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也就是畜产品加工业，工业化是传统农业融入现代市场经济进行的必然选择，是一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省畜牧业产业化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巨大差距，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加工层次低，精深加工产品少，需要重点投入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1.1建立、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各地产业化的实践表明，龙头企业是多个产业化经营环节的中心，在产业链发展和完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带动农民致富方面，更是举足轻重，其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建设、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应坚持正确的原则和导向。首先要注重规模，注重培育大型企业集团，走集团化发展道路，才能在信息、技术、营销等方面实现综合协调发展。其次要注重标准,不管是新上的项目，还是新开发的产品，标准一定要高，有了高标准，才能确保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第三要建立长远规划，不断拓宽发展领域，要做到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同步发展。在立足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向国外拓展，提高辐射带动能力，从而拉动龙头企业快速发展壮大，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1.2建设现代养殖业生产体系，把农民组织起来
养殖业产业化关键是促进生产的组织化，只有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小规模分散的生产和加工企业、市场连接起来，才能形成产业链，促进产业化进程。这其中应遵循的原则是：自愿原则、风险和利益共担共享原则、综合服务原则。财政和金融要加大投入，促进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组建贸工牧、产加销一体化的联合体。
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畜牧业资源的循环利用
结论与展望
本文作者：朱国奉薛毫祥工作单位：江苏畜牧兽医专业技术学院
[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阐述了体育用品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指出了当前体育用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适应我国运动市场的体育用品业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体育用品体育品牌发展前景
一、体育用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体育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是一个国家富强的“温度计”，是体现各国综合国力的标准。当前，体育产业已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增长点之一，世界体育产业的年产值在5000亿美元左右，且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美国经济学家根据W·里昂节夫所创立的部门关联模型，推算出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位于第8位。体育产业的涵盖面很广，几乎覆盖了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所有部门，诸如制造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等，都与之有较高的关联。而且，体育产业的规模巨大，它涉及到消费者的衣、食、住、行、玩、乐，是刺激内需的强力杠杆。我国的体育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因此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我国体育产业将成为21世纪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当前我国体育用品发展存在的问题
1引言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农区畜牧业“入世”后，在部分畜产品相对过剩、资源约束、市场约束增大、增收难度加大等多重挑战面前，如何实施战略性结构调整，走出困境，提高效益，从而尽快把畜牧业发展成为一个大产业调整的重点及首要目标是什么笔者就此谈点个人看法。
1养殖结构多元化
1．1稳定生猪数量，提高效益．笔者所在的农区，传统上畜牧业几乎就是一个“猪天下”，生猪产值占牧业产值的50％以上。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普通肉猪已出、现供大于求，效益低下的局面。这种态势必须改变，应把生猪饲养量稳定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突出狠抓肉猪品改和质量提高，主攻出栏，降低粮耗，追求效益上。
1．2一突出发展草食牲畜发展草食牲畜，既可挖掘饲草资源，促进节粮，又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现代化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农区应当花大力气发展牛、羊、兔等草食畜禽，积极开展奶牛养殖、高床养羊、集约化养兔，将资源优势变为商品优势。
1,3努力发展小家禽家禽个体小，占地少，耗料低，生长快，效益好。农区应充分利用房前屋后、桑园、果园、水田、塘堰、溪河等，养殖鸡、鸭、鹅等小家禽，积极推广田上养鸭、机械化养鸡，实行规模养殖。
1．4开发观光型畜牧业在有条件的地方，适当引进、繁育、养殖珍稀动物，开发观光型畜牧业。
[摘要]北魏的畜牧业特别是国营畜牧业，在我国畜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当之高，这在《齐民要术》中得到反映，其中又以《养羊篇》所载的成就为最高，给后世养羊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农牧业的此消彼长的原因，并且还就这一时期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对诸如水土保持等有关生态方面的积极影响，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北魏畜牧业齐民要术农牧结构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由鲜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从而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北魏的畜牧业生产相当繁荣，在我国畜牧史占有显著的地位。探讨这一时期的畜牧业的发生发展、生产水平、结构变动及产生的影响，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工作。本文将就此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1]的原始游牧社会，从事着单一的游牧经济。掠夺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产品以维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时加快了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战争掠夺已然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据初步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2]。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500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内容提要：监牧制度是唐王朝在官营畜牧业中建立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针对唐代不同时期有关监牧的不同记载，作者论证了唐代监牧的四个阶段及其发展变化，并运用敦煌出土文献，对唐后期及五代藩镇自设地方监牧制度也作了研究。
关键词：唐代畜牧业监牧制度
监牧制始于唐朝，《新唐书·兵志》载：“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因此前贤与当今学者均将其列于唐代马政系统之中，详加论述①。实则监牧是隶于太仆寺的基层畜牧业经营机构。《志》又载：
其属有牧监、副监；监有丞，有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有正，有副；凡群置长一人，十五长置尉一人，岁课功，进排马。又有掌闲，调马习上。
此处所引，仅说明了监牧的隶属关系，以及内部组织结构。现就其等级分类、分布地域、监牧的管理制度等，分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