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看，纯粹的游牧民和游牧业很少，因牧民往往不能单依赖畜产品生活，所以，游牧民族往往采取半农半牧的方式以适应生存。这种方式历史悠久。在中东，以色列的祖先以撒就是一位农牧兼营的高手，他既打井经营畜牧业，又在农业上有百倍的收成，这是近4，000年前的事。[1]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相比，蒙古族倒是一个长期坚持单纯游牧的民族，但在近代，在与世界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压力下，他们逐步改变生产方式。特别是农业生产方式。他们采用农业后一般不放弃原来的游牧，故形成了众多的半游牧半农业的生产形态。这些变化的背景极其复杂，因为其中包括着许许多多自然和社会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实在太多，以至很难一一做出分析和判断。在文化变迁的研究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往往很棘手，因为文化的影响是在一个宏观的条件下完成的，只有较为宏观的比较研究往往才可以看出一些眉目，而区域史过程往往不能揭示这一过程的基本轮廓。
值得庆幸的是，蒙古族是一个世界性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她分散在广大的欧亚大陆草原上。[2]从成吉思汗的时代起，迁出蒙古高原的蒙古族在一个非常大的生态地理的范围内生存。他们不但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了中亚和欧洲文化的影响，这便为比较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在古代，蒙古人在中亚和现代的高加索地区建立了王朝，并与当地的不同种族融合。对于已经与其他民族融合的蒙族，其游牧业发生改变时的状态难以考察，但16世纪以后那些仍在欧亚草原的西部蒙古族在近代的变化是可以考察的，特别是额鲁特蒙古各部和布里亚特蒙古，其生产方式受中亚和俄罗斯文化的影响特别大。他们在接受农业的同时，又不放弃游牧，便形成了一种半农半牧的形态。在蒙古高原，一些地区在古代存在着程度较高的农业，但到蒙古帝国时期，纯游牧形态占了绝对的优势，因为他们很容易从汉人那里得到。到近代，外蒙的部分地区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存在着灌溉农业加游牧业的形态，而在内蒙古，由于可以在非灌溉条件下经营农业，半农半牧区的农业始终是粗放的“漫撒子”农业加蒙古游牧形态。
（一）中亚——新疆文化圈
总之，中亚和新疆地区的半农半牧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灌溉的生态条件，二是汉文化和中亚民族文化的影响，三是保持着几个营盘的游牧。
（二）俄罗斯经济文化圈
西征蒙族曾在伏尔加河流域建立了黄金王朝。伏尔加河流域和位于欧亚草原偏北地区的蒙古族17世纪以后逐步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发生于农业和畜牧业方面，还有工商业和文化方面。影响后的半农半牧形态也自有其特点。
1．伏尔加河流域的喀尔玛克蒙古
2．布里亚特蒙古
布里亚特（Buryat）蒙古主要分布于俄国贝加尔湖和外贝加尔湖地区。蒙古帝国兴起以后，这一地区的蒙古人并未加入到帝国体系中去。到17世纪，这一地区的蒙古人逐步形成布里亚特蒙古的特点，在蒙古语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这个地区6～8世纪就有灌溉农业，沟渠、垅沟和犁沟在17世纪还可以从地表遗迹中看出，但农业传统随着民族的迁移消失了。17世纪以前，大多数以纯游牧为生，只在翁加河流域有少数布里亚特人种黍，也有少数的蒙古人利用以前的灌溉渠系进行农业，但技术很粗放。17世纪初，俄国人渗透到这一地区。最早经营农业的俄国人是一些哥萨克人，一开始只在城堡周围种植黄瓜、白菜、蒜和其他蔬菜。以后逐步有了俄国公务员和农民的耕地。随着俄国殖民化的进行，那些不愿在内地当农奴的人，摆脱了地主和政府的压迫，到这一地区通过农业垦殖过上了较好的生活。在和俄罗斯人交往中，布里亚特蒙古逐步掌握了欧式农业技术。[13]
（三）外蒙经济圈
外蒙的文化背境与内蒙相似，但生态差异甚大。尽管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外蒙更受俄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在1912年以后基本上脱离中国后，就依赖俄国人。与内蒙的游牧业相比，外蒙的游牧业更纯粹地保持一年四季随处游牧的特色。在革命以后，外蒙的农牧业开始大规模地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在这个经济文化圈内，除了外蒙，还有许多与蒙族文化有关的民族。值得一提的是图瓦，受中国和俄国的双重影响，其农牧文化有一定的独特性。由于俄国专家温斯坦（Vainshtein）的研究，图瓦的农牧结合形态比任何其他蒙古族地区更清楚。
1．图瓦
2．外蒙
1921年革命以后，游牧民的农业成份开始加大。虽然同时加入了俄人和布里亚特人的农业内容，但主体技术仍是汉人农业技术。以雅尔喀傲鲁堡为例。1929年俄人和布里亚特人开始引进欧式农业技术，但基本的农业程序仍是中国式的。春小麦的土壤耕作仍是汉式的耕、耙、耢，收割后用连枷——这种典型的中国农具——打谷。革命政府强调发展农业，但农业不但受到生态条件的限制，游牧业本身对农业的限制也很大。在科布多管区的多鲁高乌多，革命后的政府准备推广农业，但蒙古人到处游牧，分散移动，很难集中修渠。另外，当时的农业既不施肥也不轮作，地力全靠自然恢复。耕作2～3年，弃荒4～5年，土地利用分散，灌溉系统的效率很低。如果土地连作，就需要施肥和采取其他更集约的农业技术，这又会排斥游牧业。由于人的劳动投入量有限，农业投入的增加必然影响游牧业。在科布多的农业区，游牧业已经逐步变成副业。灌水时每个家庭至少派1人到田间灌水，由于当地的气候干旱，灌水次数甚至达到8次之多。在农业推广的同时，游牧业变为副业，游牧民开始打草，并从苏联购人刈草机，游牧业随农业的集约化而集约化。[24]
（四）比较
注释：
[1]《圣经》，创世纪。
[2]欧亚草原EurasianSteppes，主要指内陆欧亚部分，大概东起中国的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垴河、伏尔加河流域。除中欧和东欧外，中国部分有东北三省、内蒙和新疆，北部有蒙古、俄国的西伯利亚部分，中亚部分有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等地。
[3]EmanuelMarx,TheEcologyandPoliticsofNomadicPastoralistsintheMiddleEast,InWolfgangWeissleder（ed）,ThenomadicAlternative,MoutonPublishers,1978,pp.46～47.
[4]喀萨克蒙古是说突厥语系的游牧民，从里海到中国西部都有分布。
[5]LawanceKrader：SocialOrganizationoftheMongol—TurkicPastoralNonuzds．IndianaUniversityPublications，Mouton&Co，1963，178～179．
[6]RaphaelPatai，TheculturearezlsofMiddleEast，InWolfgangWeissledered．，ThenomadicAlternative，MoutonPublishers，1978，P．34．
[7]ェス·ネダ—チン：《西部蒙古族及び满洲族》上卷，满铁经济调查会译，昭和十一年一月，第99、224～245页。
[8]ブルジェアリスキ—：《蒙古と青海》，下册，谷耕平、高桥胜之译，生活社版，昭和十五年一月，第188～189页。
[9]在现代的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牧人往往采取一种叫“transhumance”的生产方式，牧民随季节变化把牧畜在山地和平原之间迁移。牧人有固定的冬营地和夏营地，也有永久的居所，永久的居所附近有农业地。所以，这种生产形态也是一种半农半牧形态。
[10]ChoseiShichinohe,TheNomadisminChina,HokkaidoUniversityPress,Sap-poro,1994,pp.96～98,pp.161～168.
[13]符·阿·库德里亚夫采夫等：《布里亚特蒙古史》，高文德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1978年，第48～57、114～120页。
[14]符·阿·库德里亚夫采夫等：《布里亚特蒙古史》，高文德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1978年，第57、122～228页。
[15]LawanceKrader：SocialOrganizationoftheMongol—TurkicPastoralNomads，IndianaUniversityPublications．Mouton&Co1963，PP．70～85．
[16]宝敦古德·阿毕德：《布里亚特蒙古简史》，边长顺、徐占江译，呼伦贝尔盟历史研究会，1985年，第49页。
[17]属于正统的蒙古族的各部分有额鲁特、布里亚特、乌拉特、杜尔伯特、撒拉齐克、明古特和一般内地蒙古等。
[18]SevyanVainshtein,NomadsofSouthSiberia:ThePastoralEconomiesofTuv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0,pp.35～53,146～147.
[19]SevyanVainshtein,NomadsofSouthSiberia:ThePastoralEconomiesofTuv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0,pp.85～91,pp.146～158.
[20]SevyanVainshtein，NonladsofSouthSiberia：ThePastoralEconomiesofTuv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0，PP．155～158．
[21]《蒙古游牧记》，卷七，土谢图汗部。
[22]穆尔扎也夫：《蒙古人民共和国》，杨郁华译，三联书店，1958年，第49、291页。
[23]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牲畜·农业》，昭和十三年一月，第204～209页。
[24]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牲畜·农业》，昭和十三年一月，第44、211～240页。
[25]“兴安局”：《兴安西省札赍特旗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第47～49页和附图。
[26]“兴安局”：《科尔沁左翼中旗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第157页。
[27]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0页、
[28]桥口三郎：《チャハル厢白旗のャマタ部落》，载于蒙古善邻协会编：《内陆アジア》，第2辑，生活社刊，昭和十七年九月，第189页。
[29]和加竹城、林田熏：《蒙疆の资源と经济》，富ム房，昭和十三年八月，第116页。
[30]DavidSneath：ChangingInnerMongolia：PastoralMongolianSocietyandtheChineseState，Oxforduniversilypress，2000，PP88～89．
[31]王建革：《牧区调查日记》，2002年9月18日。被采访人：金梅，赤峰市档案馆工作人员。
[32]阿鲁科尔沁旗农牧业区划季员会办公室：《阿鲁科尔沁旗综合农业区划典型调查报告》，1986年12月，第71页。
[33]王建革：《牧区调查日记》，2002年9月17日。被采访人：陈才，哲盟档案馆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