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读到了硕士、博士阶段的汉学专业的学生，居然不能够用汉语进行一次流利的对话，那么这所著名大学的汉语教学水平……相信这是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在访问另外一所大学孔子学院时，我特意要求对方拿出汉语教材一看，均是国内出版机构的汉语学习教材。将问题归罪外国大学的汉语教学师资缺乏、没有汉语学习环境等等，有一定道理，但是笔者认为，这可能正是用拼音作为汉语入门方法所带来的巨大缺陷与不足，亟需要进行纠正。
“汉字文化圈”：能写汉字就能交流
汉字在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越南等地通行上千年，因此在亚洲大陆形成了以汉字为主要文化标志的“汉字文化圈”，一个汉字尽管在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读音各不相同，但并不影响信息交流。比如在明代，由于明朝先后在1592年至1598年两次协助朝鲜抵御日本入侵，平定“壬辰倭乱”，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十分紧密。1449年倪谦出使朝鲜，双方文人开创了以《皇华集》为标志的诗赋外交的传统。进入清代，文人交流更是开创历史高峰。根据徐毅的研究和统计，自1701年至1800年的100年间，双方参与的文人名士就有638人次。根据目前已经发现的历史档案统计，其中较为详细的笔谈记录至少有206次，双方互相赠送诗赋635首，唱酬诗127组，序文、题跋40篇，来往信件344封，赠送图书记录为81次。
这些出使中原的历代官员，均为朝鲜社会主流阶层，汉语水平极高，能够与中原大陆士大夫、文人互赠诗文，撰写题跋、序文，往来信件，特别典型地体现了基于汉字文化圈的文人之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沟通的特点。在面对面交流时，汉字就成为朝鲜文人与中国大陆文人对面相逢时直接交流的桥梁与中介，从而规避了因为口语发音的不同而导致的信息沟通阻碍。在这一点上，汉字所起到的作用，如同中国大陆内部北方人与南方人口语交流沟通一样，汉字起到了标准与规范的中介作用。笔谈这种交流方式，突出地证明了汉语表意文字的本质。朝鲜诗人伊淳曾形象地描绘了18世纪中朝文人之间面对面沟通时的场景：“异类人情逢宿面，同文笔话替轻唇。”
亚洲众多的国家、地区中，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能够熟练使用汉字、掌握汉字，用汉语进行交流沟通并且进行文学创作，是一种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因此成为亚洲国家地区的通用语，并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
直到19世纪末期，随着欧美文化大量侵入亚洲地区，以发音为主的西方字母才进入这个地区。中国大陆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产生了一股废除汉字的思潮，亚洲国家也逐渐停止使用汉字。包括民国时期的汉字简繁之争，汉字拼音化的利弊之大讨论在内，亚洲周边国家在历史中形成的汉字文化圈逐渐褪色。拼音入门学习汉语的本质，属于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在亚洲地区相遇后冲突、矛盾、协调到最后交融的一种文化产物。
拼音远离汉字的表意本质
众所周知，文字与意义之间建立联系，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过程。大量的汉语学习实践表明，要掌握汉字，必须要历经不断的强化读音、字形与意义之间的记忆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大声朗读之外，还要一笔一划地写汉字。母语为汉语文化环境的儿童学习汉语是如此，非母语环境的人也是如此。在汉语这样一个历经五千年漫长历史所形成的宏伟大山面前，如果要成功登顶，必须要掌握汉字，才算是上了第一个台阶。如果仅仅用拼音学习汉字，而不要求初学者一笔一划写汉字，这就离汉语表意文字的本质越来越远，反而增加了掌握、学习汉语的难度，甚至最终无法掌握、运用汉语。在某种程度上说，汉语拼音，是一条看似容易的“捷径”，但实质上是容易让人误入歧途的歪路。
呼吁回归书写本体
汉字是拼音还是手写，还有另外一层深意，那就是自明代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初次相遇的500多年间，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传教士、汉学家以及一些大名鼎鼎的西方哲学家，长期以西文字母文化为标准审视汉字、汉语所得出的一些观点、判断，也失去了合理性。
比如美国传教士兼汉学家卫三畏
（SamuelWellsWilliams，1812～1884）就认为中文阻碍了中国发展进步。中文、墨西哥文和埃及文是比较类似的词素文字（morphographic），有时也被称为表意文字（ideographic），其中“墨西哥文”被西方殖民者野蛮地摧毁了，而埃及文最终也被拼音化了。唯独中文还在坚持使用这种濒临消亡的书写系统，它“因中国的文学得以传承，因闭关锁国得以巩固，并受到中国人以及周边无书面文字民族的尊崇”。“这种语言所引起的思想孤立”，“将中国人束缚在自己的文学里，使他们变得自负和自我依赖，产生了对其他国家的轻蔑，阻碍了他们的进步”。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一书中也说到，中文书写的本质“从一开始就是对科学发展的一大阻碍”。黑格尔认为，中文的语法结构培育出了某些排斥现代思想的习惯和倾向，它使那些现代思想变得难以言表甚至难以想象，那些用中文思考和交流的人受到了这门语言的限制，始终无法登上进步的大写的历史舞台。类似观点也影响到清末民初救亡图存的一代先贤，如谭嗣同就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鲁迅就有“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惊人之语。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以事实雄辩证明，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鲁迅、钱玄同等人是因为在西方列强一再侵袭下，无法找到复兴图强的道路，把怨气归罪于汉字头上，也是“恨铁不成钢”之语。而那些最早投入汉字标准化、工业化的先驱者，也是在这些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某些观点的影响下，前赴后继地投入到各种汉字的改良方案设计、研制过程中。从瞿秋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到林语堂的中文打字机、再到1958年新中国颁布的《汉语拼音化方案》，直到1981年王选成功研制出第一部汉字激光照排系统，都不过是中西文化矛盾、冲突最后走向协调、交融的一个过程。
（本文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华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