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40/ki.37-1222/t.2017.07.171
0前言
中式烤烟型卷烟是指以中国烤烟烟叶为主体原料，其香气风格和吸味特征明显不同于英式烤烟型卷烟（包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具有明显适应中国消费者习惯的烤烟型卷烟。在2003年，国家烟草专卖局首次进行的“中式卷烟”概念的定义，使得国产香烟的制造更加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在这一大背景下，各中烟公司也顺应潮流，在卷烟的外包装设计上进行改革，使得卷烟的外包装设计更加吻合国人的审美需求[1]。
2汉字与美学之间存在的关联研究
众所周知，汉字最早起源于图像，因此，汉字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图像所具备的美学。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汉字经历了漫长的进化历史。当下我们常用的宋体、黑体、以及传统的小篆，都深深的印刻着时代的审美印记，因此，汉字与美学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关联性。将汉字应用于中式卷烟的包装设计中，需要将汉字在不同时代所具有的美学气质融入到卷烟包装的整体画面当中[2]。
3汉字在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中运用的优势
根据当前汉字在我国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现状，开展汉字在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中运用的优势探究，可将探究内容总结归纳为实现现代艺术和传统文化的有效碰撞和实现传统文字与抽象艺术有机融合两点。
（1）实现现代艺术和传统文化的有效碰撞。汉字讲究“写形”与“写意”有效结合，因此，汉字本身的结构就能够引发人们对其进行想象与思考，汉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这一点从文明世界的“中华书法”便可以得知。
⒑鹤衷擞糜谥惺骄硌痰陌装设计当中，可实现汉字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审美理念进一步融合，例如：楷书与小篆的混合应用，会使得卷烟包装上的文字带给消费者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以不同的字体形式呈现在包装上，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效果，形成理想、强烈的品牌效应。
（2）实现传统文字和抽象艺术的进一步融合。随着人们的审美观念的不断革新以及国外审美观念的逐步渗入，消费者对于抽象画的喜爱程度也逐渐呈现出提升趋势。抽象图像的创作在其画面上能够展现出较为强烈的艺术灵活性，以独特的风格、多样性的表现手法有效提升烟包效果与档次。
将汉字与现代抽象画有机结合，可以将汉字的文化魅力与抽象画的灵活性、生命力有效结合，展现出设计师独特的思维，同时设计师也可以将汉字与抽象画结合来展现卷烟品牌的文化内涵，带给消费者强烈的视觉感应[3]。
4汉字在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中的实践分析
将汉字应用与中式卷烟包装设计相互结合，不仅仅是将汉字简单的印刻在卷烟包装画面当中；汉字的位置、排版，不同字体的选择，颜色的选择，笔画粗细的设计，都应当具有独特的寓意和魅力，体现出文字所具有的独特美学魅力，使消费者感受到传统文化美感[5]。
5结论
开展汉字在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中的运用与实践探究，首先应当明确中式卷烟包装的基本概念以及汉字与美学之间存在的关联，进而开展汉字在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中的运用优势探究以及汉字在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中的实践分析。进行汉字在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中的应用和思考，使得中式卷烟包装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美，展现出中式卷烟包装所具备的的独特魅力，有效提升卷烟包装的艺术价值，同时将汉字文化广泛的传播开来，可谓是起到了一举多得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帅.浅谈汉字在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中的运用与实践[J].轻工标准与质量，2013（04）：60-61.
[2]卢俊.包装的民族化色彩设计――以中式卷烟包装为例[J].印刷世界，2014，07：15-16.
[3]燕文.中式卷烟包装设计之管窥[N].中国包装报，2013（06）：16003.
[关键词]汉字图形；图形再造；标志设计
一、书法文字的再造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由于汉字具有以形见义的表意特征，从而造就了汉字特有的形体美，汉字从最初单纯用以“写字”交流演变为从审美出发的艺术活动，汉字以其丰富抽象的点、画、线条产生了表现汉字形体美的书法艺术，汇成书法独特的语言艺术;以千姿百态的形体结构为书法奠定了造型的基础，篆、隶、楷、行、草等各种字体又为书法的表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中国书法是点线面的构成画，截取中国书法飞白和水墨画的泼墨艺术方式正是文字图形再造的方法。宗白华先生说“中国书法是一种艺术，能表现人格，创造意境，不象其他民族的文字，停留在作为符号的阶段，而是走上艺术美的方向，成为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正是由于汉字本身蕴藏着这些丰富的艺术表现因素，汉字才成为我国一种独特的艺术。
借鉴中国书法艺术的有效形式，将汉字作图形化处理，是标志设计中图形再造在的方法，汉字书法中的篆、隶、楷、草等字体都具有独具个性的视觉美感和丰富的艺术内涵，这些字体都形成了完美的审美体系。不同的书法风格各异，或笔力劲健、爽朗高远，或洒脱自如、风度闲雅，它们为标志图形设计提供了多样的手法和丰富的语言，但在字体标志设计创意时必须根据主题需要选择适合的书体，灵活运用于标志设计中。
如“喜之郎”标志，以草书字体造型，其大小安排、结构组合、笔画处理均显示出草书艺术潇洒飘逸、自由奔放的气质，表达了喜悦、欢快、活泼的感受，再在后面以几何形作衬托，深受儿童的喜爱和认同(图1)。
二、汉字的表意性再造
有资料显示汉字起源的契机是标示图形符号意识的产生，这些古老的文字都曾经用来表达一定含义的符号图形，许多设计师都认为中国的象形文字几乎都是现成的现代标志。因为这种图画文字采取提示性的简略图形记号能够唤起人们的联想。早期的汉字通过摹事、摹物、标示、象征等多种手法传情达意，东汉许慎将汉字的构造规律总结为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种，谓之“六书”，由于汉字中的象形字，是直接描摹字体本身所要表现的自然界客观实体，所以能够从其外形来理解它所代表的意义，谓之以形表意。“六书者，象形为本”，汉字在象形字基础上产生会意字、指事字和形声字，构成“形、音、义”表意文字体系。
尽管今天使用的汉字己趋于抽象化，但仍具有“因形见义”的表意性质。我们从汉字的形体上可以了解它所隐含的深层意念，把握这个符号所标识的概念。如:“林”，两木并列，表示树木众多，当初造的字具有极强的标志设计意识，设计者孜孜以求的正是汉字的这种表意性。在汉字中还有“福”、“禄”、“寿”、
“喜”等一些对特定的人和事表示祝福与赞美的表意字，这些字也成为我国民间寓意吉祥的喜庆标志性文字。如:上海乒乓球厂的“红双喜”牌商标，巧妙地利用汉字“双喜”字的字音、字形、字义来创意。用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习俗。由此可见，中国汉字蕴涵着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这一点是西方文字所难以企及的。其象形表意的造字原理、虚实布白的位置经营间架、结构的造型形态等均具有独到的审美特征和文化价值。
利用汉字的笔画形态进行抽象的表现，形成新的“表意字”，借助结构特征进行形式上的加工，可以取得很好的标志设计视觉效果。如:名为“中国印·舞动的北京”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采用汉字“京”以篆体笔意写出，经过设计处理后，巧妙地幻化成为一个人形，在热烈的舞动，在向前飞奔，这既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又点名了“中国”、“北京”的地域特点，更表明了中国人民欢迎八方宾客的热情和真诚和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美好憧憬，它将中国特色融入设计中，成为“中为洋用”的典范。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悠久深厚的文化神韵。
标志设计以表意性的象征手法，表现与之有关联的抽象概念，从而引起人们的联想，唤起社会的普遍认可。随着“东方西渐”的世界艺术发展形式，东方语言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提高，即使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汉字它那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也毫不逊色，用汉字再造演变成标志，既可把中华民族那些传统习惯的象征与祝福包含其中，又有利于文化交流，它是我们探索标志设计民族化的有效途径，加强艺术修养和对汉字的认识，充分挖掘汉字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符号的艺术附加值，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是平面设计工作者的职责和任务，唯有此才能充分运用汉文化----汉字的精粹，不断设计出更多具有时代精神和审美要求的标志作品来。
参考文献
[1]熊绍庚.标志设计中的汉字〔J〕.装饰，2005，(5):18
1、“文化圈”一词来自德文“Kulturkreis”，于1897或1898年由德国人利奥·维克托·费罗贝尼乌斯（LeoViktorFrobenius，1873—1938）提出，后英译为“culturesphere”。而“汉字文化圈”则是在这基础上形成的新名，但远在这之前已有“中华”、“华夏”来指代此文化圈。指曾用汉字书写历史并在文字上受汉字影响的国家（民族），主要包括越南、朝鲜、韩国、新加坡、日本、以及东南亚部分地区。越南语、朝鲜语和日本语三语的书写字有六成源于汉字。
2、在“文化圈”概念的设定和命名时，冠以地名、文化因素、宗教名、书面语言名等等的情况都是存在的。对汉字文化圈而言，“东亚文化/文明圈”、“儒教文化圈”等名称都被并行使用。然而，“东亚”是一个现代地域名称，无具体的意义和内涵，且圈内的越南地处现代意义上的东南亚地区；而在中日韩越四国“儒教”的发展方式亦存在一定差异；“汉字”作为一个平等的覆盖圈内全体地域的中立且具体的文化要素，常被认为是名称的较适当用语。然而，由于现代的朝鲜半岛的汉字使用频率较低、现代的越南极少使用汉字，用“汉字”冠以该名称有时会显得中立性欠缺。
一
在人类所创造的符号体系中，语言无疑是表达概念的最重要的符号之一。索绪尔在谈到语言与其所表达概念之间的联系时曾用“能指”与“所指”来区别“音响形象”与这种“音响形象”所表示的“概念”［②］。事物的“概念”是事物在人类大脑中的反映，而“音响形象”则是人类表达这种概念的一种语言符号方式，即一种“能指”。
“听说器官”和“视写器官”都是人类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这两者的符号也都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人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身体各个部位是同时协调向前发展的。当猿人进行直立行走时，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来，然后口腔和喉咙方能形成一个直角进而为语言的产生提供物质条件。手的灵活性既然足以使人类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实，尖状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体），那么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一双伟大的手，当需要向同伴们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时，描摹出物体的形状。而这种在空中比划的手势，只要他们刻划或写画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头或陶器上），就成为原始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如果说听说器官产生的符号叫作语言符号，那么视写器官产生的符号就是写画符号，这两种符号系统都是初民用来表达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势、原始刻划和原始图画同样是一种“能指”，这个“能指”所达到的对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过“形”来实现的。
另外，聋哑人和盲人的符号表达也可以说明人类的听说系统的表达功能与视写系统的表达功能是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视写表达系统的功能，他可以用听说系统的功能来进行符号表达：聋哑人失去了听说功能，但他在视写方面得到了补充，他们在没有专门经过哑语训练的情况下，可以用类似我们上面列举的布留尔所说的方法，即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用手势来进行符号的表达。
可见，听说系统和视写系统是人类进行交际的两个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的符号系统。听说系统的有声语言符号与视写系统的手势符号（写画符号）是人类表达概念的两种最基本的“能指”。
二
国内学术界关于汉字起源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画，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绘画。
在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山东章丘城子崖、青岛赵村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浙江良渚、江苏及上海马桥、青蒲菘泽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划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的中国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⑦］于省吾说：“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后来，王志俊、陈炜湛、张光裕都赞同郭、于二老的观点，并各有发挥［⑧］。还有另一种观点，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博物馆所编《西安半坡》认为这种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⑨］，但书中未加申述。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大量的例证，力证唐兰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学术主张［⑩］。
我们认为，汉字起源于原始刻划还是起源于原始图画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它们皆由人类的视写器官发生。在中国，原始刻划与原始绘画的最早的考古资料虽然还有待于发现，但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成熟的刻划符号与图画肯定有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时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在可以见到的人类最早的写画符号在旧石器中期就出现了。这一时期，尼安德特人已经能够用红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绘道道横条和丛丛斑点。在法国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发现了各种动物的断骨上面铸有丝丝横线，宛如图案雏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与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这个时期，初民已经能够画一些简单的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所遇到的动植物图形，以及刻划一些极为简单的横竖道道来表达某种意思。而旧石器时代中期，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说法，也正是“分音节的语言”产生的时期。据此，我们认为，语言和原始绘画和原始刻划产生于同一时期，而且，写画符号比语言的音响有着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三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备这种变革的条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古代欧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所决定。但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突然的完全摆脱原始传统的变化。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变革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随着形声字的产生并且数量逐渐增加而在汉字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变革以后，即汉字变成了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也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字训诂学有“声训”和“形训”的“以声求义”和“以形说义”的方法，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从声与形两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国文字中由象形、指事、会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从视觉器官取义的原始传统。纵然是形声字，虽然也注意到了“声”，但“形”始终是具有意义的。这是汉字与汉语之关系不同于西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的地方，也是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看法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13）］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一个“反神话斗争”的时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进行理性文化的创造的时代，此时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现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注重这个时代，将他们的思想奉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的看法也就广为流传了。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文字与语言的全部关系史，而且，如果不考虑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来看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则有可能由片面性导致出部分的谬误。
注释：
①参见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6—187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102页。
③④⑤⑥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1页，第153—154页，第155页，第156页。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页。
⑩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35—37页及第38页以后。
（11）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12）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关键词】汉字教学；汉字文化；教学策略
【作者简介】桑迪欢，华东交通大学（南昌，330013）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叙事学，汉字文化。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汉字教育是中小学教育的基石，使全民了解和正确使用汉字，是提高民族文化素养的奠基性工程。”“识别和运用汉字的能力将决定他今后一切学习的速度和质量。”初中生要达到“累计认识常用汉字3500个，其中3000个左右会写”的水平。因此，汉字教学依然是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笔者认为，汉字不仅是学生阅读和写作乃至沟通交流的工具，更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历史的载体，是学生认识以及了解祖国传统文化的媒介。“盖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许慎《说文解字叙》）不仅道出汉字传承文化的功绩，更强调了其超越时空的影响。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探讨初中语文课堂中汉字教学的重要性，探寻汉字教学的基本策略，为中学语文课程引入一个新的视角，以期为广大中学语文教师有效实施课堂中的汉字教学提供参照。
一、激发学生对汉字的兴趣
针对中学生的汉字教学，笔者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语文课堂中激发学生对汉字的热情比任何一种方法都要事半功倍。因此，在汉字教学中，为加深学生对某些字词的理解与记忆，教师要善于引经据典，提高学生对汉字学习的积极性，领略汉字文化的深邃和美丽，这也正是语文课堂中教师的重要使命之所在。
如《开天地》一文中描写倒下后，“他的四肢，变成了大地上的东、西、南、北四极”。很多教师将“四极”简单解为“四个方向”一带而过，有的甚至忽略不提。这无疑失去了一个让学生体验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的机会。“极”本意指房屋的最高处，也叫“脊檩”。“四极”是古代神话故事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语，意为“四根擎天的柱子”。这与中国古人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方式有重要关系。古时候，人们认为“天圆地方”，想象大地有四个角，四角各有一根大柱子支撑着天穹。《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f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苍天补，四极正；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古人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断鳌足以立四极”，斩断鳌的四足来做擎天的柱子。看似枯燥的汉字“极”，当教师绘声绘色地给学生讲完这个故事，“极”不再是一个枯燥的词语，而是一幅鲜活生动的画面，也一定能让学生印象深刻。
再如，从“人”字引申的字。传说仓颉造字，第一个就是“人”字。仓颉冥思苦想该如何表达，偶遇蹄印而不辨，有一个猎人经过，说道：“我想这应该是貔貅的足迹，因为任何野兽的蹄印都有其特征，只要抓住特征就能分辨。”仓颉醍醐灌顶，创造了“人”字――所有四肢动物，只有人能直立行走并用双手劳作。由“人”字扩展开来，引出了“双脚站立的人”，如：见、兄、元、祝；“跪坐的人”，如：令、邑、巴、却；“张口吐气的人”，如：吹、歌、欣、次等。一人跟在另一人后面，表示跟随的“从”字；从人依木，表示停息的“休”字。这样的例子在语文学习中比比皆是，大部分的汉字，都是在“抓住特征”的核心概念指导下创造出来的。
二、科学地讲解汉字
汉字数量庞大，结构比较复杂，只靠语文课堂中通过讲解课文的方式来介绍汉字是远远不够的。讲解汉字，也是有法可循的，汉字构形学的规律对于汉字教学至关重要。千百年来，虽然汉字的具体构形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从总体看，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汉字的基本构形特点一直保持着。由于汉字的构形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信息，这就决定了分析汉字构形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构形与构意。科学地讲解汉字，就是要在不违背汉字构形规律和演变规律的前提下，对构意直接或者可以推源的汉字加以准确讲解，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同时，在讲解个体汉字时，要把它放到汉字构形系统中去，找到它应有的位置再来讲解。只有对汉字构形规律有所了解，对汉字进行科学分析，汉字教学的难题才能一一破解。
例如“鲁”是会意字，甲骨文中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是“鱼”，下部分是“口”，指鱼味鲜美。金文在“口”中多加一点成“甘”，进一步强调味道醇厚可口。篆文将“甘”变形为“白”。楷书又将“白”变为“日”，如今简化为“鲁”。这个字的本义，为鱼味醇厚嘉美。由这层意思，又引申出嘉美、迟钝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