果没有,那么这几个甲骨文是怎样产生的？我们似乎不能说是殷代的人随便刻画碰巧与早期的那几件鬲形器相合。
笔者认为刘渊临先生的说法是对的。图七、图八是刘先生对考古资料所见庙底沟二期到殷墟小屯时期“鬲”形器物与甲骨文中“鬲”形字的比较研究。
图九前四字中从“鬲”、“隻”声的字应是“镬”的初文。第5字从“鬲”从“匕”从“尞（燎)”,“東”声。比较图八可知,第1字和第2字所从之“鬲’’是庙底沟二期的“鬲”形,第3至5字所从之“鬲是龙山时期的“鬲”形。
通过这些比较,可见殷墟甲骨文中不同的“鬲”形字其实是对从庙底沟二期到殷墟小屯时期“鬲”形器物的写实,早的已经到了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时期,晚的到殷墟文化时期。
三、从考古资料看甲金文“宫”、“雍”等字出现时代
商代甲骨文“宫”字一般像房屋之中有两间宫室之状,但也有呈两宫室相连互交之状(图一〇)。罗振玉以为,“宫”字所从的“
”像正视之状,而“吕”
则像俯视之状。杨树达也说象屋架,吕象房屋,此纯象形字。”《说文·宀部》：“宫,室也。从宀躳省声。”以甲骨文“宫”字来看,“躳省声”是错的。但是甲骨文还有另外一字作“吕”形状(图一〇,4、5、6）,初各家释读不一。从读音来看,甲骨文中“雍己”作“吕”（《合集35612》）,可见上下两口之“吕”确实可读为“雍”。不过其字的造字结构与本义为何？学术界说法不一。
笔者认为李孝定之说是对的,
李氏认为在甲骨文中“吕”、
二字的辞例相同,必为一字。依从“吕”为声符的宫、雍等字来看,认为吕、是“辟雍”为“雍”的本义。后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也同意此说,认为“吕”应“亦'宫’之初形”。今本《周易蒙卦》：“不有躬,无攸利。”“不有躬”在马王堆帛书《周易》作“亓（其）不有躳”,而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周易》中作“不又（有)躳”,躳”为“躬”之异体字,可知“吕”与“弓”、“宫”语音相同,皆为古冬部字,均为“躳”的声符。
把甲骨文“宫”字与“吕”等形状结合起来看,两字初皆为宫室之义。但为哪一种宫室呢？据“依类象形”的造字方法,这两种形状的宫室多数分为两部分,或相连互交,依笔者之见,这是新石器晚期陕西龙山文化又称客省庄二期文化半地穴式的房屋特征。
在仰韶文化阶段,其房屋形状可分为圆形半地穴式、圆形地面式、方形半地穴式、方形地面式以及方形地面多间式。前面四种一般是单间,后面一种方形地面连间式目前仅见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中,在秦安大地湾遗址也有发现。但这些多间相连,两间共用一壁,显然与“宫”及“吕”等两两相分或相套的形状不同。
“宫”及“吕”只能是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典型的住宅样式：分内外两室,半地穴式房屋结构,其平面正好呈现“吕”字形(图一一)。图中一、二是火塘及其硬土遗迹,三是窖藏,四是出人通道。这是一种共居与分食不相一致的现象,恰好表明从火塘的分炊分食走向分居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
在新石器时代及夏商时代考古发现的半地穴和地面房屋遗址中,只有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具有甲骨文“宫”下部“吕形半地穴双间居室形状,因此甲骨文“宫“及“吕”等字符就是仿照客省庄二期半地穴“吕”字形房址创造出来的文字,时代特征很明显。甲骨文“宫”及“吕等字的出现应是龙山文化时代,不可能晚于龙山文化。
四、良诸文化组词类陶文性质与汉字起源时代
笔者曾经指出,中国文字正式形成的判定标准应是表现形式是连字成句或组词成句,这是用线性的排列组合来表现的。那怕只有二三字但这很简单的二三个字就能够记录最简单的语言,表示主谓、主谓宾或偏正关系的词组、句子或句群,这就是先民用有排列组合关系的早期文字来记录语言了。
新石器晚期已经出现了这种组词成句类的陶文。在我国东方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江苏龙虬庄南荡文化、晋南陶寺文化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皆有这类陶文出土,标志着中国正式文字的形成。
但是这些出土陶文的时代不大一致,而且大多数是龙山文化时期。笔者过去把它们都归之于龙山文化时期,失之笼统。出土的组词成句类陶文中,良诸文化遗址出土的这类陶文最多,其时代也相应早于其他龙山文化时期的陶文,应独立进行分析,可用来帮助我们判断汉字正式起源的最早时代。
首先,江苏吴县澄湖古井堆遗址出土良渚文化黑陶罐腹部有四字,因为这四字中“戌”、“五”二字比较清楚,并排为一列,很像组字成句(图一二）,故多数学者肯定这四字就是原始文字。李学勤释为“巫戌五俞”,读为“巫钺五偶”；饶宗颐释为“冓戊五个”；董楚平释为“方钺会矢”。澄湖黑陶罐右边一字
因为在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文化遗址中常常出现,图案性质较强,与殷周青铜器铭文族徽相似,可能是某一部族的族徽。最后一字似甲骨文“矢”字却无“矢”的下部,笔者以为此字像“矢”的头部,为“簇”的原始象形字。四字可隶定为“
戊五簇”,“戊”通“越”簇”通“族”,也可能读为“
其次,上海马桥遗址下层出土的良渚文化黑衣灰陶阔把杯底有几个字(图一二,,曾被收人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这个杯底能看清的有三字：“入田……戈。”这三字均与殷墟甲骨文很相近,“入”似《合集》2415反、3216反中的“人”,“田”似《合集》10146、10148片中的“田”,“戈”似甲骨文中“戈”,略有不同的是下部似有立镦之状。这与商代吴城陶文的组合形式很相似(图一二,3）。这几字已是良渚文化时期比较成熟的文字。
再次,浙江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上部有一圈,共十个或十一个图形符号(图一三)。李学勤先生读为“朱於戔石,网虎石封”,并解释说“'朱於’是红色的旗子,在此可能为族名或人名。'戔’读书（笔者按“书”应为“为”之误字)'践’,意思是行、往。'石’是地名。'封’,训为境。所以'朱於戔石,网虎石封’的意思是：朱於去到石地,在石的境界网捕老虎。”可见李学勤先生是把这几个连续排列在一起的符号作为原始文字看待的。不过他又说“罐上的符号虽然多个成行,仍有属于文字画的可能。当然,所谓文字画仍是真正文字的前驱”。
笔者认为李先生所说南湖黑陶罐陶符中虎”、“网”和两个“石”的释读似乎问题不大但从右看第一、二、三及最后一个符号是否为文字,还是要斟酌的,似乎视为“文字画”形式更合适。
笔者以前曾经把这组陶符全部看作“文字画”,认为是“连环画式的图形”。但是现在看来,余杭南湖黑陶罐上陶符也许应该视作文字画和文字的混合形式。这就好像1993年在江苏高邮龙虬庄南荡文化遗存所发现泥质黑陶盆口沿残片一样,既有含有注音的“文字画”形式,也有原始文字形式,与云南纳西族东巴文那种注音形式文字画形式相同。
另外,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沙可乐博物馆的良渚文化黑陶双鼻壶,是由美国弗利茨·比勒芬格1940年在杭州附近购得,此壶年归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收藏,哈佛沙可乐博物馆建成后,又移交该馆收藏(图一四)。这件黑灰色的陶壶,李学勤先生据购买的地点和其他类似器物比较,认为很可能出自良渚,而且可能属于良渚文化晚期。这件黑陶双鼻壶陶文,饶宗颐先生释李学勤摹本饶宗顾摹本之为：“孑孓人土宅(厥)玄……育。”李学勤先生摹写为六个字符。不过李学勤先生对这件陶文并未隶定,可能与他认为这件“壶上的字更可能是伪刻”有关。这件壶是传世品从器形比较可定为良渚文化时代之物,但所刻陶文还有讨论的余地。
上述良渚文化时代几组陶符中,除了最后一种沙可乐博物馆黑陶双鼻壶陶文尚待讨论,以及余杭南湖黑陶罐陶符可能是“文字画”与早期文字的混合形式,前两种应是组合成句类的陶文。我们认为陶文是否组词成句是判断原始文字成熟的标志,这种陶文也就是最早的正式汉字。良诸文化的时代在距今至年之间,这可证明良渚文化中组词成句类的正式汉字产生在这一时期。
小结
殷墟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它的起源应比较早且有较长的发展过程。但它的起源究竟应在什么时代？过去学术界仅凭出土的刻划符号与之比较是难以断定的。现在我们把商代甲骨金文的字形结构和考古资料及遗址相比较,可以推断“酉”及以之为构字部件的文字符号大约出现在仰韶文化晚期；“丙”及其所从之字符出现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代,早期“鬲”出现在庙底沟二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宫、吕、雍等文字符号的出现则应在陕西龙山文化时期。
尽管有些晚商甲骨金文字形资料还有待于新的考古资料来进一步验证,但这么多甲骨金文材料基本可以说明：商代甲骨金文中有相当一批文字符号是在新石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就开始出现了——不过那时可能只是文字性的符号。尽管后来与这些早期文字有关的日用实物与居住建筑已被废弃或改造为其他形式,但它们却以“活化石的形式保留在商周甲骨金文中了。商代甲骨金文中这种可贵的“活化石”对中国文字起源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初作尝试,但我认为这是很值得进一步探索的。
从有关宽肩束腰类尖底瓶在甲骨文中有大量的“酉”字类、“畐”字类、“丙”字类的字形看来,这批字出现的时代应是距今5500年至5000年之间。而良渚文化时代出现了不少组词成句类的汉字表示这时汉字已经正式形成了。而良渚文化的时代也差不多在距今5300至4300年之间。这两类相互印证,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表明中国文字正式起源的时代最早应该在距今5500到5300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