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境况：一则政治诊断》，[肯尼亚]阿里·马兹鲁伊著，高天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第一版，59.80元
■杨钰霆
历史上的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文明悠久且多元，资源富足，地理位置优越。然而，在马兹鲁伊（1933—2014）所处时代的非洲，即20世纪8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发展后的非洲，政治上分裂动乱、种族隔离制度依然存在、经济贫困、生态环境恶劣、舆论话语失声、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实际上，时至今日，这可能也是世界极大多数人关于非洲社会形象的刻板认知。
一般认为，非洲国家独立后存在的“病情”，根源于过去五百年间非洲与欧洲关系的不平等及其影响，这表现为：一是前殖民主义时期的大规模奴隶贸易，二是1885年后列强瓜分非洲与建立殖民统治。前者是人类史上罕见的一次大规模人口强迫外流，“耗尽了非洲的元气”；后者使非洲在独立后深陷西方列强殖民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并处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和从属位置。持这一认识的典型是圭亚那学者沃尔特·罗德尼（WolterRodney），他认为，是“欧洲使非洲欠发达”。
马兹鲁伊也强调殖民主义对当代非洲社会的影响，正如他在书中指出非洲人正同时遭受奴隶贸易、殖民统治、种族歧视三重羞辱，这何尝不是欧洲人留给非洲的“殖民遗产”。但本书与马兹鲁伊思想的闪光点在于，他试图用一种更加均衡、多元的文化视角去理解当下非洲的身份与困境。“折中主义”是他在引言中就使用的一个概念，如译者高天宜所言，这一概念既表示文风，又暗示作者关于“非洲境况”这一主题的研究视角，即“非洲要在自己的价值观中找到一个方向”。马兹鲁伊认为，非洲自己的价值观基于其复杂且多元的文化传统与现实——非洲是在本土、伊斯兰与西方三重文化遗产的不断融合下形成的。《非洲的境况》正是从这一多元的文化视角出发，重新审视非洲的“病情”——当下的身份与困境，并寻找符合非洲文化传统与现实的“治病良方”。书中主要论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非洲的困境由六个基本“悖论”体现，这里的悖论并非指逻辑上互相矛盾的命题或理论，而是指非洲历史上出现的六种反常现象，分别是“居住地悖论”——孕育人类，却不适宜人类居住；“耻辱悖论”——未经历最残酷的种族灭绝，却遭受最深重的种族歧视；“文化变更悖论”——文化悠久且多元，却飞速西化；“分裂”悖论——实际面积很大，却因版图破碎而“看起来小”；迟缓悖论——资源丰富，发展缓慢；“位置悖论”——地理的中心，世界体系的边缘。这六大悖论揭示了非洲的相应“病情”：居住性危机、种族歧视、文化冲突、政治分裂、经济停滞、依附地位。
第二，毫无疑问，殖民主义是导致非洲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殖民主义削弱了当地的政治传统与权威，有组织地传播基督教与西式教育，人为划分政权边界，确立发展以满足欧洲需要为前提的经济结构，并在二战后将非洲彻底拉入分为中心与边缘的世界体系。这一系列历史行为引发了上述病情。此外，伊斯兰文化也通过圣战运动和贸易对非洲施加影响，而非洲本土文化的特质——没有严格区分宗教和世俗——也反过来加速了西方基督教与西式教育的联合文化冲击。可见，非洲的困境至少受到三种历史文化遗产的影响，即“殖民遗产”“伊斯兰遗产”“非洲本土遗产”。
第三，走出困境的策略需要在更均衡、多元的文化视角下思考。马兹鲁伊创造性地提出了“本土化策略”“归化策略”“多元化策略”“横向渗透与反渗透策略”等，体现了其利用“殖民遗产”“伊斯兰遗产”“非洲本土遗产”反过来解决这三重遗产造成的问题的思想：对本土文化与资源大力开发；使伊斯兰文化与殖民文化同非洲的情况匹配，并满足非洲的需求，从而对外横向渗透（加强对边缘国家的联系与援助）与反渗透（加强对中心国家的影响力）；同时，探索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多元化。由此可见，导致非洲困境的诸因素并非被其简单视为非洲这具身体上的病毒，消灭即可；而是被其包容、开放地视为维持身体健康运转的机理，并注重引导和调理。
关于非洲重要问题的讨论，向来见仁见智，马兹鲁伊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无论是在传统的非洲殖民史研究，还是在非洲民族主义史学中，他的思想都独树一帜，其学识上的魅力与远见可见一斑。《非洲的境况》作为马兹鲁伊首部被翻译成中文的独立著作，对于中文读者跳出传统的“殖民与反殖民”的二元对立的知识体系与视角，重新认识“非洲人眼中的非洲”，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