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原劳动人事部首次提出了“考试录用”的要求。1989年在6个国家部门和两个地区（深圳和哈尔滨）实行公务员考试录用的试点。时至1991年，国务院的直属部委中，采用考试、考核办法择优录用的工作人员已占需要补充人员总数的77％；全国有24个省开展了考录工作。从试点到遍地开花，考试录用意味着整个公务员录用体系的一次改革，曾被寄予任人唯贤的期望。前国家人事部常务副部长程连昌曾说，过去的补充干部的模式是推荐、递条子、介绍、转入等形式。这个办法经常造成国家政府部门想要的人找不到，不想要的人硬往里塞的情况，根本谈不上职位和人才的吻合，谈不上任人唯贤，更不用说高效了。但在当时，由于改革开放呼声的高涨，更多的人选择下海作为自身的发展方向，通过这种途径成为公务员的人数较少。
1993年8月14日，国务院发布并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标志着我国公务员考试制度己进入全面实施阶段。1994年，人事部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组织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录用首届招考。3天内有近14000人咨询，新闻界称之为万人赶考公务员。前几届的“国考”，平均招考和录用比例为三十六七比一，后期达到46：1。但在当时，进机关做公务员仍然不是很多青年就业的选择。大学毕业生可以通过分配工作进入到各机关、大型国企，公务员并不是最佳选择，公务员人数甚至出现了减少的趋势：原有的公务员队伍中出现了下海经商的高潮；1999年，中央全国地方机构改革会议决定，市县乡政府部门要精简的人数不下280万，是原来的一半，但这场改革最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1994年，首届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在京开考。
王运正，曾任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上世纪90年代初辞官下海，成为当时的代表人物。
公务员权力过大，自然可以在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1994年的分税制以后，政府财政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学者傅蔚冈曾表示，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GDP，意味着政府成为经济飞速发展的最大的受益者。在一个公开透明的财政体系下，政府获得的税入要经过纳税人的同意而流向各个领域。但是由于当下中国不存在严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约下的公共财政体系，公务员群体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财政收入增加的最为直接的受益者。没有市场创造的财富，政府怎么可能供养起这么多的公务员？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尚在乐观之中，公务员热还将持续。目前我国约有4000余万公务员，平均下来，一名公务员要靠33名中国人来养活。部分公务员可以无需创造财富就能分配财富，这也是吸引百万大军走上国考独木桥的原因。
国家公务员被称为金饭碗，其带来的权力、经济利益让许多人难以割舍。
目前我国约有4000余万公务员，平均下来，一名公务员要靠33名中国人来养活。公务员可以无需创造财富就能分配财富，这也是吸引百万大军走上国考独木桥的原因。
“身份”，是隐现于诸多新闻事件之中的一个关键词。从个别地方招录干部子女的红头文件，到“拼爹就业”背后的无奈，“身份”的重要作用尽显无疑。“身份”不同，社会地位就会变得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平、发展机会自然不会均等。而平民打破这一“身份壁垒”的重要武器就是通过国考，走上仕途，给自己以不同于常人的身份象征。于是我们看到了公务员考试辅导产业的畸形火爆，看到了国考时候的面试环节，大家奋力拼杀在各种人际关系之中。而获得公务员的身份后，压力便可以被轻松消解，一条看上去平等的通路摆在面前，大部分人自然不会甘于人后。一旦获得特权，凭借身份滥用职权、贪污腐化的例子并不少见，考试选拔出了社会的蛀虫，这种担忧并不多余。
百万人的拼杀，一旦成功，将获得代表权力和地位的公务员“身份”。
很多大学生受到“官本位”的影响都削尖脑袋以谋求一官半职，他们的专业价值、学术价值、创新价值，自然无法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