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交通点多、线长、面宽，通过近几年来乡村振兴的强力推进和精准扶贫的高效实施，乡村交通虽取得了决定性的发展，但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可忽视。
（一）交通群体无安全意识。
部分驾驶人员酒后驾车、超员超载、逆向行驶、抢道追逐；部分驾驶人员驾驶的车辆未年检、无交强险，甚至是城市淘汰的报废车辆；农用车、二轮摩托、三轮车、电动车在乡村泛滥，部分驾驶人员未经过正规培训、不懂交通规则、甚至不能识别交通标识；部分留守老人为省事省时省钱，亲自驾驶电动摩托组合接送留守儿童上学和放学，无安全意识又严重超员；部分群众把乡村公路当做公共资源，随意在公路上铺晒粮食、摆摊设点、堆放柴草。
（二）交通运输无设施保障。
乡村交通规划设计建设因资金原因，未按照“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同时施工”要求，增设交通标识标牌、减速带、波形护栏。部分公路坡度大、弯道急、搭接多、临水临崖，未安装波形护栏和警示标识；部分公路两旁的学校、院落、企业等出入的人车较多，未安装减速带和提示标志；部分公路路面狭窄，安全风险点和风险源多，车辆只能单向通行，未按技术规范修建错车道。
（三）交通执法无强硬措施。
乡村交通管理有交警、运管、路政、农机、道安办、派出所、交管办等多个部门，各部门职能明确但交叉、执法配合但推诿，结果是多个部门管不了、管不住、管不好一辆车；乡村交通里程长、范围广、车辆多，交管部门人手少、装备少、车辆少，上路执法就显得力不从心，对乡村一些交通违法行为缺乏震慑力，多数驾乘人员都抱有侥幸心里，与交管部门玩起了“猫捉老鼠”游戏；乡村道路车辆种类繁多，无牌无照驾驶、非法营运、违规载客、对抗执法已成气候，虽常常开展执法，但缺少强硬的措施，乡村交通运输违法违纪行为屡禁不止。
三、乡村交通管理的建议
（一）建设、管理、养护“三到位”。
（二）机制、资金、服务“三强化”。
（三）交管、乡镇、村组“三联动”。
关键词：普惠金融；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
一、普惠金融的内涵与作用
二、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的实践情况
三、当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基础建设不完善
（二）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供需相应存在误差
（三）金融生态环境薄弱
四、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的改进建议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网点覆盖率
（二）降低农业生产风险，鼓励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为了应对农作物生产环境的不确定性，除了加强水利建设以外，政府还应当完善财政补偿手段，尤其是对受灾群众的需求进行动态分析，提供针对性的帮助。同时政府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吸引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创业，以缓解务农人员老龄化的问题。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金融机构应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下沉，将基础金融资源配置的重点转移到农村，坚持立足于农民群众的需求，针对乡村振兴的痛点，加强对基层工作人员的创新性培训，创造出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满足农村用户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此同时，金融创新还需要坚持因地制宜、风险可控的原则，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趋势变化和“三农”金融需求，有效地防控风险，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乡村振兴中。
（三）健全农村征信体系和监管体系，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市场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健康的社会征信体系，逐步完善农村征信信息，建立一套专门针对农村用户的征信体系是很有必要的。金融机构也要主动积极引导农村用户培养诚信意识，利用经济手段让客户切实体验到守诚信的好处。同时国家也应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的良好风气，强化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能，引导金融市场进行合法的交易。针对农村地区农民金融知识匮乏的现状，应当建立完善的金融知识普及体系，可以考虑通过设立专门的学习机构进行教学普及。同时为了保证具体落实过程中的有效性，可以采用以村为单位，设立学习小组的方式，并定期开展金融机构下乡的活动，通过一些鼓励性的活动激发农民的学习热情，并根据不同的农民基础水平进行差异化的普及工作。在普及过程中应当注意要时刻结合当地发展现状，进行针对性教学，要以农民的切实需求为基础，确保农民能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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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亚洲国家“小额贷款”体系改革政策的借鉴,依据我国国情,就小额信贷产业组织体系、法律地位、可持续发展基础、模式的多元化以及产业政策扶持等方面的进行了研究,希望对小额信贷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路。金融危机导致经济急剧震荡的背景下,积极发展小额信贷(microfinance)推动农村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促进内需、振兴经济的切入点。在其他国家已逐渐形成规模化、制度化的小额信贷产业(microfinanceindustry)在我国还存在一些制度性缺陷。
小额贷款是微小贷款在技术和实际应用上的延伸。小额贷款(MicroCredit)是以个人或家庭为核心的经营类贷款,其主要的服务对象为广大工商个体户、小作坊、小业主。贷款的金额一般为50万元以下,1000元以上。
小额信贷(microfinance)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初是消除贫困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种金融发展模式。经过各个国家多种模式的不断探索,小额信贷逐渐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专为穷人和微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信贷机制,并向全面化的金融服务方向发展,形成了小额信贷产业(microfinanceindustry)。自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引入小额信贷(孟加拉模式)以来,小额信贷在我国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但小额信贷还没有成为一个制度化、规模化的产业,并未真正发挥对农村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推动作用。这就需要我们研究和借鉴他人的经验,回顾和反思自己的不足。通过借鉴与反思,走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发展民间经济、消除乡村贫困的道路。
一、亚洲国家推进小额贷款的金融体系改革措施
为了实现金融体系对发展民间经济和消除乡村贫困的全面支持,亚洲国家走上新的改革之路,改革政策主要围绕三个方向推进,其具体做法主要是:
1.1改革传统银行体系,发展和完善小额信贷制度建设
从世界各国来看小额信贷主要分为福利性和商业性两大模式。福利性模式更注重项目对改善穷人经济和社会福利的作用。比如,以孟加拉BKB、BAKUB为代表的福利性模式,采取的措施包括:实行彻底的公司治理,使其免除外部行政干预;健全以保险机构为核心的农村保险体制;进行资本重组,剥离历史呆坏帐;健全公司内部运营机制。以印尼的BRI、BKD和玻利维亚的BancoSol为代表的商业性模式采取的措施是对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核心是政府不再对银行正常经营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实行政企分开,银行可以根据经营成本、市场供求情况自主制定存贷款利率,同时,政府继续为银行提供旨在提高其运行效率的技术支持。
1.2推动小额信贷的多元化发展模式,建设开放、竞争的金融市场
亚洲国家在推动小额信贷的多元化发展模式这项改革时,积极推动建立各类政策性金融机构和非政策性非政策性金融机构。比如,孟加拉政府首先承认了非政府组织在乡镇地区开展金融活动的主导作用,并为其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其次是鼓励有规模的民间小型金融机构在乡镇建立分支机构拓展业务。印度政府是将银行改造的重点放在提高银行体系的开放性,改善相应的政策环境上,比如允许银行与邮局、非政府机构、合作组织、盈利性公司等专业小型金融机构建立零售关系,鼓励国有及私有银行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便利的金融服务。菲律宾政府主要采取将民营金融组织引入银行体系,使银行结构多元化的政策。柬埔寨实行的是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允许私人及外国资本进入银行领域的政策。
1.3转变政府职责,完善配套服务设施
亚洲国家政府在为民间资本的进入铺平道路方面,其改革主要聚焦于三个方向:
二、我国完善小额信贷产业制度性建设的对策
2.1积极完善小额信贷产业的制度性建设,把握好扩大就业、拉动内需的切入点,应该是当前我国金融工作的重点。把小额信贷作为一种金融产业覆盖整个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发挥其集合效应。
我国小额信贷客户点多面广的特殊性决定了小额信贷不可能由单一的、小型化的机构来开展。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将小额信贷当作一个金融产业覆盖整个金融机构体系,充分发挥其集合效应。小额信贷产业的参与主体应当是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在内的银行性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非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整个金融机构体系。这种多元化的经营不仅有利于小额信贷产业的发展壮大,而且有利于小额信贷市场竞争与效率。
2.2明确小额信贷法律地位,完善监管制度
明确小额信贷的法律地位,使小额信贷有明确的统一归口管理,有利于监管标准的统一和监管法规的完善,也有利于小额信贷可持续健康发展。首先应将小额信贷定性为存款类金融机构,归银监会监管。从其它国家的发展实践和我国的发展趋势来看,小额信贷吸收公众存款以保持其可持续发展是大势所趋。银监会作为专业性的监管机构对信贷市场的管理比较有经验,也有一套相对比较成熟的监管法规。因此由银监会负责监管小额信贷,相对而言驾轻就熟,也会为下一步制定专门的小额信贷管理法规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银监会作为监管者,要尽快完善小额信贷监管制度,建立规范的市场准入制度,确保小额信贷机构在法人治理、资本充足率、内控机制等方面符合各项指标要求。
2.3改革与创新小额信贷产业机制,夯实小额信贷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4积极推动小额信贷的多元化发展模式
对于小额信贷是要利润还是要社会效益的争议影响了小额信贷的多元化发展。从国际小额信贷产业实践来看,二者并不矛盾。即使是福利性小额信贷,只要运营得当也是足以覆盖其成本。更何况我国目前强大的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适当的给予小额信贷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还利于民,是完全可以应付的。构建福利性和商业性并存的、多元化的小额信贷新模式,是小额信贷产业发展的客观需求。在我国无论中小企业还是个人,其资金需求度和贫困状况都有很大差异。因此福利性模式和商业性模式在我国都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制度设计上政策性金融机构开展福利性小额信贷,非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商业性小额信贷为主兼顾福利性小额信贷(主要针对政策性金融机构涉及不到的地区)。对于生产性资金非常匮乏的个人和微型企业,只要生产项目具有经济可运行性,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或属自主创新、科技创新型项目或自主创业项目或满足福利性信贷救助的其它要求,就由政策性金融机构以福利性模式办理贷款;对于其他小额信贷客户,只要满足小额信贷正常的管理要求,就由非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商业性模式满足其贷款需求。这种多元化的服务模式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小额信贷客户的多样化贷款需求,切实推动农村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金融政策方面,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积极培育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中央银行要积极给与其再贷款的优惠政策,对于经营状况良好、符合监管要求的小额信贷组织执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并为之创造一个良好的同业拆借平台。银监会可以对存款类金融机构规定一个小额信贷占贷款总量的最低比率来促使其开展小额信贷;中央银行可以将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规模与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挂钩,激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小额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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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人类聚居的主要形式，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形式，主要向社会提供农产品，其与城市的主要区别是人口密集度和数量比城市低，现代社会的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其原有的单一的农业生产范围，工业和第三产业在乡村经济社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1国外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理论
1.1韩国“新村运动”
1.2法国“农村改革”运动
2国内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理论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建立在农业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华夏文明绵延中国几千年，但、等外敌入侵和连绵不断的国内战争使中国农村饱经沧桑，出现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现象，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农村腐败的原因，探求农村建设的有效办法，希望以此拯救中国的农业经济，他们亲身试验并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理论，对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2.1米氏“村治”理论
2.2梁漱溟的“文化重建”理论
梁漱溟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走接纳西方的民主意识和科学文明，‘农业引导工业’之‘民族复兴’的道路，而不是模仿西方，走西方近代国家以工业带动农业的老路”⑤。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的重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西方文化冲突是导致中国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为了实现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复兴，就必须先复兴农业，而复兴农业的道路就是“乡村建设”，而乡村建设又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农村的复兴为主线，为此提出了“乡农学校”建设和“农村合作社”建设，借鉴西方的“团体精神，科学技术”来达到发展乡村的经济社会的目的。“为了‘救活旧农村’，中国人应当‘认取自家精神，寻取自家的路走’，在中国文化的‘老根’上培育新芽，即‘创造新文化’、‘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这是解决乡村问题的唯一途径，也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及能否真正达成树‘民风’、启‘民智’之乡建计划的关键。”
2.3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理论
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理论主张最大限度地发展和主办一些新的实业项目，通过一系列实业项目发展农村经济，“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里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④。其理论始终贯穿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他认为“任何建设，政治的或文化的，皆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而经济发展的途径则是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可以说，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理论始终贯穿着实用主义思想，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使北碚在短短的20年间，就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形’的城市。”
【关键词】受灾地区；灾后重建；阿坝州
“512”汶川大地震对四川省阿坝州产生了巨大的破坏，转入灾后重建阶段后，阿坝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必然使得阿坝州的灾后重建工作也同样具有独特性。此次地震的重灾区有许多是羌族、藏族少数民族地区，有关部门应充分考虑民族地区所在的区位地理、生态环境、经济状况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制订区别于一般区域的重建方案。
一、灾区建设规划与生态安全问题
城镇规划对阿坝州实现县域经济发展为主的新型经济发展思路的影响是深远的，对阿坝州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灾后重建是一个全局性的工作，与以往有所不同，阿坝州灾区的重建规划需要充分考虑到地震带来的各方面的新问题，尤其是地震引发的生态安全问题。由于重灾区处于川西龙门山断裂带，地震活跃，还不时发生泥石流、滑坡、崩岩等次生地质灾害，环境状况恶劣，决定了重建规划不能只是还原旧项目、恢复原有的产业。那么，如何制订科学的灾区重建规划方案，就是一个十分紧迫和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制订灾后重建规划方案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引入生态足迹的办法，科学测评灾区重建对生态的影响
阿坝州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多数城镇修建于干旱河谷为区域特征的地方。在阿坝州的灾后重建规划中，首先应该引入“生态足迹”的科学测定方法来为灾区的重建规划提供科学依据。“生态足迹”也称“生态占用”，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规划与资源生态学教授里斯（WillianE.Rees）提出。它显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指定的人口单位内（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全人类）需要多少具备生物生产力的土地（biologicalproductiveland）和水域，来生产所需资源和吸纳所衍生的废物。生态足迹通过测定现今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利用自然的量来评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该指标的提出为核算某地区、国家和全球自然资本利用状况提供了简明框架，通过测量人类对自然生态服务的需求与自然所能提供的生态服务之间的差距，就可以知道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利用状况，可以在地区、国家和全球尺度上比较人类对自然的消费量与自然资本的承载量。在灾后重建规划中引入生态足迹的意义在于探讨人类持续依赖自然以及要怎么做才能保障灾区生态的承受力，进而支持灾区群众未来的生存，为灾后制订重建规划提供科学数据。
（二）统筹保护地域民族特色与坚持生态保护的和谐
阿坝州幅员辽阔，地理位置、自然气候、人文景观、风土民情存在很大差异。城镇规划要注意保护所在地生态环境、历史、文化景观等有形及无形宝贵的特色资源，使之永续发展。建筑本身就是在铸造历史。城镇的风格不仅仅是一种景观，而且是一种民族传统和历史文化的象征。因此，重构城镇的规划一定要充分考虑环境的可承载能力，因地制宜，突出自己的特点，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中小城市建设中的优秀经验，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创新，规划出具有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文化历史传统特色的城镇。要坚决杜绝不注重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建设性破坏比较严重的现象，切实保护生态安全。
（三）坚持生态安全和群众能源需求的统一
（四）建设一定的大众避难场所，为日后因生突发事件紧急避险提供场所
阿坝州是一个地质灾害频发的地区，地质条件多样，自然灾害严重。在建设小城镇过程中必须建设一定数量的大众避难场所，以此来应对突发事件。震前全州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地震给了人们新的思考，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必须要意识和注意到这个问题。
二、灾区灾民移民问题
地震使许多群众家园被毁，尤其是很多农村已不适合人居，必须迁出，但迁入地没有土地，村民的长久生计需要研究解决。鉴于此次地震受灾群众人数远远超出三峡移民，在尚不具备大规模成功移民的条件下，不宜采取政府组织大规模移民的方式，否则可能引发群众心理不稳，不利于灾后重建和群众消除心理创伤。那么作为阿坝州政府如何来应对这一新问题就是一件值得探讨的事情。首先，要采取多种渠道对移民进行劳动技能、技术培训，帮助他们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做到“稳得住、能致富”。其次，安置政策应与安置试点同步，及早明确后期政策。另外，目前对外迁移民的扶持政策多集中在两年过渡期，过渡期后的政策也需国家加快制订、明确。政府应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统筹考虑解决灾民移民问题：
（一）以整合城乡为突破，统筹解决人居环境，实现生态移民
生态移民首先是为保护与复建灾区生态系统工程，将不宜人居地域震灾之后的原住民迁出山外，迁向大、中、小城市市区或城郊，将原住山地放归原始。灾区生态移民所迁主要目的地可为四川省内的川西平原，亦可抽出一部分，像三峡移民那样，迁置于东南沿海地区，让灾民远离痛苦记忆环境，开始全新生活。通过灾后城市、乡村重建，结合城乡统筹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把地质断裂带的山区灾民集中移居到区域中心城市或县城新址安置，通过都市村庄产业配置和再就业培训，走向城市化；把一些损毁严重的镇村退复为山野林地，恢复原始状态。一些全县域人口本来极少，对此次震灾人口更加锐减的县、镇、村，可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和县、镇、乡、村拆并，把两三个县合并为一，集中建设新县城、新乡镇、新乡村，整合、调配优势资源，节约利用建设土地，扩大山区县域城市规模，集中发展县域城市经济，增强县域城市对所辖乡村的带动与辐射能力。
（二）以就业培训为重点，统筹解决移民就业问题，实现资源移民
与生态移民相得益彰的另外一种移民模式就是资源移民，经过职业技能培训的灾民就是一种全新的资源。阿坝州的灾民有组织、经培训、成建制地统一向地大物博、地广人稀的新疆戈壁绿洲、千里煤田油海移民开发、垦植，组建新的一支新疆农民建设兵团和工矿建设兵团。除在新疆开发垦植外，还可以以新疆为后方基地，成建制形式开展国际劳务输出。这种结合新产业、走向城市化的新型资源移民，比一般的生态移民更具积极意义，同时也完成了中国西部的西南、西北人口与资源配比平衡，高层次地解决了新疆开发与垦植的劳动资源配给问题，解放了大西北开发的生产力，一举多得。
（三）以加强对口支援的教育资源为关键，统筹升学压力，实现教育移民
可充分利用对口支援的教育援建项目，加快学校重建，并实现对口升学衔接。充分利用东部地区的教育资源加快自身教育的重构。同时，利用异地升学的优势，加快教育移民的步伐，为阿坝州未来的建设工作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
三、经济重构
阿坝州在此次地震中经济损失巨大，工业几乎被全部摧毁，旅游业也陷入全面瘫痪状态，阿坝州的经济面临着崩溃的局面。如何在灾后重建中重构阿坝州的经济，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由于阿坝州特殊的区域环境，其经济重构必然需要重新探讨和解决下面的三个重要问题：
（一）以建设现代有机生态农业作为产业重点，提升第一产业的发展
地震对坡度60度以下的树木、粮食、果林没有造成大的破坏，这说明种植业、林业具有较好的抗震性。阿坝州气候独特，植物垂直分布明显，有利于多种植物的生长，作为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具有良好的种植经济作物和发展生态农业的优势。在农业经济重构方面应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和养殖业，促使农业的全面、协调新发展。在种植业方面，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信息化，大力推广易生长、附加值高、易加工的农林产品；在养殖业方面，应加快技术推广力度，找到人工繁育和野生放养的结合产品，诸如野猪养殖、牛羊养殖和冷水鱼、三文鱼等养殖；在农副品加工方面，应加大培育优质企业的力度，重构有机生态农业经济新模式。
（三）以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和景点推动旅游产业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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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安排;建筑业;国企;企业转型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流动态过程是不断地市场化(Nee,1989);然而政治权力对资源的直接和间接控制并没有削弱(Bian&Logan,1996);相反政治权力的维续保证了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力(Tao&Zhu,2000)。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地理空间上形成了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梯度发展格局,这种区域性的先后发展次序,使不同地区的人们面临着不同的社会事实;二是在社会结构空间上,形成从原有体制的薄弱环节发端,不断地向体制的核心地带推进的发展次序;并且在这个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明显表现为机遇的分布随着国家政策的变更而变化”(周雪光等,2002),国家放开的程度不同,推向市场的程度不同,使不同职业具有不同的发展规模和发展路径。本研究就是在这些基本理解的基础上试图探索建筑业国企发展的具体过程。
一、中国建筑业国有企业从业人数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筑业的规模是不断发展和扩大的。根据2004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从1978―2002年全国在业人员增长了83.65%,同期建筑业从业人员则增长了355.85%。一般说来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都伴随着建筑业的快速发展,然而在中国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建筑业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体制特征。即建筑业内部的两种体制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建筑业国企人数比例不断减少、非公有制企业人数不断上升。从1978―2002全国国企职工数平均增长了-7.07%,建筑国企人数则负增长32.44%,是全国国企平均值的4.59倍。而另一方面建筑业非公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全国就业人员可以划分为城镇就业人员和乡村就业人员两部分,全国乡村就业人员在二十多年间增长了59.8%,但同期在建筑业增长了1186.52%,是全国平均的19.84倍。在1978年,乡村建筑业就业人员的230万人仅占全国建筑业的就业人员854万人的26.9%,但是二十多年以后的2002年在全国3893万人的建筑业从业人员中,乡村人数已经达到2959万人,占75.01%。建筑业已经从城镇职工变成主要是乡村的就业人员。
二、辽宁建筑业国企的转型之路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80年辽宁建筑业从业人数达到39.9万人,国企工人占76.2%,但是随着市场化过程,国企所占份额越来越少,其变化过程主要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国企与集体企业的竞争,在这一过程中国企一直保持相对优势,从1980―1985年,辽宁建筑业总人数中集体企业员工比例翻了一番,几乎占到建筑业的半壁江山,又过了五年,集体企业超过了国有企业人数,到了1995年辽宁的建筑工人队伍中集体企业所占比例达到55.2%,超过国有企业13.4个百分点。其次是与非公有制企业的较量,从1995―2006年,国有大中型企业高度集中的辽宁建筑业又发生了一次根本的所有制的变革。国有企业职工比例已经下降到16.85%,彻底被边缘化。建筑业成为非公有制企业的主打天下,这十几年国企建筑业经历了怎样残酷的磨炼和洗礼
1.20世纪90年代初的生存压力。1991年被推向市场的辽宁建筑业国企面临着来自内外的双重挑战。要面对体制外包工队的竞争(这些包工队冠名为集体企业,有本地的,也有南方民营企业)他们经营方式多样,市场运作机制灵活,被推向市场的大型国企,不仅经营理念而且组织结构都不能立即脱离计划经济时代的被规定了的经营方式,同时这些大型国企都是建国初期成立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已经历时四十年,“管理层越来越多,包袱越背越重,职工日益老化,技术骨干日益减少”,亏损企业大量出现。
2.1993―1996年生存抗争。1993年,面临内忧外患,建筑业国企曾试图改变局面,尝试了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深化企业内部人事、用工、分配三项制度的改革,实行精干主线、分离辅线、剥离富余人员(开办第三产业);到1996年建筑业国企改革集中“在工程质量上、力争达到全国中上游水平,职工生活质量达到市内一流水平的”的总体目标上;1996年的目标还是自有工人上岗率达70%,逐步建立以自有职工队伍为骨干,农民合同工为主体,二包工为补充的队伍结构”。
在分流富余人员的同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开始。1998年提出由于建筑业“单一的国有投资体制,必然导致企业活力不强,缺乏对其他资本的控制力”,“由于产权单一,机制不活,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提出了大力发展民营建筑施工企业,“建筑业是竞争性很强,产品生产独立性很强的行业,施工作业很适合于民营”,要求,“五年内全市建筑私营经济比重要达到40%以上”。这样大量的建筑国企被民营化,国企职工悄悄地淡出了建筑业,从1997―2006年的九年间,辽宁国企建筑工人从50.39万下降到16.79万,减少了33.6万。
如果说重工业的从业人数的锐减带有产业调整性质的,是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这是在任何一个工业国家都曾经发生过的过程,但是建筑国企工人数的锐减,则不具有同样的性质,建筑业的产值和工人数不论是全国还是辽宁都是不断上升,但是国企建筑工人数则逐年下降,这是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国企建筑业逐渐的淡出建筑市场,建筑业国企的命运是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竞争失败与制度安排合力作用的结果。
三、结论与思考
建筑业国企的转型再现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发展道路的具体过程,然而当建筑业国企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悄然地消失在主流舞台上,其过程和结果颇发人深思。
其次,是否是体制外和“体制内”、自由人和非自由人的竞争辽宁建筑业国企惨烈的十年,建筑业国企同小包工队的竞争失败,是实力的较量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由体制的边缘向核心推进的发展格局,形成了同一空间不同体制的竞争,由于中国渐进式转型的前无古人,这种竞争的复杂性也许是始料不及的,但是在今天,我们需要反思所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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