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和17世纪的欧洲学者们，通过研究欧洲各语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看法，例如欧亚各主要语言皆繁衍自一种不再被使用的母语；语言分化为方言，方言又发展为独立的语言；当设立标准以区分外来词和传承词；语言比较研究的基础应该是那些最基本的词汇；等等。18世纪末，近代东方学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学界对人类语言的认识。1786年，威廉·琼斯爵士（SirWilliamJones,1746—1794）在加尔各答亚洲学会（AsiaticSociety）第三次年会上对欧亚语言关系的论述，几乎任何一部研究近代东方学发展史的论著都会加以征引。
1799年，匈牙利学者焦尔毛蒂（SámuelGyarmathi,1751—1830）在论证匈牙利语和芬兰语的关系时，采用了通过对派生形态、名词变格、代词的含义和形式（尤其是所有格后缀）、动词变位、副词（包括后缀）和句法等多个方面进行比较所得的证据，写成了被德国印度学家本费（TheodorBenfey,1809—1881）称为第一部科学的语言比较研究著作。19世纪初，丹麦学者拉斯克（RasmusRask,1787—1832）开始使用语法一致、语音对应和基本词汇相同这三个标准来判断语言之间的关系。而1816年德国学者博普（FranzBopp,1791—1867）在法兰克福出版的《论梵语动词变位体系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对比》（überdasConjugationssystemderSanskritspracheinVergleichungmitjenemdergriechischen,lateinischen,persischenundgermanischenSprache）一书，则普遍被视为近代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和科学比较方法的开端。然而，对于广泛比较欧亚各种语言的学者，例如德国东方学家克拉普罗特（JuliusKlaproth,1783—1835）等人而言，由于所比较的对象差异巨大，几乎只能通过基本词汇的比较来确立语言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历史比较语言学与汉语研究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渐开，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纷至沓来，其中也不乏热衷于学术研究的中国通。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后设立汉学教习，但20世纪之前，由传教士和外交官构成的业余汉学家依然是该领域的主力。他们的著作和创办的汉学刊物，更为集中地反映出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状况。汉学（Sinology）一词传统上被视为通过文献记载研究古代中国文明的人文学科。汉学家（Sinologist）的称号约形成于1838年前后，几乎等同于语文学家。这种情况和早期的东方学（Orientalism）非常相似。在方法上，近代东方学对早期汉学研究也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一、考察中西方语言关系的早期尝试
早在鸦片战争前，近代汉语研究的先驱者，英国浸礼会（BaptistMissionarySociety）传教士马士曼（JoshuaMarshman,1768—1837）便尝试比较汉语、梵语和希伯来语，并验证它们之间是否存在联系。马士曼早年便对中国有兴趣，可惜没有从事研究的机会，直到1799年被派往印度后，热情才得以复苏。不过，由于工作的需要，他首先学习了梵语，三年之后才转向中国研究。1809年，他完成了《论语》的英译，而1814年出版的《中国言法》（ElementsofChineseGrammar），似乎是目前所见最早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西文著作。马士曼还通过比较研究，否定了威廉·琼斯对汉语和梵语、希伯来语之关系的推测。
马士曼可能是第一个留意到汉语和梵语有相似的声母排列顺序的西方学者，可是如果说汉语源于梵语，那么又当如何解释中国悠久的历史？他的观点是，在接触到梵语之前，汉语已经有了一套独立的发音体系。佛教东传以后，中国人从梵语中吸收了一些符合自己发音习惯的要素，例如借用梵语的发音系统，剔除辅音b、d、g、j和元音r.，补入轻唇音，以及ts、tsh等发音。因此，在上古时代，中国人和印度人并无语言上的交流。19世纪初，比较语言学研究才刚刚开始，科学的比较方法尚未建立。马士曼的比较也主要集中于发音范围，例如希伯来语中哪些音是汉语中没有的。
19世纪中叶，东方学的研究已在欧美产生了广泛影响，比较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也更为成熟，印欧语系的概念已得到普遍认同。对不同语言的分类工作也迅速展开，尝试比较不同语系的学者不乏其人，例如博普本人对高加索（Caucasia）和马来—波利尼西亚（Malay-Polynesia）语之间的比较。对于草创中的汉学研究而言，东方学领域所使用的方法和成绩都具有相当的诱惑力。
二、湛约翰论中国人的起源
湛约翰（JohnChalmers，1825—1899）1852年加入伦敦会，同年6月来华并在粤港传教。其编撰的《英粤字典》（AnEnglishandCantonesePocketDictionaryfortheuseofthosewhowishtolearnthespokenlanguageofCantonProvince）先后出过六版，此外还有一部《简明康熙字典》（AConciseKang-hisChineseDictionary），一册《初学粤音切要》和一些神学宣教作品。1866年，湛约翰在香港出版了《中国人的起源》（TheOriginoftheChinese）一书，1868年和1870年两次由伦敦的图伯纳出版社（Trübner）再版。从书名可见，和琼斯一样，湛约翰的规划颇为宏大，其最终的研究目标并非语言，而是一个民族学意义上的问题。与宗教、迷信、技艺和传统一样，语言是其追溯古代中西文明联系的依据之一。
在导论中，湛约翰首先强调《圣经》记载的人类共同起源说有科学依据，如果进化论表明所有生物都起源于最简单的细胞，语言学的研究也同样说明最初人类的语言有共同祖先。他借用德裔英国东方学家马克斯·缪勒（FriedrichMaxMüller,1823—1900）的观点，指出比较语言学业已证明原始语言最为简单，包含了诸如i，ad，da这样的原始词根。在这个阶段，语言的弹性很大，因没有文字书写而倾向于不断变化，不论是单音节词根本身还是它们排列成句的次序。遵循进化原则将语言的发展视为从简单到复杂、从单音节到多音节的过程，这一观点在19世纪曾受到广泛支持。将语言演化的过程与生物进化相提并论，从逻辑上把词汇的原型追溯到原始单音节词根，视单音节的汉语为语言演化的最初阶段，这样汉语便可以和西方语言的词根进行比较。不过湛约翰还是按照预先设定的次序，从宗教和迷信开始，最后论及语言和传统。显然语言和其他文化因素一样，服务于一个民族学的目标。
湛约翰挑选了300个汉字的读音，用于同其他语言的词根比较。这些字大部分取自美部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1812—1884）1856年编写的《英华分韵撮要》（ATonic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intheCantonDialect），并采用了该书的官话、粤语注音和英文解释。被用于与汉字读音进行比较的其他语言包括梵语、古波斯语、藏语、阿拉伯语、暹罗语、希伯来语、蒙古语、希腊语、拉丁语、匈牙利语、克什米尔方言、通古斯语等等。湛约翰相信，各种语言之间相似的词根有助于追溯中国人的起源，并推测汉民族的先祖由人类的发祥地经兴都库什山从西藏进入中原，昆仑山和戈壁沙漠阻隔了匈奴、突厥与南方兄弟民族长达数个世代，直到在黄河流域他们才再度相遇，因此在西藏和缅甸的语言中，比在通古斯或蒙古语中可以找到更多与汉语的相似之处。当然，他本人未必通晓那么多语言，其最可能的做法是从各类工具书中搜索音义相近的表达。
虽然《中国人的起源》只是一本80页的小册子，却基本上反映了早期东方学家追溯古代各民族间历史关联的主要方法。其出发点是调和《圣经》记载与新近学术研究的结论，通过宗教和语言等文化要素方面的比较，解决一个民族学的问题。
三、艾约瑟与比较语言学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
继湛约翰之后，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做了更加细致的比较研究，并于1871年出版了《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China'sPlaceinPhilology），试图从语言研究的角度，以汉语为中心，建构一套囊括所有语言的分类体系，并用来梳理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该书共分14章：前两章比较中西方的古代文化，推断各大文明有共同起源，进而提出语言同源的可能性；第三章介绍现存各语言的地理分布；接下来几章以汉语为立足点，通过比较来分析各大语言体系与汉语的关系；最后一章是总结，将语言与文明发展的程度和民族的性格特征联系在一起。《通报》的创办者高第（H.Cordier）描述此书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艾约瑟还注意到博普等人的研究只注重语法比较而忽略了句法，于是特别在书中插入几段来解析句法。他相信原始语言的句法与自然秩序一致，即词汇按照主谓宾的次序排列。近代欧洲语言，即印欧语系的西部各语族突破了梵文的桎梏，重返自然的句法结构。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焦尔毛蒂就已经指出，不可将相似的句法规则作为语言同源的证据。在失去了屈折体系并简化为单音节后，汉语实际上已经没有可以用来同其他语言进行比较的语法。也恰恰是汉语所表现出的“语音单音节”和“语法即句法”这两个现象，被多数19世纪的西方学者视为原始语言的特征法。同样，艾约瑟也未意识到与近代欧洲语言表现出分析化的趋势相同，汉语语法即句法的特征是失去了名词和代词格变化之后的产物，误将其作为原始语言的特征，将分析化趋势作为返璞归真的表现。
艾约瑟的猜想的确带来许多危险。例如，他没有考虑到汉语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外来词对汉语及中国文明的影响。他所找出的例子通常都不是其所属语言中最古老的词汇。“蜜”和梵语madhu的关系似乎是艾约瑟的一个重要发现，但“蜜”可能属于外来词，源于对梵语的音译，不能用于证明两种语言同源。当时，欧陆东方学家已经展开了对原始印欧语的构拟工作，而艾约瑟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其考究词源的方式与怀特（WalterWhiter,1758—1832）完成于1800年的那部杂糅了英语、法语、希腊语、拉丁语、爱尔兰语、威尔士语、斯拉夫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科普特语、吉卜赛语的《通用词源学词典》（EtymologicumMagnum,orUniversalEtymologicalDictionary）相当。用相同的语音来论证相同的起源，这是从古希腊学者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做法。
另一方面，艾约瑟又是最早认识到汉字古今读音有别的西方人之一。受近代东方学研究的影响，他坚信汉语也经历了与印欧语类似的音变，并举出了一些声母辅音变化的规则，例如g、d、b、z最为古老，后来变成k、p、s，而f、h是最后产生的。在日语中被借用的汉字，h常读作k，f常读作b。他以“佛”字为例，指出该字旧读but，是Buddha一词的音译。根据这一规则，“分”当读成bun，“缠”当读作dan，“复”当读作bok，“学”当读成gak，“硬”当读成ngang，“誊”当读成deng。他将汉语读音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声母基本上都是浊辅音，第二阶段部分浊辅音变成了清辅音，第三阶段入声逐渐消失。后来，他又进一步阐述了构拟古音的系统方法：例如通过形声字的声旁；通过古代诗歌的韵律；佛教文献中音译的梵语词汇；中国学者编撰的韵书；日语、蒙古语、朝鲜语和交趾语对汉字的音译；汉语方言等各方面的材料，可以复原古代汉语的读音。虽然艾约瑟的构拟用现今的标准衡量未必准确，但基本上形成了古汉语音韵研究的方法。
四、施古德对艾约瑟比较研究的发展与批评
艾约瑟的《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出版后的第二年，刚刚进入莱顿大学任教的施古德（GustavSchlegel,1840—1903）在雅加达（Jakarta）用法文出版了《中国与雅利安——对汉语和雅利安语言原始词根的研究》（Sinico-Aryacaou,Recherchessurlesracinesprimitives:dansleslanguesChinoisesetAryennes）一书。为了凸显其著作的学术价值，施古德逐一批判了此前关于中西语言的比较研究。他首先指出湛约翰并未掌握比较语言学科学方法的要领，仅堆积了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词汇，按照其现行的读音和汉语进行比较，这是一种完全的失败。接着批评艾约瑟混淆了源于不同词根的词汇，任凭自己被偶然的谐音诱惑，在未对欧语原始词根展开研究的情况下，便将之与古汉语词根进行比较。如此操作，看似是要证实词源上的假想，尽管比湛约翰的半成品更有学术含量，依然误入歧途。若要走出这一误区，施古德认为必须遵照德国语言学派确立的严谨方法，而这恰恰是他自认为超越艾约瑟的地方。
德国学者库尔提乌斯（GeorgCurtius，1820—1885）在研究希腊语词源学时提出一个假设，即有朝一日普通语言研究可能会发现所有语言共有的、适用于所有语音变化的普遍原理，并找到造成语义转换的所有人为的规则和类比。他认为，从不同语言中收集例证，由具体到抽象，进而得出普遍公认的原理，这是语言科学的未来，无可争辩，而且学界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施古德对此也毫不怀疑，他深信汉语语音变化遵循着和希腊语、条顿语相同的规则，并尝试为库尔提乌斯的假设提供更多证据。波特（AugustFriedrichPott,1802—1887）认为在汉语和梵语之间的比较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汉语没有语法上的屈折，无法进行分析。他指出人们无法去分析本不能分析的东西，至少不会去苛求汉语和梵语有共同的起源。而施古德则批评波特所言不实，认为汉字很早就为自己添加了语音要素，因此没有语法上的屈折并不妨碍对汉语语音的解析。和湛约翰及艾约瑟一样，施古德也相信原始语言很可能是单音节的，汉语是所有语言中最简单且最早定型的，如果将屈折语的词汇还原到最初的词根，同样也是单音节的。在致力于跨语系比较研究的学者看来，这恰恰是汉语和雅利安语言具备同源可能性的前提。
在施古德看来，比较不仅可以揭示汉语和雅利安语言之间的联系，还有助于追溯印欧语的历史。例如梵语中表示“乳”的súma（sūma）、doha和gorasa这三个词的词根，并不见于其他印欧语系的语言，因此施古德推测法语lait的词源不在梵语而很可能在汉语。他在汉字中找到了“酪”（粤语lok）字作为罗曼语中“乳”的词源，而将日耳曼语中同样概念的起源（英语的milk、德语的milch等）追溯到汉语的“□”一词。雄心勃勃的施古德批评德国印度学家本费编撰的梵语词典中满是不可靠的词根，认为通过对原始汉语词根的研究可以推翻这些所谓的词根构拟。
和艾约瑟也一样，施古德也辗转于世界上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对照词源学工具书搜索音义相近的词加以比较。他坚信通过对汉语和雅利安语言的比较研究，有助于识别那些由印度语法学家发明出来的不可靠的词根，为比较语言学注入新的动力并解释史前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尽管加拿大学者蒲立本（EdwinGeorgePulleyblank）认为施古德在寻找与汉语同源的语言方面所做的尝试性研究与艾约瑟的水平相当，而其对古汉语结构的研究主要依赖厦门话和广东话，与艾约瑟相比也未见高明之处，但在具体操作手法上，施古德确实收缩了比较范围，同时在词源和语义问题上也比艾约瑟考虑得更加细致。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英国汉学家沃特斯（又译倭妥马，ThomasWatters,1840—1901）批判艾约瑟的体系是一个梦想，而赞赏施古德的研究是比较汉语和雅利安语言的首次科学尝试。只不过二人在研究旨趣、前提假设等方面依然有不少共同之处。
不难看出，湛约翰、艾约瑟和施古德的比较方法与多数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东方学家所用的不尽相同，仅截取了词根进行比较。而博普主要是通过屈折变化的规则来论证印欧语之间的关系，属于语法上的比较。屈折语通过格（case）来表示词与词之间关系，而汉语没有格的变化，不具备当时东方学界用于进行比较语言学研究的语法形式。因此，除了词根的比较外，没有其他可用的参照。博普认为词根相同并不足以说明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这一观点遭到了艾约瑟的批评。
艾约瑟、湛约翰及施古德等从事词根比较的理论依据来自马克斯·缪勒。这位东方学界的巨擘认为语系上的划分并非适用于所有语言，不能按语系划分的语言未必就不同源。相信语言有多个起源是一种教条主义，会阻碍学术进步。言下之意，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的比较不是没有意义的。就词根比较而言，他指出：有些语言，尽管在标识语法的发音上有差异，但可以通过词根来追溯同源性；语言除去一切可解释的现象之后只剩下词根，它们曾被作为真实的词来使用，只是现今除汉语之外，其他语言都不会直接使用词根。马克斯·缪勒相信汉语代表了人类语言最原始的状态，德国语言学家波特也认为梵语同样经历了一个单音节无屈折的阶段。耶鲁大学梵语教授惠特尼（WilliamDwightWhitney,1827—1894）指出，最完美的语言也是逐步发展而来的，由起初的贫乏到后来的丰富，所有语系的语言都源于共同的无形式的词根，尽管在多数语言中已经无法找到这些词根的原貌和含义。虽然马克斯·缪勒等人并没有从事跨语系的词根比较研究，但他们对可行性的阐释成为早期汉学界用于比较中西方语言的理论依据。
第三节汉学界关于汉语研究方法的讨论
至19世纪中叶，欧洲的东方学家在印欧语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似乎只是说明了哪些特征可以用于解释语言之间的关系，却没有指出哪些语言之间可以进行比较，哪些之间则不可以。最受争议的问题，莫过于比较研究的范围。
一、比较研究的适用范围
19世纪，西方学者就如下三个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首先，语言是否如同生物一样是进化发展的，由简单到复杂，由单音节到多音节，从没有语法到具备完整的屈折体系；其次，人类和语言的起源是否是单一的，现存的各种语言是否都是同一主干上长出的支脉；再者，人类是否在诞生之初便有了语言，故而可以通过语言研究揭示不同民族迁徙的历史轨迹。至于是否可以通过比较研究确立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恰恰要以这三个假设都能成立为前提。
湛约翰、艾约瑟和施古德的语言比较研究实际上服务于一个民族学目标，即通过语言研究来证明民族或者种族之间的关系。如果人类的起源是多元的，语言的起源势必也是多元的，那么跨语系比较便毫无意义。因此，中西语言可以比较的前提是人类的单一起源。但如果人类诞生之初没有语言，待到遍布世界各地后各个种族才独自发展出语言，则中国和西方的语言仍不具备可比性。当然，对身为传教士的湛约翰和艾约瑟而言，在基督教信仰中这些都不构成问题，只是不能阻止他人对此进行批评。沃特斯指出，艾约瑟显然是先从主观理论出发，再找材料论证，在论述某些观点时依赖《圣经》为权威。然而《圣经》没有教导任何科学的知识，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创世记》的作者知道除自己母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更不用说语言学。如果用《创世记》第二章中所记载的上帝让亚当给动物取名一事来解释语言的起源，那么很多词汇，例如“兄弟”是不存在的。他还批评艾约瑟在中西方的宗教、技艺、习俗等文化要素之间随意比较，但事实上没有文献依据可以证明它们之间的联系。
就语言形态演化的过程而言，如果西方语言从单音节孤立语演化为屈折语，那么将屈折语的词汇还原到单音节词根，便有可能和汉语进行比较。如果语言形态演化是由复杂到简洁，那只有还原单音节语早已简化的语音和丢失的形态，方能和更复杂的语言进行比较，实际上这几乎没有可操作性。
如前所述，湛约翰、艾约瑟和施古德等从事词根比较的理论依据来自马克斯·缪勒。而在19世纪，认为不同语系之间可以进行比较的西方学者不乏其人，论证闪米特语和印欧语有共同起源的尝试也从未停止过。一些新教希伯来语学者，例如威廉·格泽纽斯（WilhelmGesenius,1786—1842）、埃瓦尔德（GeorgHeinrichAugustEwald,1803—1875）、菲尔斯特（JuliusFürst,1805—1873）等人断定，印欧语和闪米特语之间的关系要比想象当中近许多。他们希望借助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证实《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以及人类原初语言为单音节语的假设。神学上的背景促使他们努力建构起一座连通印欧语和闪米特语的桥梁，并尝试将希伯来语词根约化为单音节。格泽纽斯认为，印欧语和闪米特语之间存在大量相似的词根，说明这些词根在两者分离之前已经得到了发展。师承格泽纽斯的菲尔斯特也试图论证两种语言曾是一个原始的整体，而埃佛德则进一步推断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相信如能证明词根间的一致，则在确定语言关系的过程中，语法上的一致不一定是必需的。
在沟通印欧语和闪米特语的研究者中，影响最大的似乎要数印度学家本费。本费认为印欧语和闪米特语在词汇上可能是一致的，只是使用屈折的方式不同，原始印欧语的基本要素不是词根而是单音节动词，由之产生名词和其他所有的语法形式，因此寻找单音节动词可以把语言学家带回词根生成以前印欧语发展的早期阶段。本费相信所有语言可能有共同起源，但又担心这方面的证据经不住批判。因此对他而言，单音节原始动词的发现可以使印欧语和闪米特语中不同的词根形式有共同起源的看法变得更加可信。
惠特尼认为那些试图在不同语系中找到关联的学者的研究根本不值一提，如果人类语言有共同起源，唯一可以论证的方法就是词根的一致。要比较所有词根难度显然太大，只能先从给定的几个语系下手。通过比较研究，有助于还原印欧语的基本形式。闪米特语的三音节词根也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恢复。斯基泰语系中几乎没有基本一致的词根，这个语系完全是形态上的。比较研究表明，不同语系之间一些词根的外在相似之处无助于验证它们是否有共同起源，因为偶然的相似可能是晚近交流的产物。当时还有一些做法，例如用数学法则计算两种语言中相同发音代表相同含义的概率来判断它们之间的亲疏关系。但惠特尼认为，明显不同的词汇可能会有共同的起源，而不同起源的词也会有相似的形式，这是音变造成的结果。盲信不同语言中音义相同的词有共同起源，这是近代以前词源学的一大缺点。比较语言学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判断相似的事例是同源的结果还是偶然的巧合。可见，虽然不否认语言有共同起源、词汇都源自单音节词根，不过对跨语系比较词根的做法，惠特尼并不赞成。当然，这本身也反映出他内心的矛盾态度。
二、汉学界对中西语言比较的批评
《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一经出版，批判之声便不绝于耳。庄延龄、福兰阁和穆麟德是这些批评者中较有学术影响的学者，他们的观点主要针对汉语古音构拟的可行性和跨语系比较研究的科学性。
艾约瑟试图建构一个关于汉语音韵发展的理论体系，用以将汉字读音还原到上古时代。英国领事官，后来成为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汉学教授的庄延龄认为，汉语从未真正统一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汉语都分为各种方言，从未有统一的读音。他全然否定了艾约瑟的研究方法，指出唯一可以确定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的语音基础，就是在汉语的各个方言中进行比较研究。汉语即便不比印欧语言高级，至少也不低级。中国人完全可以把他们的观点表达出来，只要具备足够的汉语知识，英语中没有无法译成汉语的词句。虽然也能举出一些汉字和印欧语言的词根在读音和含义上相近，但并不表明能够马上找出大量的此类对应。况且，问题并不是要找出多少类似的对应，而是要验证两个不同语系是否遵循同一变化规则。如果存在这样一个规则，则要据此将读音还原，然后观察两者之间是否有共同的起源。
庄延龄主张将比较的范围限制在汉语的各个方言之中，认为不可能总结出什么规则来推断汉语古音。问题是，如果不是为了像格林那样通过比较日耳曼方言来总结语音演变的规则，进而构拟日耳曼语族乃至整个印欧语系的演化历史，那么研究方言的意义又在哪里？
福兰阁指出，如果用严谨的方法加以研究，雅利安语言和印支语言的联系将不复存在。印支语言的各个成员之间的联系非常松散，其最初的形式是什么已经无从查考。多数汉学家仅仅是把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的相似之处罗列出来，实际上意义不大。他点明了艾约瑟和当时仍然热衷于比较中西语言的湛约翰的共同缺陷，即用于比较的两种语言都不是各自所属语系的最初形式。他还指出，即便解决了汉语的归属问题，西方人对汉语及其姊妹语言的关系仍然知之甚少。当时东方学界对苗语、满语、藏语、蒙古语、暹罗语、老挝语、通古斯语的知识尚不足以对它们的结构和历史做科学的分析，因此不应当将汉语视为东亚单音节语言的典型。
福兰阁赞同庄延龄对艾约瑟的第一项批判，认为汉语和梵语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但不同意第二项。他和穆麟德、加贝伦茨以及艾约瑟一样，都认为古音是可以推测出来的。福兰阁还呼吁汉学家们老老实实在自己的领域内探索，不要伸手太长，涉猎过多。进行比较研究之前，必须先了解汉语最古老的形式。在语言方面，每一个字词都有自身的历史，外在的相似性并不表明一定有共同的起源。任何将汉语同雅利安语言联系起来的研究都毫无价值。艾约瑟和湛约翰是否具备足够的梵语知识以从事比较研究，也遭到了福兰阁的怀疑。他认为如果艾约瑟多学一些梵语，就不会写《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这本书了。艾约瑟曾将汉字“轮”（lun）和梵语的lut进行比较，而福兰阁则指出，lut这个词在梵语中出现很晚，在《吠陀》中找不到。对于艾约瑟的词根还原法，福兰阁认为即便还原出来的古老词根都是单音节的，也不能证明存在一种只有词根的语言。语言的发展未必就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汉语的读音就有简化的趋势，同样其他语言也都力求简化。
注意到语言的发展未必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显然是福兰阁对当时流行的语言形态演化理论的反思。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在《对语言最初形成的思考》（“ConsiderationsConcerningtheFirstFormationofLanguages”）一文中，已经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语言从复杂到简化的演变过程，但其影响主要在政治经济学和道德哲学领域，这一观点也未能引领此后人们对语言演化进程的认识。1874年，英国亚述学家塞斯（ArchibaldHenrySayce,1846—1933）在《比较语言学的规则》（PrinciplesoftheComparativePhilology）一书中着重批判的，便是假想中的从孤立语到粘连语再到屈折语的演化过程。1880年，他又出版《语言科学引介》（IntroductiontotheScienceofLanguage）一书，在《比较语言学的规则》的基础上，更加详细地阐发语言由复杂到简单的演化理论。在塞斯看来，分析语和孤立语成为相同的概念，汉语和英语一样被认为是分析语，位于语言发展的最高阶段。如果汉语不能代表人类语言最初阶段的形式，则其与古代印欧语便不具备可比性。
1896年穆麟德在《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会刊》上发表了《比较语言学的局限》（“OnTheLimitationsofComparativePhilology”）一文，指出在对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时，要注意完整性，留意各个层面。有人试图通过比较语言学研究来证明《创世记》的真实性，却忘记了科学研究不能依赖宗教的权威。他批判了不成熟的词根比较法，例如将蒙古语的murun（河）、满语的muke、朝鲜语的mul（水）、拉丁语mare（海）、英语的mere（湖）都看作同源的词，那么同样mar-e也可以看作是以mar为词根（意为“贫瘠的，不生育的”），和梵语marú（意为“荒漠”）同源，而蒙古语、满语和朝鲜语都以mu为词根，意为“水”。
19世纪后半期，有不少旅居通商口岸的西方人热衷于比较中西方的语言、文字以及古代文明的各种特征，例如旅沪英国建筑师兼地质学家金斯密（ThomasW.Kingsmill，1837—1910）、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纪好弼（R.H.Graves,1833—1912）等人。但汉学界的批评基本上都集中在艾约瑟一个人身上，这不仅说明他是中西语言比较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同时也反映出他在当时汉学界的影响。问题是，学者们对艾约瑟的批评虽有道理，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然而如何才能科学地研究汉语，仍是一个问题。
三、艾约瑟对汉语研究方法的贡献
在高本汉之前，艾约瑟是对汉语语音演化历史的研究贡献最大的学者之一。由于试图找寻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联系，艾约瑟在汉学界面临种种批评，但其为服务于一个倍受争议的目标而展开的对汉语自身语音历史的探索，却又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堪称科学的基础。
艾约瑟还发现语言变化和人口迁移有共同的走向。在一些地方，先来到的居民要比后来的在语言中保留更多的古音，这在长江以南的方言中尤其明显。虽然这些方言千差万别，但它们有共同的起源，并且仍旧保留不少相似之处。例如“学”“江”等字，去掉官话发音中的韵头i，就接近方言的读法。他还发现日本、朝鲜以及印支等地的语言借用了不少汉字，并仍然保留了借去时的读音。因此通过汉字在东亚语言中的读音，可以推断出中古时代的发音。被朝鲜借去的汉字仍然保留尾音m、p、k；被日本借去的则保留尾音t，以及g、d、b、z等软辅音；以元音收尾的字，读法与近代官话也有很大不同，没有官话中的一些韵头。当时艾约瑟已经对上海方言做了不少研究，并于1853年出版了《上海方言中所展现的汉语口语语法》（AGrammarofColloquialChineseasExhibitedintheShanghaiDialect）一书，因此上海方言成为其还原汉语古音的重要参考，例如“打”字，艾约瑟用上海话注音为dáng。“打”古从“丁”韵，而不是官话中的tá。
考察汉语古音是进行中西语言比较的基础。艾约瑟非常清楚，不能用通行中国的官话读音和其他语言的词根比较。如果推断古音的方法不能成立，那么所有的研究就会前功尽弃。1876年，在《汉字研究导论》一书中，艾约瑟强调中国人并未创造语言，而是在寻找一种书写早已存在的语言的方法。可见在他看来，汉语并非想象中那么奇特。艾约瑟坚信，东亚的语言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同样发生了类似于格林定律（Grimm'sLaw）的变化。于是，他提出了构拟古音的系统方法：通过形声字的声旁；通过古代诗歌的韵律；通过佛教文献中音译的梵语词汇；通过韵书；通过日语、蒙古语、朝鲜语和交趾语对汉字的音译；通过汉语方言研究等各方面的材料，可以复原古代汉语的读音。虽然在具体的字上，艾约瑟的构拟未必准确，却基本上确立了古汉语音韵研究的方法，并一直沿用至今。就其方法的源头而言，似可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德国学者通过方言比较并参照中古文献，构拟原始日耳曼语乃至原始印欧语发音，推断原始日耳曼语何时从印欧语中分离出来，又在何时分化为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的尝试。而格林定律实际上也是这一尝试的产物。
针对后来庄延龄的批判，艾约瑟认为可以通过古代的文献所表现的音韵特征来推断当时汉语的读音，一如西塞罗（Cicero）和泰伦提乌斯（PubliusTerentiusAfer）的行文方式可以代表罗马帝国各行省通用的拉丁语，英语可以作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多国的语言一样。汉语虽有各种方言，但皆来自共同的源头，如同拉丁语演化为多种现代欧洲语言一样。他列举了能够可靠地推测汉字古音的五项规则：（1）官话的音调约有六七百年的历史，如同用官话书写的文献一样。研究官话读音的字典有《五方元音》《中原音韵》。（2）通过《康熙字典》和《佩文韵府》等可以追查到唐代以前的汉字读音。（3）朝鲜、日本和安南的语言中所借用的汉字，保留了这些汉字被借去时代的读音。（4）段玉裁、钱大昕等清代学者的研究表明，汉字的音调体系是逐渐形成的。起初没有音调，首先出现的是平声和入声，接下来是上声，最后是去声。（5）汉语读音中变化最大的就是入声在官话中消亡。这是官话与其他方言之间最大的差别。
艾约瑟考察汉字古音的大致程序是由《康熙字典》出发，经《广韵》和《玉篇》到郭璞对《方言》《楚辞》及《尔雅》的研究，最后推出上古的读音。他还引用了段玉裁的研究，说明以m和入声k、t、p结尾的字在《诗经》中已经存在。
从沃特斯、庄延龄、福兰阁到穆麟德，二十余年间不断有学者批判艾约瑟的中西语言比较法。对此艾约瑟也积极予以回应，认为通过对汉语方言，日语、朝鲜语和安南语对汉字的转写，《康熙字典》中的注音系统，中国学者对古代经典音韵体系的研究，能够反映出古音的汉字，佛教经典和梵语字母表，藏、蒙、日、朝、满等周边民族的语言，闪米特和雅利安语言等十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充分证明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存在关联。他坚信长久以来西方的教育造成了强烈的偏见，以至于人们对如此明显的中西语言之间的关联视而不见。词汇在语言中最为古老，对人类而言，有些词汇并非专属于某个语系，因为语言是上帝对心灵的恩赐。在艾约瑟看来，不仅可以用他归结的法则推出汉字古音，甚至可以用来还原西方语言的读音。他还指出，人类的发声器官是一样的，因此一个国家的语音变化也会发生在另一个国家，对古老汉语的研究有助于推动词源学的发展。因为人类语言之间相互关联，所以除非细致考察东方语言，否则对印欧语言的研究就无法达到完善。
艾约瑟对中西语言比较研究的辩护自然没有让批评者们感到满意，但其对汉语语音演变历史的研究，本是颇受争议的中西语言比较的一个环节，却为近代西方汉语语音演化史的研究奠定了堪称科学的基础。后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推艾约瑟为最早对汉语古音进行科学研究的西方人，尽管他同时认为其学说有很多臆断之处。当然，他对艾约瑟汉语研究方法的认可，似乎依然是语文学（philology）本位的，限定在汉语语音演化史的范围内。
19世纪中叶之前，西人对汉语的研究多以实用为目标，语法书和字典的编撰，基本上都服务于西方人学习汉语的需要。湛约翰认为对汉语的研究不能仅满足于关于口语的实用知识，他和艾约瑟、施古德等人继承了早期东方学家们的理想，在尝试论证一个在当时无法证实的目标之时，也希望通过一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方法将汉学引入欧洲学术的中心，即法照欧洲东方学家的做法，通过比较汉语和其他民族的语言，追溯汉民族早期的历史，尤其是未被文字记录的史前时期和史料记载不详的上古历史。然而，汉语有别于欧洲语言的特点，以及19世纪中叶之后学界对科学方法理解的变化，使这一比较研究在方法和结论上都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同。而由此展开的围绕汉语研究方法问题的种种争论，在推动汉语研究超越实用层面，进而深入到纯粹学理层面的探讨，却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西方学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汉语语音的历史变化。艾约瑟试图实现的目标，用现今的标准衡量颇为荒诞。但恰恰是在这一注定失败的尝试中，他开辟了一条构拟汉语古音的途径，并被沿用至今，为西方的汉语研究奠定了方法上的基础。
第四节汉语和语言科学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东方学的萌芽阶段，西方人对梵语与欧洲语言的相似性的认识主要是通过词汇比较获得，即便琼斯本人也是如此。虽然他意识到语法在比较研究中的重要性，指出词源上的假设必须通过语法材料来验证，但似乎没有提供任何可靠的方法。直到博普的比较研究得到公认之后，学界才转向通过语法形式上的比较来确立语言之间的关系，严谨的比较自然也就越来越倾向于限定在语系范围之内。虽然多数学者并不支持跨语系比较，却并未完全否认可操作性。这涉及比较语言研究自身的科学性问题。
一、语文学和语言学
语言学家奥弗拉克在1877年的《语言学》一书中指出，法国学者普遍接受利特雷对philologie一词的前两个定义，却很少用第三个。同年出版的英译本则在翻译时刻意调换了linguistique和philologie的概念，以英语中的philology对应法语的linguistique，以便符合英语世界的表达习惯。而施古德所用的恰是利特雷对philologie一词所下的第三层定义。当然，直到20世纪上半叶，也有法语学界的学者使用philologiecomparée来指历史比较语言学。虽然第一代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例如博普、拉斯克和格林等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研究正朝着一个和以往以文学研究为导向的语文学不同的方向前行，但他们仍视自己为语文学家，并不经常使用Sprachwissenschaft（语言科学）一词。博普的学生波特则喜欢使用Sprachforschung或Sprachkunde这两个词，即语言探索或语言知识。
不过，并非所有认为语言研究在方法上与生物学有可比性的学者都视其为一门自然科学。虽然惠特尼也强调语言比较研究的科学性，认为它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严谨地建立在观察和推演的基础上。但他坚决抵制将科学一词狭隘化为自然科学的做法，反对将语言与自然现象类比，否认人类智慧和语言能力完全由生理决定，批评施莱歇尔1863年附会达尔文理论写成的《达尔文理论与语言科学》（DiedarwinscheTheorieunddieSprachwissenschaft）是其著作中最糟糕的。惠特尼认为，对语言的研究应当属于历史科学，只是历史科学中没有哪一个分支比之更像自然科学。他将这一研究分为两个层面，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philology）对语言进行分类，找寻它们之间的关系，语言学（linguisticscience）研究普遍规则，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语言科学。
近代民族学的奠基人普里查德（JamesCowlesPrichard,1786—1848）的高足莱瑟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民族学和语言研究等领域都颇有影响。他对英语中的比较语文学是否是一门科学有独特的看法，认为它既可以说是科学，也可以说不是，在任何程度上都只是一个约数，而且在哪种程度上还要看问题是在哪个国家被提出的。在英国，除艺术和文学之外，一切都是科学，而语文学既非艺术又非文学。作为人类知识的一个门类，语文学被莱瑟姆视为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其作为一门应用科学，主要功能是充当研究史前史的工具。就研究方法而言，比较语文学从结果推测原因，从已知推测未知，由后往前，与地质学一样是一部历史。然而知识本身并非科学上的必然，逻辑结构上的三段论可以给出一个逻辑上正确的推论，但形式上的事实不是科学上的事实，哲学的真理不是科学上的真理。科学的规则是向前展望，其本质是对一组情况的预见。一个既定的人类知识的分支所处的位置，取决于其展现出的规则的普遍性，因此自然科学恰是科学的典型，而比较语文学则与之相距甚远。可见在莱瑟姆看来，自然科学的规则是预见性的，而语言学和地质学只是通过观察所总结、所得到的历史规律，不能预见未来，所以有别于自然科学。
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的地位迅速上升，并逐渐垄断了对“科学”一词的解释。“科学”一词原先含义更为宽泛，且经常可以和哲学互换。“科学”也常被用在人文学科的称呼上，只要通过观察和推演并总结出规则的研究方法，都可以称之为“科学的”。不论认为对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历史科学，19世纪的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尝试将比较语文学或者语言学建设成为一门有其自身规则的科学，即一种语言科学（ScienceofLanguage或Sprachwissenschaft），使之逐渐独立于原先的语文学。湛约翰、艾约瑟和施古德等人尝试追溯汉语语音的演变历史，将汉字古音与其他语言的词根进行比较，梳理出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这些努力虽然服务于一个民族学的目标，但此类研究旨在通过精确观察然后比较和分类，最终得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则，这在当时确实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语文学的范畴。
当然，和许多早期东方学家一样，湛约翰、艾约瑟和施古德等实际上仍在努力维持传统语文学与近代语言学的关系，因此他们的语言比较研究尚未完全独立于传统的语文学。用现代的标准衡量，属于跨学科比较的研究，在当时则依然属于语文学范围内的比较，因此在艾约瑟等人看来，用宗教、习俗等方面的相似作为推断语言关系的依据是理所当然的做法。而福兰阁、穆麟德等人的批评则表明，他们试图将语言研究作为一个有别于传统语文学的独立学科来对待。因此，在他们看来，语言学和源于语文学的其他人文学科之间存在明确的学科界限，不能用宗教、习俗等方面的相似来推断语言之间的联系。
二、语言研究的科学方法
克拉普罗特对语言科学的限定是“研究不同语言的思想及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要发现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似之处只能通过比较。所谓的比较，就是将两个词语相互对照，检验它们是否有相同的含义和读音。克拉普罗特认为通过比较能发现，即便相距最遥远的民族，他们的语言之间也存在亲缘关系，尽管这些语言之间差异甚大，仍可在其中找到足够数量的词语，每一个在不同语言中都保留了相同的语音和含义。但这样的研究也面临两个问题，即如何鉴别词语间的相似性是同源还是巧合的结果，以及如何看待语法的功能。
就前者而言，克拉普罗特的解决方案是将词汇分为两大类。其中技术、动植物、矿产、外国习俗等方面的词汇，如果存在音义上的相似，则很可能是由借用造成。然而一些非常基本的词汇，例如日、月、大地及用来指称数字、食物、习惯和日常工作的词，则很难想象可以相互借用，除非由征服者灌输给一个哑巴民族。因此，通过比较一些最基本的词语，得出的结论将更为可靠。
克拉普罗特相信，词根和词汇是语言的内容，语法为内容提供了形式，词根和词汇则如同钻石一般，不论被怎样切割，依然保持原有的本质。当然，克拉普罗特并不排斥语法比较，因为它在研究人类精神进步和完善的过程中，可以起到指导作用。但是，这些部分和细节的对照在全面比较中便显得无用，例如汉语和阿拉伯语的比较，清晰地表明语法的相对次要性。前者语法形式很少很简单，而后者过于造作。当阿拉伯语还处于满是晦涩和混乱的状态时，汉语的清晰性和精确性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可见对克拉普罗特而言，词根比较比语法比较更精确，更符合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主要概念包含在词根当中，而人们称之为语法的部分，只是对词根的修正，很少呈现出类似性、对称性和规律性。
如果用克拉普罗特的标准衡量，湛约翰、艾约瑟和施古德的研究可以称得上是“科学的”，但克拉普罗特通过词根比较研究语言关系的“科学”方法，很快被语法比较所取代。1799年，匈牙利语言学家焦尔毛蒂注意到词尾屈折变化对比较语言学的重要意义，并成功证明了匈牙利语和芬兰语之间的关系。丹麦学者拉斯克在比较语法研究方面同样成就卓著。拉斯克指出，词语的相似性是极不确定的，用语法上的相似性来论证语言是否同源更为可靠。一种语言可以与其他语言混合，却绝不可能完全套用另一种语言的形态变化或词尾屈折。如果要通过语音相似来证明语言同源，必须要有语法上的相似作为支撑。
虽然19世纪中叶之后，学界普遍将通过语法比较来确定语言之间亲缘关系的方法称为“科学的”方法，问题是通过动词的变位及名词和代词的变格体系来研究语言之间亲缘关系的做法，仅适用于具备比较丰富的屈折形态的语言。没有词尾屈折的语言，其亲缘关系当如何鉴定便成了一大难题。面对那些语言，怎样的研究方法才能算得上科学，也迟迟没有定论。当时，西方学者就语言形态演化的方式、人类和语言起源的单一与多元、人类诞生之初是否就有语言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各种理论和观点莫衷一是。而跨语系比较得以进行的前提就是语言形态阶进演化、人类和语言单一起源及人类诞生之初就有语言这三个假设同时成立。后两个卷入了人类学方面的讨论和宗教信仰上的分歧，因此并非纯粹的语言学问题。但第一个完全是语言学领域内的问题，不仅关系到跨语系比较在逻辑上的可操作性，更决定了汉语在语言形态演化过程中的角色。
三、汉语在19世纪语言形态演化理论中的角色
19世纪，多数西方学者相信一个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和它的精神特征及文明程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比艾约瑟早约半个世纪的洪堡特就已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并将语言和社会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孤立语是家族的语言，粘连语是游牧社会的语言，而屈折语的使用表明社会已步入国家阶段。马克斯·缪勒也表示赞同。此后，法国东方学家勒南批评汉语的结构不完善，缺乏组织性，反映了中国人心灵和资质的贫乏。尽管能满足生活需求，能表达实用技艺的术语，有低层次的文学和仅能表达常识却算不上精妙的哲学，但汉语中仍缺乏西方人所能理解的所有表述哲学、科学和宗教的词汇。汉语中没有表达基督教信仰中“上帝”这一概念的字词，形而上的问题仅能用拐弯抹角的方式阐述。艾约瑟以同样的方式考察不同的语言，并总结了语言与民族的精神及性格特征之间的关系：汉语讲求秩序，闪语有生气，喜马拉雅语安静，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柔和，都兰语倾向扩张，印欧语高贵。与之相应的则是擅长克制的中国人不擅长进步，闪米特人擅长诗歌，喜马拉雅地区的民族喜好安静无为，都兰语民族喜欢扩张，而印欧民族则引领世界前进。
当时欧洲人的虚荣心已经侵入语言学领域，学界普遍认为屈折语代表人类语言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完美开化语言的正常状态。比艾约瑟晚约20年的勒菲弗尔（AndréLefèvre）认为，屈折具有使词变成一个有机体，在形式和含义上能和同源的其他词区别，让思想变得更加自由准确等功能。语言在进入屈折阶段后，还会向更高的分析语（analyticlanguage）阶段发展，即词尾的屈折出现萎缩，代之以虚词或助动词，英语便是第一种发展到分析语阶段的语言。可见，在他眼中，英语是在语言发展到屈折阶段后返璞归真，与初始状态的汉语虽然相似，却有本质上的差异。勒菲弗尔对汉语进行了苛刻的批判，并将语言与民族的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说屈折语的民族在不断扩张，占据越来越多的地方，而使用孤立语的民族则固守原地，讲粘连语的民族被驱逐到了文明的边缘。阿提拉（Attila）、成吉思汗和帖木儿都试图收复粘连语民族的失地，但均告失败。而古老的中国，其文明虽然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但其体制早在公元前后已经定型。
印度语法学家将梵语词根约化为单音节，近代比较语言学继承了这一做法，在构拟原始印欧语词根时，也设定其为单音节。塞斯对此并不赞同，他对是否存在一种只有词根的原始语言已表示怀疑，且认为即便存在原始词根语言，也不应将之与现存的单音节语混同。他还指出，某些词根可能是单音节的，但大部分并不如此。原始语言的语音至少是双音节的，汉语、暹罗语和缅甸语的单音节是语音退化（phoneticdecay）导致的幻象。虽然他对艾约瑟在汉语古音构拟方面的成绩表示赞赏，但言下之意，汉语的单音节不是原始语言的特征，推倒了艾约瑟比较中西语言的理论基础。可是在艾约瑟看来，汉语最重要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与人类原初语言的亲近关系，通过解读汉语中所蕴含的信息，可以增进对人类原初语言的了解，甚至推测语言产生的最初过程。而且在他看来，汉语和西方语言比较的可操作性，恰恰就在于能够将西方的语言还原到原始状态的单音节词根。
塞斯颠覆了过往关于语言演化的模式，认为语言是从原始的句词（sentence-word）发展到屈折语，然后进入粘连阶段，最后词根完全被独立出来，例如汉语已经抛弃一切原始特征，分别而清晰地展现出每一个概念，成为发展程度最高的语言，并用艾约瑟的研究证明汉语经历了语音简化的过程。与此同时，德国汉学家加贝伦茨也指出，印度—日耳曼语中和词结合在一起的被称为屈折的形态其实并无意义，反对将流行的观念投射到对语言形态发展过程的研究中。他认为，如果同义或不同义的词在粘连阶段被附加在词根后起到变格的作用，那么欧洲人的祖先应该和芬兰或高加索地区的人一样有许许多多的格。但如果把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一些后来出现的语言同梵语对照，可以发现年轻的语言用相近的音素弥补形态的贫乏。类似的结构功能相同，依据的不是逻辑而是纯粹的语法规则。因此，粘连语实际上是后来的创造。
可见，虽然加贝伦茨不否认印欧语言的优越性，但相信这种优越性并不体现在发达的屈折体系中，而是通过舍弃屈折语法，在迈向分析化的道路上获得的。沃特斯在1889年的《汉语论集》（EssaysontheChineseLanguage）中也指出，形态上的划分导致了对语言的历史和特征的严重误解。可以让我们对汉语作为表达和交流的工具进行恰当评判的必要信息并非随手可得，也不能通过与其他语言的比较对汉语的等级和价值做最后的论断。如果语言形态发展是一个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如果汉语是位于语言形态发展最高阶段的分析语，那么只有找回汉语早已丧失的屈折形式，方可再与西方语言进行比较。但时至今日，学界对此依然束手无策。
汉语在人类语言中究竟处于怎样一个位置？是最初级阶段，保留了最多原始语言的特征，还是语言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问题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学界对语言演化的进程和印欧语言地位的认识。将汉语划进语言发展的初始阶段，则不能解释中国文明为何比中亚游牧民族发达，更不能解释一种结构原始、只能适用于家庭交流的语言如何能维持一个如此庞大而统一的帝国的需要。欧洲学界，尤其是德国东方学家所引以为自豪的日耳曼语族，则曾是蛮族的语言。如果没有拉丁文化的影响，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或许将一直生活在野蛮状态中。19世纪，多数语言学著作依然按照孤立语、粘连语和屈折语的发展顺序写作，而这恰恰是西方人文化优越感的体现。
结语
就方法而言，19世纪的汉学家们在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所进行的比较自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不应引入语言之外的因素，例如共同的文化及体质特征，来论证语言上的联系。其次，他们也没有严格遵守语音对应的原则。再者，即便是所谓的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词汇，也存在借用的情况。而且，他们并没有提供一套有效的方法来鉴别这些相似是出于同源、巧合还是借用。最后，他们是在具体的语言之间，而非所能构拟的各语言所属语系最初形式之间进行比较。不过，恰恰是在尝试解决一个事实上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对汉语语音的演化历程逐步清晰起来。尤其是艾约瑟的研究，使得西方学者们认识到，汉语不是一种四千年来未曾变化的语言。塞斯对人类语言形态演化历程的重构受艾约瑟的启发颇大，也反映了关于中国的知识在近代西方世界知识体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人类的语言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甚至语法形态也不像多数19世纪的语言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稳定。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可以通过借用语法获得新的形态，而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也可以不具备相似的形态特征。法国学者梅耶（AntoineMeillet）指出，试图将每种语言都按照谱系分类，使得一些语言学家错用了分类方法。而是否每一种语言都能找到类似于印欧语系或者亚非语系那样的语系归属，本身便是一个问题。例如汉藏语系中，各语言单音节的词根使得相似究竟出于巧合还是同源，难以分辨。词汇和形态的借用非常普遍，难以区别相似性由同源还是共同借用造成。一些语言无文字，另一些有文字但不表音，也妨碍了比较研究的进行。
在湛约翰、艾约瑟和施古德等人并不成功的尝试之后一个世纪，加拿大学者蒲立本、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H.Mair）等继续致力于研究史前及上古时代中国与欧亚早期文明的交往，也对汉语中一些词汇源自古代印欧语的可能性进行了考察。考古发掘可以证实上古以前中原文明和中亚乃至西亚文明之间便已存在密切交往，也不能断然否认其中某些信息可以通过语言研究来反映。但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否可以论证汉语与北欧语言同源，或证明存在一个曾经作为世界上各种语言的共同母语的超级语系，似乎依然希望渺茫。建构超级语系所依赖的格林伯格（JosephH.Greenburg）多边比较法（multilateralcomparison），受到坎贝尔和波泽的严厉批评。早在17世纪，荷兰学者米利乌斯（AbrahamMylius，1563—1637）便将不同语言中出现相似词汇的原因归结为巧合、拟声、借用和同源四点，并指出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源于拟声和巧合，同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大部分的相似是由征服和贸易造成的。时至今日，在难以有效区分同源与借用的情况下，超级语系的构想相比当年湛约翰、艾约瑟和施古德等人的尝试，又有哪些本质上的推进？
《华洋变形的不同世界》，桑兵关晓红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