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人说，汉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动不得，改不得。还有人说，汉字好得不得了，说什么“一路走来，一往情深”，还准备拿去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便让它永世不变地保存下去。对于这些高论，本人实在不敢苟同。
其实，汉字并不是从来如此，一直不变的圣物，一部汉字史，就是一部改革史。
汉字的变革，包括两个方面：一、从字形上来说，它是一部不断由繁变简的历史；二、从功能上来说，它是一部由表意逐步转为表音的历史。
我们知道，人类是先有语言而后才有文字的。最早的文字，其实就是画画。比如想表现一条牛，就画一头牛，要表现一条鱼，就画一条鱼。我们从原始社会的遗存里，还可以看到那时的人们所画的牛和鱼。也许这还不能叫做文字，不过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文字的前史。后来在埃及、中国出现了象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因为难写后来没有能够流传下来，而中国的汉字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却得以保留至今。汉字最初是象形文字的甲骨文，跟画画有类似之处，但是它所突出的已是轮廓和特征而不是细部，取其象征意义，而不是写实，比画画当然要简单许多；同时它还采用了会意和指事的方法，弥补象形的不足来表达意思。但是，这些字书写起来毕竟多有不便，特别是在当时书写工具是用刀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甲骨文之后，出现了金文——钟鼎文，由于是用模范铸造，字的线条变粗，字形也由长方而转为长圆。以后出现的大篆和小篆也是长圆形，写字用圆转的方法，比较费事，效率不高。后来出现了隶书，字形由长圆变为扁方，圆转改为方折，写起来也当然也较为方便。
但是，无论是篆书还是隶书，笔划都较多，书写起来都较慢，于是又出现了草书。草书大大简化了笔划，因而也就大大提高了书写的速度。不过，草书由于过于简化，也常常令人读起来感到困难。俗话说，“草字出了格，神仙不认得”。继隶书和草书之后又出现了楷书。楷书为正方形，是典型的方块字。但是楷书依旧难写，于是又创造了行书。行书实际上是草书和楷书的结合，它与楷书接近，比草书好认好记；而它吸收了草书笔划少的优点，书写比较方便。总之，汉字字形的变化是一个由繁而简的历史过程。鲁迅说，“古人是并不愚蠢的，他们早就将象形改得简单，远离了写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和形象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写起来使人比较的简单，认起来却困难了，要凭空一个一个记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并不简单，例如“鸞”或“鑿”，去叫孩子写，非练习半年六月，是很难写在半寸见方的格子里面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92页）
繁难的汉字又迫使人们尽量少用汉字，实际上，所谓文言文就是这么产生的。有人说汉字好，用减少的篇幅就能表达较多的内容。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事情的本质在于：因为汉字难写，因此当人们要用书面语言来表达时就力求用很少的文字把意思表达出来，这样就出现了所谓文言文。鲁迅说，“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摘要，是后人的古文。”（《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显然口语的摘要和口语是不一样的。口语是口头语言，而一旦成了口语的摘要，就变成文言了。口语是大众都会说的，但是，文言就成了少数读书人的专利了。现在人们把文言文说成是古代汉语，好像古代中国人就是像文言文那样说话的，这样说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由于言和文的不一致，也给老百姓带来许多困难。老百姓只能说话但却不能读书。读书成了所谓读书人的专利。一些统治者正是利用这一点来愚弄老百姓的，这使文字成了统治阶级的一个工具。
与此相联系的是，由于文字繁难，人们也一直力求用简化字取代繁体字。应该说，简化字并不是近代才出现的，更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的，它由来已久。早在甲骨文时代就已经有了简化字。我们知道，文字不是哪个人的创造发明，而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创造。在甲骨文里同一个字就有几种不同的写法，最后能够够广泛流传的，实际上是人们选择的结果。人们一般愿意选择比较简单的字，而不愿意选择比较繁复的字，这是很自然的。后来，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有人创造新的简化字，这些字被称为“俗字”，但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些字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被收进规范的简化字中应该说也是名正言顺的。
二、方块字是一个死症，非进一步改革不可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觉醒，认识到列强的船坚炮利，与他们的科学技术发达有关，而科学技术之发达又与其教育有关。联系中国之教育，过去只知诵读孔孟经典，读书人通过所谓“十年寒窗”所掌握的知识也就是这么些老古董。这样当然不能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于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决心向西方学习，废科举、兴学校，以为这样就可以救中国。在这方面，汉字繁难，难认、难记、难写，成了一大问题。过去的读书人只要掌握这些汉字能够诵读孔孟经典就行了，现在不同了，中国人不仅要学繁难的汉字，还要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这样一来，繁难的汉字实际上成了一个绊脚石。一百多年来许多仁人志士之所以热心于汉字改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鲁迅曾说，“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份、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坎：难。但是这条门坎，倘不费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光这道汉字的门坎就要花十多年工夫，再学科学文化知识又如何得了？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改革汉字的意见，更有人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拉丁化的方案。那么，拉丁化方案较之于方块汉字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呢？
世界上的文字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另一种是以拉丁字母为代表的表音文字。最初的表意文字还有埃及的象形文字等，但是后来都湮灭了。最初的表音文字是腓尼基文字，后来它传播到世界各地，发展为拉丁字母、希腊字母、阿拉伯字母等。由于表意文字难学难记难写，其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而表音文字则以其易学易记易写而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表音文字较之于表意文字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许多志士仁人都主张要走世界共同的拉丁化的道路，他们显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有人提出拉丁化的提议后，鲁迅也立即表示赞成，认为“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他还进一步指出，“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的牺牲掉旧文字。走哪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同上，第119页）在这里，鲁迅把非语文核方块字称作是“结核”，须知在上世纪30年代时，“结核”是一个不治之症，也就是说是一个致命的死症。这样说并不过分，因为它是关系着“中国大众的存亡的”。
毛泽东也竭力主张走拼音化、拉丁化的道路。记得52年前，即1957年那年的春天，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司令兼政委的叶飞将军到厦门大学给师生传达中央关于整风的精神，他决定把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记录稿印发给全校师生学习，我也因此有幸生平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的讲话记录稿。毛泽东在讲话中就曾经说到，他在火车上看到李立三在苏联读小学的孩子能够阅读文学名著，而中国读小学的学生是绝对做不到的，由此而谈到汉字必须改革。毛泽东举的这个例子很典型，很有说服力。能够说俄语的人学俄文很简单，只要掌握32个俄文字母以及相应的拼写原则就行了，就可以进行阅读和书写了。但是，会说中国话的中国人要做到能读会写不掌握几千个难认难记难写的汉字，是谈不上能读会写的。
现在有些人反对文字改革也很有些类似，因为他们掌握了繁体字，似乎就觉得自己比只会简化字的人更有学问了，讲起话来也很有一些高人一等的味道。其实，这算什么学问？说认识繁体字可以读古籍，其实，只识简化字的人照样可以读古籍，因为许多古籍早就有了简化字的版本。问题在于，能不能读古籍的关键并不是识繁体字，而在于是不是懂文言文。这是两回事。问题还在于，在今天，需要读古籍的只是一部分专业人士，对于大众来说，有兴趣者当然可以去读，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并没有这个需要。
三、民国时期的汉字改革
汉字要改革，这是中国广大民众和一切有识之士的共识。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成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可是，好景不长，袁世凯窃取了总统宝座，中华民国变得有其名而无其实。不过人民群众和有识之士致力于汉字改革的热情却并未因此而稍减，这也就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也不得不在这方面要有些作为。
——1912年7月,北京政府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持下，于8月7日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
——1913年2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又召开读音统一会，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和王照分任正副会长，为浊音字母和入声存废问题，南北两方会员争论了一个多月。后来该会审定了6500余字的读音，并正式通过审定字音所用的“记音字母”为“注音字母”。
——1916年,蔡元培等人组织国语研究会，继续推动注音字母的颁行。次年,新任教育总长范源廉特拨专款支持读音统一会开展工作，吴稚晖将《国音汇编》依据《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编写出《国音字典》，经读音统一会会员商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颁行全国。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是一场政治革命，它同时也是一场文化革命。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简化汉字”、“改革汉字”等一系列主张，大大推进了汉字改革的进程。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合作所推进的北伐战争更使有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革命运动推向高潮。但是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的4.12政变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成果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蒋介石上台之后继续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打起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直到1936年的双十二事变爆发才告结束。不过，也不能说在这十年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什么好事也没有做。在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强烈要求之下，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在文字改革方面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继续推行注音字母。1930年4月,国民党中常会第88次会议根据吴稚晖的提议,将注音字母改称为注音符号。1932年5月7日,教育部公布了在逐字审改《国音字典》13000余字基础上,以北平地方国音为标准而成的《国音常用字汇》,取代了行之有年的《国音字典》。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了由“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成员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在1926年制定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之后，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于1931年9月在苏联海参威举行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并通过了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周恩来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拉动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页）
——1935年2月，上海知识界著名人士发起“提倡手头字（即简化字）”运动，蒋介石找教育部长王世杰询问汉字简化的可行性。王世杰说：“一些从事语言文字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对简化汉字比较积极，但反对的人也很多，我个人认为，有的汉字笔画确实太多，书写起来很不方便，应该作些简化。但这个问题只能逐步进行。”蒋介石赞成王世杰的意见，并当即指示，逐步推行简体字。
——1935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于公布了《简体字表》，根据“述而不作”、“择社会上比较通行之简体字，最先采用”和“原字笔划甚简者，不再求简”的原则，从钱玄同的《简体字谱》中确定罢、发、阀、杀、压、价、拔泼、罗、个、乐、觉、尔、窃、厉、鸡、离、礼、义等一共324个字为第一批简体字，并表示以后还将“由教育部分批编定，陆续公布”。与此同时，还公布了《推向简体字办法》，规定：“凡小学、短期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并且规定：“自1936年1月起，上述范围新编课本、读物不用简体字不予审定。”但是，由于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戴季陶的坚决反对，因为戴玉蒋关系特殊，蒋只好对其让步，时隔不久，行政院又发布命令，“1936年2月起暂缓推行。”
——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倪海曙等学者在40所难民营收容所的3万难民中进行扫盲实验，取得显著成绩。
——1938年1月，延安边区新文字促进会成立。3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令文称，“中国字拉丁化如不妨碍或分散国人抗日力量，在纯学术之立场加以研究，或视为社会运动之工具，未尝不可。若仍有反动分子用此为宣传工具，则仍需严加取缔。”1938年冬，延安普遍设立新文字冬学。
——1940年5月，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说，“如要试验拼音文字，则可以试行‘国语罗马字’。”
——1946年7月，上海《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发表了200封征求各界对中国文字拼音化意见的信，回信的结果是百分之百的人赞成文字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80%的人赞成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蒋介石统治的南京政府时期，抑或是抗战在陪都重庆时期，在汉字改革方面都是做了一些工作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取得的成绩也不能说很大，但是，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对于汉字改革的方向却并未加以否定，所采取的态度应该说还是比较开明的。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改革
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已指出，“文字必须在一点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就为在全国范围和全体规模上进行汉字改革创造力条件。汉字改革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1年，毛泽东总结近百年特别是五四以来有关汉字改革的研究成果，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他同时指出，汉字的拼音话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这是文字改革的正确方针。（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1页）
——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由吴玉章任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执行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和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955年4月，吴玉章在全国政协作《关于汉字简化问题》的报告，指出：“在汉字拼音化以前，首先适当地整理和简化现在的汉字，使它尽可能减少在教学、阅读、书写和使用上的困难，就有迫切的需要。汉字简化是汉字改革的第一步。”（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2页）
——195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文化部联合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淘汰异体字1055个，并以常用汉字代替生僻地名35处。
——1955年10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经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讨论的结果作了修改，修改后的草案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申请委员会审定。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
——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1957年11月1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通过《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1956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召开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4届；与语言研究所合作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审议异读词1800多条和地名读音190多个，编成《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
——1956-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教育部、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9期（1956～1961）
——1964年，发布《简化字总表》，其第一表有352个不做偏旁的简化字；第二表右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有1754个简化字。总计将2384个繁体字简化为2238个简化汉字。
——1954-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成立的10年中，其所的属文字改革出版社编辑出版了600多种文改书刊。
——1972年，郭沫若在《红旗》第4期发表《怎样看待群众中新流行的简化字》一文，指出“汉字必须简化。”，
由于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那些原来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民族文字也方便了。外国人学汉语也方便了，我们在人名地名和科技术语的翻译方面也方便了。
这些都是新中国汉字改革的伟大成果，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五、台湾地区的汉字改革
这以后，蒋氏父子相继去世，台独势力有所发展。台湾对汉字改革的态度页更趋保守，没有什么人再讲汉字改革了，对汉字改革甚至有一种恐惧的心理。究其原因，我想这和过去的领导人曾经经历过“五四”，多少受到过那场文化革命的熏染，而后来的领导人没有这样的经历、缺少这样的文化熏陶而又不注意这方面的学习有关。当然，这里还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具体地说，就是把自己看成是“正宗”、“主体”，“以我为中心”的思想在作怪，把“简化字”与大陆与共产党联系起来，你用它我就偏不用，偏要反对它。这不仅表现出思想的偏狭，而且也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简化字，汉语拼音，过去国民党在大陆时都提倡过，简化字甚至到台湾后也曾提倡过，这个历史怎么都不敢承认呢？
六、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飞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我们回首这六十年的汉字改革时，不能不看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汉字改革工作出现了某种裹足不前甚至是倒退的现象。
现在有人批评简化字说，“一个‘干’字代替了繁体字的“干”、“幹”、“乾”三个字，且读音也不完全相同，容易造成混乱。其实，单看一个字是不能确定它的意义的，要联系到词才能正确理解。如将“干”字扩展为“干净”、“干燥”、“干枯”、“干劲”、“干事”“干练”等词汇，就不会产生错误的理解。还有一个“面”字取代了过去繁体的“面”、“麵”二字，一些人也不以为然，认为“面孔”的“面”和“麵粉”的“麵”不分似乎不可理解。其实，过去的面粉都是用麦子做原料的，所以有一个“麥”字做形旁，而后来出现了用玉米、高粱作原料磨出来的“玉米麵”、“高粱麵”仍然用这个麥字做偏旁反而是不准确的。总之，汉字中的形旁的所谓表意功能是极其有限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经越来越和客观事物不相适应，用同音替代的办法去掉这样一些形旁，汉字就会大大减少。而且，许多所谓“形声字“，形旁不能表意，声旁不能表音，过去说，“秀才认字读半边”，现在由于字音的变化很大，“读半边”往往就读错。这样的字应该大力进行整理、淘汰，就此而论，汉字简化的空间是很大的。
最近，我国发生了7.5事件。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所挑起的事端。但是，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现在，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一些少数民族干部的普通话水平几乎不亚于汉族干部。他们在许多场合直接用汉语讲话，而不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讲话。这佯作会影响他们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形象，对于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其实是不利的。应该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鼓励汉族干部用少数民族语言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流和沟通，这是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尊重，使他们感到他们是自己地方的真正主人。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就提出，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方面还是很差。现在有了汉语拼音，学习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关键是要在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推行汉字拉丁化，将来少数民族也会接受拉丁化字母，全国各民族就有可能出现统一的字母，这对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彼此的语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肯定也是大有好处的。
总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汉字改革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文字发展的规律的，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一时的曲折当然会有，但是它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少数人的主观意志也绝不可能根本改变事物发展的大方向。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实现革命前贤给我们指明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