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中最不可理解的事情，就是宇宙是可以被理解的。——爱因斯坦
宇宙愈可理解，也就愈索然无味。但努力去理解宇宙是为数非常有限的几件事之一，它可以使人类从闹剧的水平提高一点，而赋予其一点悲剧性的优雅色彩。——温伯格
如果有人问你，你的世界观、价值观完整形成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我想多数人的回答是初中，而且这一辈子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多年后，当你回忆过去，当时可能有点不在意，有那么几本书，对你三观的形成也起到了一点促进作用。而且经常地，许多名人是通过他的书你才第一次听说其名字。对我来说，最近去世的世界物理学泰斗史蒂文·温伯格就是这样的人。
三十年前，我还在读大学时，几乎每天都要到包玉刚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转转。阅览室很大，书自然很多，放眼窗外，还有一个人工湖，景色很不错。毕业时拍过唯一的一张个人照，也是特地选择站在包玉刚图书馆前。
话说回来，也不可否认四年里我毕竟在阅览室里度过了愉快的岁月。一点没错，很多事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将阅览室比作让人“徜徉于知识海洋”是很恰当的。我不在阅览室复习功课以应付考试（不少人这么做），阅览室是一个让人轻松而不该是紧张的地方。我觉得书店、饭店（我喜欢美食，虽然不曾研究）、健身房、寺庙都能使人轻松，其环境显然超出了它们原来的功能。我一跑医院、银行、办事处、考场就有点紧张，生怕有闪失或出错，当然也没办法，这些地方有时非去不可。
从《引力论和宇宙论》等专著，当时的我立即就获得了一个正确认识（所谓“正确”，就是它一直没有被否过）：前沿科学尤其是物理、天文、宇宙学离不开数学，而且是很高等的数学，只有学会用数学的语言来阐述、推导、计算，才算是真懂，没有数学这个硬核，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文字游戏而已。后来，我还在班上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这一观点。
也许读者会认为，这不显然的嘛！其实不见得。在学习平面几何之前，我并不清楚数学除了四则运算、应用题、简单的长度面积以及一次方程之外，还有什么新内容。我们的眼界是随着中学、大学的新课程而不断开阔的。即使爱因斯坦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建立广义相对论需要高深的数学工具，更何况很多人因为低学历所表现出的惊人无知。直到今天，还有好多民科在叫嚷，他们以为仅凭自己的胡思乱想就可以做出科学成就；更有无数人不懂装懂，大谈量子、黑洞、引力波，还能说的头头是道，温伯格、霍金跟这些人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知道这些概念背后深奥的数学！
我还做了一个合理“外推”，结果不推不知道，一推吓一跳！就是我相信，一切学科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多数人一知半解甚至一窍不通，却在那里装逼。尤其是文学艺术哲学领域，良莠不齐，有些伪大师、伪专家不断地出书、做演讲，读者和听众本来就不读经典，被蒙骗还不自知。情况比数学、自然科学严重多了。庸众也未必个个都低智商，但不愿正确地学习和思考是他们的普遍特征，尤其是，一旦陷入一个群体就愚不可及了。《乌合之众》已经说的很清楚。姑且不说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在思辨和审美等领域，多数人和少数精英的差距无疑是巨大的，审美还可以做得通俗化一点，思辨就比较难了。爱因斯坦也曾感叹人类愚蠢永无止境，说许多人要什么大脑？一根脊髓就足够了。看看现在那些反智网民的作为，可见爱因斯坦的先见之明。
等我进了高中，这种合理外推在数学竞赛实践活动中还得以不断加强。无论做学生还是后来当过老师，其中不少国际数学竞赛试题和预选题、集训队试题的解答总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至今我也无法理解究竟是怎么被想到的。我有幸教到过几位国际金牌，对奥数高手是有切身体会，他们的水平远远高出一般人，这样一比较，我对伟大的科学大师、发明家就更为敬佩了。尽管我在竞赛上也取得不错成绩，但就缺一口气，被迫参加高考，本来这也没什么，但我因为对数学的兴趣很大，当年花了大量精力，也不仅仅为了比赛，导致有些偏科，弄得自己挺被动的，尽管后来考进交大，心理波动可没那么容易消除。这也是我大学选择抄书的动力所在，用一句名言就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自我安慰，和初中纯粹出于兴趣已有所不同。
温伯格早年也是赫赫有名的普特南数学竞赛的优胜者，很多大数学家、大物理学家都在这个竞赛中取得过名次，成绩最好的是费曼。费曼当然也是个天才，物理学研究成就巨大，《费曼物理学讲义》的部分章节也可以看作科普。这样看来，温伯格共有四个方向，在文化问题上，他比费曼还多了一个方向（后面还会提及，西方不少科学大师除了科研本身，还热衷于科学文化、科普创作）。这四个方向恰巧也都是我感兴趣的，可惜在数学竞赛方面，我的成绩大概是费曼、温伯格的十分之一，科普创作方面大概是百分之一，而在科学研究（包括编写教材）、科学文化方面，我的成绩是零。任何一个方向足以耗尽一个人的一生，温伯格在四个方向上都做的那么出色，怎不令人钦佩？当然，我也有一点点羡慕，我觉得如果自己有条件，也可以做得比现在好，尽管不可能像温伯格那样好。
不过，这里面有个问题，其实跟温伯格本人也有关（后面还有提及），涉及科学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现代社会提倡自由主义，把很多事都当作选择，选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前提只有一个：不要犯法。抄书这件事确实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抄书，也可以选择不抄书，甚至可以选择嘲笑抄书行为。同理，你可以选择关心科学家，也可以选择不关心科学家，事实上，绝大多数人不关心科学家——除了霍金（或许还有袁隆平）。温伯格的名气远不如明星，他的去世几乎默默无闻。但是物理学本身呢？你可以选择相信或不相信吗？科学真地应该被拉下神坛吗——如果它真地曾经出现在神坛上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温伯格无疑是有真才实学的大师，人类社会历来重视政治、血统、出身、美貌等，温伯格的名声不够大还在其次，但真才实学不是特别受重视，到底应不应该？
如今的世界重物质而轻精神，消费性强，娱乐化程度深，但世间一切果真都可以像娱乐一样被自由选择吗？比如义务制教育不能不接受吧，四则运算不在你的自由选择之列吧。当然，超出义务制教育的部分确实可以选择不接受。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抵制科学、选择迷信呢？难道科学和迷信，真如篮球、足球那样仅供我们选择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现代社会是如何区分的呢？界线究竟在哪里？一些后现代文化人叫嚣着要把科学拉下神坛，他们认为科学过于霸权，甚至认为科学家发明了很多旁人看不懂的概念、术语，就是为了体现他们独特的话语权，以示自己“高人一等”，甚至暗指科学家以此糊弄国家决策层以及广大纳税人，以骗取大量经费。这种观点引起了科学家的普遍反感，引发了所谓的科学大战。
1996年8月，索卡尔的老师温伯格在《纽约书评》上发文抨击后现代派不懂科学，认为文化／科学二元论化不能影响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认识，科学也不能对文化价值观念提供帮助。后现代派奋起反击，嘲笑温伯格天真无知，不懂科学与文化、社会的内在联系。于是，有了2003年出版的FacingUp:ScienceandItsCulturalAdversaries（中译本名为《仰望苍穹：科学反击文化敌手》），其实，温伯格的这本书里集中了他长达15年的思考，索卡尔事件只是其中一段插曲。我想凡是搞科学的、崇尚科学的人肯定站在温伯格这边，至少那些后现代文化人是不可能理解温伯格研究物理学的深切感受的，他们大概也就会耍耍嘴皮子吧。
顺便一提，西方的反科学思潮传到中国，中国某些文化人也开始鼓吹反科学主义了。这真是很搞笑的一件事。科学在西方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只是因为近现代科学主义、技术主义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所以西方才开始有人企图反科学，这在今天也不怎么成功：你在那里鼓吹，我照发诺贝尔奖。而在中国，近现代的主题是强国，跟强国关系最密切的是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科学其实要远一点。科学刚刚发育，甚至曾经发育不良，远谈不上深入人心，只不过人们曾把这个词挂在嘴上，这可能跟五四时期的著名口号有关，许多人嘴里喊“科学”，心里想的是技术，特别是强国需要的技术，而且做人办事也未必都有科学求真务实之精神。科学在中国远未强大到需要反对的地步。现在新冠全球肆虐，人们还是看到了依靠科学的重要性。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科学在中国尚未发扬光大，部分原因是：相比国外，现在中国极少像温伯格那样愿意投入到写书中去的一流科学家，很多科普作家本人不在科研第一线，难免二手资料或以讹传讹。这事很正常，也许在遥远的未来，情况会发生改变。
我买书的历史要比抄书长得多（动机是一样的）。抄书就从初中到大学，集中于大学四年，买书从小学直到今天。我买了一些这辈子恐怕读不懂的书完全是价值观使然，我想带回家膜拜一下，此外也让我心安理得，让自己不时得到提醒，这个世界上有真正功力深厚的大神，以后再看到一些水平和身份地位不相称的人，就可以减少心理不平衡了。因此，看到温伯格、高德纳、格罗滕迪克还有关于拉马努金的专著，我是会毫不犹豫去买的（我还复印了怀尔斯关于费马大定理证明的论文）。但愿某一天我能读懂它们，哪怕只是皮毛。
温伯格是坚定的还原论者，《最初三分钟》结尾处的那句话，就隐含了这样的观点：如果没有上帝，科学的信仰能否更好地取而代之？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各人各想法。《终极理论之梦》进一步做了阐释。在超弦理论上，温伯格也看到了终极理论的一线希望，但与他一同获得诺奖的格拉肖却是有名的超弦理论的反对者。当探索终极理论的新的粒子加速器被美国国会否决后，几千名物理学家因此而失业，也有记者就此事采访过温伯格。
尽管专著与科普是有交集，但科普和专著都写到名著的水平，当代除了温伯格，很难找到第二个（霍金和彭罗斯勉强可以算）。加上他对科学文化的一些看法（这应该涉及文科了吧），三个有着不小差异的方向都能做到极致，温伯格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了。
获得诺贝尔奖后，温伯格肯定是终身教授了，晚年绝对可以享享福，但他仍然投身于热爱的物理学事业，为了学术的传承，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地写书。这正是超越功利主义的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比我们这里一些仅仅耍耍嘴皮子的人强多了。当然，在没有压力的前提下，相信温伯格也从这苦差事中得到不少乐趣。除了温伯格，朗为Springer等出版社写了很多数学教材，高德纳当然更有名，他的著作是计算机领域的“圣经”。用一个最合适的词来形容他们的作为，就是“高级趣味”。朗已去世久矣，希望高德纳长寿（他已经83岁），能把那部书写完。
2021年，温伯格的《量子力学讲义》《量子场论》第一卷中文版才刚问世，如今温伯格就去世了，还是有点感叹，倒不是因为各大媒体的无动于衷，而是当今世上还健在的学术界“元老级”人物，物理学家大概只有杨振宁了，数学家只有塞尔，生物学家只有沃森，而哲学家只有哈贝马斯，至于彭罗斯、拉克斯、斯梅尔、米尔诺、李政道乃至道金斯、威尔逊、丹尼特、侯世达诸位，就影响力而言，似乎稍逊一筹。其他领域大概还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计算机科学家高德纳、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不过也不必过于感叹，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他们不再恪守传统，将来更多的可能是群体合作——这是互联网时代的常态。
价值观是我一生的纠结（也许是我不成熟的标志？），因为我发现，很少有人在价值观问题上像我这么敏感。就像人的性格一样，价值观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这对所有人都一样。不一样处，除了具体内容，还有就是从特性上讲，很多人的价值观都是“短程力”为主，即一定是和配偶、亲友之间才会考虑价值观，而我的则是“长程力”——哪怕是天涯海角一个跟我没半毛关系的人宣扬跟我对立的价值观，我也有点难以容忍。人家都是在自尊心上敏感——毕竟一个人跟绝大多数人打交道不用考虑价值观，但可能要随时保护自尊；而对我来说价值观的敏感度竟高于自尊心。只是到四十多岁遇到了一些负面的事，才使我感到安全感的严重性远在价值观之上。安全感的丧失非常可怕，甚至会使人崩溃，而价值观的对立只不过使人有些不快。当然，最幸福的人，一定是安全感满满，价值观上不敏感，自尊心也得到保护的。
有一点是大家应该公认的，即人生没有绝对性，而是具有一种可能性，之所以大家走上不同的道路，在于各种因素的引导、暗示和强化。我想如果我出生在不同的时代、环境和家庭，也完全可能变成另一个人。还有一点就是，一个人可以比较世俗，但不能反智。我们从小都熟读坐井观天的故事，可成年后很多人不知不觉成了井底之蛙，换做现在的说法，叫见识窄、格局小。见识窄、格局小的人往往就不懂得理解和宽容。反智主义者没有一个是会理解和宽容的，是跟21世纪人类文明格格不入的。
《最初三分钟》的结尾处极富哲理和文采，这是其他科普作家很少能达到的境界，给许多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温伯格不是从个人、某个集团甚至某个国家的角度，而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科学，立意显然更高。人类了解宇宙的努力，不是比谁更聪明、在竞争中把别人打败，也不是比谁的地位更高、经费更多、嗓门更大，也不是为了拿到诺奖让人钦佩。这些都不是目的，或者说都不是终极目标。人类了解宇宙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追求世界的和谐、找到生命的意义，温伯格通过写书实践了他的信条：世界观和价值观并非无关，而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温伯格的原意比我理解的更为深邃、丰富，他并没有简单宣布别人是无聊的、低级趣味的，自己才是高级的；他说的“为数非常有限”，也说明还有别的，我想除了爱、艺术和信仰，不会有其他。大师终归是大师，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激起我的共鸣、回味甚至慰藉，以至于不同时期能有不同的感受，以至于用这么一大坨文字去“解读”，还做不到完全的恰当和全面。
好了，既然多次提到《最初三分钟》结尾处的文字，那就让我们重温这段极具画面感和思想的文字，作为全文的结束：
我写到这些话时，正好在从旧金山至波士顿的回家途中飞跃怀俄明上空，大地在下面看起来柔软而舒适，浮云处处，公路纵横，夕阳西下，积雪泛红，很难理解这只不过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宇宙中的一小部分，更无法想象宇宙是从一个难以言传的陌生的早期状态演化而来，而又面临着无限冰冷的、或者是炽热难耐的末日。宇宙愈可理解，也就愈索然无味。但努力去理解宇宙是为数非常有限的几件事之一，它可以使人类从闹剧的水平提高一点，而赋予其一点悲剧性的优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