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游牧生业的考古学观察——新疆西天山史前聚落分析
聚落形态分析被广泛应用于史前定居农业生态研究。新疆博尔塔拉河上游一些高海拔季节性固定居址的陆续发现，为游牧业聚落形态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证据。本文以聚落形态理论，结合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对以博尔塔拉河上游为代表的西天山史前游牧遗存的生业进行探讨。在充分认识牧业与农业在聚落形态之间的差异的基础上，对如何正确将聚落形态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牧业聚落考古研究进行了探讨，这是认识这一地区青铜时代游牧业的产生和发展的新尝试，也为今后进一步开展新疆史前游牧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聚落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游牧的本质是转场放牧，是在相对固定区域内，在不同地点的牧场之间移动放牧，目的是为牲畜找到合适的牧场，提供足够的草料资源，夏避酷暑，冬避严寒。因战乱、自然灾害或社会政治等原因引起牧民大规模的迁徙不能等同于游牧。游牧—转场放牧是畜牧业的一种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历史上曾经是在欧亚草原建立了游牧王国的塞人、月氏人、匈奴人和后来的蒙古人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那种认为骑马的游牧民族过的是居无定所、到处游荡的生活，这是对游牧民族的错误理解。[1]
为什么要研究游牧也就是转场放牧呢？首先是因为这种转场式的牧业经济和定居的农业经济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至少并存了3000多年，而且目前仍在以各种方式继续存在着。如果从现代民族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季节性的转场游牧是一种具有战略性的、复杂的和较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而畜牧社会本身只有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下，才有能力对牲畜进行强化的管理，并以此方式使畜牧产出达到最优化和最大化，进而来支撑这个畜牧社会的繁荣和政治上的进步。[2]其次，产生于这些早期畜牧业——转场游牧业的交通工具，如车和拉车的动物马、牛以及骑马术等在人类早期文明和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中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文明起源的催化物，通过史前时期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对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最近更有学者用电脑模拟方法建立了西天山和哈萨克斯坦七河流域的这种史前转场畜牧的模式，并认为丝绸之路的初创阶段，也就是史前时期的欧亚通道的最初连接，特别是跨越天山、使新疆成为东西方交汇的通道的初始时期，转场畜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4]由此可见转场畜牧的研究在史前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在新疆天山一带，包括东天山巴里坤和伊吾地区、伊犁河流域，陆续发现了一批史前遗址和墓葬，特别是博尔塔拉河上游的温泉县境内的阿敦乔鲁[5]和胡斯塔[6]等遗址群的发现与发掘，为研究这一地区的史前社会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证据。尽管目前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对于此类遗存所代表的史前经济形态还缺乏深入的理解，但仅从现有的资料已经看出了这些遗址聚落形态的特殊性。本文依据对博尔塔拉河流域现代游牧民族生存状况的田野调查，对照考古发现的遗址结构和聚落布局特点并参考古环境与古气候的研究成果，试图以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对这些遗存所代表的史前经济形态进行初步的研究，进而探讨畜牧业考古研究方法的一些特殊性。
一、聚落形态的分析和比较
阿敦乔鲁遗址在新疆温泉县城西北约41公里处，位于博尔塔拉河上游，阿拉套山南坡的山前地带。据考古调查，整个遗址区至少有11组古代居址和墓葬群。其中最大的一处房址是阿敦乔鲁的F1（图1），它坐落在一个小山丘的南坡，海拔约为2300米。房址的主体部分是由双面石墙围成的一个很大的长方形，在主体建筑的北侧，沿着缓坡分别建造了两个不规则形附属建筑，即F2和F3。F1的面积约为425平方米，南侧有一石砌门道。门道和石墙的建筑结构相同，先用石块砌内、外两道石墙，两道墙体内侧填充土石。F1主体建筑内部被一些更窄的双石围墙分成了四个不同的单元，其中北部两个单元为各自相对独立的建筑单位，内部有大量房屋废弃后的倒塌堆积及遗物。
图1阿敦乔鲁房址F1（其中F2、F3是F1的扩间，很可能是用来做羊圈用的）
F1巨大的建筑规模和复杂的空间结构十分引人注目，主体房址为半地穴式，北端依小山丘缓坡切入而建，形成簸箕形，底部水平。北部距现地表深1.5米，南部深0.7米。房址外侧22×18米，石墙以内的空间为18×14.6米。主体建筑石墙所用的石块巨大，最大的一块为3×1.5米，房址内布局基本对称，在东南角和西南角内侧各有一弧形角区。此外，内部还可辨认出多个小的空间区域，其界限往往是小石堆或石墙。F2、F3位于F1北侧，F3呈不规则圆形，最大径约为17.8米。F2呈扁宽的长方形，东西长17米，南北宽14米。这组建筑中都发现了一些动物的骨骼碎片、陶片、石器和多处用火灰烬遗迹等。
这类性质的聚落在博尔塔拉河上游有广泛的分布，并且有着十分独特的建筑结构特征，我们先从聚落布局的分析入手。这些聚落的居址都存在很大的、多个隔间和附属建筑。除了少数主体建筑比较规整外，其他建筑经常是沿地势建造，形状极不规整。而且除了F1的西北隔间内有一个很大的火塘外，其他隔间和扩间性质的F2、F3均无灶之类的遗迹。在F2、F3和F1西南角隔间里面的堆积中几乎不见任何遗物。这些没有遗物也不存在火塘或灶的F1的隔间及扩间F2、F3与本地区现代牧民的房屋、牲畜圈（图2、图3），包括聚落布局、住房的选址位置、建筑群的结构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这种聚落的建筑形式在欧亚地区众多不同的现代游牧民族中也广泛流行（图4、图5），但却与史前时期的定居农业聚落布局和建筑形式有很大的差别。显然，之所以都是使用这样的聚落布局和建筑结构，很可能是由畜牧业生活方式的性质决定的。
图2新疆温泉县牧民的四季窝子平面图（1.春/秋窝子，羊圈的墙是石头垒砌，以抵御春、秋风寒，并有春季产羔时隔离羔羊和成年羊的隔墙。2.冬窝子，为了冬季保暖，羊圈的石墙非常厚。储物窖穴在居址内。3.夏窝子，羊圈用铁丝围成通透的网，以便羊群夏季通风。储物窖穴、灶、奶酒锅均在室外）
图3胡斯塔现代牧民春/秋和夏三季连用的窝子（两个羊圈：具有石墙和内隔墙的春秋羊圈和只有铁丝围网的夏季羊圈）
图4土耳其现代游牧民族软篷顶居址平面图（根据（Cribb1991）[7]109页的图6.12重新绘制）（其整体外围墙包括了人居范围和羊圈，人、畜是用枝条编的隔离墙分开的。整个建筑的篷顶是用羊皮或羊毛毯全部覆盖的）
图5伊朗西部现代牧民局部盖篷顶（图中虚线界内）的冬季（a）、夏季（b）和春秋（c）居址平面图（根据（Cribb1991）[8]109页的图6.15重新绘制）
（a）1石墙，2灶，3牛槽子，4立柱，5T字形立柱，6盛水的山羊皮囊，7放置牲畜皮的陶容器，8盛谷物或面粉的陶容器，9盒子，10叠起来的被褥和毯子
（b）1袋子：用来装麦子或用在马背上驮运物资，2支撑木器的铁支架，3篷布卷等杂物，4灶膛，5烤面包的铁烤箱，6取火的牲畜粪，7叠起来的被褥，8放有四个盛水的皮囊的石台，9做奶制品的台子，10放置面粉袋和面包盘子的台子，11毯子，12入口
（c）1母鸡窝，2放皮囊水袋的台子，3放被褥的台子，4放面袋和酥油皮囊的台子，5灶和厨房，6灶和客人区域，7小羊和孩子的粪便，8孩子玩耍的石头堆，9栓牛桩，10栓小牛桩子，11挂晾毯子的桩子，12牛粪，13石头狗窝，14入口，15排水沟
牧民的居址包括房屋、羊圈等建筑，古代如此，现代亦如此，聚落的分布形式、房址居住地的选择也有相同的要求。例如，博尔塔拉河流域许多古代牧民居址一般都坐落在现代牧民的草场上，很多现代牧民的居址建在古代居址的旁边，有的甚至压在古代遗址的上面。阿敦乔鲁遗址就坐落于温泉县目前最好的冬草场上，而胡斯塔遗址群的分布区则是温泉县最好的夏草场。古代和现代牧民居址选址的相似性除了近水源外，对当地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当地草场资源的充分利用也具有相似性。对草场的依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这里的自然资源对牧业同样重要。
牧民居住地点的选择和居址的建筑布局及聚落形态往往是确定古代牧业居址的重要依据。比阿敦乔鲁遗址年代略晚些的东天山聚落遗址（青铜时代末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发现和发掘为以牧业为主的古代聚落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巴里坤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坐落在东天山北坡的高山草场上，是当地牧民的夏草场之一，居址的建筑形式与阿敦乔鲁居址组合非常相似，都是以一个较大的长方形居址为主，外加一些方形、长方形或不规则的阔间组成的组合式建筑。[9]相比之下，东天山地区的居址组合和聚落规模都远大于阿敦乔鲁的。这些居址的建筑形式颇似现代牧民的居址与牲畜圈的组合方式，伊吾峡沟遗址发现的带有较大阔间的古代居址直接被发掘者标注为“羊圈”了。[10]
此外，限制农业生产的另一个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旱作农业必需的年平均降雨量，它必须不低于300毫米。温泉县现代年平均降雨量低于300毫米（表1），如果考虑到实际的降雨多出现在山区，那么，分布于博尔塔拉河谷地带的可耕作土地的降雨量就会远远低于300毫米的指标，这足以限制非灌溉条件下史前旱作农业的发展。[16]
表1温泉县五年降水记录[17]
阿敦乔鲁遗址和墓葬出土遗物相对较少，这个现象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畜牧生活方式的特点。日用品数量少、一物多用，且日用品多是便于携带的木制、皮制品是游牧民族生活的普遍现象，中亚西部、近东地区的游牧民族的生活用品均是如此（图5）。[18]现代民族学的调查资料告诉我们，游牧民族的季节性居址，也包括一些羊圈都是长期固定使用的。[19]每个季节过后，牧民转入另一个季节性居址时，几乎带走所有的日用品，直到下个季节来临时，再把它们全部带回来，这可能是造成牧业类居址中考古发现遗物较少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东天山的考古发现中，发掘者也将遗址中出土物较少归结为游牧文化的特点决定的。[20]
图6新疆伊犁尼勒克县喀拉苏遗址石器上的小麦淀粉粒（A、B.古代淀粉粒;C.现代小麦（Trticumaestivum）淀粉粒）
至此，我们根据遗址聚落的特点：如选址多在山前草场；其布局、房屋整体建筑形式与本地现代牧民的季节性居址、与东天山史前游牧民族的聚落形式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古环境复原发现古代遗址与现代牧民居址具有相同的地理环境；古代遗址中缺少真正的农业工具；以及距可耕作土地较远等因素来分析，我们初步认为，以阿敦乔鲁、胡斯塔等遗存为代表的博尔塔拉河流域的青铜时代居民（我们暂且称之为阿敦乔鲁—胡斯塔人群），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业模式是一种以畜牧为主、加之少量的农业种植的亦牧亦农的经济类型。
二、季节性聚落与游牧生业
季节性聚落的存在是游牧生业的重要标志，博尔塔拉河流域的牧民现在多实行垂直转场放牧，在天山的高海拔处（接近或高于海拔2700～3000米的地方）分布着丰富的夏季草场资源。[26]在博尔塔拉河流域现代转场游牧中，这些季节性聚落被牧民俗称为冬、夏窝子，与这些季节性聚落相对应的是冬、夏草场，其地理位置常常是固定的，即牧民每年冬季使用的冬草场位置和夏草场的位置是固定的，在冬草场建造的房子、羊圈以及在夏草场建造的房子和羊圈是固定不变的，每年冬、夏季节来临之前要把前一年使用过的“窝子”修理一下，继续使用。蒙古包或者是哈萨克族的毡房也会与建造的房子一起使用，常常将这些临时性居住的蒙古包、毡房立在土木建造的居址旁边。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冬窝子和冬草场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只要需要也可以在夏季使用。之所以不在夏季使用，除了草场资源的质量和气温的原因外，我们认为应当是出于对畜牧业的整体优化的考虑，这是牧业社会一项非常重要的季节性的战略储备安排，即人为的在夏季留出这些既定的冬草场以便为牲畜在冬季留出足够的自然草料。
夏草场由于高海拔，冬季严寒、降雪集中，所以一般是不会、也不能在冬季使用。绝大多数的夏窝子是不能用来过冬的。有时即使这个夏草场海拔不是很高，也会因为冬季的特殊气候而停止放牧。例如胡斯塔遗址群所在的夏草场，海拔1600～1800米，但由于冬季雪大，积雪厚度超过15厘米，这样厚的积雪，绵羊不可能吃到雪下面的草。[27]胡斯塔现代牧民房址所在的位置、地貌和胡斯塔青铜时代遗址的位置、地貌十分相似，不像阿敦乔鲁冬窝子的位置，避风向阳。胡斯塔春秋、夏窝子没有任何山脚做依托，只能建造在裸露的地表，很难抵御冬季的寒风，所以冬季牧民不能在此居住。现在的胡斯塔牧民不仅夏季使用这里的草场，而且春、秋季也都居住于此，羊圈的结构也能在春秋和夏季使用，春秋季使用的羊圈比夏季的羊圈坚固、复杂，有可以抵挡春、秋寒风的石头围墙和专门在春季时产羊羔用的、带有隔开幼羔和成年羊的隔墙。
胡斯塔遗址的建筑形式与阿敦乔鲁F1十分相似，都是坚固的永久性建筑，但从位置的选择看，阿敦乔鲁F1有可能是冬季营地（冬窝子），而胡斯塔这些带有厚重墙体的居址和牲畜圈遗存很可能不仅在夏季使用，也在春、秋两季略寒冷的时候使用。这样看来，胡斯塔遗址群很有可能是属于除了冬季之外的三个季节连续使用的季节性固定居址。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讨论季节性牧场的地理位置、地貌特征及其在冬季、夏季的功用？这是因为史前转场游牧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夏季才能使用的高海拔聚落遗址。与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情况相似，博尔塔拉河流域一些海拔较高（2500～3000米之间）的地方，在现代牧民的夏牧场上，我们发现了一些简单的石构建筑。例如，在温泉县海拔高于2600米的哈努尔夏草场，我们发现了多处双石围结构的居住遗址，规模不是很大，也不规整，居址平面呈不规则的圆形或多边形。在小温泉的森林检查站山后高地上的夏牧场地表，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直径大约20米左右的圆形石构建筑。在阿敦乔鲁遗址西北面大约五公里处的更高的坡地上，我们也发现了很大的遗址群，其海拔接近2900米，在现代夏草场的范围内。所有这些遗址与阿敦乔鲁及胡斯塔中心遗址周围发现的不规则建筑群十分相似，都是双石圈的石构建筑，整体呈不规则形，地表观察也具有多个隔间，而且有数个附属建筑。所以，这些遗址很可能是与阿敦乔鲁和胡斯塔同时期牧民的夏季居址和牲畜圈的组合建筑，这些高海拔居址独特的夏季使用特性决定了他们是史前季节性垂直转场游牧的重要证据。
综上所述，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居民的经济形态不仅是以畜牧为主，应该已经出现了季节性转场放牧。如果细分，其居民构成可分为：居住在山前草场上的居民，他们更多的是从事放牧，居住在河谷低地的居民则从事种植农业。山前草场上放牧的和在河谷里种植的可能是同一个大家族的人，就像博尔塔拉河流域的现代牧民一样，他们有的不仅放牧，同时也从事种植业。有的家庭侧重于生产奶制品，如牛奶、奶酒、酥油、奶酪等，甚至可能会出现从事专门交换的农牧民家庭，这可能就是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以牧为主、亦农亦牧社会的再现。
三、欧亚草原史前游牧业的发生与转场游牧
马车的发明也是在欧亚草原地区，[36]目前最早的证据是辛塔什塔墓地中发现的马车，[37]年代在公元前2500多年。[38]应该说，有了像骆驼、马、牛这些动物拉的车，就意味着牧民可以转场了。当然，骑马技术出现之后使得游牧转场更加方便，更容易控制畜群，转场的效率也更高。
与博尔塔拉河流域的聚落遗迹相似，欧亚草原地区存在转场游牧的重要证据也是那些发现在海拔2800～3300米高度位置上的史前墓地和聚落遗址。这些遗址所在的位置常常是在现代牧民夏牧场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些由简单的房址构成的高山聚落被认为是史前牧民夏季使用后留下来的。[39]在里海和咸海周边的沙漠地区，有一些季节性河流，雨季到来时河流水量充足，形成一些绿洲和湿地，但雨季过后一切恢复到干燥的沙漠景观。在这里，考古学家也发现了一些堆积较薄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居址，这被认为是判断这一文化共同体中存在着季节性转场游牧的证据之一。[40]
四、游牧、农业社会聚落考古的异同
综观西天山和欧亚草原畜牧业民族考古学研究的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史前畜牧业及游牧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与定居农业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不同的特点。针对这些具有不同特点的考古资料，相应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阐释也应该有所区别。阿敦乔鲁和胡斯塔遗址群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史前定居农业社会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和生业模式。以定居农业社会的研究发展出来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可能并不一定适用于畜牧、游牧业的考古研究。如果简单的套用，势必会造成研究上的误区。[42]以聚落分析为例，一个四季转场牧业的社会群体中，每户牧民至少有三处居所，即夏、春/秋和冬季居所。这样一来，游牧业的三处居所形成的聚落与定居农业的单一聚落就很难相提并论了，聚落考古研究的方法在应用于转场游牧社会的分析时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必要的调整。
我们常说的“聚落考古”，是用现代地理学的“中心点”理论模式[43]由高登·威利最先在中美洲的考古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方法。[44]这个方法是以密集型分布的农业村寨为基础，来分析史前定居农业聚落和后来城市化的社会复杂化发展进程，其中遗址面积的大小在分析一个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具有决定的意义。[45]
当然，聚落考古的一般性理论，例如“中心聚落理论”（centralplacetheory）还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社会复杂化的标志之一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不管这个范围的大小，或者房址的大小，及房址间距离的大小，这个一定地理范围内总会有一个相对较大的中心聚落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的中心。这种理论同样适合于史前游牧业社会的研究，作为牧业社会复杂化进程的标志之一便是中心聚落的考古学界定，即在一定的区域内，会有一个相对高等级的季节性中心聚落的存在，这在游牧考古的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阿敦乔鲁—胡斯塔青铜时代遗址群和东天山巴里坤岳公台—西黑沟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游牧民族的遗址群的发现，为聚落考古理论在畜牧业考古中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而今后的任务是探索如何正确地将聚落考古理论应用到这些史前社会研究中，而在这一应用过程中，现代游牧民族的民族考古学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的青铜时代考古研究已经显现出畜牧业考古学的独有特点，以及与定居农业的考古研究的区别，而民族考古学方法在此类综合研究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是近十年来作者在这一地区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实践的一点体会，并期望引起学术界对畜牧考古、民族考古学研究的重视，使这项研究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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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ribb，R.（1991）.NomadsinArchaeolog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Kuzmina，E.E.（2007）.TheOriginoftheIndo-Iranians.Boston：B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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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文物局：《2008年新疆伊吾峡沟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1期，第17～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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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据《温泉县志》记载，这里的农田是上世纪50年代开发的，原来是半沙漠化的草场。
[16]梁书民：《中国雨养农业区旱灾风险综合评价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1年（25卷）第7期，第39～44页；赵鸿，肖国举，王润元，邓振镛，王鹤龄：《气候变化对半干旱雨养农业区春小麦生长的影响》，《地球科学进展》2007年（22卷）第3期，第322～327页。
[17]温泉县气象局提供。
[18]Cribb，R.，NomadsinArchaeolog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pp.103-109.
[19]陈祥军：《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17～118页。
[20]刘瑞俊：《新疆巴里坤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初步认识》，《西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48～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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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Casparia，G.，Betts，A.，&Jia，P.，“TheBronzeAgeintheWesternTianshan，China：AnewModelforDeterminingSeasonalUseofSites”.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Reports，14（2017），pp.12-20.
[27]积雪厚度达到或超过15厘米是欧亚草原牧民公认的绵羊冬季吃草的极限厚度。
[28]Casparia，G.，Betts，A.，&Jia，P.，“TheBronzeAgeintheWesternTianshan，China：AnewModelforDeterminingSeasonalUseofSites”.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Reports，14（2017），pp.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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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温泉县文物局：《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考古》2013年第7期，第24～30页；丛德新等：《阿敦乔鲁：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存新类型》，《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第15～27页；贾笑冰，尼·葛丽：《新疆温泉发现一处规模庞大的青铜时代早期遗址》，《中国文物报》2016年12月2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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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Kuzmina，E.E.，TheOriginoftheIndo-Iranians.Boston：Brill，2007，pp.11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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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Chang，C.A.，“TributetoSusanKent'sEthnoarchaeologicalStudiesonMobility：EthnoarchaeologicalandArchaeologicalStudiesofPastoralNomadsinGreeceandKazakhstan”.ArchaeologicalPapersofAmericanAnthropologicalAssociation，16，2006，pp.27-36.
[43]张光直：《谈聚落形态考古》，文物出版社，1986年。
[44]〔美〕高登·威利著；贾伟明译：《维鲁河谷课题与聚落考古——回顾与当前的认识》，《华夏考古》2004年第1期，第66～89页；〔美〕布莱恩·贝尔曼著；贾伟明译：《美洲聚落形态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华夏考古》2005年第1期，第102～107页。
[45]贾伟明：《也谈聚落形态考古》，《文物》2003年第1期，第82～89页。
[46]参见乌日陶克套胡《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书中色音为该书写的《序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47]Cribb，R.，NomadsinArchaeolog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pp.10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