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问责乱象最常见？背后暴露了什么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问责这件事。
01
“凑数式”问责
问责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要求，也是解决管党治党问题的现实需要。然而，少数地方或部门为了完成年度问责指标，搞起了“凑数式”问责，把问责泛化、扩大化。
这名干部说，被问责的干部辩解也没用，“毕竟是你辖区的人嘛！”他不禁感慨：缺乏全面分析的笼统问责，最后容易变成“找背锅人易，找负责人难”。
而有的部门扩大问责范围，把不属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的事项统计在内，对“八项规定”执行采取“沾边政策”，不管问题大小都往问责方向去靠，导致人人惶恐。可见，“凑数式”问责，不仅让问责逐步走形变味，甚至影响整个地区或部门的向心力。
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办案数量越多、处罚越多，就等于工作越有力？
就问责本身而言，其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运行越轨后的纠偏机制。通俗地说，只有出现了问题，才会有跟进的问责。如果一个地方党风政风优良，领导干部遵纪守法，问责案件数量低原本是合情合理之事，这与执纪者因为不作为而导致“零办案”的现象，应该区别看待。
但是某些部门和领导干部，把“问责数量”视作管党治党的成效，动辄下达指标，靠“走量”来彰显“积极作为”，没把重点放在问责的质量和效果上，这本身就是形式主义、做表面功夫，值得警惕。
02
“看人下菜式”问责
还有一些部门和领导干部，在实施问责过程中避重就轻，对真正的问题或强势部门退避三舍，以“捏软柿子”的心态“以大压小”，拿基层干部的小错误小问题“开刀”。
“上班喝牛奶被问责”事件，曾引发网友热议。2017年2月8日，一份问责通知单显示，在湖南省郴州技术产业开发区园，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上班期间喝牛奶，被园区纪工委暗访时候查到，随后该名办公室人员收到了一份问责通知单。
《园区纪工委交办意见单》
事件一经报道，网友纷纷表示不理解，认为严格要求可以，但不是喝牛奶这个方面，这不是实事求是地客观看待工作和生活的关系。还有人表示，问责也需要有实质内容，不能没事找事，这样会适得其反。
如此问责，再严厉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只会让被问责干部内心有结，更让群众感到疑惑。
这种小题大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自行立规对员工进行问责，是否影射出一些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我们常说好经不能念歪，现在看来，一些地方和单位自行立规，算不算好经也得打个问号。不念歪好经，更不能出台劣经，如何在与民意的共振中寻求平衡点，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03
“一刀切式”问责
谈起“一刀切”，脑海中很容易想到的一个形容词就是：简单粗暴。
在环境整治的过程中，尤其是一些基层或落后地区的环境整治，还存在着治理手段单一、方法简单粗暴的问题，不分青红皂白、不论具体是非、眉毛胡子一把抓。
比如有些明明合规合法的企业，却因为地方以产业划线、以区域设界，搞“一刀切”，在督察组到来之后被断电停产，以表明地方治污的“坚决”态度。新华社曾报道，某省不论企业是否环保达标，一律实行错峰停产，有的达标企业因此被关停4个月。
地方治污“一刀切”看似令行禁止、从严从快，好像是在积极落实中央环保政策，实则仍是一种简单粗暴的行政化思维，看似雷厉风行实则是懒政，暴露出了权力的任性。当今之计，首先是要进一步强化精准治理。既要下猛药治沉疴，也要以“绣花”的精细讲究方式方法。
不可否认的是，基层实际是纷繁复杂的，干部面临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比如严禁秸秆焚烧工作，要求干部主动把责任担起来，但要做到每个角落都能24小时盯得住，时时刻刻万无一失，并不现实，而且还有自然原因等不可抗力的因素。
此时，就应多看看干部具体做了什么，有没有主动付出应有的努力、及时担起该担的责任，不要陷入“本本主义”。
中纪委机关报：不能什么问题都问责处理；不能谁说问责就问责，想怎么问责就怎么问责。
对于“乱问责”怪象，今天，《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指出，要严肃问责，一个是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规定和国家法规，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不能含糊；另一个是要依据事实，严格依规依纪、严格程序要求、严格把握政策，不能随意、随性。不能什么问题都问责处理。不能谁说问责就问责，想怎么问责就怎么问责。
全文如下：
问责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党章和监察法有原则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有明确具体的规范要求。这些原则规定和要求是做好问责工作的重要法规依据，一定要认真掌握好运用好，绝不可忽视或偏离。
实际工作中，问责不严肃、不规范的情况时有发生。
有的简单地把问责当成一种工具，工作推动中的问题、管理上的问题等，不分青红皂白都拿问责来处理，问责成了个别人领导能力和领导方式的遮羞布；
有的问责泛化扩大化，凡是不合要求甚至不合领导的意图，随意就问责，以至于有的基层干部多数被问责、反复被问责；
有的基层单位为了应付上级的多种问责、多次问责，不管谁的责任、什么责任，班子成员轮流“分担”……
凡此种种，都偏离了问责制度安排的初衷，也极大损害了问责工作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影响力，在一定范围造成了干部群众的不解或误解，长期下去、积累起来形成的危害不可小觑。
严肃问责，起码要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是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规定和国家法规，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不能含糊；另一个是要依据事实，严格依规依纪、严格程序要求、严格把握政策，不能随意、随性。
不能什么问题都问责处理。问责条例对问责的总体要求和原则作出规定，同时也规定了应当予以问责的六种情形。问责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实事求是。什么情况该问责、什么情况不用问责，一定要依据事实、依照纪律规定和法规分清楚、把握好。
有的问题到不了问责的程度，该提醒的提醒，该教育的教育，该批评的就批评，不能简单地用问责处理、一问了之，伤害同志的感情和积极性。
当然，对于严重违纪甚至违法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用通报等问责方式“降格以求”，那样做看似“爱护同志”“保护同志”，实则达不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损害组织的威信和纪律工作的严肃性。
不能谁说问责就问责，想怎么问责就怎么问责。问责条例规定，问责决定应当由党中央或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对于采取纪律处分方式问责，明确要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
纪检监察机关在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时，可以听取各方面意见，但不能为其他因素所影响、干扰或左右，更不能因为上级领导或部门要求问责，就不讲程序不依事实简单地“执行”。要严格执行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严格依规依纪依法，严格按程序提出意见、做出处理。
问责最终还要注重效果、达到问责的目的。针对不同问题，从政治、纪法、政策、社会等各方面综合考虑，进行精准问责，真正做到问责一个，教育一片，影响大多数，这样问责才更有意义、更能发挥作用。
问责乱象六幅画
随着问责条例在各地贯彻落实，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但是应该看到，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问责不力和问责泛化、简单化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有的不敢问责、不愿问责，有的不会问责、滥用问责，还有的搞选择性问责、“拍脑袋”问责，凡此种种，皆成为影响问责成效的绊脚石。结合具体事例和基层反映，我们给问责中的典型问题画画像，透过现象分析其本质和危害，以为镜鉴。
画像1：无人督促就不问化小化了不担当
问责是党组织职责所在，然而现实中，一些地方问责却成了“烫手山芋”，只要不是上级领导督促或迫于舆论压力，就“睁只眼闭只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问责成为哑炮、空炮，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政治站位不高，没有认识到失职失责问题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不良影响、对群众利益造成的损害，或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生怕问责给当地“抹黑”“添乱”。对失职失责者放任自流，不敢问责、不愿问责，说到底是不担当的体现。
当问责只停留在纸上写写、嘴上喊喊，制度的约束力就会打折扣，倒逼责任落实成了一句空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违纪违法问题的产生和蔓延。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必须提高站位、端正态度，从讲政治的高度看待问责工作，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以违者众而放任，真正做到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画像2：问责对下不对上基层常做“背锅侠”
开展党的问责工作，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但从媒体报道中不难发现，一些地方避重就轻，出现问责下级代替上级、问责一般干部代替领导干部等倾向。
比如，东北某市在开展畜牧业专项疫情防控工作中，对工作不力的40多人进行了问责，其中90%为乡镇以下工作人员，20多人为村级防疫人员。
问责时找“软柿子”捏，问副职、下级责任多，问主官、上级责任少，最后很容易变成“找背锅人易，找负责人难”。这无疑违背了权责对等原则，靶心偏离，该负责的人却没有负起责任。
这种问责既难以令基层干部心服口服，损害问责工作的公信力，又因“板子”没打到重点，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问责必须抓住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多从上面、从领导干部自身找原因、查问题，督促其真正把责任扛起来、落下去。
画像3：问责成了筐啥都往里装
问责问什么，问责条例中有明确规定。可有的地方把追究直接责任的案件当成问责案件，有的把不适用问责条例的一般性工作问题也纳入问责范围，导致问责内容泛化，甚至闹出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比如，某单位一把手违规组织并参与公款旅游，本该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追究其直接责任，却被当成问责案件处理并通报。
以上这些不属于问责范围内的问题被当成问责案件，造成了概念上的混淆。
党员干部的直接违纪行为，工作上的小小过失，甚至不属于过失的行为，都被一股脑地装进问责的“筐”里，如此上纲上线，既暴露出问责主体政策水平不高，对问责事项心里没数，又不免让人感觉问责本身也有形式主义的嫌疑。如果问责不做区分，看似严抓严管，实则越俎代庖，管了多余的事、荒了自家的田，结果影响了问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还容易寒了干部的心。
问责既不能缺位，又不能越位。问责问的是领导干部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既不能将一般干部纳入问责范围，也不能将其当作推动工作的行政手段，替代日常教育、监督和管理。正所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实践中应准确把握问责的科学内涵，防止泛化、扩大化，在精准问责上下功夫。
画像4：责任界限被混淆避重就轻晃虚枪
责任界限“傻傻分不清楚”，其实质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不敢动真碰硬。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怕得罪人，在此想法的驱使下，问责往往降格以求，虚晃一枪、高举轻放，以组织处理替代纪律处分，以批评教育替代组织处理。比如，西南某镇长期拖欠扶贫项目补助资助金，造成移民搬迁工作严重滞后，影响恶劣，但仅对该镇党政主要领导、纪委书记作批评教育了事。
同不问责的相比，这种方式更有“技术含量”，表面用了问责手段，实则帮助问责对象逃避责任、减轻惩罚，不但起不到教育警示、压实责任的作用，反而容易养痈遗患，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问责工作应当分清责任，分类追责、照方开药，该负什么责任就问什么责任。只有真刀真枪、较真碰硬，问责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画像5：“一拍脑袋”就问责“家常便饭”有何妨
比如，西南某地曾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该追责的部门本已明确，但县领导觉得问责范围不够广，不足以体现问责决心，于是把本无直接关系的部门也列入问责名单。更有甚者，一些领导一生气就问责，想问谁的责就问谁的责，说免职就免职。
主观臆断、任性而为，此种问责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法规观念淡薄、程序意识不强。搞“拍脑袋”问责、凑数式问责，长此以往，基层干部便不再把问责当回事，问责成为不痛不痒的儿戏，严肃性和威慑力也就无从谈起。
在一些基层单位，被问责甚至成为“家常便饭”，为应付上级的多种问责、多次问责，不管谁的责任、什么责任，由班子成员轮流分担。问责是个精细活，必须严格依规依纪依法，综合考虑动机态度、客观条件、性质程度、后果影响等情况，做到不枉不纵，一把尺子量到底。
画像6：一问了之无下文整改措施弃一旁
问责是手段，不是目的，激发责任担当、推动工作落实才是问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从一些地方、部门的情况看，一问了之甚至以问责代替整改的现象值得警惕。某地一位干部反映，上级部门一次检查考核过后，当地把问责作为解决问题的“开路先锋”，所谓的抓整改只是问责了几个人。至于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应该采取哪些措施，谁来抓整改，谁来督促整改，是否整改到位，却成了再无下文的“烂尾”工程。
问责一问了之现象，折射出一些领导干部存在投机取巧心理，缺乏真抓实干的劲头，其根源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祟。表面上问责轰轰烈烈，实际中问题却“涛声依旧”“雷声大、雨点小”“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如此走过场，不仅让问责偏离了初衷、失去了意义，更会损害党的形象，使党和政府的工作失信于民。
原标题：中央纪委发声！这些乱问责、错问责、问错责乱象要叫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