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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人
说起契丹来，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是一个生活在今天亚洲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极具侵略性，自北朝隋唐以来，就不断侵扰中原。五代后晋时，更是攻占过后晋首都开封（今河南开封），迫使后晋割让幽云十六州。北宋建国后，与契丹/辽的战争连绵不断。最终，北宋通过向契丹/辽输纳岁币、物资等形式，来换取宋辽间的“和平”。影视文学作品如《杨家将》《天龙八部》《燕云台》等，都从不同角度展示过这些史实。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契丹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经济产业，就是畜牧业，此外，契丹人还通过劫掠周边汉族及其他民族，获取谋生物资。其实，这是对契丹/辽经济生产方式的一种误解，他们的农业、渔业、狩猎业也相当发达。
印象中的辽国是这样的
一、农业
契丹人最初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经济生产形式就是畜牧业。他们逐水草而居，依赖游牧业获取饮食、服装等主要生活资料。契丹人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是与契丹同源的部分奚族人，因与汉族人接壤而居，受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逐渐从事半畜牧半农耕的经济生产方式。他们租借汉族边民的部分荒地，仿效汉族农民的耕作方式，耕田播种，“秋熟则来获”。
二是直接受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和熏陶。随着契丹与中原汉族的接触日益频繁，尤其是北朝、隋唐时期，契丹与北齐、隋、唐等王朝多次爆发激战。契丹人侵扰内地时，曾多次劫掠大量汉族边民，驱赶回契丹。这些汉民延续汉族的传统生产习惯，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劳动成果，特别是粮食，为契丹人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因此，农业生产日益引起契丹统治者的重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专意于农”，辽太宗也专门下诏保护农田，并令部分契丹人从事农耕。辽统治者还制定奖励农耕的政策。不过，这一时期农田里的主要劳动者，还是以汉人为主。以至于苏辙出使辽国时，见到许多汉民从事农耕的景象，于是作《使辽诗》喟叹：“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佃。”
辽圣宗
在辽统治者的倡导、鼓励下，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随着大量汉民或主动迁移，或被掠卖到辽国境内，他们带来并推广更为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技术，辽的农业生产也一改以往粗放耕作的模式，逐渐转向精耕细作生产方式。目前，考古工作者在辽朝境内的韩州、成州等地区挖掘出土的铁锄、铁镐、铜锄等农业生产工具，有力地证明了这种耕种方式的转变确实存在。
辽农业生产的繁荣，引起北宋使臣的注意。苏颂在《使辽诗》中，这样描述辽国境内繁旺的农业生产景象：
农夫耕凿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岗。
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
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似谷量。
辽国农业生产的繁荣发展，促成了辽国社会经济从单纯的畜牧业向半农半牧业的转变。不但汉人，越来越多的契丹平民，也纷纷投身于农业生产。辽国西北部诸部落，每到农时，全家都会忙碌不闲。有四名成年男子的一家人这样分工：一人负责“侦候”（守卫巡逻），一人负责耕作公田，二人去服兵役。大家各司其职，辛苦劳作。
辽统治者不仅鼓励平民耕种，还命戍边的军人利用战、训间隙，屯田耕作。辽兴宗时，耶律唐古奉诏在西疆屯田，连续14年获得丰收。
发达的农业生产为辽国提供了充足的粮食。辽道宗时，各地粮仓/窖积存粟米15万斛。东京道所辖50多座城内，均建有和籴仓。辽国军民自此再未遭到饥荒断粮的威胁。
二、渔业
契丹先民本以射猎野物为生，后来，一些野生动物虽逐渐被驯化，畜牧业日益兴盛，但渔业并未衰歇，统治者依然重视捕渔业。每年正月上旬，皇帝、太后与诸随侍都要去挞鲁河、混同江（鸭子河）、纳水等河流捕鱼。
他们先趁河水冻结成厚冰时，在冰上搭起帐篷。再在距帐篷上、下十里河道内凿开厚冰，将渔网下在水中，以免鱼儿逃窜。然后，在冰帐内床前的冰上凿四个冰洞，谓之“冰眼”。“冰眼”的凿法不同：中间的“冰眼”要凿透，其他三个“冰眼”环绕中间“冰眼”，不凿透。负责在冰上观察鱼儿游向的侍从待鱼儿即将游到中间“冰眼”时，要赶紧向皇帝禀报。皇帝在中间“冰眼”中放下鱼钩，将鱼钓出来。钓上来的第一条鱼，被契丹人称作“头鱼”。要设宴庆祝，谓之“头鱼宴”。
受邀参加宴会者，不仅有契丹权贵，还有各部首领。宴会进行到高潮时，人们起身离席，载歌载舞。大家熟悉的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拒绝在“头鱼宴”上为辽天祚帝舞蹈。标志着女真反抗辽国暴虐统治的故事，就发生在辽天祚帝天庆二年（1112年）的“头鱼宴”上。
辽天祚帝剧照
三、狩猎业
契丹畜牧业虽发达，但上自皇帝，下至平民，都酷嗜狩猎。他们一般在阴历二月、三月，在挞鲁河等水域，放鹘子海东青捕猎天鹅、大雁；四月、五月，猎捕麋鹿；八月、九月，捕猎虎、豹。宋人将其形象地比喻成“如南人趁时耕种”。
海东青
契丹人嗜猎天鹅。他们常在长春州（今松花江边）榆、柳、杏林等天鹅喜欢栖息之处进行围猎。皇帝狩猎时，侍御们都穿上墨绿色的衣服，每人准备一柄连鎚、一器皿的鹰食和一枚刺鹅锥，在猎场周围，每隔五七步，成排站立。皇帝头戴冠巾，穿着应季的服装，腰系玉束带，四处眺望。若有侍御发现天鹅，须立即举旗示意。负责传递信息的探子骑快马，将天鹅的方位驰报皇帝。侍御们纷纷鸣鼓鼓噪，天鹅受惊，腾空飞起。随侍们赶紧将海东青进献给皇帝，皇帝放开海东青，使其飞到空中，捕猎天鹅。海东青体型较小，若捉到体硕健壮的天鹅，往往因气力不支会和天鹅一起坠落到地面。此时，一直坚守在附近的随侍要赶紧上前，用刺鹅锥将天鹅刺死，取出它的脑子，饲喂“海东青”。
皇帝要用捕猎到的第一只天鹅（契丹人谓之“头鹅”），在宗庙里举行隆重的祭祖礼，将其荐献给列祖列宗享用。祭毕，大宴群臣，论功行赏。群臣向皇帝进献酒果。在乐舞声中，君臣头上插着天鹅毛，互相酬酢，互致贺语。捕鹅有功者得赏，失误或不获者受罚，重者或遭炮烙、铁梳等酷刑。皇帝还将天鹅毛和酒赐予随侍们，救助“海东青”者，循例加赏银、绢。此后，皇帝和随侍们使用猎网、弓箭捕猎天鹅，直至春末才会结束。
秋季，辽代诸帝往往到庆州（今赤峰市林西县）一带的伏虎林、幸秋山等山林捕猎麋鹿、虎豹、兔子等野物。每年七月中旬，契丹人在荫凉处搭建牙帐。等夜半鹿群至河边饮水时，预先埋伏在附近的猎人吹响号角，发出类似鹿鸣的声音。鹿群被诱惑停驻时，辽君臣万箭齐射，杀获颇丰。辽人谓之“舐鹻鹿”、“呼鹿”。七、八、九月，皇帝率群臣及随侍，除在“捺钵”（契丹语，辽皇帝的四时游猎的行宫名）处理国政外，暇日则在各山射鹿、虎、豹。
文史君说
契丹既有发达的畜牧业，也有较发达的农业和渔猎业。其农业主要受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逐渐兴起，并由粗放型向精耕细作型转变。从事农耕者也由最初的汉人，扩展至部分契丹平民和戍边军人。日益发达的农业，为辽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增强了辽的国力。契丹人酷嗜渔猎，皇帝、权贵除处理国政外，几乎全年都忙于鱼猎。这既是他们获取生活资料、娱乐的重要方式，也是君臣军民习武、练兵的重要政治活动，因此历久不衰。
参考文献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
（元）脱脱等：《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宋德金：《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