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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文学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与其展现的时空，在作家的重构和改造下，以集中、新奇的形态来超越现实生活，形成强烈的审美刺激，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今夕何年》的作者就是按照这样的精心构思去创作的。
小说中的主人公“我”（肖荣），初中毕业参军当了文艺兵，并荣立三等功，转业分配到县丝绸公司，在下岗潮中失业，后来通过自学法律，走上为农民工维权之路。长期的紧张和压力，导致他患上失眠症，最后在一次维权谈判中突发脑溢血，经过六次脊柱穿刺手术转危为安。
文学创作中描写的人物形象，应该建立在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形象的基础上。《今夕何年》中的人物都是作者对生活中的真实人物进行加工的结果。作者李传君是小说人物的同龄人，他了解小说人物的所思所想，深知那个时代农村孩子人生奋斗不易，深知他们吃过的苦、经历的艰辛。他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验。他从现实生活的真实素材中，提炼表现小说主题思想所需的材料，选取巴中市农民工维权中心主任王晓荣为原型，塑造了农民工维权工作者“我”（肖荣）的艺术形象。小说中的主人公“我”（肖荣），与生活中的原型王晓荣，有着大致相同的人生经历，他们都是农民工维权工作者，他们都荣获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小说中的人物有了生活中的原型，作者就有了创作的基础，作品中的文学形象就更加真实、鲜活、可信，更具感染力。
分寸得当拿捏准确
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很注意把握分寸，他不为个人树碑立传，也不刻意拔高主人公的思想境界，而是力图通过故事的叙述，用日常的琐碎小事还原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以平凡事件体现人物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展示他们那一代人走过的艰难历程，表现他们在人生道路上不断进取的精神。
然而，如果小说只写“我”（肖荣）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作品肯定是单薄的，他还需要一群同时代的人物去烘衬。如果将原型经典案例中的人物和事件，原原本本拿出来烘托小说主人公，作品表现的主题就会显得太单一，内涵不够丰富，缺乏厚重感和艺术性。于是，作者经过精心构思后，把原型经典案例中的主人公变换角色，让原本是分散到各区县、彼此在时空维度上毫不相干的他们，变成了彼此在时空维度上有紧密联系的一群人物。循着这样的路径，小说中就出现了作者虚构的“七人团”。
“七人团”由赵振国、王家伟、“我”（肖荣）、孙力发、李东梅、周浩、吴月娥七人组成。他们在崇岭县七星镇初中同一个班里读书，以师兄弟或师姐妹相称，是很要好的同学，分别来自七星镇的七个村。他们都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30多年来，各自都有或精彩或曲折的故事。
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农民工群体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基石。他们背井离乡，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城市的繁华。然而，由于法律意识淡薄、维权渠道不畅等原因，农民工在工作中时常遭遇合法权益受损，出现老板恶意欠薪、农民工艰难讨债的情况。
主题多义内涵丰富
小说还描述了七师妹的人生轨迹。七师妹吴月娥长得十分漂亮，中师毕业后被分配到七星镇初中任教，与郑老师成就姻缘。后因种种变故导致其创办的职业学校停办、婚姻破裂。回到七星镇后，她钻研农村产业升级课题，实现工厂化流水线式的规模养蚕，让猪食槽村发展得红红火火。这样一来，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小说主题就有了多重含义，小说内容也有了更多的看点。
农民工维权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农民工用辛勤的劳动，撑起了都市的繁荣，然而，他们中的不少人却要遭遇“欠薪”的苦恼。虽然国家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困难依然存在。
因此，作者在叙述维权故事的时候，心情是沉重的，语言是平淡的。小说到了结尾的时候，作者转换叙述风格，语言变得欢快明丽，波澜起伏，曲折动人，既有人物的心理描写，又有环境的气氛渲染，读者的心情也有了好转，整个故事以悲剧开始，以喜剧结束，让人能够看到希望的亮光。根据作者的设计，故事的结局是市长考虑到“我”（肖荣）的身体状况，安排“我”（肖荣）到老干部局担任局长，妻子林慧珠接替“我”（肖荣）原来的工作。七师妹跟郑老师和好如初，赵家国向李东梅求婚成功，六师弟仍在外讨钱……农民工维权还在路上。
这本小说叙述的故事是千万农民工维权历程的一个缩影。它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当我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寻求法律的援助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让正义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布局精妙结构合理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拉近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使读者能够更直接地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感受角色的情感和思想，从而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和亲切感，故事情节发展更加集中，情感表达更加动人，更容易唤醒读者的内心感受和思考，通过对角色的描写，能够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起到吸引人、感染人的效果。总而言之，长篇小说《今夕何年》是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