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内蒙古竟然是一个产粮大区，而且从古至今都是一个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双星闪烁的宝地。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4年粮食产量数据，2024年内蒙古粮食产量实现了“二十一连丰”，并连续6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今年更是首次迈上800亿斤新台阶，达到820.1亿斤，居全国第六位（前五名分别为黑龙江、河南、山东、吉林、安徽）。这充分说明内蒙古不少地方是比较适宜农耕生产的。
但网络上竟有一些人说，内蒙古农耕的发展是以牺牲游牧乃至消灭游牧为代价，而且有人还肆意发挥，认为这是历届政府有意推动的结果，以此攻击我国的民族关系乃至民族政策。
▲7月16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农民收获小麦。新华社记者李云平摄
内蒙古本身就具有相当好的农耕基础
与很多人的印象不同，内蒙古是中国农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在距今约8000-4000年的较为温暖湿润、大象能在河南广泛分布的全新世大暖期，当时的内蒙古就开始有了比较发达的农耕。
内蒙古部分地区位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东以南，而这条线通常被认为是农耕和游牧的分界线。
同时，内蒙古境内诸多河流也为400毫米等降水线以西、以北的部分地区提供了发展农耕的条件。
内蒙古有黄河干流流过，同时位于辽河水系和黑龙江水系的上游，这为内蒙古历史上具备相当规模的农耕基础提供了重要条件。
考古学证明，中华大地大约在1万年前开始驯化各种农作物。而早在约8000年前，位于内蒙古东部的赤峰敖汉旗就已经有相当发达的小米生产。
正是在农耕的支持下，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的西辽河流域在距今约5300-5000年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红山文明由此成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虽然在约3000年前，西辽河流域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出现荒漠和草原，但农耕生产一直延续至今。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在2012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旱作农业文化遗产。
在内蒙古中西部，即使在现代意义上的河套灌区尚未形成之前，也是有相当程度的农耕存在的。
特别是阴山以南水土条件较好，鄂尔多斯朱开沟遗址（曾出土时代最早的鄂尔多斯青铜器）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游牧文化最早出现的地方。考古发现，一开始当地居民曾从事农耕，只不过在气候变迁等因素影响下，才在约4000年前逐步转向游牧。
需要说明的是，游牧民族并不是完全没有农耕生产，甚至在有些时候农耕规模还不算小。
《汉书匈奴列传》中有“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以及“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的记载。
可见，匈奴相当看重农耕，而且有一定的人力从事农耕。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也有“其土地宜穄及东墙”的记载。《新唐书·奚传》中有“稼多穄，已获，窖山下”的记载。《蒙古秘史》记载了有部落在漠北水土条件较好的地方专门从事农耕。
近代蒙古族学者罗布桑却丹撰写的《蒙古风俗鉴》在追溯历史时提出，即使是从事游牧的蒙古人也有一些较为粗放的农耕生产，即春天撒籽并做出标记，不进行放牧，等到秋天再收获。
为人熟知的俺答汗（明朝蒙古土默特部首领）在局势稳定之后，更是大量招徕移民至呼和浩特地区，诸多的“板升”（源于蒙古语对汉语“百姓”的音译，指的是以北迁的汉族农民为主体，在塞上形成的定居聚落）由此形成。
明代人估算，在万历初年，当地的农耕人口不下十万。呼和浩特至今仍有麻花板、攸攸板等地名。
换言之，内蒙古的农耕业虽然一度在战争频仍、游牧民族比较强势等因素影响下受到较大冲击，但还是得以延续。
至今，内蒙古的粮食产区主要集中在有农耕历史的通辽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赤峰市以及巴彦淖尔市，这正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
在农牧交错带从事农耕的相对效益，自清代以来明显上升
内蒙古不少地方位于农牧交错带。一般而言，如果不考虑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大致走向是从大兴安岭东麓经辽河中上游，经阴山山脉、祁连山，直抵青藏高原东缘。
在古代，游牧经济除了提供大量的肉奶外，还可以提供大量驮畜、战马和精锐骑兵，这在交通落后、战乱不断的古代尤其重要。
到了清代，情况开始有了比较大的变化。虽然噶尔丹曾在1690年从漠北沿着锡林郭勒方向攻至赤峰一带，但很快败走，历史上时常出现战火纷飞或军事对峙局面的内蒙古地区实现了和平。
特别是清代实行盟旗制度之后，内蒙古的内部纠纷也大为减少。再加上当时热兵器开始逐渐取代冷兵器，游牧所附带的军事价值开始大为下降。
同时，清代马铃薯等高产耐寒耐旱作物开始在全国范围大规模推广，在农牧交错带从事农耕的相对效益明显上升，农耕在内蒙古也随之不断扩展。
进入民国后，现代交通工具开始逐渐取代传统的畜力。游牧经济价值的不断下降正是民国时期农耕在内蒙古地区进一步扩展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之后，前所未有的和平局面以及摩托化、机械化对骡马化的逐渐取代使得游牧经济价值更是日趋降低。
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团以上的骑兵建制不复存在，只有边防部队保留了少数骑兵分队。
驮畜、耕畜在日常生活中也逐渐淡出。事实上，现在连不少牧民放牧都不再骑马而是骑着摩托。
如果再考虑到粮食品种的不断改进、水利设施的不断完善等因素，在农牧交错带从事农耕相对于从事游牧的相对效益就更高了。这就使得农耕在内蒙古有了更大的发展。
清代以来农耕在内蒙古的发展主要是自然变迁的结果
回顾历史，清廷曾经限制农耕在内蒙古的发展，但是在经济规律面前，也要承认既成事实，改变政策。
清朝建立之后，历史上长城沿线的对峙以及游牧民族的流动局面被逐步改变。长城内外高度一统，实现了长期的和平。内蒙古的土地归属也在盟旗制度之下变得日益清晰。
那时，长城以南的民众在生存压力之下很容易越过长城“走西口”“跑口外”，租种当地蒙古上层土地的现象日益普遍。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曾长期实行的这一政策很难奏效：即在鼓励内地开荒的同时严格限制内地人去内蒙古开垦。
顺治初期，清廷曾明确规定“各边口内旷地听兵治田，不得往垦口外牧”。后来限于人口压力，通过“印票”（即“通行证”）控制出边人数。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时期清廷采用了派人传授农耕技术、提供耕牛和种子的方法鼓励蒙古族在适合农耕的地方开荒解决粮食供应。但由于当时大多数蒙古族还不习惯精细化的农耕，于是将土地出租。
随着蒙古王公的开支日益增多，出租土地开始成为重要财源。这就使得乾隆年间颁布的要求在内蒙古垦种土地的外地人返回原籍等措施难以落实。后来清廷就部分放松了禁令，只是禁止扩大私垦。
进入20世纪之后，面对俄日双方强占势力范围、在蒙古地区和我国东北地区大肆测绘地形、引诱民众等危急局面，清廷开始在内蒙古地区进行大规模垦荒。
例如，清廷将大量汉人迁徙至中东铁路两侧，以遏制沙俄的侵略和渗透。但同时也规定了垦荒范围，以及所收荒价分配给国家和地方的比例。
新中国在致力于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的同时高度重视对草原的保护。上世纪50年代初，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制定了在半农半牧区实行保护牧场、禁止开荒、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畜牧业的政策。
▲2021年7月15日，牛群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草原上悠闲觅食。新华社记者彭源摄
虽然在国家遭受粮食供应困难的情况下，不少草原一度被垦荒，但这些乱象很快就纠正。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少数民族牧业区工作和牧业区人民公社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的报告》，强调牧区不能偏离“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同年召开的全国牧业区工作会议还强调了畜牧业的重要性，批评了在草原上盲目开荒的行为。
1970年，周恩来总理在8月25日至10月5日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强调：“牧区发展畜牧业就是对国家的贡献。”1975年发布的《全国牧区畜牧业工作座谈会纪要》也强调了“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方针政策。
1985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更是明确规定“严格保护草原植被，禁止开垦和破坏”，并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
自此，或因移民实边或因解决粮食供应而由政府所组织的草原垦荒彻底成了历史。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内蒙古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内蒙古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实现稳步推进、协同发展。
总而言之，当前我们既要让“中国碗”盛更多“塞外粮”，也要注意生态保护，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要旗帜鲜明地驳斥网络上及社会上指责内蒙古的农耕发展是以消灭游牧为前提等错误观点，以更好地团结各族干部群众为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不懈努力。
（作者王奇昌系内蒙古财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教授。）
（本文系2023年度内蒙古财经大学自治区直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推动内蒙古民族工作创新研究”（NCYWT23033）、内蒙古财经大学2024年度高质量科研成果培育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溯源研究”（GZCG2425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