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的游牧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家庭往往由一个或几个蒙古包组成，进行一系列的生产和社会活动。目前，学术界对游牧民族的家庭生产和家庭之间的联合仍然缺乏了解。一般而言，近代蒙古游牧民与王公的社会关系，并不是最主要的。发生于社会内部的人与人、蒙古包与蒙古包之间的联系更值得研究。这一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与家庭、家族、社会有关，其实上更与生态相联系。学术界目前对游牧群体的分析几乎仍停留在符拉基米尔佐夫的水平上，也就是“阿寅勒”和“古延列”的认识水平上。民国时期和1950年代的资料相对丰富，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限于资料，我们主要对基层游牧群体做一定的探讨。
（一）家庭与小群体
一般人总认为男人放牧、女人做家务是理想的草原牧民生活方式：“草青青，羊跃跃，我妹骑骏马，与我送食料，迎风饮牛酪，相对举杯笑”，实际上并没有这么浪漫。男人往往醉酒，女人则忙里忙外。蒙古男人夏天喝自制的马奶酒，常常醉酒。拨子商人蒙后，大量内地烧酒涌人草原，于是男人们在其他季节也常处于酒醉的状态了。在乌兰察布盟，男人除了服兵役以外，就是骑马打猎。女人则要牧羊、榨乳、捡粪、拾柴，还要做各种家务。[6]在新疆的土尔扈特蒙古族那里，男人无所事事，女人却要承担全部的家庭重担。照看牲畜、大小家畜挤乳、家畜治疗、奶制品制作、做饭等，全由女人一手操持。到冬季，无论多冷，为了维持蒙古包的取暖，蒙古女人还要不辞辛苦地外出拾柴。另外，织毡、洗衣服、制绳、剪毛、采毛等活也都是女人的工作。她们几乎永远处于艰苦劳作状态，还要照看小孩。由于工作太多，往往顾不上她们的专职工作——照看孩子。小孩在包内赤裸活动，寒冬时节得不到照顾，患病的很多。男人则常常喝酒谈天，他们的话题往往离不开蒙古族的一些英雄人物。在土尔扈特蒙古族那里，男人谈论最多是噶尔丹巴图尔。[7]
家庭中的小孩子很早就参加各种工作。小男孩一般要放羊，少女负责挤羊奶。日本人的一个调查团在西阿巴嘎旗发现几个少女负责几十头羊的挤奶，挤奶时把羊拴到蒙古包前的栅上，将羊头卡在两栅之间。[8]接羔时节，许多母幼畜被送到包内保护，由妇女和小孩照料。龙梅与玉龙的故事说明到人民公社时代父母仍让小孩甚至小女孩外出放牧。除了放牧外，小孩还负责对小牲畜喂饲料。到了入学年龄，小孩往往没有上学的机会。由于劳动中的主力是妇女和小孩，所以，一个家庭如果有足够的妇女和小孩，生产方面基本上可以不与其他家庭长期合作。妇女、小孩几乎参与到所有的游牧生产中来，一个家庭小而全，在诸多方面独立。以放牧而言，如果必须依赖男人，往往需要合群。小孩和妇女参与放牧后，合群不再是必不可少了。既使是大畜群，也会因女人和孩子多得到解决。蒙古草原多妻盛行，一方面与畜群有关，也与妇女与小孩参与放牧有一定的关系。一个拥有较多牲畜的蒙古人，通过多娶妻也可以满足大畜群的需要，也因此避免了联牧。[9]
很难判定历史上男女明细分工的历史。在成吉思汗时代，男人以征伐打仗为荣，鄙视日常劳动。这可能源于当时的战争环境与尚武风气，男人出猎或出征，女人在家全权料理生产和生活。成吉思汗在法典中规定女人在男人出征时必须整治好家务，并且将善于治家的女人誉为男人的光荣。习惯法也给予女主人一定的地位，男人如果与女奴同居，要被部落集团剥夺财物并受到羞辱。[10]但家庭内部并没有给妇女这种地位，她们在父权制下，大部分人生活得很差。只是有相对的自由，特别是离婚的自由。在乌审旗，妇女只要有乡老作口头证人即可离婚，没有必要立文书。[11]随着男人越来越贪酒和好逸恶劳，她们必须更多地参加劳动。
清代以降，随着寺庙和出家男子的人数增多，这种劳动不平等现象越加严重。一方面是大批男子庙中闲坐，一方面是大量儿童不上学而去放牧。放牧和拾取干粪燃料的工作，也主要由妇女和儿童完成。在近代，由于草原上夏季劳动力紧张，干牛粪尽管很多，却无人捡。[12]
单独家庭亦可形成游牧群体。当一个儿子结婚时，他会在父母包边搭包，没有一定的牲畜规模时，他便与父母在一起放牧。父母总要为其独立准备牲畜群，一旦畜群规模到达独立的水平，他们往往就独立地到别处游牧，也可能根据需要与父母或他人合群。在巴尔虎蒙古那里，蒙人分家之后与父母一起过游牧生活的不少。他们互相照应，向同一个方向迁移。[13]长子和其他孩子在结婚后一般从父母的畜群分一部分外出放牧，幼子继承父母的蒙古包。在外蒙古的联系似乎更紧密，结了婚的儿子，可以分得牲口脱离父亲，但仍属于一个“霍屯”——由2～5个蒙古包一起扎营形成的基层小组织。霍屯可以建立在亲缘关系上，也可以建立在经济基础上。[14]
（二）互补
内蒙古的贫富联牧占很大比例。在中部牧区，牲畜集中在札萨克等少数人那里，民国时期仍有类似奴隶的那种手下人为之放牧。在半游牧区，贫富合作普遍。半牧区的牧民因牲畜少，贫困程度加重，但移牧时所需要的车辆并不少，即使是贫牧也需要7辆左右。缺乏或没有车辆的下层人，往往可以与上层人搭配，互相为对方提供车辆和劳动力。在南部半游牧区，有些贫牧甚至没有一辆车，他们一年只能移动两次，移动时要向富户借车。[22]在当时政府的一篇宣传提纲中，讲述了这种贫富联合：“一方面，拥有大量牲畜土地的蒙奸、恶霸以及地主、牧主，他们对佃户、青户、雇工、牧工、萨尔沁红、苏鲁克户残酷剥削，站在贫苦农牧工人头上，住瓦房，住好蒙古包，肉食不断，细粮不缺，穿着绸缎，过着奢侈的生活；另一方面，广大贫苦农牧工人，则终年耕种、放牧、挤奶、剪毛。结果吃不饱，连最必需的皮衣、毡靴都穿不上，吃肉是很少的，粮食是点缀品，砖茶买不起。到过蒙牧区的人一望便知，凡是住汉砖房或土房及好蒙古包者，皆是富有的蒙人；只有一个棚，四面用杖子抹以牛粪者，就是穷人，一个好蒙古包或好房子周围，集拢数家穷苦的蒙古同胞。”[23]
蒙古包的组合渗透到草原社会的各个方面。旗王府也是蒙古包的组合，西乌珠穆沁各旗王府的规模较大。在东浩齐特，王府在1927年左右有冬、夏两个地方，夏营地有1栋土房子、15个蒙古包、1口井、500头大牲畜、3，000头羊。西浩齐特的王府由15户组成，夏营地全住蒙古包，无土房子。[33]王公与游牧人之间存在着联合关系，一些学者认为古代王公为了保住自己的畜群，往往与富牧共同放牧。富牧自己有大量的畜群，可以在灾害的情况下保证牲畜少受损失，也保护了王公的畜群。这种联合被称为“铁木尔·苏鲁克”，意为“铁畜群”，就是放多少年都不增不减的畜群。[34]但就近代的材料而言，王公与牧民一般没有固定的联合形式，往往就是让一般牧民为他们放牧牛羊而已。[35]
（三）大、小群体
民国时期，察哈尔左翼四旗在农业的影响下出现了固定包和移动包并存的半固定聚落。这种聚落有时超过9户以上。[52]应该说，这些村落是逐步聚集蒙古包形成的。在察哈尔镶黄旗一带，一个蒙人村落先由3户有亲戚关系的人组成，他们原先应是在一起游牧的小集团。共放牧着马30头、牛20头、羊300头。由于灾害的原因，300头羊只剩下100头，且经常饱受匪害。定居后他们把土地租给外人，聚落逐步发展，抗战时期成为一个有9户人家的村落。[53]定居和农业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这时期合作的规模可能扩大，因畜群变小，合作的牧户也要增加。在半农半牧区，1甲或1～2个弦内，设专人作为畜群看视者，给予报酬，大多数人放弃了放牧，[54]少数人负责大家的牧群，他们外出游牧，也没有聚在一起的必要。
（四）趋势
西部蒙古族到清代仍有联合放牧制度的遗存。在卫拉特蒙人那里，以家族为中心的联牧称和屯，这种和屯几乎全由近亲的阿寅勒组成，[55]并与旗制相融合。汉农民进入后，原来的家族生活圈才被打破。有一些地方甚至有古代“古列延”的遗存。有一些蒙人部落在农业扩展后定居下来，其地名反映了这些定居的蒙人原来的关系。“阪定库仑”、“阿家素库仑”这样的蒙古村名说明他们原属于同一游牧圈或同一血缘组织。“库仑”与“古列延”为同一蒙古语音。[56]东部蒙古族早就没了这种组织，非亲缘的阿寅勒可以组成小集团，同姓集团的影响力几乎消失。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满清政府破坏了内蒙古的家族制度，旗制破坏了氏族。
注释：
[1]SevyanVainshtein，NonuMsofSouthSiberia：ThePastoralEconomiesofTuv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0，P．229．
[2]Bat-OchirBold，MongolianNomadicSociety：areconstructionofthe‘medieval’historyofMongolia，CurmnPress，2001，PP．66～67．
[3]OleBruun，TheherdingHousehold：economyandOrganization，InOleBruunandOleOdgaard（ed），MongoliainTransition，CurzonPressLtd．1996．PP．69～71．
[4]光绪《蒙古志》生活民俗。
[5]后藤十三雄：《蒙古の游牧社会》，生活社刊，昭和十七年，第144～145页。
[6]《绥远に於ける蒙古民族——生活と民俗》，日本东亚研究所根据“绥远通志”稿译，昭和十八年，第123、157页。
[7]ェス·ヴエ·ネダ—チン：《西部蒙古族及び满洲族》，上卷，满铁经济调查会译，昭和十一年，第149～150页。
[8]仓田宪一、森三郎：《满洲国外蒙古旅行报告》，载《蒙古踏查报告集》，哈尔浜学院，昭和十三年，第169～170页。
[9]LawrenceKrader，SocialorganizationoftheMongol—Turkicpastoralnomads，Mouton&Co，1963，TheHague，P．221，．
[10]（伪满）兴安总署总务年调查科：《蒙古民族の惯习法》，1934年，第76、89页。
[11]《绥远に於ける蒙古民族——生活と民俗》，日本东亚研究所根据“绥远通志”稿译，昭和十八年，第76页。
[12]OwenLattirnore，No．uutsandCommissars，OxfordUniversityPress，1962，PP．190～191．
[13]苏勇主编：《呼伦贝尔盟民族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7页。
[14]穆尔扎也夫：《蒙古人民共和国》（自然地理），杨郁华译，三联书店，1958年，第38～39页。
[15]“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257～281页。
[16]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8页。
[17]胡一声：《蒙古知识及移住指南》，《蒙藏月报》，民国二十五年八月，第5期。
[18]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7～61页。
[19]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60～61页。
[20]SevyanVainshtein,NomadsofSouthSiberia:ThePastoralEconomiesofTuv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0,pp.26～28,pp.86～87.
[21]DavidSneath,ChangingInnerMongolia:PastoralMongolianSocietyandtheChineseState,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pp.39～42.
[22]“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164～165页。
[23]《内蒙古解放之路》，1947年。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等编印：《内蒙古畜牧业文献资料选编》，第2卷，综合（上册），1987年3月，呼和浩特，第9页。
[24]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7～61页。
[25]“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111～113、257页。
[26]燕京、清华、北大1950年暑期内蒙古工作调查团编：《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呼伦贝尔民族事务局整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27]“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175页。
[28]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7～61页。
[29]OleBruun：TheherdingHousehold：economyandOrganization．InOleBruunandOleOdgaard（ed），MongoliainTransition，CurzonPressLtd，1996，PP．69～73．
[30]孛·蒙赫达赍：《巴尔虎蒙古史》，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第293页。
[31]胡一声：《蒙古知识及移住指南》，《蒙藏月报》，民国二十五年八月，第5期。
[32]燕京、清华、北大1950年暑期内蒙古工作调查团编：《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呼伦贝尔民族事务局整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33]满铁庶务部调查科：《东部内蒙古调查报告书》第一编，《一般经济事情》，昭和二年，第55～58页。
[34]乌玉山：《蒙古族古代游牧生产力及其组织运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149～153页。
[35]田村英男：《蒙古社会の构成的基础单位としての苏木——伊克昭盟准噶尔旗河套地（河北）中心》，《满铁调查月报》，昭和十七年，二月号，第64～114页。
[36][民国]《内蒙古纪要》礼仪民俗。
[37][光绪]《蒙古志》，生活民俗。
[38]王建革：《牧区采记笔记》，2002年9月20日，采访曾下乡到克旗的知青。
[39]绥远省人民政府农林厅畜牧局：《关于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三努图克两自然村及一个户的典型调查》，1953年。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2—1—15。
[40]满铁调查会：《察哈尔省锡林郭勒一般经济事情》，昭和十年，第50～52页。
[41]“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197～198页。
[42]米内山庸夫：《蒙古风土记》，改造社，昭和十三年，第76～93，421页。
[43]燕京、清华、北大1950年暑期内蒙古工作调查团编：《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呼伦贝尔民族事务局整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44]米内山庸夫：《蒙古草原》，改造社，昭和十七年，第109～111页。
[45]高士奇：《松亭行记》
[46]王建革：《牧区采访笔记》，2003年11月19日，访鄂尔多斯学者刘雪；2003年11月27日，访察右后旗的熟悉蒙情的孙姓老人。
[47]后藤十三雄：《蒙古の游牧社会》，生活社刊，昭和十七年，第57页。
[48]OleBruun：TheherdingHousehoM：economyandOrganization，InOleBruunandOleOdgaard（ed）．MongoliainTransition，CurzonPressLtd，1996，PP．69～73．
[49]《东部蒙古志》，明治四十一年，第212～222页。
[50]“兴安局”：《兴安西省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报告》，1941年，第60～84页。
[51]山根顺太郎、村冈重夫：《主牧从牧社会に於ける“蒙古部落の农业性格”》，满洲民族学会，1943年，第5～6页。
[52]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第215页。
[53]东亚研究所：《内蒙古の农牧业（中间报告）——内蒙古の一般调查の一部》，昭和十六年，第37～38页。
[54]“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166页。
[55]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60～61、266～267页。
[56]田村英男：《蒙古社会の构成的基础单位としての苏木——伊克昭盟准噶尔旗河套地（河北）中心》，《满铁调查月报》，昭和十七年，二月号，第64～114页。
[57]SevyanVainshtein：NomadsofSouthSiberia：ThePastoralEconomiesofTuva,Cm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0，PP．26～27．
[58]后藤十三雄：《蒙古の游牧社会》，生活社刊，昭和十七年，第33～34、102页。
[59][伪满]兴安总署总务处调查科编辑：《蒙古民族の惯习法》，1934年，第188～192页。
[60][伪满]“兴安局”：《兴安西省奈曼旗、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统计篇》，1939年，第24～25，60页。
[61]“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42、115～116页。
[62]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厅编：《内蒙古畜牧业发展概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76～77页。
[63]孟晓青：《永远的大草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64]赵松乔等：《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生产配置问题的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50～58页。
[65]盟体制规模调正（整）试点工作组：《原胜利人民公社胜利大队体制规模调整试典（点）工作中组织浩特的一些体会》，1961年6月10日。锡林浩特市档案馆，0001—0002—123。
[66]DavidSneath：ChangingInnerMongolia：PastoralMongolianSocietyandtheChineseState．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PP．212～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