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在其新著《大分岔》中提出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观点，即欧洲发展与中国内卷之间的“大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由于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书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其实，美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
关键词：内卷发展大分岔中西比较18世纪
彭慕兰认为，欧洲的发展与中国内卷之间的“大分岔”（thegreatdivergence）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都与欧洲了无差异。易言之，与过去20年来的学术研究让我们相信的情况相比，1800年以前欧洲的发展要远为低下，同期的中国也更少内卷化。彭慕兰选择的例证是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前者是欧洲最发达的部分，后者是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在他看来，这两个地方之所以到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主要是因为英国非常偶然而幸运地获得了易开发的煤炭以及来自新大陆的其他原料材料。
彭的观点与以往的认识迥然有别，但他的讨论颇有吸引力。它似乎基于这样一个很合理的问题：即不仅要质疑为什么中国没能像欧洲那样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要追问为什么欧洲没有循随中国那样的密集化一内卷的趋向。对许多人来说，它蕴涵了“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欧洲这一很有吸引力的诉求，这种诉求不仅针对欧洲的“启蒙现代性”，也针对我们或可称之为“启蒙经济”的东西。对中国专家来说，它还附加了将前近代中国置于与欧洲同等地位这样一种有相当吸引力的论点。在一些中国学者中间，它甚至可能引起某种民族主义的情感共鸣：近代发展过程中欧洲的胜利与中国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欧洲的扩张，而非欧洲内在的某种特性。此外，诸如欧洲如何以及为何得以发展之类问题的探讨，在提示偶变性——而非现代化理论主张的单线必然性——方面，似乎也彰显出其方法论上的力度。
然而，我们不能只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或情感的原因就简单地接纳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追问：有关证据能否以证明这一观点起码可能是正确的？
彭著的证据基础很难评估。该书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写成。要对这本书做系统的评估尤其困难，因为它跨度极大：不仅讨论中国，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东南亚；不仅利用了有关英国（或者西北欧）的研究，而且论及法国、德国乃至东欧。此外，该书还囊括了覆盖面很广的许多论题。
英国的农业革命
彭慕兰认为1800年时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水平大致相当，无论哪一方都不比对方发达或内卷。他的主要经验基础涉及农业资本投入和人口转变动力。笔者将会讨论这两方面的论题。但是首先必须扼要地回顾一下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有关研究和证据，这些正是彭著所完全忽视的。正如安东尼·瑞格里的研究所示，英格兰在17——18世纪的二百年间总人口增长了110%（从411万万增至866万），而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却缩减了近一半，从70%减少到36.52%。换言之，到1800年时占总数1/3强的人口有能力为另外2/3的人口提供粮食。考虑到当时食物进口相对较少，[3]这就意味着在18世纪“每单位农业劳动力产出”至少增长了3/4。[4]
罗伯特·艾伦在更为直接的证据基础之上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基于庄园调查以及当时诸如阿瑟·杨(ArthurYoung)——他于18世纪60年代游历英格兰，记录了几百个农场的详细资料——等人的观察，艾伦提出18世纪期间农业劳动人数保持稳定，而农业产出（包括谷物与家畜）却提高了不止一倍。这场的“农业革命”是在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完成的。艾伦甚至估计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由于较多的牲畜使用以及规模效益而降低了5%。[5]
瑞格里鲜明地区分开总产出的增长与单位劳动产出的增长：“我考虑的是那些在实质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无论按小时还是年度来衡量——的变化。”[6]瑞格里这里所讲的正是拙著中称作的“发展”（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区别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内卷”（指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以及“密集化”（指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增加）。[7]瑞格里以如此的问题作为结束，即英国农业“在一个久已充分定居的地区上”何以能够摆脱“李嘉图定律”，即单位劳动与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8]
长江三角洲的农业
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区域——大约占总面积的一半，在1816年时人口多达1200万，而耕地面积只有1500万亩，即250万英亩（6亩=1英亩）。这与英国不同，后者在1800年时总人口为866万，“农业用地”则为3560万英亩，还有牧场、草地和公共用地。[14]而且，相对英格兰种植业、畜牧业混合的农业体制而言，长江三角洲几乎是单一的种植业经济，单位劳动的资本化程度也相应较低。对比愈发鲜明的是，当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资本化不断增长之时，长江三角洲却正往更高的劳动密集化这一相反的方向演变。结果无疑是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亦即我所说的内卷。下面逐一检视这些趋势。
（一）单一种植业农业
英国农业体系中耕地与牧场轮替，其中耕地又轮流种植饲料作物与粮食；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则几乎完全种植粮食。典型的长江三角洲农田种植春水稻，然后是冬小麦。[15]没有种植粮食作物的地方，农田里一般种植棉花或者桑树（下面还有讨论）。只有数量不多的紫云英（红花草）作为冬作物来种植，而且主要是用作绿肥，有时候也会用作家畜饲料（20世纪30年代比较精确的数据表明，在三角洲地区紫云英的种植面积占总播面积的0.9%）。[16]农户饲养的家畜主要是食泔水的猪，而不像英格兰那样主要是食草的马、羊或者牛。
农业史家都熟知一个基本事实即在既定技术水平下，单位土地上种植农作物较之牧畜（即提供肉、奶以及乳酪）能供养更多的人口。卜凯(JohnLosingBuck)在其就中国农场经济的宏篇大著中提出，这一比率为6：1中7：1。[17]这意味着在土地数量既定的前提下，如果缺乏重大的技术变迁，高人口密度将最终将排除畜牧业而使土地利用走向单一的种植业的格局。在英国（及欧洲），其农业产出中庄稼和牲畜部分通常情况下大致相等；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至少从17世纪起就已经基本上只生产粮食。[18]1952年的精确数据显示，当年牲畜（包括渔业）仅占中国农业总产出的11.8%。[19]
18世纪英国的种植业—畜牧业的混合型农业与中国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型农业的基本差异，也解释了两地人民在饮食方面的基本不同。在英国人的典型膳食中，粮食（面包）和乳酪、黄油、奶、肉所占比例相当。[20]中国人的食谱则主要由粮食组成，再辅以比重较小的“菜”——对农民而言仅包括蔬菜，特殊场合下也有肉（主要是猪肉，间或有禽、蛋）。
饮食之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比较衣着。依靠畜产品供养人口的逻辑同样贯穿于衣着方面，例如，为既定数量的人口供应羊毛远较供应棉花所占用的土地为多。而且，种植棉花要比养羊以出产羊毛要求更多的劳动投入。18世纪的英国人主要依靠羊毛裁制冬装，而同时期的中国农民则几乎完全靠棉衣过冬（虽然上层阶级的确消费不少丝绸）。这也展示出两种农业体系中畜牧业所占比例的不同。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前提下，种植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农业显然形成了更为“资本密集”的农业体系，亦即单位劳动更多地使用畜肥和畜力，以及增强土壤肥力的饲料作物。而在单一型的种植业农业经济体系中，土地上的人口压力排挤掉了畜牧业以达到单位土地产出的最大化，但这不可避免地通过单位劳动较少的资本投入从而是较低的单位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
日本满铁（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学者20世纪30年代的田野调查留下的资料，清晰地展示出这一逻辑。在30年代的华北平原，一个男雇工的工资实际上限制在和驴价相等的水平，仅相当于马或者骡子（可以提供两倍于驴的畜力）价格的一半。这样，一个带驴佣工的人就能得到相当于两个人的工资。这一等值基于如下事实：农忙时节饲养驴的耗费和人相当，而饲养骡子或马的耗费则是人的两倍。在这种情况下，农事中牲畜的使用逐渐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即仅仅用于生产周期中那些单靠人力难以完成的环节（主要是犁地）。食用型牲畜（除了猪这种可以喂泔水的家畜以外）饲养也基本被排除。随之，畜肥（除猪粪以外的）使用减少，这进而也意味着必然的低劳动生产率。[21]
（二）劳动密集化
在前现代的牲畜饲养方面，我们可以设想三个不同层次的劳动密集度。密集度最低的是使用草场，其次为芜菁和三叶草等饲料作物，而劳动密集度最高的则为粮食。18世纪英国农业一般结合使用草场和饲料作物，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几乎没有草场，饲料作物也比较少。耕畜一般在家闲时节靠农田“副产”如粮食作物的秸秆和叶子来喂养（亦即“粗饲料”），在农忙时节则辅以粮食这样的“精饲料”。[26]这意味着耕畜和人在土地生产的有限生存资料上处于直接的竞争状态，亦即今日所谓“人畜同粮”。这是劳动密集型单一种植业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
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除了畜牧业本身，以及英国畜牧业的发达与中国畜牧业相对缺乏之间的差异外，它们在耕作本身的劳动密集程度上当然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可以利用艾伦从托马斯·贝奇勒（ThomasBatchelor）的详细估算中选出的数据，对英国种植业的劳动投入进行初步的估计。那些数据显示，一英亩小麦要求相当于成年男子25.6天的劳动投入，按中国的度量来说是每亩产4.27天。这与长江三角洲每亩7天左右的投入相比较，比率为1：1.6。[27]
在英国农业中，小麦是诺福克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体系中劳动最为密集的一种作物。根据艾伦对贝奇勒数据的计算，这四种作物所需劳动的比率约为4：3：3：1。[28]而且如我们所见，在诺福克体系下，耕地常在“转换型牲畜饲养”中更换成劳动密集度更低的草场。也就是说，英格兰单位农业土地的平均劳动投入，要比小麦种植劳动投入低一半还不止。
与此相对，冬小麦在长江三角洲是所有庄稼中劳动密集度最低的作物。在这里，水稻所需劳动约是小麦的1.5倍，或为英国小麦所需劳动的2.4倍。[29]然而，18世纪典型的长江三角洲农户不能单靠种植水稻或者水稻加小麦维持生存。三角洲的水稻单产（所有粮食中单产最高）在每亩1.5石到3.0石之间。这一水平在苏州府的高产地区早在11世纪就已经达到了。[30]如果我们取2.25石米作为（不同等级土地的）平均亩产量，一户平均拥有7.5亩土地（见下）的5口之家可收获16.9石米。由于每人年均粮食消费至少是2石，因此如果这户人家只种水稻的话，在交付地租之后（通常是收成的40%到50%），则仅仅能够维持其粮食消费的需要，即使我们不计算其他的生产费用。冬小麦略可补助——每亩总收入增加1石，但稻米辅以小麦仍与充分供应家庭总消费相距尚远。[31]这就是长江三角洲农民转向棉花与蚕桑这类高劳动密集度高产出作物的缘由所在。
在长江三角洲东部地势较高的松江府，18世纪时大概有一半耕地逐渐种植了棉花（有时继以冬麦或豆类）。三角洲其他地区的植棉区则占耕地的1/5到2/5。[32]这一状况系棉布长期广泛的传播所致：在1350年至1850年间它几乎成为农民惟一的衣料。在这一过程中，长江三角洲逐渐成为其他地区主要的棉布供应地。从水稻转向棉花——即使就中国而言，乃是密集化加剧的一大步。单位土地上种植棉花的所需劳动一般两倍于种植水稻，即上面提过的每亩20个劳动日与10个劳动日之比。这又在小麦与稻米的差异之上加了1：2的差额。
但这仅仅只是拉开了一个序幕。对于一般的长江三角洲农户来说，棉花的种植不过是他们投入到棉布生产的劳动的一小部分而已。这里的农户一般自己植棉、纺纱、织布，此即众所周知的花—纱—布三位一体的生产体系。一亩棉花一般可出产30斤皮棉，需要共160个左右的劳动日，用来纺纱（91天）、织布（23天）以及弹棉、上浆等（46天），最后生成23匹布（1匹=3.63平方码）。[33]换言之，如果一家农户将水稻改种为棉花，就需要多投入18倍的劳动。[34]这与一茬小麦的劳动投入差异达到27：1。
植桑同样如此。众所周知，桑树在三角洲南部低湿稻田的圩堤上广泛种植（部分是为了巩固田圩），形成别具一格的稻桑配合格局。此外，晚明以来，长江三角洲养蚕业大幅度发展，以至出现所谓“桑争稻田”的情形。蚕丝生产的劳动需求包括：每亩桑耕作劳动48天，养蚕30天，缫丝15天。这一系列工作一般在农户家庭内部完成，类似于植棉—纺纱—织布（虽然丝织由于其织机昂贵的资本要求而通常在城镇里进行）。如此一来每亩总共就需要93天劳动，而水稻则只需要10天。换言之，对将稻田改作以蚕丝生产为目的的桑田的农户来说，劳动增加了大约9倍。[35]这与一茬小麦的差异是13.5：1。
综合这些劳动密集度上的差异，我们就能理解18世纪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农场平均规模的差别：英国南部为150英亩，北部为100英亩，[36]而长江三角洲平均起来仅为0.92英亩到1.58英亩（即5.5亩到9.5亩）。[37]如果我们取简单的平均数，则差异为125英亩与1.25英亩，即100：1（如果不是拿长江三角洲与英国比较，而是拿旱作的华北平原的话，差异仍达125英亩比3英亩，即42：1）。[38]
另一种考虑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差异的方法是比较农业人口的人均农业土地。19世纪初英国为11.3英亩，而长江三角洲为0.25英亩，也就是45：1的差别。[39]
上述劳动密集度、农场规模以及人均农业土地等方面的差异，不仅对农业，而且对农村手工业以及收入和消费各方面的内卷与发展，都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而这些基本的情况，在彭著中是完全没有讨论的。（三）内卷
由于施行两熟制，长江三角洲耕地面积（区别于播种面积）的单位产出自然高于英国。在长江三角洲，每英亩水稻加冬麦的产量为13.5石米（每亩2.25石）及6石小麦（每亩1石），亦即19.5石的总产出。与之相较，英国每英亩小麦产量为21.5蒲式耳，即大约7.6石（1石=2.84蒲式耳）。用磅来度量，长江三角洲每英亩的产量约为3432磅，而英国则约为1290磅。[41]这样，长江三角洲与英国单位土地粮食产量的差距约为2.7：1。
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产出差距是靠更大的劳动差异获得的。如果比较劳动生产率而非土地生产率的话，这个比例是会倒过来的。如前所述，英国的小麦是以较少的劳动力（4天，相对于长江三角洲的7天）来获得较高的产量（每亩1.27石，相对于三角洲的1.0石）的，结果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异就是2：1。
在长江三角洲内部，冬麦的种植和一年一季的水稻相比，本身就意味着内卷。水稻10个工作日的产出是2.25石，亦即每日0.225石，而小麦7个工作日的产出是1.0石，即每日才0.14石。换言之，长江三角洲从一年一季水稻改为稻麦两熟，即已降低了农业单位劳动的报酬。
然而，长江三角洲的内卷主要还不是体现在小麦，而是体现在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丝、棉生产当中。我们知道，纺纱——18世纪长江三角洲农户的花—纱—布综合生产体系中最为耗时的环节（160天中的96天）——的收入，仅仅相当于耕作或者织布所得（这两者每劳动日所得大致相同）的1/3到1/2[42]。这意味着当一家农户从水稻改种劳动更密集的棉花时，是以少于水稻的每劳动日平均报酬来换取单位土地产出的增加的。这正是我在拙著中所说的“内卷”和“内卷型商品化”的部分内容。
同样的逻辑当然也适用于养蚕业，其生产过程中通常由妇女完成的养蚕和缫丝部分的报酬仅为农业劳动的一半。根据李伯重最近的计算，每亩桑田的净利产值为稻田的3.5倍，而总劳动需求如我们所知则是稻田的9倍。[43]
显而易见，内卷及内卷型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单位土地绝对产出的减少。情形正好相反。拥有一定土地的农户当然可以通过采用内卷的运作方式（棉、丝生产）来提高农场总产，因为这将意味着就家庭劳动而言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尽管平均每日劳动报酬减少了。此即我所谓没有发展（就劳动生产率而言）的“增长”（就总产而言）。就一个一定规模的农场来说，内卷可以藉使用迄今未得到就业或低度就业的家庭劳力（妇女老幼）从事低报酬劳动来提高家庭的年收入。这一过程我称之为“生产的家庭化”。内卷甚至可能以超越劳动日报酬递减的比例而增加劳动日数来提高每个耕作者的年产出和收入。但诸如此类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局限，应该与“发展”清晰地区分开来。“发展”意味着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如18世纪英国农业以及现代机械化农业所展示的情形。
正如我在1990年的著作中所澄清的，内卷化农业构成了灿烂的中国传统文明与落后的近代中国经济这一矛盾事实的基础。[44]在被有限的食物供给所控制的前工业化地域范围内，一个拥有（非内卷的）100万人口以及生存所需30%以上剩余的地区，可以供给一座30万人口的城市（即相当于中世纪伦敦的规模）；而拥有内卷化了的1000万人口以及只有10%剩余的同样面积的地区，则可以供给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即唐代长安鼎盛时的规模）。[45]这或许就是中华帝国复杂的城市体系、发达的文化和成熟的国家机器的逻辑基础。然而，鉴于下面即将予以澄清的因素，正是这内卷的经济，意味着对现代节约劳动的农业资本化的抵制和随之而来的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维持，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村低收入。这就是我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观点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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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K.Pomeranz,TheGreatDivergence:Europe,China,andMakingoftheMordernWorld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0,pp.31—34.为节约篇幅，以下凡引彭书，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2]埃里克·琼斯(E.Jones,Agriculture1700---780.InF.Roderick,M.Donald(eds),TheEconomicHistoryofBritainSince1700,Volume1:1700——1860,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pp.66—86)、罗伯特·艾伦(R.Allen,AgricultureDuringtheIndustrialRevolution.InF.Roderick,M.Donald(eds),TheEconomicHistroyofBritainSince1700,SecondEdition,Volume1:1700—1860.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pp.96—122)以及安东尼·瑞格里(E.Wrigley,UrbanGrowthandAgriculturalChange:EnglandandtheContinentintheEarlyModernPeriod.JournalofInterdisciplinaryHistoy,xv:4(Spring1985);683—728)均已指出，有关18世纪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数据非常少。大多数关于“英国”的研究主要基于取自英格兰的数据。这里我也按照他们的做法而不试图对英国与英格兰做过分明确的区分。
[3]据琼斯估计，大约仅占食品消费总量的10%（Jones前引文，第68页）。
[4]Wrigley前引文，第688、700—723页。
[5]Allen前引文，pp.102,104,107。当然，艾伦在他1992年的著作中讨论了两次农业革命：17世纪的“自耕农革命”和18世纪的“地主革命”（R.Allen,EnclosureandtheYeoman.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
[6]Wrigley前引文，第728页，注38。
[7]P.Huang,ThePeasantFamilyandRuralDevelopmentintheYangziDelta,1350——1988（以下简称YangziDelt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00,P.11;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中华书局，2000年第2版，第11页。
[8]Wrigley前引文，第726页。
[9]Allen前引书（1992年），第111页；M.Overton,AgriculturalRevolutioninEgnland:TheTtransfor-mationoftheAgrarianEconomy,1500——185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3。
[10]Allen前引文（1994年），第109、113——114页。
[11]Jones前引文，第73页。
[12]此外，芜菁也有抑制清除杂草的作用(Overton前引书，第3页)。Overton在同书第118页提供了诺福克体系整体效果的定量表述。
[13]Overton前引书，第116——117页。
[14]这些数字所指包括松江府、苏州府、太仓州及无锡县与江阴县，但不包括其北的通州、其南的嘉兴与湖州府，以及常州府的其余部分。这中间的一半是我1990年的那本著作论述的中心。这里给出的数据采自Huang,YangziDelta附录部分，表B.1，第341——342页、黄宗智《长江》第339——340页。英国人口数字采自Wrigley前引文第700页。“农业用地”数据指的是英格兰与威尔士，采自Allen前引文第104页。
[15]LiBozhong,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以下简称Jiangnan).NewYork:St.Martin’sPress,1998,pp.39——40，50；参较第6、15页。
[16]（清）姜皋：《浦泖农咨》，上海出版社，1963年，第7页（上、下）；陈恒力、王达编《补农书校释》（即《沈氏农书》（无出版日期），以及张履祥的《补〈沈氏农书〉》），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5页；0.9%的数据来自J.BuckLandUtilizationinChian:Statistics（UniversityofNanking,1937）第178页。需要注意的是，紫云英比首蓿更为常用。
[17]J.Buck,LandUtilizationinChina.P.12.
[18]陈恒力、王达编前引书；姜皋前引书。
[19]《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50页。
[20]J.Drummond,A.Wilbraham,TheEnglishman’sFood.London:JonathanCape,1958[1939],pp.206——210。
[21]P.Huang,ThePeasantEconomyandSocialChangeinNorthChian(以下简称North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5,第8章，特别是第148页；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中华书局，2000年第2版，第153页。
[22]参见如姜皋前引书，第7页（上、下）。
[23]感谢艾仁民提醒我注意到彭慕兰的这一错误。
[24]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的程度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
[26]陈恒力、王达编前引书，第86、88页；Huang,NorthChina,P.148；黄宗智：《华北》，第153页。
[27]这里的英国劳动投入数字系通过艾伦的总劳动耗费除以他的日平均工资数字而得出（Allen前引书，1992年，第158、162页）；参较T.Batchelor,GeneralViewoftheAgricultureoftheCountyofBedord(London:Sherwood,Neely,andJones,1813),p.582。
[28]Allen前引书，表8——3，第158页。
[29]Huang,YangziDelta,PP.84，125；黄宗智：《长江》，第83、127页；J.Buck,LandUtilizationinChina：Statistics,p.314。
[30]Huang,YangziDelta,p.89；黄宗智：《长江》，第89页。
[31]关于长江三角洲18世纪时的小麦产出，见姜皋前引书第10页（上）；参较LiBozhong,Jiangnan,p.124。感谢艾仁民提醒我进一步说明总产与净产的不同。
[32]见李伯重引叶梦珠17世纪末语（LiBozhong,Jiangnan,p.52）。关于稻麦两熟制，见同上书，第52—53页。20世纪30年代的系统数据表明，松江府超过60%的耕地种植了棉花，太仓为40%—60%，而嘉兴为20%—40%（Huang,YangziDelta,图4，第26页；黄宗智：《长江》，第25页）。
[33]Huang,YangziDelta,pp.46，84；黄宗智：《长江》，第46、84—85页；吴承明编前引书，第390页；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以下简称《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34]如果我们把伴随水稻耕种的副业生产（主要是用稻秆搓制草绳）所需劳动——每新加坡需要8天也考虑进来对这一数字加以修正，比率将仍然达10：1（Huang,YangziDelta，p.84；黄宗智：《长江》，第84页）。
[35]LiBozhong,Jiangnan,pp.9095，148；Huang,YangziDelta,p.79；黄宗智：《长江》，第79页。或5：1，如果我们将草绳制作算入的话。
[36]Allen前引文，第99页。
[37]Huang,YangziDelta，附录的表B.2，第342页；黄宗智：《长江》，第340页。
[38]Huang,NorthChina，附录的表B.1，第322页和表C.1，第327页；黄宗智：《华北》，第330——331、337页。
[39]英国的数字基于瑞格里的314万“农业人口”的数字和艾伦的356万英亩“总农业用地”的数字(Wrigley前引文，第700页；Allen前引文，第104页)。长江三角洲的数字系由1.25英亩的平均农场规模除以5口人的平均家庭人数得出。或者，如果我们估计1200万总人口中1000万人为农业人口，而使用的耕地总面积为250万英亩的话，可以得到同样的数字。
[40]E.Boserup,TheConditionsofAgriculturalGrowth：TheEconomicsofAgrarianChangeUnderPopulationPressure.Chicago:Aldine,1965,第4、5章。
[41]英国的小麦产出采自Allen前引文（1994）表达式5.7，第112页。这里的18世纪英国温彻斯特（Winchester）蒲式耳（35.238公升，不是相当于36.3678公升的帝国蒲式耳）与中国的石（100公斤）——二者均为容量单位——之间的等量重量磅数当然只是大约数字。英国史学家一般采纳1蒲式耳小麦相当于60磅重量，亦即每石170.4磅；这与中国1石稻米的重量（160市斤或者176磅）相当接近。我感谢罗伯特·艾伦为我澄清了英国的度量单位。
[42]Huang,YangziDelta，pp.84——85；黄宗智：《长江》，第85页。
[43]LiBozhong,Jiangnan,pp.95，148；另参Huang,YangziDelta，p.54；黄宗智：《长江》，第53页。尽管李伯重自己提供了证据，但他不认为存在内卷。
[44]Huang,YangziDelta，pp.332——333；黄宗智：《长江》，第331——332页。
[45]这一理论洞见源自博塞拉普（前引书第6章）。
[46]徐新吾：《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许涤新、吴承明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4、320页，表B.5；徐新吾：《土布史》，第53页。自然，商品纱的短缺本身是内卷型生产体制——纺纱与织布在家庭生产单位中不可避免地结合到了一起——所促成的一个后果。
内卷与工业发展
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农业体系的差异对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意味着什么？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史凸显出内卷化农业的两大主要涵义：家庭农场对节约劳动的资本化与农业规模效益的抵制，以及类似的家庭农场的手工业生产对“原始工业”和现代工业中节约劳动的资本化的抵制。
（一）对节约劳动的资本化农业的抵制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长江三角洲农业只能一步步走上劳动密集化和内卷的道路，而不存在走向节约劳动的资本化道路的可能性，而只是说哪条道路更为可能，哪条道路更为艰难。在劳力如此廉价以至可取代资本以减少成本的情况下，提高单位劳动资本化程度的激励何在？
近年来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历史有具启示性。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当现代机械化革命（主要是拖拉机的使用）以及化学革命带来的化肥使用降临到长江三角洲农业时，该地区的农业生产仍旧沿袭着劳动密集化的内卷的道路而没有出现相反的情形。60年代中期拖拉机引入长江三角洲，其主要作用是实现在第一茬“早稻”后再种第二茬“晚稻”，发展更趋内卷的三熟制（水稻——水稻——小麦）。拖拉机之所以带来这一变化，是因为它使在收获早稻与栽插晚稻间的短短数天内完成犁地工作成为可能。正如农民不假思索就指出的，二茬水稻的增加要求相当于头茬种植所需的劳动投入（以及肥料投入），但二茬作物的产出却有减少。结果，现代农业革命带来收成三倍的增长，伴随的却是劳动投入成四倍的增加。后者系农业人口翻了一番以及对妇女从事农业劳动的充分动员——从占农活的15%增加到35%——40%，加之年劳动日数量的增加所致——据德怀特·珀金斯（DwightPerkins）就中国整体的估计，从1957年的161天增加到1976——1979年的262天。结果，即使在长江三角洲这个中国的最“发达”地区，农村单位劳动日收入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时至今日，农业收入低仍然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
小家庭农场的盛行排除了引入诸如18世纪的英国农业那样的规模效益的可能性。农作物生产以及农村手工业与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及个体农户维系在一起，而单位劳动的畜肥畜力投入被降低到最低水平。这与英国拓展了的圈地农场以及农牧业的结合构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而彭慕兰却对此熟视无睹。
这并非说诸如长江三角洲这样的农业体系就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日本的前现代农业劳动密集度同样很高，但整个18世纪那里基本没有出现人口增长，这与中国增加不止一倍的人口大相径庭。[3]而且，20世纪上半期那里的现代农业机械与化学革命是在农业劳动人数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实现的。[4]结果农场劳动生产率通过增进单位劳动的资本化而得到大幅度提高，随之农业收入水平也得到改善。
在目睹了现代农业革命的成果大都被人口增长所“吞噬”之后，今日中国必须探索一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农村走出的一条特色道路就是“农村工业化”，即是以村庄和城镇为基础的现代工业（不同于传统手工业）的广泛发展，它最初始于一种废品旧货工业和对城市货物的劳动密集加工，但经过20年的发展也有了推进劳动生产率的资本密集型工业。从1978年到1997的20年间，这场农村“集体”部门的工业化保持了19.3%的年平均增长率，最后其生产总值超越了强大的国有工业20%。[5]
在这一过程中，被“乡镇企业”吸收的劳动力总数达到1.29亿之多。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就，然而即使如此，仍然不能改变中国总的农业就业实质上的低水平，因为这一时期劳动力总数的增加超过了非农就业的人数。直至1991年，中国农业就业人数持续增长，从农村工业迅速扩展前夕的1978年时的2.85亿，增加到最高峰3.42亿。只是到1991年以后才停止上升，1994年以来浮动在3.2亿左右。[6]
结果，尽管农村工业化在东南沿海等最发达地区导致了明显的“去内卷化”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大多数其他地区仍处于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不过，摆脱内卷的途径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农村工业企业及其他企业的持续发展，与中国人口总数长期趋势的遏止与扭转（通过前2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尽管在农村由于儿子养老问题而进行了必要妥协）相呼应，理应带来农村经济的“去内卷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
（二）对节约劳动的农场工业资本化的抵制
从农村手工业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逻辑，即内卷对资本化的抵制。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徐新吾的有关研究深刻地揭示出这一涵义。在多个研究小组和几十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之上，他出版的资料集以及对江南土布业的系统分析被公认为目前最为权威的。[8]徐表明，三个锭子的脚踏纺车在长江三角洲18世纪时就已经出现。这种技术先进的纺车，其工作效率是单锭纺车的两倍。然而，它并未在长江三角洲真正流行开来，甚至直到20世纪初期，它也只是局限在三角洲最东端的几个县（清松江府东部棉花种植最集中的地区，而没有在该府的西部，或者苏州、常州、嘉兴、湖州府，也没有在太仓州）投入使用。[9]道理仍然很简单：便宜的家庭辅助劳动投入此类副业，使得装置价格较高的多锭纺车不划算。三锭纺车必须基本由壮年人操作，而单锭纺车则可以由老人孩子来操作。这样一来，继续在两台单锭纺车上使用两人纺纱，比购置一台三锭纺车并只能交由一个人操作要更加经济。因此，三锭纺车只局限在三角洲部分地区使用。
在这里，彭采用的价格数据取自各种二手文献。那引起数据实际上针对的是不同等级的棉与布，而且地区各不相同：或为长江三角洲最东部的几个县，或为整个长江三角洲或华北，或全国。虽然这些材料有助于揭示价格变动的长期趋势，但在估计农民收入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些材料缺乏内在一致性，而且它们大都是城镇里商人所得的零售价而非农民所得到的价格。然而彭慕兰却将这些散乱矛盾的数据组合起来，以得出他想要的貌似合理的结论，即妇女纺纱织布的年收入为7.2石到9.3石稻米，因而远远高于维持一个成人生存基本的粮食需求（约3石），并且是男性雇农收入为的“1.6倍到3倍”（第316——323页）。相形之下，徐新吾的权威性研究没有采用可疑的价格数据，而是在了解基本生产状况的前提下估计每匹布（需要工作7天）的收益为0.1石，亦即70天工作的收益为1.0石[10]；按彭慕兰估计的每年工作210天这一数字计算，则工人的年收入为3.0石。彭慕兰完全忽视了徐的估计。
另一个问题是长江三角洲家庭农场的家庭工业与英国“原始工业化”之间的区别。正如戴维·勒凡（DavidLevine）所示，英国的原始工业，因其给农民提供了可以替代耕作的就业机会，从而真正改变了人口模式，促成早婚和高结婚率。结果人口有了实质性增长，这一模式的典型例证就是塞普塞德（Shepshde）社区。勒凡的假设后来得到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中研究小组(CambridgeGroupfortheHistoryoftheHistoryofPopulationandSocialStructure)的证实，这项认证基于对404个教堂记录的严格而精确的使用。[11]
大量证据表明，种地与手工业提供给农户的不是可以相互替代而是互补的生存资源。[13]我只征引两个特别有说明意义的当时的论述。第一个出自18世纪中期的无锡县，该地是长江三角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锡金识小录》记载：
乡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及还租已毕，则以所余米舂白而置于囷。归典库，以易质衣。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五月，田事迫，则又取冬衣易所质米归……及秋稍有雨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故吾邑虽遇凶年，苟他处棉花成熟，则乡民不致大困。
缫丝情况也是一样。正如17世纪名儒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就三角洲南部的嘉兴所言：崇邑（嘉兴府崇德县）田地相埒，故田收仅足民间八个月之食。其余月类易米以供。公私仰洽，惟蚕是赖……凡借贷契券，必期蚕毕相尝。即冬间官赋起征，类多不敢卖米以输，恐日后米价腾踊耳。大约以米从当铺中质银，候蚕毕加息取赎。
由于农村家庭手工业并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所以毫不奇怪，类似英国塞普塞德地方的演变逻辑难以在长江三角洲实现。在那里，原始工业逐渐提供了独立于耕作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子女得以在继承农场前结婚。据斯考菲尔德（Schofield）研究，18世纪英国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平均婚龄沿着勒凡揭示的逻辑从约26岁降低到24岁的结果。[14]相反在中国，由于家庭工业作为农场收入的补充而与之紧密地维系在一起，所以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变化。
内卷的家庭手工业对于现代工业发展的意涵，在以往研究中已经得到详细记录。手工织业20世纪仍顽强地存在。甚至直到1936年，手工织品仍占有中国布匹消费总量的38%[15]。手工织业之所以能够抗衡劳动生产率4倍于己的机织，全赖其低成本的家庭劳动。[16]与此不同，在纺纱业中，手工纺纱与机纺的劳动生产率之间1：40的悬殊差距挤垮了手工纺纱。因为在这样一个比率上，纱价已经降至与皮棉价格非常接近的水平，即使依靠低成本的辅助家庭劳动力，手工纺纱也难以存活。[17]
18世纪长江三角洲农村家庭工业与18世纪英国原始工业之间的不同，也延伸到两地不同的城市化历史当中。那时候的长江三角洲兴起了一些新的棉、丝加工和销售的城镇[18]，但与瑞格里描述的英国城市化不可同日而语。据施坚雅（G.WilliamSkinner）估计，1843年“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人口（有2000以上的居民生活的城镇）只占7.4%。[19]这与瑞格里的数据形成尖锐的对比，到1801年，英国已经有27.5%的人口生活在5000人以上的城镇中。[20]
原因显而易见。长江三角洲没有像英国那样经历过农业革命，而正是英国农业革命使食品供应增加以满足大量非农人口的需求成为可能，进而原始工业化逐渐地越来越以城镇为基础，而不再束缚在家庭农场。农业革命与以城镇为基础的原始工业化乃是瑞格里所示城市化的基石。据詹·德·弗雷斯（JandeVries）的研究，这种“新型城市化”应与前近代的城市化模式，即古老的大型行政—商业城市（拥有4万以上的人口，包括巴黎和伦敦）的成长区分开来。新型城市化主要发生在较小的城镇和城市（规模在5000——30000人之间）。在德·弗雷斯看来，这是一个始自约1750年的波及全欧洲的现象。从1750年到1800年，生活在大都市的欧洲人口保持稳定（这一阶段仅增长0.2%），而小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却突增了4倍。[21]瑞格里提练了德·弗雷斯关于英国的数据和讨论，用以揭示这一“新型城市化”首先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个英国现象，它可以溯源到1670年前后以来城镇的兴起与拓展。[22]而中国则要到20世纪80年代现代工业在农村得到发展，才经历这种蓬勃的小城镇的兴起。[23]
“勤勉的革命”？
德·弗雷斯在回顾过去20年来研究欧洲经济史的成果时，特别指出四个卓有成就的领域：首先，工业革命之前一个世纪里发生的农业革命；其次，上述勒凡、瑞格里以及斯考莫菲尔德等提出的那种人口转变；第三，“新型城市化”，它建立了“工业增长得以发生的区域经济发展框架（而不是该工业化进程的产物）”；最后，原始工业化，它提供了吸纳妇女儿童劳动力的亚就业机会并导致上述人口变迁。[24]这些聚起来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德·弗雷斯所说的“早期近代史研究者的反叛”；他们将工业革命的根源追溯到近代早期，从而拓宽了我们对工业革命的理解。
德·弗雷斯进而提出了“勤勉的革命”（industriousrevolution）这一假设，意在上列成果之上树立第五个新认识领域。首先，这一模型旨在解决由较低平均工资而较高总消费有关的证据所提出的经验难题。他认为，妇女儿童以较低的平均工资参与生产但却增加了家庭总收入。由于妇女儿童以及男人们在农村和城镇从事非农工作，一方面18世纪“勤勉的”农户向城市供应了更多的农产品，另一方面他们也对城市商品有了更大的消费需求。特别是消费方面的变化，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做好了准备。换言之，这场“勤勉的革命”及其所引发的消费变化（或称为“消费革命”），与“早期近代史研究者的反叛”提出的其他变化一道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
德·弗雷斯假设的意图和内容既然如此，那么，彭慕兰把长江三角洲的情况跟德·弗雷斯“勤勉的革命”等同起来的企图就不能不让人莫名其妙了，因为19世纪的中国毕竟没有发生需要我们去解释的工业革命。然而彭却意欲为之，其思路与王国斌（R.BinWong）较早的简要论述如出一辙。[25]在他们看来，基于妇女儿童的就业以及平均工资的降低，两个地区情况雷同是很显而易见的情况。因此他们主张，我所提出的长江三角洲的内卷实际上应该理解为德·弗雷斯的“勤勉的革命”。
通过对12—17世纪内陆的南部“低地国家”（即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总称）与沿海的北部“低地国家”的比较研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已经对内卷型和资本主义兴起型的原始工业做了非常清晰的区分。就前者而言，手工业仍与小农生产联系在一起，主要是一种通过收入递减的内卷型生产而维持生存。就后者而言，它逐渐与耕作分离开来，完全趋向市场和利益，并预示了资本主义的到来。[26]彭慕兰完全忽视了荷兰及英国手工业的革命的一面。
接着，为了自圆其说而且不至于太背离德·弗雷斯的主题，彭意识到他必须提出长江三角洲妇女纺织者拥有高收入，因此，出现了我们在前面讲过的数据拼凑。他以为有必要把长江三角洲塑造成一个比实际情况更为市场化的环境，因而想像出违背事实的高度发达的棉纱市场，以及长江三角洲纺织者对三锭纺车的普遍使用——事实上绝大多数人仍在使用单锭纺车。最后，他在此基础上剪贴出了一个所谓典型的妇女纺织者肖像，她挣得的工资竟然几倍于男性农业雇工。不出所料，彭著避开了为什么长江三角洲没有出现类似欧洲的城市化这一问题，尽管拙作中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因此，他忽视了英国原始工业化的革命的（revolutionary）方面与内卷的(involutionary)中国小农家庭工业之间的重要差别：前者逐渐成为一个城镇现象；后者则基本上只是家庭农场的副业。前者促成了“新型城市化”，而后者则依然主要是农村的现象，即使在长江三角洲也是如此。
首先，他忽视了德·弗雷斯和其他学者提供的证据，这些证据记录了17、18世纪不只是城镇而且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消费型式的巨大变迁。德·弗雷斯本人根据遗嘱检验法庭的记录研究了荷兰共和国的弗理西亚群岛(FriesianIslands)的农民。如其所言，这些农民“逐渐购置了各种‘城市商品’——镜子、油画、书籍、钟表，并逐步提高了家具的质量”。遗嘱记录表明，“大橡木柜子取代了简单的木制储藏箱，陶器以及（荷兰）代尔伏特精陶（delftware）取代了罐子及木制碗碟。窗帘在16世纪时似乎还无关紧要；到1700年则已经很普及了”。此外，“银器展品的收藏越来越多，包括羹勺、水瓶、《圣经》书钩以及男女个人的装饰品。”[27]
劳娜·韦泽利尔(LornaWeatherill)的著作表明英国存在着基本相同的形式。该书处理了3000件法庭检验遗嘱记录，范围包括8个地区的城镇乡村。她的“关键”物品清单和德·弗雷斯的类似，包括书籍、钟表、镜子、台布、以及银器。她证明，在1675—1725年间，这些东西在乡村人口越来越普及。[28]
正是在这些证据基础之上，德·弗雷斯提出了“勤勉的革命”说：妇女儿童加入就业行列扩大了农产品向城镇的供应，增加了家庭收入剩余，并提高了乡村对城市商品的消费。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勤勉的革命”）导致了亚当·斯密（AdamSmith）所论述的典型城乡交换，在斯密看来它将会引发二者的螺旋式经济发展。[29]
这里彭慕兰再一次无视普通常识。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棉花布匹的主要输出地，正所谓“衣被天下”。一个平均拥有7.5亩土地并把其中20%—50%（亦即1.5—3.75亩）种植棉花的农户，可以生产40—112.5斤皮棉（每亩30斤），这些足够生产34—85匹布（每匹布需皮棉1.32斤，见本文附录）。我们知道，长江三角洲农民棉花种植高度集中的原因，是严重的生存压力之下要尽可能把单位土地的产出最大化，进而用棉花和布交换粮食来维持家庭生存。根据徐新吾的估算，在松江府棉花生产最为集中地区，农民出售掉70%—90%的棉花与布匹，主要向中国其他地区输出。因此，将他们的生产与消费混同起来完全是误导性的做法。按照彭慕兰的数字与看法，长江三角洲农民每年会消费超过10匹棉布以及2匹丝绸，这可是足够裁制十多件新棉衣以及两件丝绸衣服的！
徐新吾的数据表明，帝国主义进入中国之前全国的棉布消费平均约为每人1.5匹，即2斤皮棉（2.2磅），再加上人均0.6斤（0.66磅）棉絮。由于棉花总产增加、机纺棉纱的大量流通以及较之土布而言机织布的不耐穿（根据徐的资料，土布可穿三年而机织只能穿两年），这一数字到1936年增加到人均两匹。在精确可靠的1936年数据基础上，徐提供了1840年、1860年、1894年、1913年、1920年以及1936年的详细估计。[31]在我看来，他的描绘远比彭慕兰假设的1750年产出与1870年和1900年相当来得可靠，因为彭根本没有任何一年的可靠数据。为什么人口增长在1800年以后对布匹消费构成巨大的消极影响，而在此之前却产生扩展性的影响？急于提出自己观点的彭慕兰，竟连他所倚重的李伯重也加以批驳（第332页）。他批评李过多依赖徐新吾，并引吴承明编的书支持他的观点，却没有意识到徐本人就是吴所编书中棉花一节的作者。[32]当然，徐的数字表明全国人均纺织品消费只有彭慕兰所提数字的1/3到1/2。
关于中国人消费的其他方面还少有系统的著述。彭慕兰参引的方行1996年的论文是首批严肃研究此问题的尝试之一。方行颇具创新意义地使用了三本来自17世纪和19世纪的农书。[33]他的意图是要论证长江三角洲生活水准从17世纪早期到18世纪有实质性的提高。他采用了每年人均消费两匹布的合理数字，在这期间没有变化，有关生活水准提高的论证主要集中在“副食”（主要是肉、鱼和家禽）消费的增加。他认为，17世纪食物花费占家庭总收入的76%，而在18世纪占到83%。这是由于副食消费增多，而粮食消费则基本保持稳定（前斯为55%，后来为54%）。所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农民在比较多的节庆期间消费肉、鱼以及家禽。而在过去，农民只在诸如新年这样几个有限的节日里才有这类消费。到18世纪，长江三角洲农民每年以这种档次来庆祝的节日约20天。即使如此，方承认有证据表明存在某种降低，即粮食消费从农民只食用大米这种价格较高的“细粮”变为混合消费大米（60%）和大麦及大豆等价格较低的“粗粮”[34].方所论证的小额提高，我认为在长江三角洲内卷体制下是可能的，但它决不是德·弗雷斯所谓“勤勉的革命”中勾勒的那种变化。
在与欧洲的消费进行比较之前，我们还需要就中国的消费做许多研究。中国人的分家单，再辅以地方志的仔细搜寻，也许可能提供类似于欧洲的遗嘱检验记录关于耐用品继承那样的信息。但更为重要的也许还是方行所强调的粮食、副食品以及衣服等日用品的消费。另一重要的消费品可能是燃料。对长江三角洲农民来说根本就没有取暖的燃料可言，只有用于炊事的稻秆。用煤取暖是罕见的事情，而木柴取暖也只是极少数人的奢侈享受。这与英国的差异之大应不亚于肉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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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劳动投入的增长，参见D.Perkins,S.Yusuf,RuralDevelopmentinChina(Baltimore,Maryland: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4),pp.58，66，210；并参数Huang,YangziDelta,pp.236——241、黄宗智《长江》第238——242页、P.Huang,TheParadigmaticCrisisinChineseStudies:ParadoxesinSocialandEconomicHistory(ModernChina,17，3[July1991]),p.330。
[2]Huang,YangziDelta,pp.58——69；黄宗智：《长江》，第58——69页。在这一方面与旱作的华北平原很不一样。那里的家庭生产单位没有像长江三角洲地区那么高度彻底地展现，这是因为农场经济（旱地作物而非水稻，棉花播种比例较低，而且几乎完全不种植蚕桑）的内卷程度较低。在华北，使用雇工的“经营式农场”相对家庭农场的竞争力较强，以致在18世纪及其以后“经营式农场主”与富农逐渐占了华北平原众多村庄中富户的大多数（HuangNorthChina,pp.90——95，72——79；黄宗智：《华北》，第90——96、68——78页。）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无论大小农场中农场劳动者的低报酬仍然构成对农业资本化——增加畜力投入——的强大抵制。这是华北的内卷模式。
[3]T.Smith,Nakahara:FamilyFarmingandPopulationinaJapaneseVillage,1717——1830.St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
[4]C.Geertz,AgriculturalInvolution:TheProcessofEcologicalChangeinIndonesi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3,pp.130——143.
[5]《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第423、424页。
[6]除工业以外，这一数字还包括了建筑、运输以及其他非农企业。《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第137、380页。
[7]另一具有吸引力的可能是在中国人口比较稀少的西北、西部以及西南发展大规模的畜牧业，辅以现代的投入，从而形成就国民经济整体而言（即使不是就个别家庭农场而论）的农牧结合型体系（邓英陶等：《再造中国》，文汇出版社，1999年）。
[8]资料包括所有可用的文档与对农民和纺织工人们的访谈，均收集在徐新吾《土布史》。徐的系统分析及定量估算，见徐新吾前引文（1990年）第258——332页。
[10]徐新吾：《土布史》，第88页以后。
[11]D.Levine,FamilyFrmationinAnAgeofNascentCapitalism.NewYork:AcademicPress,1977.R.Schofield,BritishPopulationChange,1700——1871.InRoderickFloudandDonaldMcCloskey(eds.),TheEconomicHistoryofBritainSince1700,SecondEdition,Volume1:1700_1860.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pp.61,87.
[12]Huang,NorthChina,第191页以下；黄宗智：《华北》，第193页以下。
[13]参见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纱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71页。
[14]Schofield前引文，第74、87页。
[15]徐新吾前引文（1990年），表B.4，第319页；参较Huang,YangziDelta,p.98；黄宗智《长江》，第100页。
[16]而且也依赖新改进了的“改良土布”——机巧地使用纺纱（即洋纱）作经纱，而用“土纱”（或手工纱）来作纬纱——这一革新。比较粗糙的手工织的布比精细的机织布耐用，因而仍然为农民们所欢迎（Huang,YangziDelta,p.137；黄宗智：《长江》，第139——140页）。
[17]徐新吾前引文（1990年），表B.5，第320页。参较Huang,YangziDelta,p.98；黄宗智《长江》第100页。
[18]Huang,YangziDelta,pp.48——49；黄宗智：《长江》，第47——48页。
[19]G.Skinner(ed.),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p.229。曹树基在最近的著作中得出比施坚雅要高的估算，但仍然只有瑞格里对英国的估算的1/2。而且，如果把2000人的城镇去掉使曹的计算跟瑞格里的计算——只包括5000人以上的市镇——相对应的话，则不容地更低许多（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五卷）》第17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值得注意的是，施坚雅后来在其1986年对四川的数据的研究中指出，他可能必须把7.4%这一数字上提到9.5%（G.Skinner,Sichuan’sPopulatoinintheNineteethCentury:lessonsfromDisaggregatedData.LateImperialChina,7,2(December1986):p.75,n.43）。
[20]Wrigley前引文，第688、700—701、723页。
[21]J.deVries,PatternsofUrbanizationinPre—IndustrialEurope,1500—1800.InH.Schmal(ed.),PatternsofEuropeanUrbanizationSince1500.London:CroomHelm,1981,pp.77—109;J.deVries,EuropeanUrbanization,1500—1800.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4.
[22]Wrigley前引文。
[23]Huang,YangziDelta,pp.48—49，264；黄宗智：《长江》，第47—48、265—266页。这自然与李伯重将中国的“早期工业化”与英国及欧洲的“原始工业化”等同起来的意图相抵触。李没有考虑如下事实：即英国原始工业演变成为基础并与耕作分离开来，从而促成了德·弗雷斯所谓的“新型城市化”；而长江三角洲的棉纺织以及缫丝则一直与农作维系在一起（李伯重：《早期工业化》）。[24]J.deVries,TheIndustrialRevolutionandtheIndustriousRevolution.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54，2(Jrue1994)：251——252.参较J.deVries,BetweenPurchasingPowerandtheWorldofGoods:UnderstandingtheHouseholdAeconomyinEarlyModernEurope.InJohnBrewerandRoyPorter(eds),ConsumptionandtheWorldofGodd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3,pp.85——132。
[25]R.Wong,ChinaTransformed:HistoricalChangeandtheLimitsofEuropeanExperience.NewYork: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7,pp.30—31。
[26]R.Brenner,TheLowCountriesintheTransitiontoCapitalism.InPeterHoppenbrouwersandJanLuitenvanZanden(eds.),PeasantsintoFarmersTheTransformationofRuralEconomyandSocietyintheLowCountries(MiddleAges—19thCentury).Turnhout,Belgium:Brepols,2001,pp.275—338.
[27]J.deVries前引文（1993年），第100页。
[28]L.Weatherill,TheMeaningofConsumerBehaviourinLateSeventeenth—andEarlyEighteenth—CenturyEngland.InJohnBrewerandRoyPorter（eds.）,ConsrmptionandtheWorldofGoods.NewYorkandLondon:Routledge,1993,特别是10.2，第219页，及表10.4，第220页。
[29]A.Smith,TheWealthofNation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6[1776],pp.401—406。
[30]HuangYangziDelta,pp.96—97；黄宗智：《长江》，第97—99页。
[31]徐新吾前引语言（1990年），第314——315页。
[32]徐新吾前引语言（1990年），第258——332页。
[33]这些农书是1658年的《补农书》、1834年的《浦泖农咨》、1884年的，《租覈》。
[34]方行：《清代长江三角洲的农民的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人口史
（一）彭慕兰和李中清的论证及数据
首先，李中清（以及不少其他学者）论证了溺杀女婴在中国的广泛流行。在分别与康文林(CameronCampbell)、王丰合写的著作中，李的讨论以东北辽宁的道义社区1774—1873年间12000个农民的有关记录中男、女婴的不同死亡率为基础。李推测大约1/3的新生男婴和2/3的新生女婴从未登记入册，如果我们假设未注册婴孩的死亡率和有记录的相同，那么可能有“1/5到1/4的女性死于故意的溺杀”。[1]李还使用了特别完整的皇族户籍册，一个1700—1830年间的总计33000人的样本，并提出“1/10的女婴多半在生命最初几天就被溺杀。”[2]。彭慕兰引李中清为证，提出在中国有25%的新生女婴被溺杀（第38页）。
问题的关键在于“产后堕胎”的概念。如果被溺杀的婴儿即使已经出生了还可以被看作是“堕掉”的话，那他们就不应该被计算在死亡率中，从而也不应该出现在预期寿命的计算当中。[5]因此，李中清在对辽宁道义与欧洲基于教会出生登记的数据进行比较时，只把道义的“6个月大”而不是新生的婴儿计算在内。[6]如此一来，道义的预期寿命为29岁。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李、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与欧洲人大致相当。
但如果李的29岁预期寿命这一数字，用他所估计的25%的溺杀女婴率来修正的话，则新生女婴的真实预期寿命还不到22岁。这将使预期寿命根本无法与18世纪英国34—35岁的数字相比。[7]
除了把被溺杀的女婴排除出死亡率数据之外，将溺杀女婴视为“产后堕胎”也将那些婴儿从“总和已婚生育率”中排除了出来。再一次，如果被溺杀婴儿系被“堕掉”而不算出生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出现在生育数据当中。因此我们看到，他在计算道义的总和已婚生育率时没有就溺杀女婴做任何修正。他如实指出，他只是在对未登记男婴进行估计的基础上对未注册人口做了修正，而没有去考虑更多的未登记女婴。[8]于是，他（和彭慕兰）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已婚妇女所生孩子的数量出人意料地低（第41页），其“总和已婚生育率”为6个，从而中国人的生育率，比1550—1850年间西欧的7.5—9个还要低得多。[9]
实际上，如果把他自己估计的25%的被溺杀女婴算入出生婴儿当中的话，李中清的数字就会跟武雅士以及塔尔弗德的相差无几。这样一来，李的数据就会非常不同，也就得不出他的结论，即中国的数据显示了比西欧还低的生育率。[13]
总之，李中清（以及彭慕兰）把溺杀女婴解释为“产后堕胎”并因此而排除在生育率和死亡率之外，这一举措实际上是其两个基本论点的关键所在：即中国人的死亡率（或者预期寿命）与欧洲人相比并无太大差异，以及中国“预防性抑制”的施行甚至超过欧洲。如果对溺杀女婴做不同的解释，而且将其算在出生和死亡人数当中的话，采用他们自己的数据和估计就可以得出一幅与他们所论证的非常不同的画面。
(二)一个不同的观点
回到溺杀女婴的问题。李中清认为，在中国溺杀女孩乃是在偏重男孩的文化下所作出的抉择，也由于“对于生命的某种特殊态度”，即“中国人不把不满一岁的孩子看做完全的‘人’”[15]。可是，光是性别偏重就会促成一个人溺杀其女婴吗？还是由于有其他压力首先导致了杀婴，其后对男孩的文化偏重才促成溺杀女婴的选择？而且，考虑到中国各地几乎都为婴儿庆祝满月这一事实，一岁以下的孩子果真还未被当做是完全的人吗？
要充分探讨这一论题，我们需要有更多区别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中国人口行为分析，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颇具启示性的端倪。根据长江三角洲萧山县（浙江省）的三个族谱——1240—1904年间的资料，哈勒尔指出地位较高（即持有功名者，也就是可以认为是比较富裕）的家庭比其他家庭有更多的孩子。这是由于富人比较早婚，而且可以纳小妾。[16]武雅士在比较可靠的台湾资料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并拓展了哈勒尔的看法，他展示了富裕农民家庭（不仅仅是持有功名的“士绅”家庭）具有更高的婚后生育率。[17]最后，周其仁重建了日本满铁研究者系统调查过的三个村庄的人口历史，并指出富裕农民因为有抚养能力而有比较多的儿子，但贫农也有较多儿子，这是因为他们老年不得不靠儿子的出雇收入来维持生活。[18]综合起来，这些成果提示：溺杀女婴可能主要是那些为生计所迫的贫农力争有更多儿子的一项行为。帝国晚期的一些观察者明确地将女婴溺杀主要归咎于贫困以及昂贵的嫁妆，而且政府官员敦促设立孤儿院来处理这一问题。[19]1583—1610年间生活并供职于明朝廷的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年）讲得特别明白：
这里更为严惩的一宗罪恶习就是某些省份的溺婴行为，其原因是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力供养他们并已彻底绝望了。有时候那些并不怎么穷的人家也会干这种事情，因为他们担心有一天他们无力供养这些孩子的日子会到来，到那时他们就只好把孩子卖给陌生的或者残酷的奴隶主。[20]
只有少量土地的贫农和没有土地的雇农夫妇就是很明显的例子。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民可以依据农村习俗保留一份养老地藉以养老，而他们却不能。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儿子，法律和习俗都要求儿子出雇以赡养父母。[21]女儿不能这样。而且，即使他们勉力把女儿抚养成人，到头来恐怕还是得把她卖出去。在那样的生存状况下，溺杀女婴的事情比较可以理解。
我这里并不是想争论只有穷人才会溺杀女婴，而是说他们多半构成了这类行为的主体部分。即使是李中清也承认：“过去的中国父母减少生育或者杀婴是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反应。”[22]在他原来和康文林合写的著作中，李实际上把溺杀女婴置于马尔萨斯式“现实性抑制”的范围，而不是他后来主张的“预防性抑制”。[23]但那一认识，在其后来对“马尔萨斯神话”进行激烈批评以论证其“生育驱动”而非“死亡驱动”的中国人口体系时，已丧失殆尽。
李中清自己的数据实际上表明了贫困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上面已经提到，他的皇族数据表明溺杀女婴的比率为10%。李运用这一数字争论说，既然女婴溺杀甚至出现在富裕家庭里，那么该行为就必定是全社会范围的而不仅仅是贫困所致。然而这些数据彰显出另一条不同的逻辑：即使他自己的数据也表明，那些大多已贫困化了的“低等贵族”比“上等贵族”更倾向于溺杀女婴。[24]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假设所有33000皇族成员都还相当宽裕，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群体10%的溺女婴与道义农民25%的比率之间的差别。道义至少3/5的被溺杀女婴是否可以用贫困来解释？
当然，19世纪中期并不是第一个大灾难发生的时期，伴随王朝更迭的灾难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大部分。在我看来，历史记载表明了一部由死亡强有力地塑造的人口史，即使不是严格的和狭隘的马尔萨斯意义上的“现实性抑制”。这一体系不应该与马尔萨斯就早期近代和近代欧洲而构造的生育驱动的“预防性抑制”模式等同起来，更不能把溺杀女婴和没有生存压力等同起来。
（三）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
在19世纪中叶的灾难时期达到巅峰的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是否就是溺杀女婴的社会情境？最近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表明，溺杀女婴背后的同一生存压力导致了广泛的买卖妻女。这类现象如此泛滥，以致《大清律例》增加了足足16条新例专门处治此类行为。这些新例大都颁布于乾隆年间（1736—1796年）。[28]而对法庭案件档案的考察也显示妇女买卖非常普遍，此类“交易”引发的诉讼大约占到地方法庭处理的“民事”案件的10%。我们知道，清法律系统虽然比过去所认为的要开放，但仍然被普通老百姓视为令人生畏之地，大多数人只有迫不得已才会对簿公堂。在这种情况下，做这样的考虑可能是合理的，即在所有妇女买卖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最后诉诸公堂。如果我们取5%这一数字的话，也就意味着每年至少有165000宗这样的“交易”。如果取1%，那就有825000多宗。[29]无论精确的数字到底是多少，赤贫人家买卖妻女的现象如此泛滥，以致清刑部起码在1818年已经决定对这样的人不予惩罚。其理由是，那些迫于生存压力而出卖自己的穷人应该受到同情，而不应该被惩治。[30]
罗威廉的观察很大程度上跟我自己对清法律的研究相吻合。我提出，清代的民事法律展示了一种“生存伦理”，这与民国民事法律借自德国1900年民法典的契约和牟利伦理形成鲜明的对照。清法律保证那些由于生存压力所迫而出卖土地的农民可以以十分有利的条件回赎他们的土地；它禁止放债人向那些被迫借钱维持生存的农民放高利贷；它维护那些离家开垦沼泽或山地农民的永佃权；它禁止牟利商贩买卖穷人妇女，而同时指示其法庭不要惩罚那些迫于生存压力出卖自己的穷人。1929—1930年颁布的（经过三次草案修改的）新民法典结果在实践性条例中掺入了这些规定的很大部分，尽管在组织逻辑上仍然保存了原来的德国蓝图。[37]
上述那些趋势和观察有助于我们了解18世纪以来的巨大的社会危机。这里我所谓“社会危机”，并非意指纯粹由人口压力造成的生存危机这一简单的马尔萨斯式观念，而是如我在几年前所提出的，清代是一个人口压力与商品化两大趋势交汇的时期。在华北地区，尽管商品化为一些人提供了致富的可能，然而却致使很多其他人——承担了市场风险而遭受损失的人——贫困化。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和蚕桑栽培所代表的内卷型商品化使农村经济能够吸纳更多的人口，但它实质上并没有改变此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状况。人口压力与社会不平等相结合而产生的结果就是一个庞大的（尽管不一定是占总人口更高比例的）“贫农”“阶级”的形成，包括佃农、兼打短工的贫农以及无地的雇农。在贫农阶级的底端是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结婚的单身汉，其中不少人变成由无业者和乞丐组成的“游民”的一部分。自18世纪以来，他们构成了中国社会一个持久的特征。[38]
我认为，溺杀女婴是这个庞大的社会危机的许多征候之一。它表明穷人中生存压力的加剧，而不是李中清和彭慕兰所主张的没有如此压力。同样，买卖妇女表明了赤贫阶层经受的压力，而不是没有这种压力，也不是市场刺激下的资源的理性配置。彭慕兰将溺杀女婴作为把中国与欧洲等同起来的重要依据。他在借仗了李中清有关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和结论以后，很容易就得出了他的最终结论：1800年前的中国在人口压力方面并不比英国/欧洲经济的处境更为恶劣。反之，英国的情况并不更好一些。这两个地区同处于今后既可内卷也可发展的状态。因此，它们之间的大分岔直至1800年以后才出现。
是因为煤炭？
至于彭慕兰对1800年以后的历史的看法，最后要看他关于煤炭的讨论。他的论述主要基于瑞格里。瑞格里有力地论证了“有机经济”，即前工业的农业体系与“以矿藏为基础的能源经济”，也就是主要基于煤炭（和蒸汽）的工业革命之间的区别。前者的能源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人力畜力，最终基于非常有限的土地资源；后者的能源则主要依靠远为丰富的煤炭供应——一个男子每年可以开采大约200吨煤，这是他所消耗能量的许许多多倍。在瑞格里看来，正是这一差别使单个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得到大幅度提高，这也正是区分工业经济与前工业经济的标志。[39]
按照这一分析思路，英国偶然地得益于煤炭的丰富资源及较早的发展。根据瑞格里的计算，1700年的英格兰每年大约生产250万—300万吨煤，这大概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总产煤量的5倍”。到1800年，英国年产1500万吨，“而全欧洲的总产量可能都不超过300万吨”。[40]
瑞格里强调煤炭，意在论证英国工业化中偶然因素，从而驳斥了过于目的论的“一体化”的“现代化”理论。但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凸出英国工业化的偶然性并不意味着仅作凭机遇就足以解释工业化，更不用说只用煤炭来解释。这两个论点之间的区别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它们的差异加十分关键。在指出英国的农业革命及其推动的城市化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以后，强调煤炭的重要性是对经济变迁的动力提出一个相当深奥的论点。正如瑞格里所言：“一个国家不但需要走向通常意义的资本主义化……而且需要走向原材料日益依靠矿藏的资本主义……英国经济是在这两重含义上讲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过这两者的关联最初是偶然的而不是必定的因果关系。”[41]这个论点完全不同于简单的机遇论，或煤炭单一因素论。实际上，瑞格里在这本书中论述“农业革命”（“发达的有机经济”）花费的大量篇幅，绝不亚于他关于煤炭早期发展（“矿藏基础的能源经济”）的论述。在瑞格里看来，这两者都揭示了英国很早就出现的特点。
彭慕兰是这样来运用瑞格里的论断及资料的。他先是指出英国在煤炭资源上占了有利位置；与此相反，他断言，长江三角洲的经济由于西北地区煤矿所产难以运输而受到阻滞（第57、59、64—65页）。然而后来他仍坚持，尽管长江三角洲“生态问题日趋严重”，但还是要“到19世纪才变得比欧洲（包括英国）和日本的核心区域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第229页）。这一观察促成了他有关“生态缓解”的论断：他认为煤炭和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生态缓解”，而长江三角洲却无此幸运（第274—278页）。彭特别提到了新大陆提供的糖，不然英国就得耗费310万英亩土地来生产糖以满足供给（第275页）；其次是棉花，否则在1815年就会占用900万英亩土地，到1830年则将达到2300万英亩；最后还有不可或缺的煤炭，要满足当时的供给，英国除非再奇迹般得到1500万英亩的森林（第276页）。[42]他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煤炭与新大陆供给英国的原料总量超过英国耕地所能出产的总和。因此，正是“煤炭和殖民地”（coalandcolonies）的历史机遇，而且仅仅是这一点，就将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区别开来。
两种比照鲜明的经济
附录：度量衡
中国度量衡按地区和时代多有不同。此文所用“斤”全指“市斤”，等于1.1英磅。“石”是容量，1石米重约160斤，即176磅。
此文水稻产量全指米，与稻谷比例约7比10。
棉花产量全指皮棉。布“匹”所指是标准土布，重1.0914公斤，相当于1.32市斤，3.6337方码，32.7方尺。皮棉成布过程中，弹花损失约4%，上浆加重给5%。因此，布匹重量与所用皮棉大致相当。
[1]J.Lee,C.Campbell,FateandFortuneinRuralChina:SocialOrganizationandPopulationBehaviorinLiaoning,1774—1873.Cambridge,Enlan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58—70；J.Lee,WangFeng,OneQuarterofHumanity:MalthusianMythologyandChineseRealitie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p.51.
[2]J.Lee,C.Campbell前引书，第49页。
[3]Pomeranz前引书，第38页；J.Lee,C.Campbell前引书，第70页；J.Lee,WangFeng前引书，第61页。
[4]Wong前引书，第22—27页；李伯重：《堕胎、避孕与节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中国学术》第1卷第1辑（2000年）。
[6]J.Lee,WangFeng前引书，第55页，表4.2。彭慕兰误将李中清的数字引作“1年”大的孩子，而李的数字实际上指的是1岁——这是中国式的计算方法，李、王将之约等于6个（Pomeranz前引书，第37页；J.Lee,WangFeng前引书，第55页。）
[7]Schofield前引文，第67页以下。
[8]在J.Lee,C.Campbell前引文第90页注10；但在J.Lee,WangFeng前引文第85—86页处没有提及。
[9]J.Lee,WangFeng前引书，第8页；Pomeranz前引书，第41页。
[10]S.Harrell,TheRichGetChildren:Segmentation,Stratification,andPopulationinThreeChekiangLineages,1550—1850.InArthurP.WolfandSusanB.Hanley(eds.),FamilyandPopulationinEastAsianHistry.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5,p.15();LiuTs’ui-jung,AComparisonofLineagePopulationsinSorthChina,ca.1300—1900.InStevanHarrell(ed.),ChineseHistoricalMicrodemography.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55,pp.94—120。
[11]T.Telford,FertilityandPopulationGrowthintheLineagesofaTongchengCounty,1520—1661.InStevanHarrell编前引书（1995年），第48—93页。
[12]A.Wolf,FertilityinPre-revolutionaryRuralChina.InA.Wolf,S.Hanley,(eds.),FamilyandPopulationinEastAsianHistory.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5,pp.154—185。
[13]J.Lee,WangFeng前引书第6章，特别是第90页；另参J.Lee,C.Campbell前引书第92页。
[14]A.Wolf,IsThereEvidenceofBirthControlinLateImperialChina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vol.27,no.1(March2001):133—154.
[15]J.Lee,WangFeng前引书，第60—61页。
[16]S.Harrell,TheRichGetChileren:Segmentation,Stratification,andPopulationinThreeChekiangLineages,1550—1850.InA.Wolf,S.Hanley编前引书。
[17]A.Wolf,FertilityinPre-revolutionaryRuralChina.InA.AWolf,S.Hanley编前引书，第182—183页。
[18]ZhouQiren,PopulationPressureonLandinChina:TheOriginsattheVillageandHouseholdLevel,1990—1950.Ph.D.dissertation,UCLA,2000。
[19]HoPing-ti,StudiesonthePopulationofChina,1368—1953.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9,pp.58—62;A.Waltner,InfanticideandDowryinMingandEarlyQingChina.InAnneBehnkeKinney(ed.),ChineseCiewsofChildhood.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5,pp.193—218。
[20]引自Waltner前引文第200页。
[21]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第8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22]J.Lee,WangFeng前引书，第100页。
[23]J.Lee,C.Campbell前引书第4章。
[24]J.Lee,WangFeng前引书，第58页。
[25]曹树基前引书，第455—689页。
[26]J.Lee,WangFeng前引书，第28页。
[27]曹树基前引书，第455—689页。
[28]薛允升：《读例存疑》，黄静嘉编校，卷5，（台北）中文研究资料中心，1970[1905]年，例275—3到275—18。
[30]Huang,Code,Custom,Practice,pp.157,168—169。
[31]M.Sommer,Sex,Law,andSocie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0.
[32]薛允升前引书，例273—7到273—24。
[33]严明：《洪亮吉评传》，（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88—189页。
[34]何炳棣在StudiesonthePopulationofChina,1368—1953(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9)第271页中概述了洪亮吉两篇论述的内容，不过是以一种抽象的理论化口吻而非实际观察的语气。这里我相应地稍做修正。关于洪亮吉的贫寒出身和对穷人的同情，参见陈金陵《洪亮吉评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关于他编纂的许多地方志，参见严明前引书第130—148页。
[35]W。Rowe,SavingtheWorld:ChenHongmouandEliteConsciousnessinEigh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1,p.156.
[36]Rowe前引书，第155—156页，第188页注13。
[37]Huang,Code,Custom,Practice;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
[38]Huang,NorthChina;黄宗智：《华北》；亦见Huang,YangziDelta,与黄宗智《长江》。孔飞力在Soulstealers:TheChineseSorceryScareof1768(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第2章中有出色的讨论；亦见其他著作。
[39]E.Wrigley,Continuity,ChanceandChange:TheCharacteroftheIndustrialRevolutioninEngland.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第77页及各处。
[40]Wrigley前引书（1988年），第54页，引M.flinn,TheHistoryoftheBritishCoal,Industry,vol.II,1700—1830(Oxford,England:TheClarendonPress,1984),vol.2,p.26.
[41]Wrigley前引书，第115页。
[42]Pomersanz引Wrigley前引书（1988年）第54—55页。
[43]T.Wright,CoalMininginChina’sEconomyandSociety,1895—1947.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4,p.17.
[44]Wright前引书，第10—12页情1、2、3，第195页。
[45]J.Hornibrook,LocalElitesandMechanizedMininginChina:TheCaseoftheWenLineageinPingxiangCounty,Jiangxi.ModernChina,27.2(April2001),pp.202—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