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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08
中日死磕史——细说中国和日本千年交恶的真实历史（一）
从空中俯瞰地球，日本很容易被发现：亚欧大陆东头的大海里，悬浮着一个孤零零的岛国。
从形状上看，日本列岛就像一张弓，一张蓄势待发的弓。但在原始的古代日本，他们只是大陆母亲的游子，迫切需要中国文明的滋润，献贡求封恭顺之至。而一旦羽翼丰满时，这张弓将搭上武力扩张的箭，毫不迟疑的向大陆发射。
1、日本人是凭空冒出来的？
日本民族的起源，一直是笔糊涂账。
日本学者坚持认为日本人素来是同一人种，但这“同一人种”从何而来？显然不可能凭空从日本列岛像蘑菇一样冒出来，再往前追溯的话，落脚点只能在大陆。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日本民族是由亚洲各地的移民——中国汉族、北方的通古斯人和阿伊努人、马来人、印支人融合衍变而来。
日本列岛山地多，平原少，资源贫乏，火山、地震、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不断，为了生存，在远古的某个时段，操着不同口音、长着不同样貌的移民们，聚集在一起采果、捕鱼、狩猎——日本的先民们开始了艰难的生存史。
说到历史，日本人自己写的远古史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神话。拿日本8世纪成书的《日本书纪》来说，第一、二卷记述的是虚无缥缈的传说，第三卷《神武纪》才正式记载了日本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因为实在找不到这位天皇的一丁点详实证据，《神武纪》上只好含含糊糊地称：“神武天皇不生长于日本，乃乘天盘船自高天原飞降者。”这个看上去像外星人降临的解释，显然不能说服现代考古学家，但千百年来的考证，还是不能确定这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神武天皇是不是真实存在。
到了近代，香港学者卫挺生出版《日本神武开国新考》一书，第一次惊世骇俗的提出：神武天皇就是中国秦代的徐福。
徐福东渡的传说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载道：公元前210年，齐地（今江苏连云港市）方士徐福奉秦始皇之命寻找“不老药”，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携带“五谷子种”，乘船泛海东渡。徐福东渡没有找到不老药，却发现了“平原广泽”，唯恐回国遭杀身之祸的徐福便长居于此，不再复返。
司马迁记载的“平原广泽”是哪里？《三国志》和《后汉书》都称在“会稽、东冶之东”，这和日本的方位是相符的，而到了中国的五代时期，《释氏六帖》里第一次明确指出“平原广泽”就是日本。
日本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也有早期秦民不堪国内苛政和战乱东渡日本的记载，不过没有提及徐福。
卫挺生综合了史料记载和日本出土文物的考证，得出这样的结论：徐福到达日本后，给日本带去了先进的文化技术，使日本从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时代，一跃而到了精美的青铜器时代。徐福向日本土著传播农耕知识和捕鱼、锻冶、制盐等技术，还带去了医疗技术等秦朝先进文化，深受日本土著敬重，从而奉其为首领——神武天皇。
图001：日本和歌山县徐福公园里的徐福雕像
“徐福天皇说”在日本很有人脉，很多知名人士都认同这一观点。不过日本人看待徐福的“国籍”很圆通：“就算是真的也没什么，既然徐福抛弃了秦国选择了在日本定居，本人又为日本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那他就无异于日本人了。”怀着感激之情，日本人甚至考证出徐福是从日本的和歌山县新宫市登陆的。至今新宫市每年都有祭祀徐福的节日，到了那一天，日本男女老幼身着和服手持彩灯，用各种虔诚的活动纪念这位先民，当地的徐福墓和徐福神社至今香火不绝。
为了确认徐福和日本人的关系，日本有考古学者另辟蹊径，他们研究比较了日本人和中国江苏连云港人的头盖骨，结论是：头盖骨惊人的相似。可惜没有史料表明徐福死于何处，日本的徐福墓只是座纪念性质的空墓，否则较真的日本人真会拿骨头做DNA测试。
无独有偶。八十年代，日本人类学教授鸟越宪向外界宣布：“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他的主要证据是在云南的少数民族考察中，发现了所有婴儿的臀部有胎斑，而这和日本人有臀部胎斑是一致的。
头盖骨和臀部胎斑的相似，其实都是旁证，不能对日本人到底源自何方做最后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日本人对谁是自己祖先这个话题，表现得比较坦然，因为日本人普遍对本民族有自豪感，认为学习外来文化并不丢脸，祖先是外来人也无所谓，关键是现在的日本在世界上不落后就好。这种淡定，其实包含着潜台词：让不自信的民族去拘泥自己祖先的光荣吧。反过来，中国人如果凭借这些虚幻的“日本祖先是中国人”而暗自得意的话，才真的会被日本人小看。
2、人畜无害的“化外岛夷”
古代中国对远隔重洋的岛国日本的了解少得可怜，有地理上的客观原因，更多的是天朝上国的主观原因。在那时的中国人思维意识里，没有“世界”这个概念，只有“天下”，而天下就是中国！中国之外的犄角旮旯当然也有些小国，那都是蛮夷。朝鲜半岛的诸多小国已经是天下边缘了，远在朝鲜之东的日本算哪根葱？一群化外岛夷而已。就像BBC的生态纪录片《行星地球》拍摄南极最深处的企鹅一样，除了告诉大家，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有这么一群奇异的鸟外，其他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
汉、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称日本为“倭”，汉光武帝曾赐日本国王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就“倭”这个词本身来说，并不含贬义，《说文》的解释是：“倭与委义略同。委，随也。从也。诗曰：周道倭迟。”
现存文献中以“倭”指称日本的最早记录是《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乐浪”是汉武帝时在朝鲜半岛所置的郡，其海中之国当指日本无疑。到了三国时期，陈寿在《魏志·倭人传》里第一次比较详细的记载了日本，从他的记载里，我们知道大概3世纪的时候，在日本列岛上出现了一个统治着30个小国的邪马台王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在魏晋人眼里，日本还是个靠“鬼道”来“惑众”的原始部落。
日本邪马台王国时期，中国正值纷乱的三国时期。当时邪马台王国主要是经朝鲜半岛，和控制中国北方的魏国进行交往。
公元238年（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在位期间），邪马台女王卑弥呼第一次派遣使者，带着男女生口10人、土布2匹到达魏都洛阳。见远夷来朝，魏明帝曹睿很高兴，封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以丰厚的金印、锦缎、白绢、铜镜、铅丹等物。
图002：位于日本佐贺市的卑弥呼雕像
自此，日本一直保持着对陆地大国的恭顺，一直到中国陷入空前大动乱的南北朝时期，日本列岛的“倭五王”还是通过使者，向南朝的刘宋政权贡献方物，并要求封号，刘宋的皇帝顺水推舟，封之以“安东将军、倭国王”。
隔着无边无垠的大海，中国对日本没有领土要求，没有资源要求，没有文化要求。对中国皇帝来说，这个遥远的东方岛国还算恭顺，能按时请安纳贡，所以时不时封个王赐个印什么的。日本也乐于接受，因为对经济文化军事远远落后的岛国居民来说，中国是先进文明的发源地，把自己纳入中国的文明圈是非常重要而且有面子的。
综合一下隋唐之前的中国史书来看，日本在中国人的眼里大致是这样的：有国王统治，贵贱等级严格，跣足椎髻，礼节古怪，耕种禾稻捕鱼蛤为生，嗜酒，妇女不淫，无盗贼。
看上去，日本基本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国寡民形象，尽管原始，但没有丝毫冥顽好战的样子。可惜，这不是事实。
3、桃太郎的冒险
日本有个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桃太郎的故事。故事主角桃太郎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堪比中国的孙悟空。
桃太郎故事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一对老夫妇没有孩子，过着贫穷的生活。有天老奶奶在河边洗衣服，捡到了一个桃子，桃子里蹦出个小男孩。老夫妇就把小男孩当成自己的孩子，取名叫桃太郎。桃太郎长大后力大无比，带着狗、鸡和猴子到鬼岛去冒险，打败了魔鬼，带回了很多的财宝，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把桃太郎故事引申为日本人自古就有侵略行径，诚然有点牵强，但起码可以一窥日本人好战的性格和强烈的海外扩张意识。
图003：神功皇后征韩图
日本桃太郎们现实的“鬼岛”是近邻朝鲜。大约从2世纪开始，日本就在朝鲜半岛开始了“冒险”，据《日本书纪》记载，弥生时代的日本人，就常常入侵朝鲜半岛掠夺人口和财物，比如怀着大肚子的神功皇后，曾三次发兵征韩，掳来了大量人口。
4世纪以后，日本人的胃口越来越大，已经不满足仅仅掠夺，而开始在半岛南部建立和驻军。半岛南部的两个政权百济和新罗，在日本人的武力威胁下，被迫承认日本的保护国地位，向之朝贡。虽然由于高句丽的强大，日本还无法涉足半岛北部，但日本人对朝鲜半岛偏执的扩张心态，直接导致了日本不惜和强大的大唐相撞，打响了中日第一次战争——白江口之战。
其实，在白江口之战前，日本对中国的“不恭”已经有苗头了。
隋文帝年间，日本第一次派遣入隋使者。《隋书·倭国传》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倭王阿辈鸡弥遣使来隋，隋文帝问起倭国民俗。使者回答说倭王以天为兄，以太阳为弟，天还没亮就处理朝政，天一亮即停止，把白天的事交给太阳管理。
中国皇帝历来自称“天子”，隋文帝听到倭王居然和“天”称兄道弟，当然很恼火，责令日本改掉这个荒谬的称呼。
到了文帝的儿子炀帝即位后，日本使者小野妹子（男性，就这个名字，没错）再次来朝，这次，派出使者的是日本飞鸟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圣德太子。日本史载圣德太子聪明绝顶，饱读经书，笃信佛教。圣德太子是日本的摄政，他对内锐意改革，对外实行平等外交，并且把国号由“倭”改成“日本”。
图004：圣德太子像
圣德太子在使者携带的国书里写道：“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这回不再自称天的兄弟，变成“天子”了，果然改了称呼，但是仍然不甘屈居于中国之下，这种“不逊之词”惹得隋炀帝大为不悦，他责怪手下：“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不过，为了显示上国的威风，隋炀帝决定派文林郎裴世清回访日本。裴世清在小野妹子的陪同下到了日本难波城（今大阪），第一次有大国使者来日本，圣德太子很开心，新修馆驿热情迎接，但看到隋炀帝的国书后，心情就好不起来了——国书第一句就是“皇帝问倭王”，一副上国对小邦的口吻，显然隋炀帝是故意警告日本：你就是海外藩王而已，别自抬身价了！
总的来说，日本这个“蛮夷”虽然“无礼”，但中日有交往史的六百余年来，两国还是远隔重洋互不干涉的睦邻。直到唐代，刀兵才第一次相见。
外篇之
这个妹子是个臭男人
聊点闲话。
很多朋友对遣隋使“小野妹子”这个名字喷饭不已，因为我们印象中“子”应该是日本女人特有的名字，比如常见的“凉子、花子、枝子、惠子、美智子”等等，哪有一个臭男人好端端的叫什么“妹子”？但实际上，“子”作为名字在日本古下达了代，恰恰是首先用于男性名字的。因为在日本，男人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女人，“子”的意思象征着尊敬，女性是没有资格用的。
直到中世纪时，宫廷贵族为女儿起名字时，才开始使用“子”字，但是也只有地位高的妇女才有资格叫“子”。明治维新以后，政府《平民苗字必称令》，这才鼓励一般女性用“子”做名字，以此为开端，“子”才成为日本女性名字的常用字，到了昭和时代之后，大多数日本女子的名字末尾都带“子”，而男性则彻底与这个字无缘了。
顺便说说，古代日本人只有名，没有姓。比如一户农民家，名字大多是随意起，老大（长男）叫“太郎”、老二次男叫“次郎”、老三叫“三郎”，以此类推，猫啊狗的有个称呼就行，没什么讲究。只有少数贵族世家才有姓，称之为“氏”，例如，在朝廷中主管祭把的部门叫忌部，管理忌部的氏族便称为忌部氏，而出云氏、近江氏则是统治出云、近江地方的氏族。日本古代的“姓”是赐与氏的称号，以表示该氏的社会政治地位。姓有几十种，它类似爵位，是世袭的。各姓之间等级分明。例如：臣、连、君、直等。除氏、姓以外，公元九、十世纪时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称号叫苗字。苗是苗裔、分支的意思。苗字即一个家族从氏族本家分离出去后的新姓。要言之，古代日本人的姓有氏、姓、苗字三个部分，分别表示一定的意义。一个古代贵族的姓名写出来往往很长，如“藤原朝臣九条兼实”。其中：藤原是氏名，朝臣是姓，九条是苗字，兼实是名。1898年，政府制定了户籍法，每户的姓这才固定下来，不得任意更改。从此以后，苗字开始成为日本人现代意义上的姓。
真正算起来，日本人有姓其实就是一百多年的事。明治期间，为了征兵、征税、制作户籍等的需要，明治天皇于1875年（明治8年）颁布了《平民苗字必称令》，严格规定所有日本人必须使用姓氏。日本的农夫、商人们这才结束了两千年来的无姓历史，开始为自己家族选一个姓，大概是憋了过久，这一选姓立刻就千奇百怪自由奔放之极，东村西户、山头树下、飞禽走兽都成了姓，甚至养狗的（犬养）、厕所（御手洗）之流都成了姓。伦敦奥运会上，一位日本运动员的名字叫“我孙子智美”，当时还引起了广大网友的恶搞。
再介绍小野妹子一下。小野妹子（日文名为OnonoImoko），日本飞鸟时代推古朝的外交官，出身于近江兹贺郡的小野贵族，在隋朝的中国名叫苏因高。
小野妹子回国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当时搞得沸沸扬扬——他居然将隋炀帝带给倭王的国书丢了！有大臣建议以丢失国书罪判处小野妹子流刑，好在圣德太子求情不了了之。关于小野失书之说，很多历史学家进行了猜测，猜测有三种可能：一是国书确实丢失；二是国书载有隋朝对日本无礼的指责言辞，小野担心天皇看了震怒，惩罚自己或导致中日修好失败，就耍滑头而故意毁掉；三是国书并未丢失，小野故意秘密呈给了天皇。但天皇因国书上有不利之词，担心扩散后不利于外交，而令小野托词丢失。
据日本学者称公元609年，小野妹子又作为送隋使回国之使再度来中国。此次的国书抬头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虽然少了“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的傲慢，还是透着“我俩一般大”的派头，而且这是第一次在外交国书上提到“天皇”。因为这段说法中国方面没有记载，所有真相存疑。
作者：王浩（快哉风）
白江口的硝烟——唐日之战篇
唐朝和日本打了中日有史以来第一仗——白江口海战，日本大败。这一仗确定了在东亚谁是老大，保住了朝鲜半岛将近一千年的安宁。和大个子掰手腕的结果，让小小的岛国意识到自己的全方位落后，就此放下身段恭恭敬敬的向胜利者学习。
当一批又一批满载着盛唐文化精髓的遣唐使船，顶风破浪的驶回天皇翘首以待的本国时，我们惊讶地发现，白江口的硝烟散尽后，日本也赢了。
1、朝鲜半岛是个火药桶
日本被大唐揍，其实是顺带挨了一拳。大唐的仇家是高句丽。
唐朝建国之初，朝鲜半岛上正在上演“三国演义”，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鼎足而立。其中，半岛北面和唐朝接壤的高句丽实力最强，是骚扰中原王朝东北边境的常客。半岛南面的百济和新罗则国小势弱，基本看高句丽、唐朝和日本的脸色行事。
对于唐朝来说，朝鲜半岛的混乱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早在隋代，文帝杨坚和炀帝杨广曾四次兴兵征讨过高句丽，不过结局都是虎头蛇尾。第一次文帝杨坚派遣三十万大军征讨，大军尚在中途，高句丽王高元就吓得遣使认罪，自称“辽东粪土臣元”；炀帝杨广的三次征伐也是草草收场，最后一次倾尽全国之力准备一举成功，却被山东人王薄一首销魂的“无向辽东浪死歌”搅了局。后果很严重：在遍地狼烟的军阀暴乱和农民起义打击下，杨广最终丢了性命和大隋的花花江山。
一代雄主李世民即位后，唐朝和高句丽的关系继续恶化，高句丽的权臣渊盖苏文对唐朝的外交态度强硬，经常纵兵扰乱边境。李世民岂是能惹的主？不过，唐朝立国之初，因为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所以无暇东顾。平定突厥后，成为北方各部落“天可汗”的李世民，终于腾出手对付这个不驯的高句丽了。
公元654年，李世民亲率十万大军攻打高句丽，一路拔城奏凯，但在安市的攻城战中消耗过大，冬季的严寒最终迫使李世民撤军。正是这次御驾亲征，使得李世民染上了疾病直至病故。
这个梁子算结下了。
那么，日本是怎么搅上这趟浑水的？
前文说过，日本人对近邻朝鲜半岛一向虎视眈眈。新罗和百济两国地处朝鲜半岛南部，国力弱小，加之和日本最接近，所以对这个尚武的强邻一向敬畏有加，一度被迫向日本朝贡。不过，新罗脚踩两只船，一方面不得罪日本，一方面积极向大唐靠拢。这种外交上的变化当然激怒了日本人，有一次，新罗使者身着唐服出使日本，竟然被乱棍驱赶出境。
李世民攻打高句丽时，百济趁火打劫，抢占了新罗的十几个城池，日本也觉得是个瓜分新罗的好机会，所以加强了和百济的“通好”。等到高句丽从唐朝攻打的困境中脱身，也把矛头指向了新罗。亲唐的新罗，一下成了三个邻国的嘴边肥肉。
公元655年，唐高宗——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在位时期，新罗受到了百济和高句丽的联手进攻，一连被夺去三十三座城，新罗王金法敏紧急遣使到唐朝求援。新仇旧怨加一起，李治决定一揽子解决朝鲜问题。
图005唐高宗李治
战争双方：唐朝、新罗VS高句丽、百济、日本，二对三，谁是最后胜利者？
2、前有苏定方，后有刘仁轨
李治派出了十三万大军援助新罗，讨伐百济。
统帅是时年69岁的左卫大将军、神丘道大总管苏定方。
少年时看《说唐》，最痴迷书中的第七条好汉罗成，话说那罗公子，玉树临风，武艺高强，胯下白龙马，掌中一杆银枪，破阵杀敌潇洒无比。窝窝囊囊的程咬金秦叔宝那伙瓦岗寨兄弟，一到搞不定的时候，就只能请罗成来解围。等到后来前六条好汉都死绝了，小罗更是所向无敌，一个多么有前途的帅哥，却阴沟翻船，竟然被一个叫苏定方的家伙用“卑鄙”的埋伏计射死！
长大后读了几本史书，才知道《说唐》是个大忽悠。罗成是虚构人物，苏定方才是真实的大唐无敌上将，北伐突厥，西征葱岭，东讨百济，《旧唐书》载：“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
公元660年3月，苏定方统率水陆大军近十三万，战船1900艘，加上五万新罗兵，一共十八万大军泰山压顶一样直捣百济。百济兵在熊津江口（今韩国南部锦江口）据险抵抗，苏定方亲率精兵渡江进击，大败百济军，斩杀数千人，余众皆溃。苏定方乘胜直逼百济都城俱拔城（今韩国全州）。离城20里时，“贼倾国来拒，唐军大战破之，杀虏万余人”，逼使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弃城北逃。唐军乘胜追击，无奈之下，百济王义慈和太子隆面缚而降。
图006天智天皇中大兄
当时日本齐明天皇在位，她是位60多岁的老太太，执政的是她儿子——皇太子中大兄。中大兄当然不甘心日本的势力就此在朝鲜半岛瓦解，又看到献来的俘虏，觉得唐朝兵不过尔尔，于是开始全国总动员，由齐明天皇御驾亲征，率领三万人马准备渡海作战。不料大军才到九州，齐明天皇染上瘟疫一命呜呼。出师不利，身穿丧服的中大兄却毫不动摇，先发兵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鬼室福信将王子丰迎入周留城（今韩国扶安郡附近），即了王位。
在日本的出兵增援下，百济的复国势力越发壮大，反而将刘仁愿的部队围困在泗沘城。
刘仁愿遣使向唐廷告急，李治想起了一个人，立刻一纸诏书：着刘仁轨率兵去救！（刘仁愿、刘仁轨不是兄弟关系，一个塞北人，一个中原人）
时年60岁的刘仁轨接到诏书后，抚掌大笑：“天将富贵此翁耳！”把打仗当做富贵之路，说出这种豪言的老头何许人也？
刘仁轨，汴州尉氏人(今河南省尉氏县），家境清贫，因隋末战乱，闲居在家“恭谨好学”，算是个自学成才大器晚成的人。唐初他只是做过地方小官和政府属官，以刚正闻名，却并无领军打仗的经历。好不容易机会来了，苏定方讨伐百济这年的冬天，李治命大将李勣（小说演义中的徐茂功）出兵高句丽，时任山东地方官的刘仁轨负责监统水军。可是不巧，出海遭遇大风，船翻了，水军死伤严重。
水师翻船是严重事故，朝廷立刻逮捕刘仁轨审讯。在和刘仁轨有私恨的权臣李义府唆使下，审讯者暗示刘仁轨自杀，刘仁轨毫不屈服地说：“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案情上报后，李义府对李治煽风说：“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好在有人出面说情，说海上风暴非人力所及，李治这才下令将刘仁轨免职，“以白衣随军自效。”
“白衣自效”，就是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随军效力。这样的运乖时蹇，难怪接到皇帝启用他为“检校带方州刺史”出征的诏书，刘仁轨会开怀大笑。
第一次带兵出征的刘仁轨，却军容严整号令严明，登陆朝鲜第一战，唐军与新罗军队联手出击，百济军“溺死者万余人”，只得从百济旧都撤围。刘仁轨和刘仁愿合兵一处，留守百济。
这时，百济内部发生内讧，百济王丰卸磨杀驴杀掉了复国功臣鬼室福信。在刘仁轨建议下，唐军水陆两路直扑百济巢穴周留城，百济闻讯赶紧向日本乞师。
中大兄心知争夺朝鲜在此一举，立刻倾全国之兵渡海作战，大军从白江口登陆，正好碰上刘仁轨率领的唐朝水师，一场大海战就此爆发。
打完这一仗后，刘仁轨后半生果然富贵无比——一直做到了太子太傅、宰相的大官，活到了84岁高龄。不过，后人牢记刘仁轨这个名字，并不是看中他的官职，而是这场彪炳千古的对日战争。
有一段文人轶事。近代著名教育家傅斯年的儿子在1935年出生，那时正值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自治”，全国抗日气氛高涨之际。傅斯年给儿子取名时，破例没按家谱排行，而取名叫“傅仁轨”。好友罗家伦猜不到出处，傅斯年解释道，是因为仰慕唐代大败日本的名将刘仁轨。
说来有趣，傅斯年担任过北大临时校长，罗家伦则是清华首任校长，看来，还是北大文科强悍啊。
3、海上赤壁之战
图007白江口海战示意图
白江口。
图008强悍的唐朝士兵
唐日两军的实力对比为：唐军170艘战船，二万人（含新罗兵五千）；日军1000艘战船，三万二千人（含百济兵五千）。
日军在人数上占优，尤其战船几乎是唐军的6倍，但是唐朝国力富足，战船主要是楼船、艨艟
图009《武经总要》中所绘楼船
这场战役的经过，《旧唐书》里只有简捷的一段话：“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说起来，大唐武功强盛，对外战争攻无不克，这种击溃敌军的遭遇战，在唐军的辉煌战史上实在不算什么——就连以一人敌一国，几乎灭掉天竺的使节王玄策，在唐史上都是默默无闻之辈。那个名将璀璨的时代，只能让后人仰望感慨。
通过日本史料，我们才能大致了解到白江口之战并不算复杂的过程：
先行到达白江口的唐军，没有贸然强攻。刘仁轨命令战船摆开阵列，严阵以待。日船首先发起了进攻，但苦于唐船高大，仰攻十分被动，很快被唐军飞蝗一样的弓弩射退。
第一波攻击尝到唐军的苦头后，日军的将领聚在一起开了个短暂的军事会议，会议的结果是乐观而盲目的：“我等争先，彼应自退。”于是日军诸将未加整顿部署，便“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
刘仁轨见日军贸然来攻，便指挥高大的唐船将日船左右包围，使其不得回旋，随后再施以冲撞和火攻。《日本书记》记载道：“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朴市田来津是日军勇将，见战况不力顽强战斗，只不过“嗔杀数十人”的记载太多简略，不知道是杀的唐兵还是自己手下。
中日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以唐军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日军400多艘船只沉入了海底，士兵溺死无数，日军剩下的船只载着残兵，惶惶逃回日本。
援军惨败，周留城里的百济王丰闻风丧胆，趁乱逃奔高句丽，王子忠胜、忠志率残部投降。先行登陆的一部日军则彻底丧失了斗志，各自寻船逃生：“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
在大唐的军事铁腕下，百济的国名从朝鲜半岛抹去了。
白江口中日之战，从性质上说就是东亚的霸权争夺战，就是比谁膀子粗。日本吃了败仗后，整整九百年没敢对朝鲜半岛用兵。唐朝则顺利灭掉百济，五年之后又灭了高句丽，而与唐友好的新罗最终强大起来统一了半岛。
4、揍出个超级“唐蜜”
日本国内，一片战争惊恐，生怕唐军乘胜“直捣黄龙”，于是在九州等沿海地段大量修筑山城作为防线。但日本人多虑了，唐朝对这个岛国的领土毫无兴趣。
两年后，尚未举办即位仪式的天智天皇（中大兄），得到一个令他惊疑不定的报告：大唐一个人数多达254人的庞大使节团，已抵达九州候命请见。
昨天还是死敌的唐人突然来访，意图何在？由于摸不清唐人葫芦里卖什么药，天智天皇无奈之下采取了一个笨方法：把唐使留在九州好吃好喝款待着，既不敢驱赶，也不同意进京，唐使逗留了几个月后，在日本护送代表团殷勤陪同下回国。唐高宗李治派出这个使节团的目的，无从得知，但当时唐朝还在对高句丽用兵，估计意在打探日本动向。
不过，吃了苦头的日本不会再贸然出头了。从技术上说，强盛的大唐帝国给落后的日本上了血的一课。
图009日本遣唐船
从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求贤若渴的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每次少则三四百人，多则八百余人，肩负着“取经”重任的日本留学生们像海绵一样，从盛唐文化里汲取了无数养分，滋养了大和民族。日本同时代的中央制度、律令、历法、节俗、建筑、服饰、中医、文学、艺术、宗教、书画、雕塑，甚至刀剑、围棋、相扑这些后世日本的技艺强项，统统来自唐朝。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的比喻很精妙：“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碱水一样，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日本人对唐朝“蜜”到什么程度？像妃子争宠一样。
唐玄宗天宝十一年，日本和新罗的使臣在长安上演了一出“争长”事件。所谓“争长”，就是争第一，争座次。
日本官方史书《续日本纪》记载了这件事：当时，玄宗李隆基在长安蓬莱宫含元殿接受诸藩朝贺。按照惯例，各国来使分东西两列而坐：东面，新罗第一，大食第二；西面，吐蕃第一，日本第二。但是日本使臣古麻吕对座次提出了抗议：“自古以来新罗一直向日本朝贡，为什么座次排在日本之前？不合礼仪！”主持仪式的唐朝官员吴怀实觉得有理，决定将新罗与日本的位置对调。
“争长”事件中，日本人的国民性格一览无遗：服从强者，欺凌弱者。这件事固然伤害了新罗的面子，但面子是靠实力挣来的，新罗国力比不上紧随唐朝脚步的日本，外交失败就在所难免。
在唐朝，日本遣唐使是所有国外使者中最有风度和礼貌的客人。文献记载中，唐朝人形容日本使者“容止温雅”。话说当时派遣遣唐使是日本朝廷的一件大事，每次任命的遣唐使都要“海选”：首先是没有劣迹的朝廷官员，其次要有学问，毕竟肩负着学习先进文化的重任，另外，相貌要仪表
堂堂，举止要有风度。出海之前，天皇常常大设宴席，和诗赐刀相送，并再三谆谆告诫：“你们这一去，和气为重，既要学成东西，也不能有失国体。”而一旦使船返回日本，天皇也亲自设宴迎接，对完成任务的使臣加官进爵，对不幸遇难者厚加抚恤。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个模仿、进步能力超强的小国，唐朝也得时时注意维护上国的“国体”。唐人苏鹗的《杜阳杂编》里记载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唐宣宗年间，日本国王子（日本史学家考证为高岳亲王，平城天皇之子）来朝，王子善下围棋，宣宗就让御用棋士——棋待诏顾师言与之对弈。下了三十三着，棋势胶着，胜负未分。顾师言生怕有辱君命，凝思良久，下出一步妙招：镇神头，一子解两征。日本王子“瞪目缩臂，伏地认输。”回头问主管外事的官员：“顾待诏是贵国第几国手？”官员诡称：“第三国手。”其实，顾师言是当时的第一国手。王子又说：“我想和第一国手过过招。”官员回答：“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王子掩局而叹：“小国的第一，不如大国的第三啊！”
总体来说，唐代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最有好感的黄金岁月，这依赖于日本一批一批恭恭敬敬的遣唐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举止温雅求学若渴。在和唐朝的一流诗人吟和诗词之间，也留下了中日史上最缠绵的一页。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中国到了宋代，这时的日本已经养足精神羽翼渐丰，不再像对待唐朝那样恭敬，官方几乎没有使者互通，只有民间的僧侣和客商频繁来往，但日本人谦逊好学的形象在中国人眼里依旧没有改变，欧阳修在《日本刀歌》里吟道：“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在大政治家、大诗人的诗里，“风俗好、工词藻”的日本完全是一派世外桃源。
欧阳修不可能知道，在他去世两百多年后，一场从蒙古草原发起的狂飙风暴，横扫了大半个欧亚大陆，不但摧毁了他所钟爱的故国山川，也让他诗中所吟诵的世外桃源变成了血肉战场。
下一章，请看“单于折箭——蒙古袭日篇”！
单于折箭——蒙古袭日篇
2007年3月，日本老牌电影公司松竹印画拍摄的史诗巨片《成吉思汗》（又名《苍狼：征服到地与海的尽头》）在全球公映。这部由日本、蒙古合拍的空前豪华大片，在烧钱方面创下了日本电影史的最高记录：30亿日元。仅仅在蒙古草原拍摄的一场战争戏，就动用了两万七千名蒙古临时演员。
影片在日本上映时，无数加班结束的日本人兴致勃勃的坐进电影院，为这个人类史上最牛的草原帝国击节叫好。不会有多少人觉得，草原大汉成吉思汗由小白脸反町隆史扮演有何不妥；更不会有多少人，在那一刻联想起成吉思汗的孙子，曾对日本发动过两次亡国灭种的征伐——毫无疑问，如果七百多年前的忽必烈大军打赢了，日本的历史肯定会被彻底改写。
看上去似乎有点难解：日本历史上，只有两次本土遭到外敌打击，远的那次是蒙古人，近的那次是美国人，而日本人却对这两个“敌人”不乏善意。有民意调查显示，在东亚诸邻国中，日本人对蒙古人最具好感。
此外，在日本，还流传有一种天方夜谭似的说法：成吉思汗就是日本人源义经。
源义经是日本平安时代有“战神”之称的名将，功高盖主被哥哥源赖朝逼迫自杀，千百年来深受日本国民的同情和爱戴。这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是——“成吉思汗”的日本读音和源义经很相似，而且，蒙古部族的徽章和源氏家纹很相似。据此，可以“顺理成章”推论出，源义经当年并没有自杀，而是率领家臣逃到北海道，经库页岛到达大陆，最后成为成吉思汗。
这种乱攀亲戚说法的荒谬不经，一望可知。日本著名作家田中芳树最了解自己的同胞，他一针见血的说：“追根究，其实就是‘蒙古人是不可能征服世界的，有如此伟业的一定是日本人’这类的奇怪思想。”
简而言之，日本人之所以对蒙古人有好感，是因为日本人固执地认为：他们和我们很像。从某种程度说，一度纵横天下的蒙古人就是日本人的超级加强版，都是对征服世界有兴趣。只是比起日本人当年披着“大东亚共荣”的外衣，蒙古人来得更纯粹更坦荡，他们的口号是：让全世界变成蒙古人的牧场。
两个如此“像”的民族，却在十三世纪真刀真枪打了一回。更令人惊奇的是，武器、战术全面落后的日本居然赢了，威风凛凛的蒙古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两次被暴风吹散在大海中。
是什么勇气，让小小的岛国敢于无视忽必烈的一再劝降？是什么力量，保证了七百年后的今天，日本人能安安稳稳地坐在电影院里看《成吉思汗》？
一、不驯的岛国
十三世纪是属于蒙古人的，他们用战无不胜的骑兵和弓箭，东征西讨，开辟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东亚大陆上，南宋的小朝廷苟延残喘，高丽臣服在脚下，但元世祖忽必烈没料到，自己的国书居然被小小的东瀛岛国不理不睬。
天子一怒，伏尸百万。于是，带着惩罚之鞭，浩浩荡荡的元军舰队向着日本出发了。
1、“无礼大汗”碰上“无礼武士”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
图为蒙古国牒状的国书抄本，今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
公元1268年（元至元五年，日本文永五年）正月，日本京都。满朝公卿围坐在后宇多天皇的御座前，惶恐不安地开了六天外交扩大会议。会议的起端就是上面这封来自元世祖忽必烈的蒙古国书。
国书充满恐吓的味道，上来就自称“大蒙古国”，指责日本这个“自古小国”竟然“无一乘之使”，奉劝日本拿“感戴来朝”的高丽做榜样，来朝通好，否则“以至用兵。”
从唐末到宋代，日本和中国王朝断绝正式的官方往来，已经长达近三百年，突然接到这样一封含有威胁的无礼国书，日本人的愤怒和困惑可想而知，何况，我们有理由怀疑，闭塞孤岛的日本人对铁蹄踏遍欧亚大陆的蒙古人究竟了解多少？面对这件被称为“当世天下无双的大事件”，公卿们意见不一，最后才决定由参议藤原长成草拟了一封回书，送交镰仓幕府做最后裁决。
先简单解释一下日本的政治格局。京都的天皇是精神领袖，世俗政治是做不了主的，做主的是位于镰仓（今神奈川县镰仓市）的幕府。镰仓幕府是平安时期武将源赖朝建立起来的武家政权，但从第二代将军起，权柄早早落在豪族北条氏手中，北条氏世袭摄政，称为“执权”。此时，幕府的当家人是第十七代执权、年仅18岁的北条时宗。
和胡须花白的公卿连开六天会的慎重相比，北条时宗很好的解释了什么叫年轻气盛，他断然做了最后裁决：蒙古国书无礼，取消回书，不予理睬。
对不平等、无礼的要求采取冷处理——骄傲的日本人是有先例的。北宋年间，败家皇帝宋徽宗赵佶曾委托商人带来一封国书，要求日本向其进贡“珍奇之产”，以示“事大之诚”，日本也认为无礼，没加理会。
于是，纵横欧亚大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蒙古帝国，被日本武士无视了。
没有接到只言片语回书的忽必烈很奇怪，他不相信小小岛国胆敢蔑视自己，所以一厢情愿的认为是使者没把国书送到日本国王手中。于是，忽必烈接二连三的派出使者，持国书去日本“招谕”，但幕府还是继续不理不睬：老子不开口，神仙难下手。
忽必烈怒了！
图忽必烈画像
后世人对忽必烈为什么执着的征日，假设了许多理由，其一，忽必烈相信日本黄金遍地；其二，日本海贼经常骚扰高丽，所以忽必烈要为女婿（忽必烈把女儿嫁给了高丽国王王昛）出头；其三，为了孤立南宋而形成大包围圈。但这些假设没有一个真正有说服力。
忽必烈的一生，以开疆扩土为己任，专治一切不服。
早年作为拖雷家族的继承人独率一军，征讨南宋；
北上击败幼弟阿里不哥夺取汗位；
东征把高丽国王打到海岛上抗战，最后不得不臣服；
南下征服南宋，逼得末代小皇帝赵昺蹈海而死；
三征安南，三平缅甸，跨海远征爪哇；
晚年亲征中亚汗国侄子海都的叛乱，72岁的忽必烈已经无法骑马，但仍然固执地坐在由四只大象驮着的木塔上指挥作战！
——日本武士惹错了对象：忽必烈可不是宋徽宗。
2、谁敢与我“一骑讨”
公元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元年）10月3日，元军大小战舰九百艘，蒙汉军两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水手六千七百人，共计三万两千三百人，在都元帅忻都、左副元帅洪茶丘、右副元帅刘复亨统率下，开始了史上第一次征伐日本本土。日本史书称此次战役为“文永之役。”
浩浩荡荡的元军舰队从朝鲜半岛南部的合埔（今韩国镇海湾马山浦）出发，距离日本只有一两天的航程，首先打击的目标很明显：朝鲜海峡上两个弹丸小岛——对马和壹岐。
10月5日攻占对马岛，对马守护（日本古代官职，总管地方军政大权）允助国率80骑抵抗，全军覆没；
10月15日攻占壹岐岛，壹岐守护代平景隆率100骑接战，遭全歼，代平景隆切腹自杀；
10月16日逼近肥前（今日本九州长崎县）沿海岛屿，肥前守护松浦氏率众抵抗，死伤惨重。
元军舰队势如破竹，直逼九州！
此前，日本本土只在一百年前遭受过一次外族的小规模袭击，袭击者是人数不详的刀伊海盗（契丹族），在沿海诸岛掳掠一番后，被日本当地豪族组织反击赶跑。
早在第一次拒绝向蒙古通好后，北条时宗就对全国的武士发布了警告：“蒙古人包藏祸心，窥伺本朝，宜早戒备，以防不虞。”而在高丽臣服和南宋节节败退的消息陆续传到日本后，日本朝野已经知道了蒙古人的厉害。不过，当凶悍的蒙古人真的跨海而来，突然杀到自己面前时，日本人还是不可避免的陷入到惊恐之中。当时一个日本和尚日莲上人，记载了元军在对马和壹岐两岛的残暴行径：“二岛百姓之中，男丁或被杀，或被掳，女子则被集于一处，用绳索穿手掌而过，锁于船舷之上。”
在幕府的严令调集下，北九州的所有武士都向海边的博多湾地区聚集，总人数约三万左右，镇西奉行藤原经资担任总指挥。
图日本御家人（《蒙古袭来绘词》局部）
镰仓幕府时代，日本地方上的武士称为“御家人”，由历代有功于幕府的家臣组成。“御家人”有田产，有私兵。打仗时，郎党、私兵自成一队，随同主人一起出征。这种主从关系构成的部队，和同时代的欧洲骑士很相似，平时是小封建田园主，战时自带部属、自备武器、打着五花八门的旗号，自小训练的武士单兵战斗力很强，但战术上原始落后，缺乏整体作战的训练和纪律。
10月20日，元军主力在九州北部的博多湾登陆，兵锋直指太宰府（九州的地方政府所在地）。
图日军骑兵的冲锋（《蒙古袭来绘词》局部）
这一幕，就像两个时代的战士在错乱的时空隧道中，猝然撞在了一起。
图元军方阵（《蒙古袭来绘词》局部）
对蒙古人的战术和武器，日本史书上不无畏惧的记载道：
“蒙古矢短，但矢根涂有毒液，射上既中毒。敌数百人箭射如雨，长柄矛可刺进铠甲缝隙。元军排列成队，有逼近者，中间分开，两端合围，予以消灭。元军甲轻、善骑马，力大，不惜命，豪勇自如，善于进退。大将踞高处指挥，进退击鼓，按鼓声行动。在后退时，铁炮中装铁弹，随着火焰喷出，四面烈火，烟气弥漫；其声凄厉，心碎肝裂，目眩耳聋，不辩东西，被击毙者极多。”
因为是跨海作战，运输、草料、补给困难，所以元军并没有携带大量战马，岸上的战斗中，元军基本是列成方阵的步兵军队，缺乏最锐利的蒙古骑兵。但就算这样，在战术、武器上完全落后的日军，很快被元军打得节节后退。但是，骁勇的日本武士以一族一党为单位，不惜命的轮番冲击，也给元军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3、一个小武士的奋斗史
这场战争成就了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日本武士。
竹崎季长是肥后（今日本熊本县）豪族菊池氏的部属，土地不多，人丁不旺，算是个当地小土豪。接到幕府作战的调集令，竹崎季长大喜过望，在一脑子凭借战功振兴家门的狂热梦想中，率领
自己仅有的四个郎党（其中一个是他的姐夫），高高兴兴的奔赴九州前线。
一路上，竹崎季长遇到了许多身着大铠手持长弓的土豪武士，来自九州各地的贫穷武士们，很多是典卖田产凑的路费，但他们都怀着同样的立功梦想，互相交换头盔鼓励：“一定要抢“一番枪”啊！”
“一番枪”是什么？是指第一个冲入敌阵，立头功。
到了太宰府，杀声已经传来，一路见到很多受伤败退的武士，更加刺激了一心想斩将夺旗的竹崎季长。他们一行五人朝着战事最密集的鹿原地区奔去，终于，竹崎季长看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场景：元军一股多达千人的部队正在前进，周围没有其他日本武士攻击。天赐我也，“一番枪”的机会来了！
竹崎季长手持日本刀，催马朝元军的阵地扑去，四个郎党紧紧跟随——三个骑马持弓，一个步卒扛着竹崎家的旗帜——这绝对是一幅令人难忘的画面，主从五人飞蛾扑火一般的进攻！
图竹崎季长被乱箭射中（《蒙古袭来绘词局部）
文永之役战后，幕府按照惯例要评定谁是“战功第一”，封官行赏。本以为头功非我莫属的竹崎季长却似乎被遗忘了，孤独的躺在家里养伤。愤怒的竹崎季长决定亲自去遥远的关东，向镰仓幕府申诉。为了凑足路费，这个倔强的小土豪卖掉了自己的战马，孤身一人步行踏上了上访之路。
整整走了两个月，竹崎季长终于来到了镰仓，并受到了幕府“御恩奉行”安达泰盛的接见。安达泰盛被这个不屈不挠的小武士感动了，他认定了竹崎季长的战功，封了官加了赏，并赐了一匹骏马。
衣锦还乡的竹崎季长，自然受到肥后族人的热烈欢迎，也成为无数日本小武士羡慕的对象。在元军第二次入侵的“弘安之役”中，竹崎季长再次夜袭敌船，建立新功。战后，他聘请画师把他战争中的事迹原原本本的画下来，这便是著名的《蒙古袭来绘词》（又叫《竹崎季长绘词》），成为“蒙古袭日”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说完这个小武士的奋斗史，再回到战场，那里有无数竹崎季长一样的日本武士。
登陆后分头进攻的元军，在几片战场上呈现出同样的场景：元军排列成队，迎接着日本武士小到几骑、多到几百骑的轮番冲击。矮小的日本武士骑着同样矮小的日本马，穿着色彩绚丽的盔甲，手持长弓利刃，高举着五花八门的旗帜，像海浪拍打礁石般，顽固不舍地一波一波攻击。
能征惯战的元军有点吃不消了，激战了一天，尽管日军伤亡惨重节节后退，但元军的伤亡数量也逐渐增多，更糟糕的是，右副元帅刘复亨被日军前线将领藤原景资一箭射中肩窝。眼看天黑下去了，双方陷入僵持，日军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阻止了元军向太宰府的推进。因为担心会遭到夜袭，元军全部撤回到停在海边的船上。
4、元舰一夜消失了
这一夜无人能睡。
镰仓和京都的宫殿灯火通明，北条时宗在忙着调集四国的武士增援九州，后宇多天皇则亲临神宫祈祷。九州的太宰府里，激战了一天的日军将领，在对明天即将到来的恶战争嚷不休。
元军的海船上，高级将领们也在召开军事会议。眼看日军顽强抵抗，而且数量有增无减，统帅忻都心生退意。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军将领金方庆坚决反对撤退：“我军虽少，但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计也。”但是忻都认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兵入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忻都做了最后决定：明日班师。
当夜，灾难却突然降临。
一股强烈的台风夹杂暴雨，当天夜里突袭博多湾沿海。元军舰队一片混乱，这些海船全是高丽人按照老式造船法所制，质量不够牢靠，在台风暴雨中或碰撞而翻，或触礁而沉，士卒溺死者多达万余人。
不过，《元史·日本传》里却对台风只字未提，只是简单的叙述为：“至元十一年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
第二天清晨，日军在太宰府前集结列队，准备迎接更艰难的战斗，但久久不见元军来攻，派斥候（侦察兵）一打听，一个天大的喜讯传来：海面已经空荡荡，没有一艘元军的战舰！
除了少数立功心切的武士，日本朝野一片狂喜，敌人逃了，我们胜利了！
虽然“元寇”走了，但谁也无法保证他们不会卷土重来。于是，日本举国上下开始了祈祷——从龟山上皇、后宇多天皇到公卿大臣，个个前往神社祈祷神鬼显灵“敌国降伏”。幕府执权北条时宗也不例外，笃信佛法的他刺血写经，祈求菩萨保佑。
图元寇防垒遗址
日本人同仇敌忾加紧战备的同时，忽必烈却茫然不知。
第一次征日结束后，在忽必烈看来“入其国败之”已经达到了效果：这下夜郎自大的日本人肯定知道蒙古大军的厉害吧！第二年春天，忽必烈再次向日本派遣了一支由礼部侍郎杜世忠为首的使团，招谕日本称臣通好。这次，北条时宗更加干脆：将五个使臣首领拉到镰仓郊外的龙口斩首。
这群万里迢迢送死的羔羊，其实是死在忽必烈的盲目自信上。临刑前，杜世忠吟了一首李白的诗：“出门妻子赠寒衣，问吾西行几日归？来时徜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
历史证明，如果你想激怒蒙古人，有一个好方法：侮辱他们的使者。六十年前，成吉思汗派使团去中亚大国花刺子模，使者被剃光胡须赶走，成吉思汗勃然大怒，挥军西征终于屠城灭国；十五年后，爪哇国王将前来招瑜的元朝使臣孟琪黥面（脸上刻字涂墨）驱逐，招致忽必烈的三万大军跨海远征。
日本人斩了使者！当一个侥幸逃命的高丽水手把详细情况带到大都时，忽必烈彻底震怒了。
公元1279年，广东崖山，随着末代小皇帝赵昺被大臣陆秀夫抱着蹈海而死，南宋覆灭。平定了大陆，忽必烈开始腾出手重点对付日本，大量士兵和无数粮草被运送到高丽境内，高丽和中国江南的造船厂昼夜开工，兴建大小战船——第二次跨海远征紧锣密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