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汪曾祺张家口民间文学方言体验阅读史
1983年，汪曾祺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说:“张家口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比较起作用，我的那本集子1除了四篇是解放前写的，解放后写的十二篇中有七篇以张家口为背景，过了半数。五九年我写过一些小说，后来搞戏了，重新拿起笔写小说，还是从张家口开始的。”2显然，汪曾祺对于张家口之于自身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有着相当自觉的认知。此后，在汪曾祺编选的文集中，不仅张家口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而且这种地域视角越来越受汪曾祺青睐。1986年汪曾祺指出:“我的小说的背景是: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因为我在这几个地方住过”，“我以这些不同的地方为背景的小说，大都受了一些这些地方的影响，风土人情、语言——包括叙述语言，都有一点这些地方的特点。”3四年后，在编选《汪曾祺选集》时，汪曾祺开始尝试在小说部分“以这几个地方为背景的归在一起”4。这种编选思路最终在《矮纸集》中得到更为集中的“依序编排”:“以作品所写到的地方背景，也就是我生活过的地方分组。”5因此，地域分野不仅内化于汪曾祺文学创作的形式肌理，也是其自我理解的重要路径。
一“生活在民间文学的活水里”:从整理者到创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长期担任《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编辑。1980年代，汪曾祺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曾回忆这段编辑岁月:“我编过几年《民间文学》，得益匪浅。”12比如，汪曾祺晚年津津乐道的民歌“花儿”，其实是《民间文学》1950年代最常见的艺术形式之一，他与这一艺术形式的最初渊源应奠基于此，而后历经数十年依旧兴趣盎然。汪曾祺对民间文学的认识不仅来自工作需要，而且有相当自觉的理论思考，他在《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中特别指出“民间文学”之于鲁迅的重要意义。汪曾祺认为，鲁迅有丰富的民间文学的感性经验，而“民间文学曾经养育过鲁迅”，由此可见“民间文学的伟大的教育作用”13。
在日常的编辑工作之外，汪曾祺主要从事民间文学的整理工作。他先后独自整理过鲁班故事《赵州桥》14、《锔大家伙》15、《兜头敲他两下》16和民间传说《牛郎织女》17，参与整理傈僳族长歌《逃婚调》18，其中鲁班故事三篇均正式发表于《民间文学》。在当时民间文学工作的工序中，整理是第二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搜集或记录工作，而这需要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是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同工人农民交朋友，同时改造自己。”19而汪曾祺一直没有机会下去体验生活，往往在别人完成第一道工序之后展开整理工作，将口头文学写定为书面作品。既必须力求保持民间文学之原貌，又必须对其进行“一切美的创造”20，这对深受西方现代派影响的汪曾祺构成了不小的挑战。然而，细读汪曾祺所整理的作品，如何保持原貌已不可知，但其语言则一改早年欧化文风，变为质朴准确的鲜活口语。这也可以视作汪曾祺“得益匪浅”的例证之一。
如果说上述文艺实践是侧重体制化的，那么谈到汪曾祺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时，还值得提及的是赵树理的影响。汪曾祺在《说说唱唱》工作期间，曾和赵树理是同事。赵树理是深受农村口头文化影响的“地摊文学”作家，汪曾祺是毕业自西南联大的“现代派”，两种几乎异质的文学观念之碰撞对他产生的冲击无疑相当深刻。他后来先后两次撰文怀念这位“农村才子”，在其他文论中也多次以赵树理为范例阐述己见21。有研究者指出:“我认为赵树理对汪曾祺的写作有很深的影响，可能比老师沈从文的影响还深。”22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没有四十—五十年代的赵树理，也就没有八十—九十年代的汪曾祺。”23民间文学对赵树理文学创作的深厚助益，对于一直想重拾文学创作的汪曾祺来说，这显然促使他更主动而深入地汲取民间文学的力量。
然而，1958年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系统整风复查中被划为“一般右派”，同年10月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农研所”)，接受劳动改造，下放使他一度沉痛地认为“对民间文学的感情被割断了”24。其实，汪曾祺与民间文学的感情不但未被切断，反而“因祸得福”而真正“生活在民间文学的活水里”25，得以与农民实现“三同”26。而被割断的“感情”与其说是“对民间文学的感情”，毋宁说是基于纸面阅读而建立起的工作关系和审美判断。
如果说汪曾祺编辑《民间文学》与整理民间文学作品，都是基于搜集者的文字记录，那么下放则使他有机会面对面领略老百姓的即兴口头创作。在《塞下人物记》中，汪曾祺写过这样一个说话押韵的人，他出口成章:“三顿饭一顿吃两碗;两顿饭一顿吃三碗。算来算去一边儿多，就是少抓一遍儿锅。”27叙述者“我”将他和莫里哀戏剧里说了四十年散文的汝尔丹相提并论，认为他说了“六十年韵文”，并以赞赏语气评价说:“他的韵押得还很精巧。不是一韵到底，是转韵的。而且很复杂”，“节奏也很灵活，不是快板或是戏曲，倒像是口语化的新诗”28。叙述者对他何以有此能力颇为不解:“这个人并不爱滑稽逗乐，平常连话也不多，就是说起话来就押韵，真怪!”不过，这种不解只是小说中引而不发的“卖关子”，汪曾祺在文论中曾明确解释过这一现象:“奥妙就在他们赖以思维的语言，就是这样有格律的、押韵的语言。他们是用诗的思维来想的。莫里哀戏剧里的汝尔丹先生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民歌的歌手一辈子说的(想的和唱的)是诗。”用诗的语言思维，汪曾祺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向民歌手学习的。我们要学习他们，训练自己的语感、韵律感。”29
正是张家口的生活经历，使得汪曾祺从民间文学的整理者转变成了创作者。关于利用民间素材进行创作，汪曾祺的老同事、《民间文学》创刊编委贾芝认为:“以民间创作为素材进行创作，或称再创作”，“作者完全有自由按着自己的意图进行创作，也象其他创作一样”，“作者可以将民间创作中他认为可取的内容大加发挥，加以发展，写成新作品”33。就此而言，汪曾祺的以民间素材进行的再创作是相当出色的。在汪曾祺1960年代创作的小说《羊舍一夕》中，留孩曾讲过一个从大人处听来的颇富地方意味的鬼故事。一帮河南34人到口外割莜麦，晚上在空无人烟、荒郊野外的一个旧马棚过夜，有一烟瘾大的汉子半夜起来抽烟，听见外面有人说话:
“‘你老们，起来解手时多走两步噢，别尿湿了我这疙瘩毡子，我就这么一块疙瘩啊!’
“这汉子也没理会，就答了一声:
“‘知道啦。’
“一会儿，又是:“‘你老们，起来解手时多走两步噢，别尿湿了我这疙瘩毡子，我就
这么一块毡子啊!’
“一会会，又来啦:“‘你老们，起来解手时多走两步噢，我就这么一块毡子!’“‘知道啦!你怎么这么噜苏啊!’
“‘我怎么噜苏啦’
“‘你就是噜苏!’
“‘我怎么噜苏!’
“‘你噜苏!’
“两个就隔着门吵起来，越吵越凶。外面说:
“‘你敢给爷出来!’
“‘出来就出来!’“那汉子伸手就要拉门，回身一看:所有的人都拿眼睛看住他，一起
轻轻地摇头。这汉子这才想起来，吓得脸煞白——”35
虽然从中并不能看出“故事讲述的年代”，但在奉行唯物论的1960年代转述如此迷信的故事无疑并非“可取的内容”。而神奇之处在于，这篇小说不仅广受好评，而且被选作少年儿童读物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其中部分缘由在于，当时文坛对此类内容有一定程度的宽容:“应该承认一切好的文学作品，包括《西游记》、《聊斋志异》一类的小说和出现神仙、精灵一类民间故事在内，是都反映一定的生活现实，而且应该是不违反人民的观点和利益的。”36尽管如此，这则鬼故事之所以未引起批评，其根本原因在于汪曾祺出色的再创作。故事结尾处，这帮河南人推己及人想到这个鬼和自己同是外出谋生者，甚至有可能是同乡。天明之后，为门外的新坟加土后方才离去。至此，阴森恐怖的故事已变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连带感，这自然“不违反人民的观点和利益”。而且，叙述者最后又再次画龙点睛:“这故事倒不怎么可怕，只是说得老九和小吕心里都为那个客死在野地里的只有一块毡子的河南人很不好受。”37这个故事在1960年代初显然既大胆又新颖，而且寓意颇深，可见汪曾祺对民间故事的再创作非常成功。
“生活在民间文学的活水里”，在张家口将近四年的生活经历不仅重建了汪曾祺与民间文学的联系，将《民间文学》期间的纸面阅读与切实生活经验紧密结合，从而熔铸为他对民间文学终生不倦的感情，而且学以致用，“反其道而行”活学化用民间故事，真正化作自身文本的血肉，最终实现从整理者到参与者、创作者的转变。这就是汪曾祺所说“我从农民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方言体验:词汇运用与语言认知的转变
众所周知，汪曾祺高度重视语言问题，他曾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40。下放期间，汪曾祺切身参与到“农民式的幽默”的语言现场，“到生活里去学习语言”41。1950—1970年代强调学习群众语言者并不罕见，但1980年代末仍高度肯定农民语言艺术的并不多，汪曾祺就是其中一个42。他曾明确表达下放经历的益处:“我下去生活那段期间，和老百姓混一起，惊讶地发觉群众的语言能力不是一般知识分子所能表达的，很厉害，往往含一种很朴素的哲理，用非常简朴的语言表达出来。”43比如《王全》中王全批评马号组长的话:“旗杆再高，还得两块石头夹着;一个人再能，当不了四堵墙。”44这大概是汪曾祺“一辈子忘不了”45的一句话，1980年代被视作“很好的语言”46、“极有哲理”47的范例一再谈及。除了这种汪曾祺颇为自得的1960年代的历史范例，还有农民的语言穿越近二十年的时光再次重现于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余味刻画了生动而独特的人物形象，表现了汪曾祺对农民语言艺术深刻而历久弥新的记忆48。
“我交了介绍信，这位同志问我:
‘你带来的人，咋样’
‘咋样’
‘他们，啊，啊，啊......’”
其实对方想问的是“政治上可靠不可靠”，结果“啊”了半天，仍找不到恰当的“报纸语言”。最终用了“一句不很切题的老百姓的话”解释明白了:
“‘他们的人性咋样’
‘人性挺好!’”
由此可见，当地方言中“人性”指的是政治素质，组织鉴定所用的也应为同一词义。也泛指品行。时隔数十年，汪曾祺仍在特定语境中沿用“人性”，可见印象之深刻。
如果说“人性”可能是汪曾祺无意识的方言运用，那么有意识地在小说创作中运用张家口方言，并在文论中引以为例则体现着汪曾祺语言观中方言意识的自觉:“我写《七里茶坊》，里面引用黑板报上的顺口溜:‘天寒地冻百不咋，心里装着全天下’，‘百不咋’就是张家口一带的话。《黄油烙饼》里有这样几句:‘这车的样子真可笑，车轱辘是两个木头饼子，还不怎么圆，骨鲁鲁，骨鲁鲁，向前滚。’这里的‘骨鲁鲁’要用张家口坝上口音读，‘骨’字读入声。如用北京音读，即少韵味。”52张家口方言的学以致用，极大增强了汪曾祺关于方言的“理论”自信:“作家要对语言有特殊的兴趣，对各地方方言都有兴趣，能感受、欣赏方言之美，方言的妙处。”53“偷师化用”张家口方言已然难得，但汪曾祺似乎并未就此止步，进而追
摹语言背后的深层逻辑:“学习群众语言不在吸收一些词汇，首先要学会群众的‘叙述方式’。群众的叙述方式是很有意思的，和知识分子绝对不一样。他们的叙述方式本身是情致的，有感情色彩的，有幽默感的。”54在张家口的方言中，“管小狗、小鸡小鸭，甚至是小板凳，都叫做‘孩子’”，饲养员王全则叫他所喂的马为“孩子”，作为叙述者的知识分子老汪评价说“有一种特别的味道”55。所谓“特别的味道”，既是方言之美，也是王全的人格魅力，同时也传达着出入其间并能讲述这一切的知识分子叙述者“我”的语言禀赋。
另外，在《羊舍一夕》中的“外手边”一词，被特别以注释强调是张家口赶车人的说法70，而它在《大淖记事》中也有类似词汇“外手”71，不过它不再被叙述者视为方言，而作为普通词汇使用，这或许也是在潜移默化中汪曾祺无意中已将张家口方言接受为通用语，并用之于书写故乡高邮的小说。就此而言，张家口方言体验之于汪曾祺的意义，或许比他意识到的或已经明确表达出的部分更加深远。李陀评价汪曾祺的语言观时指出:“说语言是小说的本体，语言即是内容，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路子。”72这一判断有其道理，但结合前文所述，可以进一步指出的是，汪曾祺看似现代主义的语言观其实融通着宽广的中国血脉，其中张家口时期的方言体验则是这一血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气质转化与张家口时期的阅读史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汪曾祺当时的阅读技能、阅读观念、阐释策略和阅读效果很难为今日的读者确知，在此意义上说，更历史化地接近其微观阅读过程，尚需要跨越从“读什么”到“怎么读”的界限86。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汪曾祺的阅读经验与当时当地的生活经验的互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他对古代典籍的理解方式。
《硕鼠》是汪曾祺所说的“民歌总集”87《诗经》中的名篇，他对此篇的解释不同于此前惯用的引经据典式的章句考订:“硕鼠，即田鼠，偷盗粮食是很凶的。我在沽源，曾随农民去挖过田鼠洞。挖到一个田鼠洞，可以找到上斗的粮食。而且储藏得很好:豆子是豆子，麦子是麦子，高粱是高粱。分门别类，毫不混杂!这是一个典型的不劳而食者的粮仓。而且，田鼠多得很哪!”88显然，旁人看来繁重且无意义的田间劳动，经由汪曾祺的阅读体验中介，已经隐然在训诂考据之外打开另一种理解古代文学的路径。
在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作品外，汪曾祺还着力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汪曾祺早年的文学观念相当现代(或更准确地说是“西化”)，当时他奉为圭臬的作品是短篇小说《亨利第三》《军旗手的爱与死》等89，而对长篇小说颇有异议，其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他所举长篇小说的例证。而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实践和思想改造，他对外国文学的阅读兴趣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友好，托尔斯泰式的小说大概更合乎时代的“知识范型”，这一点在汪曾祺所写1960年代前后农研所的青年研究人员沈沅的阅读趣味中也有所体现90。张家口时期的汪曾祺最终克服早年的畏惧心理攻读《战争与和平》，虽然阅读感受仍旧不佳，但他终究“硬着头皮读完了”91。尽管如此，早年敬而远之的托尔斯泰仍然在汪曾祺的后来的作品中留下了显著印迹，比如汪氏名言“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其实它是列夫·托尔斯泰所赞赏的语言92，经汪曾祺的转述而广为人知。
1947年，汪曾祺说:“一个小说家才真是个谪仙人，他一念红尘，堕落人间，他不断体验由泥淖至青云之间的挣扎，深知人在凡庸，卑微，罪恶之中不死去者，端因还承认有个天上，相信有许多更好的东西不是一句谎话，人所要的，是诗。”105如果抛开其中想落天外的比喻和想象，以此审视作为小说家的汪曾祺与张家口之间的关系，这段话依旧蕴含着穿透历史的可能与能量:张家口既是他的受难史，也是他的成长史，而经由从“泥淖至青云之间的挣扎”而出的汪曾祺，最终才有可能成为1980年代令人惊艳的“谪仙人”。
注释：
1按，所指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2汪曾祺:《生活·思想·技巧——在张家口市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76页。
3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6页。
4汪曾祺:《捡石子儿——〈汪曾祺选集〉代序》，《汪曾祺全集10·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0页。值得注意的是，与前后两次作品集自序不同，汪曾祺此次提及的地点中省略了上海。
5汪曾祺:《〈矮纸集〉题记》，《汪曾祺全集10·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70页。
6这一点可以徐强近年编选的《汪曾祺地域文集》为代表，文集包括《梦里频年记故踪汪曾祺地域文集·高邮卷》、《笳吹弦诵有余音汪曾祺地域文集·昆明卷》、《岂惯京华十年尘汪曾祺地域文集·北京卷》和《雾湿葡萄波尔多汪曾祺地域文集·张家口卷》，江苏广陵书社2017年版。
8李光荣:《汪曾祺的大学生活与西南联大书写》，《当代文坛》2018年第3期;王艳华:《西南联大和汪曾祺的经典化》，《名作欣赏》2019年第26期。
9孙郁:《汪曾祺与易代之际的北京文坛》，《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2期;于淼:《汪曾祺小说中的北京叙事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方星霞:《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袁满芳:《“人间送小温”:汪曾祺的北京》，《博览群书》2016年第10期;徐晓凤、陈佳冀:《那座日渐消失的城池——汪曾祺笔下失落的北京文明》，《南都学坛》2017年第3期。
1240汪曾祺:《中国作家的语言意识》，《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37、435页。
13汪曾祺:《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
14平水等搜集、曾芪整理《赵州桥》，《民间文学》1956年4月号。按，曾芪为汪曾祺当时所用笔名。
15恨钟等记录、曾芪整理《锔大家伙》《民间文学》1956年4月号。
16阮启成搜集、曾芪整理《兜头敲他两下》，《民间文学》1956年4月号。
18徐琳、木玉璋搜集，徐琳、木玉璋、曾芪整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逃婚调》(傈僳族长歌)，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20关于整理工作的具体要求，可参见与汪曾祺同任《民间文学》创刊编委的毛星的观点。毛星:《从调查研究说起》，《民间文学》1961年4月号。
21比如说，汪曾祺指出，他在《大淖记事》中侧面描写巧云的技法，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镜鉴就是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写小芹的方法。参见汪曾祺《传神》，《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93页。
2272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花城》1998年第5期。
24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8页。
25汪曾祺在给一位读者的信中指出:“搞民间文学，我以为要看几本外国的讲民间文学的书(苏联的、欧洲的、日本的)，并要能常在‘下面’，即生活在民间文学的活水里。”参见汪曾祺《致王欢》，《汪曾祺全集12·书信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4页。
26汪曾祺说:“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上(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参见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8页。
2728汪曾祺:《塞下人物记》，《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6~67、67页。
29汪曾祺:《“花儿”的格律——兼论新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问题》，《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5页。3050汪曾祺:《随遇而安》，《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
287~288、288页。
31汪曾祺:《读廉价书》，《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71页。这种观察视角和汪曾祺童年时期观看高邮街市可谓一脉相承，二者不同之处在于，童年时期是无意识的，而张家口时期则带有作为作家的充分自觉。
32王守刚:《汪曾祺先生与塞外山城张家口的情缘》，张家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家口文史》总第47辑，内部资料，2012年9月。
34按，并非指今河南省，而是指张家口境内洋河以南地区。参见汪曾祺《羊舍一夕》，《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页。
35377093汪曾祺:《羊舍一夕》，《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1~22、22、25、5页。
36毛星:《不要把幻想和现实混淆起来——试答关于几篇民间故事的疑问》，《民间文学》1956年4月号。
38汪曾祺:《随遇而安》，《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9页。《羊舍一夕》中，有秦老九等人烤自己所种山药的细节。参见汪曾祺《羊舍一夕》，《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39汪曾祺:《散文四篇·马铃薯》，《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41汪曾祺:《浅处见才》，《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57页。
4384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对谈者:施叔青)，《汪曾祺全集11·诗歌、杂著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70、362页。
4445汪曾祺:《王全》，《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0、38页。
45汪曾祺:“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兴趣，有的人说的话，你一辈子忘不了。”参见汪曾祺《关于作家和创作》，《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00页。
46汪曾祺:《语言是艺术》，《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38页。
4749汪曾祺:《关于作家和创作》，《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05、499页。
48比如《王全》中被叙述者老汪认为“含义极其丰富”的“看看”二字，在1980年代初期又再次出现于《塞下人物记·乡下的阿基米德》。
51汪曾祺:《美——生命》，《汪曾祺全集10·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19页。
5253汪曾祺:《学话常谈》，《汪曾祺全集10·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4、253页。
54汪曾祺:《〈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读后》，《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67页。爱取外号也是群众语言和叙述方式的一个有趣例证，它之于汪曾祺语言观的转变的意义可参见拙作《“外号”与“取外号”——论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流变》，《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6期。
56575859汪曾祺:《栈》，《汪曾祺全集4·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42、342、343、343页。
60在1983年的小说《卖蚯蚓的人》中，汪曾祺笔下的叙述者再次以北京方言为例强调了这一点:“这个‘烹’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只能记音。这位行家给我解释，是用蚯蚓的卵人工孵化的意思。”参见汪曾祺《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21页。
616468汪曾祺:《〈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2、182、182页。62沽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沽源县志》，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63张家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张家口市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8年版，张家口市区规划图页。
6571汪曾祺:《大淖记事》，《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8~149、149页。
666769汪曾祺:《鸡鸭名家》，《汪曾祺全集1·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8、178、186页。
7374汪曾祺:《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1、179页。
7583汪曾祺:《散文四篇》，《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4页。
7691汪曾祺:《谈风格》，《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14、313页。
77在创作于1981年的小说《徙》结尾处，汪厚基在妻子高雪死后，逢熟人便不厌其烦地讲述妻子临终前的举止，与鲁迅《祝福》中反复讲述儿子阿毛被狼叼去前细节的祥林嫂，可谓高度神似，或可视为汪曾祺受鲁迅影响的间接例证。
78鲁迅:《高老夫子》，《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79汪曾祺:《关于小说语言(札记)》，《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57页。
80104汪曾祺:《文学语言杂谈》，《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42、443页。
8285汪曾祺:《读廉价书》，《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71、371页。
87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88页。
88汪曾祺:《读民歌札记》，《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4页。
89105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9、14页。
90汪曾祺:《寂寞和温暖》，《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3页。
92汪曾祺:《揉面——谈语言运用》，《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3页。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汪曾祺所转述的托尔斯泰的话，与高尔基的说法在字句上略有出入:“菌子已经没有了，可是在峡谷里，还留着它们的潮湿的气味......”参见高尔基《文学写照·列夫·托尔斯泰》，巴金译，《巴金译文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页。
94汪曾祺:《温暖和寂寞》，《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6页。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此书在此出现时未加书名号。
959799100102河北农业大学主编《果树栽培学各论》，农业出版社1960年版，第468~475、373、370、356、548页。
98汪曾祺:《关于葡萄》，《汪曾祺全集4·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5页。
101103汪曾祺:《果园杂记》，《汪曾祺全集4·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3、143~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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