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部发布《2019年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工作要点》
工信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
盛松成：本轮逆周期政策时滞近尾声
中国经济复苏中的四大短期挑战
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经济科技和资源安全面临的新问题及政策建议
要情文摘
国务院部署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措施
“顶层设计”推动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
破解养老“堵点”“痛点”，提升亿万老人幸福
两办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内部报告
今年对美出口先抑后扬外需疲软或成出口最大拖累
从“黄金十年”周期看当前处于牛市初级阶段
政策借鉴
贵州“七招”组合拳释放煤炭先进产能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19年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工作要点》（下称《要点》），要求进一步细化农药残留标准。此外，《要点》提出，由农业农村部规划司牵头，有关司局参与，指导第一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认真总结典型范例，启动第二批先行区评估确定工作，着力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绿色生态循环发展模式，全域推进绿色发展。
制定修订农药残留标准1000项
《要点》明确提出，深入开展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保持化肥使用量负增长，确保到2020年化肥利用率提高到40%以上。同时，深入开展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转变病虫防控方式，大力推广化学农药替代、精准高效施药、轮换用药等科学用药技术。加快新型植保机械推广应用步伐，进一步提高农药施用效率和利用率。
《要点》提到，2019年将加大标准制定修订力度，加快制定修订一批肥料安全性标准，制定修订农药残留标准1000项、兽药残留标准100项，清理一批不适应的标准，制定一批绿色、优质、营养方面的行业标准和生产规程。
推进农业、畜牧业资源回收再利用
首先是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落实规模养殖场主体责任，推行“一场一策”，确保2019年底，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80%，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在年底前达到100%。
同时全面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行动。以东北地区为重点，以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利用为主攻方向，以县为单位推广深翻还田、捡拾打捆、秸秆离田多元利用等技术，推进秸秆全量利用。
此外，2019年我国还将深入实施农膜回收行动。深入推进100个县开展农膜回收利用，加强回收体系建设，加快全生物降解农膜、机械化捡拾机具研发和应用。
休耕退捕保持农业可持续增长
根据《要点》，今年已实施3年轮作期的东北地区将退出试点，长江流域的水稻油菜以及黄淮海地区的玉米大豆将成为新轮作试点，以此完成耕地的轮作休耕交接。
另一方面，《要点》还对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进一步指示。今年，我国将在海河、辽河、松花江、钱塘江实施禁渔期制度，实现内陆七大重点流域禁渔期制度的全覆盖，确保海洋伏季休渔，同时，扩大限额捕捞试点范围。
作为其中的重点水域，在2019年底以前，将完成对长江流域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渔民退捕工作，全面禁止水生生物保护区内生产性捕捞。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10个以上。同时，组织开展全国放鱼日等重大增殖放流活动，全年增殖放流水生生物苗种300亿尾以上。
强化统筹推进和试验示范
《要点》提出，统筹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支持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建立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工作机制，围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水生生物保护等重点任务，整区域整建制推进落实。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近日表示，支持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深化中小企业领域的双多边政策磋商机制。探索支持中小企业海外园区建设，继续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拓展中小企业对接全球创新资源的新空间。
下一步，工信部将从以下几方面实施中小企业的国际化。
——继续发挥好中小企业领域的多双边合作机制的引领作用。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14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继续鼓励和支持各地方中小企业的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机制。
——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服务体系。鼓励和支持各类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展览展销、组团考察、商事法律等服务，帮助中小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服务机构真正“走出去”，在条件成熟的国家和地区设立中国中小企业中心，为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专业化服务。目前，第一个中国中小企业中心已经在德国柏林运营。
——支持中国中小企业对接全球资源。鼓励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在境外建立原材料基地、研发设计基地、营销网络等，真正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品牌、营销服务“走出去”。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目前，已经建立了12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下一步发挥合作区作为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科技人才的载体和示范作用，着力培育外向型产业集群。
——帮助中小企业拓展海外市场。鼓励和支持建立各类中小企业产品技术展示中心，鼓励中小企业利用跨境网络交易平台、跨境电商等渠道拓展市场。
经济周期的起落波动是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政府一般会出台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予以逆周期调节。从逆周期调控政策出台到实体经济企稳回升，通常会有一定时滞。过去十几年，我国经济曾数次经历疲弱态势，也进行过多轮调控，而此次调控政策时滞明显较长。政策时滞受多种因素影响。随着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市场信心的逐步恢复，政策时滞已近尾声，二季度经济有望企稳。
一、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时滞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算起，我国宏观经济出现过4次形势较为严峻的情况，分别起始于2008年年中、2011年年末、2014年年末与2018年年中，间隔约2.5-3.5年。当经济发展环境较为复杂和严峻时，政府会灵活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工具予以逆周期调节，为经济平稳运行创造条件。例如，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2008年6月的16.0%下降至10月的8.2%，同期CPI增速从7.1%降至4.0%，M2增速从17.4%降至15%，GDP增速从二季度的10.9%下降至年末的7.1%。为减轻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自2008年9月起至年底陆续实施了4次降息、5次降准，推出了“四万亿”投资等稳定总需求政策。
相较于内需，对外贸易的政策时滞偏长。从过去三次的统计情况看，出口增速（以美元计）的平均时滞为1年，进口增速的平均时滞相对较短，为9个月。
价格的政策时滞也较长。从政策出台至CPI、PPI同比增速见底回升间隔约为10个月。例如，CPI增速自2011年7月起从6.5%的高位开始下行，至2011年12月央行开始降准时已下降至4.1%，随后继续下降至2012年10月（历时11个月后）才抵达1.7%的阶段性底部，自此转而开始了长达一年的趋势性上升。
与经济数据不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对金融数据的影响速度相对较快。从过去三次调控的统计数据看，M2增速的平均时滞为3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的平均时滞稍长，为5个月。
总结上述情况可以发现，通常在“稳增长”政策开始实施后的3-5个月M2、社融等金融数据率先企稳回升，工业增加值、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数据的企稳则是在政策放宽后的3-8个月，而CPI、PPI等物价数据的见底回暖则在政策放宽后的10-11个月。
2018年以来的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时滞偏长。从2018年4月央行降准置换MLF到现在已有一年，即使从多项政策边际开始放松的2018年8月算起，至今已有8个月，但主要经济金融数据尚未明显回升。分项来看，固定资产投资最早出现回暖迹象。“稳增长”政策开始实施后，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从2018年8月的5.3%的历史低点稳步上升，政策时滞约为5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在2018年11月下行至低点8.1%，之后连续两个月反弹，2019年2月为8.2%，时滞在8个月以上。
金融数据方面，从历史经验看，金融数据一般最早企稳回升，但这次政策时滞明显较长。2018年4月M2增速延续2017年以来的下行趋势降至8.3%，10月进一步下降至历史低点8.0%；2019年1月小幅攀升至8.4%，而2月再次下探至8.0%附近。2018年年中社融增速开始下降，年底下探至历史低点9.8%，今年前两个月出现反弹，2月社融增速为10.1%。金融数据是否已企稳需要结合一季度数据整体观察，尚待进一步验证。
最近一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更多更大，此次贸易、价格数据的韧性与以往不同，政策时滞也更长。进出口增速在2018年1-10月保持较强增长，出口、进口平均增速分别为13.5%、20.4%，但2018年11月起开始双双回落。CPI、PPI同比增速表现出较强韧性，CPI同比增速上升至2018年9月的2.5%后开始下降，今年3月增速较2月回升0.8个百分点至2.3%，PPI同比增速从2018年6月的4.7%下降至今年年初的0.1%附近，3月小幅上升至0.4%。
二、此次政策时滞较长的原因
此次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时滞较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国际形势错综复杂。2018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及带来的不确定性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一方面，2018年全球经济稳中趋缓、我国贸易商品竞争力提升以及出口企业的“抢出口”效应，推动2018年我国货物贸易保持平稳。2018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美元计）比上年增长12.6%，出口增长9.9%，进口增长15.8%，其中对美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8.5%，出口增长11.3%，进口增长0.75%。另一方面，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也影响到国内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市场预期。
三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前所未有。在“三驾马车”中，长期以来我国是投资拉动型和出口导向型经济，而近年来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尽管2018年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削弱了人们对经济的乐观预期，居民负债率也对消费形成一定拖累，但全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达到76.2%。在三大产业结构中，2018年服务业占GDP比重为52.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9.7%，比第二产业高23.6个百分点。在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中，2018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以及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6.6%、15.4%、15.4%、13.4%和8.6%，贡献了制造业投资增长的近50%。我国经济正在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高转变，高质量发展模式对经济增速的拉动不如“老模式”那么快。
四是民营经济的波动。民营经济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56789”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2016-2018年，民营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降低。以工业增加值为例，长期以来民营企业的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速高于国企。2016年下半年以来，民营企业的增加值增速出现较为明显下滑，而国企的增加值增速则触底回升，2016年年底上升至6.4%，超过民营企业增速约1.2个百分点，并一直持续到2018年7月。随着支持民营经济的各项政策密集出台，民营企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速从2018年8月起稳步回升。2019年1-2月，国企的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降至4.4%，而民营企业的增加值增速上升至8.3%。
三、政策时滞已近尾声
首先，贸易紧张局势趋于缓和。2019年4月IMF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3.3%，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低。在此背景下，构筑贸易壁垒不利于各方利益，而加强多边合作有助于各经济体共渡难关，全球经贸关系有望阶段性缓和。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多元化特征，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对外贸易压力将有所缓解。
其次，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金融业全面强监管取得较大成果，目前已有所缓和。合理适度的影子银行是银行表内贷款的补充，因此可以在符合监管要求和风险防控的前提下，适当保留表外融资。从去年11月起，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融资的收缩速度开始趋缓，表外融资占社融的比重从2018年底的-15.2%上升至2019年2月的-0.4%。
第三，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改革红利逐步释放。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关键领域的改革红利将激发市场活力，增添内生动力，提升内需潜力，推动我国经济继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第四，民营企业发展获得政策支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财税部门纷纷出台支持民营经济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多措并举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资金紧张状况，降低税收负担。强烈的政策信号有利于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政策的落实将促进民营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经营。
目前多项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较大，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措施逐步落实。预计2019年投资、消费、出口三大经济增长驱动力不会出现较大幅度下滑，我国经济二季度有望企稳，全年经济增长可能呈“前低后高”态势。
通胀压力回升制约政策放松
伴随3月以来猪肉价格的回暖、非洲猪瘟加剧供给冲击，猪周期重新启动，加之前期国际油价明显上涨，短期内中国通胀压力再度攀升。历史上几乎每轮猪肉价格的上涨都会带动通胀上行，中国的CPI分项中食品分项波动大于非食品，主导CPI走势；其中猪肉价格很大程度上主导了食品分项的走势，因而也成为影响CPI的重要因素。
短期内国内通胀或存在上涨压力，特别是在二季度翘尾因素较高的背景下，CPI或将迎来上行态势，个别月份将超过3%。根据笔者的测算，3、4月份CPI同比将回升至2.5-2.6%左右，6月压力更大，可能突破3%。而一旦通胀水平短期内接近或者超过政府的3%既定目标，恐将对货币政策造成制约。
同时，近期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处于对资产价格上涨的担忧，货币政策继续放松的可能性也明显降低。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货币政策需要转向，在经济下滑背景下，整体保持逆周期调控仍是主要基调，只是短期内进一步宽松的空间会受到限制。
全球经济疲态困扰出口前景
今年出口或将面临全球经济疲软的挑战，对经济增长有所拖累。虽然中美贸易经过九轮谈判已取得诸多重要进展，有望最终达成协定，但去年3月贸易战以来“抢出口”效应的逐渐消退使得中国对美出口短期内难以获得明显好转。今年前两个月贸易数据已不容乐观，以美元计的出口下降4.6%，，其中，中国对美累计出口暴跌14.1%，成为主要拖累。展望全年，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进入下行通道，外部需求疲软，全年外贸前景仍然忧患重重。
例如，美国经济在经过2018年二季度的美国经济GDP突破4%之后，已经处于下滑通道，经济增速出现逐季放缓态势。2018年四个季度分别增长2.2%，4.2%，3.4%，2.2%。此外，上个月3个月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12年来首次倒挂，从历史来看，这个与美国经济衰退紧密联系的指标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令人担忧。好在美联储也已于上个月退出加息周期，同时将2019年的经济增速下调为2.1%，2020年则降为1.9%；而伴随着美国税改的基数效应消失、美国两党政治分裂加大，政府一度长期停摆，预期美国经济将在2019面临下行压力。
与此同时，2018年下半年欧洲主要经济体增长大大低于预期，火车头德国经济失速，深陷“黄马甲”危机的法国复苏动力严重不足，意大利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而深陷脱欧困局的英国各项指标也在下滑。欧洲央行已将2019年GDP增速预测由去年12月的1.7%大幅下调至1.1%。此外，欧洲政治风险不容小视，英国脱欧问题的悬而不决、民粹主义在多国蔓延又给欧洲经济再添新变数。欧盟和美国作为中国前两大进口国，经济一旦转弱，将对中国出口构成显著制约。
房地产市场回暖下的政策两难
房地产走势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关键。3月在前期抵押贷款利率的下行以及一些行政限制松动的背景下，国内房地产销售数据出现了回暖态势。3月30大中城市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大幅反弹至20.4%。在资金面宽松的背景下，2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63%，环比下降0.53%，连续3个月回落。此外，2019年1-2月房屋施工面积去除新开工面积的增速大幅回升至6.8%，这一数据在2016-2018年分别只有1.9%、1.8%和1.7%。
基建稳增长仍需防范债务风险
去年10月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决策层迅速重拾基建对于经济的托底作用，提出“基建补短板”等诸多配套政策措施，截至目前政策发力效果已有所显现。可以观察到，开年以来，基建投资在项目审批、开工建设、投融资等多个方面均呈现出明显提速的态势。截至目前，发改委基建投资审批规模几乎已恢复到2017年同期水平，1、2月累计同比增速则分别达到78.5%、74.5%；地方掀起基建项目开工潮，重点短板领域如交通运输、环保领域投资增长明显；专项债的放量发行、挖掘机和重卡行业产销数据呈现复苏迹象等，均提示基建投资在政策加持下将持续反弹。
2019年我国将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明确，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城市政府要探索采取差别化精准化落户政策，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强调，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确保有意愿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全部持有居住证，鼓励各地区逐步扩大居住证附加的公共服务和便利项目。2019年底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达到基本办学条件“20条底线”要求，在随迁子女较多城市加大教育资源供给，实现公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政策。持续深化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扩大公租房和住房公积金制度向常住人口覆盖范围。
根据《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支持特色小镇有序发展。完善政银企对接服务平台，为特色产业发展及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为打造更多精品特色小镇提供制度土壤。建立规范纠偏机制，逐年开展监测评估，淘汰错用概念的行政建制镇、滥用概念的虚假小镇、缺失投资主体的虚拟小镇。组织制定特色小镇标准体系，适时健全支持特色小镇有序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讨班上指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经济和科技安全。贸易集中度高、对西方技术和规则秩序的不对称依赖、财政金融风险积聚、外资对产业和市场的控制是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军民科技融合转化不畅、科技安全管理薄弱是科技安全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资源对外依存度过高、开发利用水平低是资源安全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建议着力处理与美国的经贸关系、确保能源原材料供应、维护金融安全、加大科技领域补短板力度、提高科技和产业创新效能，以维护国家经济科技和资源安全。
一、经济安全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1.贸易集中度高导致贸易摩擦更加频繁
中国同世界上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贸关系，但对少数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过高，贸易不平衡问题较为严重，容易导致贸易摩擦。我国进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香港、日本、东盟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造成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由此引发的贸易战使中国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双边经贸关系紧张。2018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以中美贸易失衡为借口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贸易战，中国经济波动风险加大。外贸依存度高也使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易受世界经济景气周期波动的影响。
2.对西方技术和规则秩序形成不对称依赖
3.产业安全面临提升竞争力和避免空心化的双重挑战
我国庞大的工业体系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高科技领域核心技术缺失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威胁经济安全核心问题，在半导体、生物医药、精密制造等战略性领域，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产业升级步伐存在被延后或者打断的可能。在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国内综合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开始考虑调整产能布局，加之近年来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吸引本国制造业回流，东南亚、南亚国家大力吸引中低端产业，使得我国产业面临提升竞争力和避免空心化的双重挑战。保障产业安全的损害预警机制和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不够权威，没有跨部委的总领机构，只能通过召开联合会议制定解决方案，而联合会议往往不具备权威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产业损害预警工作的进度，不利于我国产业安全的维护。
4.财政金融风险积聚埋下隐患
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安全和社会保险面临风险。部分地方建设规模和速度超出财力，政府债务负担过重，财政和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社会保险存在隐患，养老保险基金制度不完善，长期收支平衡存在压力。我国社会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产能过剩、行业信贷风险逐步显现，金融机构信用和流动性风险上升，部分影子银行业务扩张过快，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风险增大，金融风险日趋加大。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风险跨境传递的可能性增大。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剧烈异常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随着美元加息和资金外流，高债务国家出现违约风险甚至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加大，一旦部分国家发生金融或债务危机，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波及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因素进一步积聚。
5.外资对产业和市场的控制弱化国内宏观调控能力
二、科技安全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1.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对我国未来生存和发展带来新挑战。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网络、太空、深海、极地成为大国拓展生存空间和国家利益的战略竞争之地。当前，我国前沿基础研究依然薄弱，科技基础依然不牢，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对事关长远和战略全局的重点领域部署不够，技术创新缺少源头供给，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科技部对信息、新材料、先进制造、地球观测与导航、能源、环境、农业、海洋、交通、公共安全10个领域70个子领域的调查显示，我国处于领先、并行和跟踪阶段的技术分别占19.4%、30.8%和50.2%，我国在芯片、操作系统、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以及重点产业领域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我国的总体技术水平相当于美国的67.1%。
2.军民科技相互融合转化不畅
3.科技安全管理薄弱
在科技领域，重发展轻安全的思想普遍存在。科技安全管理受到体制、文化、安全意识、人才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科技安全预警、监测和管理体系建设处于起步阶段，识别、防控和应对科技安全问题能力还十分薄弱，科技引发的生命、生态、环境等领域的新问题时常发生。
三、资源安全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1.资源对外依存度过高。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加速扩大，对外部能源资源的依赖不断提高，增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我国重要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攀升，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铁、铜超过60%。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资源性产品的第一消费大国，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能源消费的增长势头还将继续。国际能源机构(IEA)预测，到2030年我国石油消耗量的80%需要依靠进口，对外依存度将长期维持高位。锆、钴、铂族、钽、铌等战略性小品种矿产储量较为短缺，对外依存度也将加深。获取境外资源的难度加大成本增加。世界上资源占有跨国公司化特征更明显，主要自然资源已日趋被主要西方大型跨国矿业公司集中占有，世界铁矿石的70%被世界三大铁矿石公司占有，我们在与这些大型矿业公司谈判时，很难掌握主动权，将进一步导致中国买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的局面，资源获取成本将明显增加。
2.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低
从国内的资源生产来讲，由于过去十余年的高强度开发，主要矿种产量占全球比重远高于储量占全球比重，开发强度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有的甚至超过10倍以上，特别是优势资源大量出口发达国家，产量普遍占全球的一半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90%。由于我国矿产冶炼加工产能扩张过快，甚至出现了钨、锑等优势资源也需要大量进口矿石的情况。这种高强度开采所导致的国内资源大量消耗，进一步削弱了我国资源的可持续供应能力。从总体上讲，我国资源开采方式粗放，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初级冶炼加工产能过剩，产品深加工和终端应用严重依赖国外技术，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特别是非法开采、超指标开采、采富弃贫等问题突出，矿产开采引发的生态破坏问题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四、政策建议
1.深化国际经贸合作
2.维护金融安全
第一，做好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的平衡。确保金融创新与市场发育成熟程度，市场组织、制度、机制的健全程度，市场发展潜力与空间的大小等相适应。第二，加大中央银行的监管力度。应形成中央银行监管部门的专业监管与其业务部门的日常管理相结合、分工协作、功能互补的风险监管体系，防患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强监管机构间的紧密沟通与合作，防止部门风险由小到大、由局部向整体、由非系统性风险向系统性风险的逐步演变与扩散。加强信用制度建设。信用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持续、不断健全完善的过程，对它的建设决不可掉以轻心、放任懈怠。第三，稳步推进金融对外开放。遵循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方针继续推进金融对外开放，使开放的节奏和力度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市场发育的程度和金融监管的能力相适应，更好地推动中国金融与全球金融的相互融合。
3.实现高质量的产业升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2019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承办情况汇报，要求更好汇聚众智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确定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措施，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从破解融资难题、财税支持、提升创新发展能力等多方面做出了针对性部署，提出了竞争中性原则，并更加突出建立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政策背景：这是继今年2月中旬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之后发布的又一重要文件。此前出台的《若干意见》，针对部分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一矛盾，从四个方面提出了15条具体政策措施，以切实加强金融服务民企工作，有效缓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此次出台的《指导意见》，针对中小企业面临的生产成本上升、融资难融资贵、创新发展能力不足等难点痛点，对去年以来各项惠及小微和民企的政策措施进行了总结和深化，从六个大的方面制定出具体的23条政策措施，这其中已涵盖此前的15条措施。
政策内容：《指导意见》指出，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主动服务中小企业，实行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制度。要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政策，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支持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减轻企业融资负担，建立分类监管考核机制。要完善财税支持政策。改进财税对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减轻中小企业税费负担，完善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充分发挥各类基金的引导带动作用。要提升创新发展能力。完善创新创业环境，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引导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化服务。要改进服务保障工作。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信用信息共享，重视培育企业家队伍，支持对外合作与交流。要强化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加强支持和统筹指导，加强工作督导评估，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多项举措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养老服务供给。
政策背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到2018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为2.49亿人，占总人口的17.9%。而到2018年底，我国养老服务机构与设施共16.38万个，床位总数746.3万张。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服务需求日渐增多。实现“老有所养”，成为当前及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老年人反映“住不起”“住不上”“住不好”，养老服务举办主体反映“盈利难”“融资难”“用地难”……这些养老服务中的“堵点”“痛点”，究竟该如何破解？本次《意见》给出具体对策。
政策内容：《意见》提出了六个方面共28条具体政策措施。
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主要包括建立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继续深化公办养老机构改革，通过提高审批效能解决好养老机构消防审验问题，减轻养老服务税费负担，提升政府投入精准化水平，支持养老机构规模化、连锁化发展，做好养老服务领域信息公开和政策指引等7项措施。
三是扩大养老服务就业创业。主要包括建立完善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教育培训制度，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业吸纳就业，建立养老服务褒扬机制等3项措施。
四是扩大养老服务消费。主要包括建立健全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发展养老普惠金融，促进老年人消费增长，加强老年人消费权益保护和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整治工作等4项措施。
五是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持续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实施“互联网+养老”行动，完善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大力发展老年教育等6项措施。
六是促进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实施民办养老机构消防安全达标工程，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落实养老服务设施分区分级规划建设要求，完善养老服务设施供地政策等5项措施。
《意见》提出，国务院建立由民政部牵头的养老服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工作责任落实，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养老服务工作机制。将养老服务政策落实情况纳入政府年度绩效考核范围。各地要充实、加强基层养老工作力量，强化区域养老服务资源统筹管理。
政策建议：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发挥各个部门的合力，各部门真正做到为养老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充分利用政策调动社会资本的力量。注意进行动态的意见反馈，不断对新的痛点堵点进行疏解和处理。
近日，为加快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要求，到2020年，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基本建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保护力度明显提升，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提供有力支撑。适时公布严重侵害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典型案例。
为保障上述任务有效落实，《意见》还提出，加强党对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统一领导。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涉及重大利益调整，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必须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推行；深入开展重大问题研究；统筹推进试点。对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涉及的具体内容，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禁止性规定的，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开展探索，充分积累实践经验；加强宣传引导。加强政策解读，系统阐述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基本思路和重点任务。
3月中国出口数据十分亮眼，以美元和人民币计价的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4.2%、21.3%，然而，同期全球经济指标呈现下行态势，中国对美国出口也受制于前期抢出口效应的消退，仍旧在所有国家中保持最低增速。展望未来，在中美贸易摩擦缓和的背景下，出口回暖的态势能否持续？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出口“稳中提质”的目标是否能够达成？哪些因素将主导2019年及以后的外贸格局？
2019年对美出口“先抑后扬”
3月出口的强劲与季节性因素以及基数效应角度有关。今年春节假期位于2月初，与去年相比提前了11天。考虑到企业通常集中在正月十五后开工，故而去年出口基数较低，而今年3月增幅较大。
分国别来看，3月我国对各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均出现了大幅改善，对美国、欧洲、日本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7%、23.7%、9.6%，前值分别为-28.6%、-13.2%、-9.5%，对美国出口虽然回正，但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最弱的。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看，对东盟、韩国、巴西、印度的出口同比增速为24.8%、6.7%、14.4%、8.0%，均出现明显反弹。1~3月中国对美出口累计下降8.5%，随着前期“抢出口”效应的消退，不排除对美出口透支的滞后影响在上半年的剩余月份持续释放，使得中国对美出口保持相对弱势。
中美贸易摩擦方面有所进展，但预期在中美贸易协议正式达成之前，其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仍将持续。按照加征关税的批次进行分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中国对美出口商品额（美元计价）增速进行了分类测算，结果表明三批340亿、160亿、2000亿美元商品在7月6日、8月23日、9月24日（即美国加征关税的时点）之后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滑；其中，加征25%的两批商品增速均跌至负值，显示25%和10%的不同税率也会造成较大差别；此外，即便是未加征关税的剩余出口商品，在去年10月之后增速也出现了下滑。
然而，中美贸易协议渐近或使下半年对美出口迎来转机。自2018年11月底中美双方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进行“友好会晤”，决定暂停贸易战升级并举行经贸谈判以来，中美贸易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截至目前，谈判已进行至第九轮，中美双方都在为扫清谈判障碍做出努力，每轮都有新进展。
倘若贸易谈判能够在上半年顺利达成，则中美外贸形势的预期及环境都将得到改善，不确定性的消除有利于增强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信心；中国对美出口将走出“先抑后扬”的走势，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将不再是威胁出口的主要风险。
外需疲软或成未来出口最大拖累
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全球经济呈现的疲软态势，或将成为出口的重要拖累。近期美国、欧元区、日本PMI均有大幅下滑，3月份日本、欧元区PMI分别为49.2和47.5，均已低于荣枯线。其中，2018年二季度美国GDP突破4%之后，已经处于下滑通道，经济增速出现逐季放缓态势。
此外，美国近期3个月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12年来首次倒挂，从历史来看，这个与美国经济衰退紧密联系的指标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令人担忧。美联储也已于上个月退出加息周期，同时将2019年的经济增速下调为2.1%，2020年则降为1.9%；而伴随着美国税改的基数效应消失、美国两党政治分裂加大，政府一度长期停摆，预计美国经济将在2019年面临下行压力。
与此同时，2018年下半年欧洲主要经济体增长大大低于预期，火车头德国经济失速，深陷“黄马甲”危机的法国复苏动力严重不足，意大利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而深陷脱欧困局的英国各项指标也在下滑。IMF已将欧元区2019年增速下调至1.3%，欧洲央行则将2019年GDP增速预测由去年12月的1.7%大幅下调至1.1%。欧盟和美国作为中国前两大出口目的地，经济一旦转弱，将对中国出口构成显著制约。
而从前瞻性指标看，美国作为全球最主要的零售消费市场，近期下滑态势也非常明显。2月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总额增速回落至1.98%，远低于过去26个月4.48%的平均值，个人消费支出（PCE）指数跌至1.37%，接近过去两年的最低点。重要前瞻指标美国耐用品订单2月也较为疲弱，仅增长1.81%，较2018年8月的高点回落超过10个百分点。多重迹象显示美国消费需求正在走弱，或给未来的中国出口带来更大的压力。
全球政治风险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或难平息
除了外需疲软，全球政治风险以及贸易保护的持续或对于未来中国出口是个长期挑战。经济起伏与政治局面始终密不可分，自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重大政治“黑天鹅”事件显性化以来，民粹主义在欧美各国加速蔓延，全球政治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且已经在诸多层面影响全球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
美国方面，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美国政治分化、社会撕裂进一步凸显。中期选举以后，两党博弈常态化，在内政外交方方面面都有诸多分歧，美国政府史上最长的35天关门、美墨边境修墙预算的僵持，均说明美国政治上呈现两极化和激进化的趋势，两党的政策诉求越来越难以协调，势必影响美国经济和外交的决策。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众议院，使特朗普立场越发极端，未来两党的妥协与合作将会越来越困难，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因此将面临不确定性，而其中的政治风险不仅局限于美国，也会波及全球。另外，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在各国攻城略地同样是一个重大威胁。2019年经济增速的下行或将助力民粹势力的加速崛起。欧债危机后，欧盟深受难民潮、恐怖袭击、核心同边缘国家分歧加大的困扰，加之经济复苏乏力，主流政党麻烦重重，正在不同程度受到民粹主义政党的冲击，民粹主义政党在各国支持度空前高涨。欧洲议会选举将于2019年5月举行，反全球化的政党可能在此次选举中获取更大的支持和影响力，冲击欧洲政坛并影响欧盟经济、贸易决策。倘若脆弱的欧洲经济再度爆发债务危机，民粹主义势必更加甚嚣尘上。
如果欧美国家经济中固有的结构性问题得不到改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继续蔓延，全球贸易前景恐难改善向好。同时，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加，西方国家政治风险和民粹主义亦可能产生新的政治“黑天鹅”事件，深刻改变已然动荡的国际政治和贸易局势。中美固然距离达成协议已经不远，但绝不能排除美国未来重新挑起一系列经贸争端的可能性，因而，中国未来面对的国际贸易环境仍然存在很大变数，或将使中国的出口环境面临较大的外在压力。
(作者：沈建光,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因为今年前两波股市行情上攻让很多资金踏空，大量的踏空资金在场外等待市场调整来入场，所以市场的调整的幅度不会太大，又加上利好股市的一些数据出台，政策也逐步的落地，打消很多人的疑虑。
随着经济面的回暖以及利好政策逐步落地，A股市场牛市格局越来越明显，市场的信心也得到有效提振。之前很多投资者担心市场可能会重回3000点之下，甚至会面临更大的调整。但是我多次强调，因为前两波上攻让很多资金踏空，大量的踏空资金在场外等待市场调整来入场，所以市场的调整的幅度不会太大，又加上利好股市的一些数据出台，政策也逐步的落地，打消很多人的疑虑。
很多人担心，政策的执行会不会打折扣。但是从近期高层的表态来看，今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大幅减税的政策还会继续实施，支持经济的发展。政策实施的效果也逐步地体现。
统计局公布一季度经济数据，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4%，开局平稳。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1.34万亿，按同比价格计算增长6.4%，与上年四季度持平，比上年同期和全年分别回落0.4和0.2个百分点。
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增长6.1%，第三产业增长7.0%。第三产业服务业继续领跑，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在农业方面，一季度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农业生产基本稳定，种植结构不断优化。
工业方面，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增速比一二月份加快1.2个百分点，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0.3个百分点。工业生产稳步提高，增速加快，高技术产业的占比稳步提升。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快于规模以上工业0.2个百分点。新兴产品快速增长，一季度移动通讯基站设备、城市轨道车辆、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53.7%，54.1%，48.2%和18.2%。单看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比一二月份加快3.2个百分点，环比增长1%。这反映出在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落地，以及信贷支持力度加大的双重发力下，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长在加快。
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10.18万亿元，同比增长6.3%，总数比1到2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而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38万亿元，同比增长11.8%，增速比1到2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2.98万平米，同比下降0.9%，降幅比一到月份收窄2.7个百分点。从销售额来看，全国商品房销售额2.7万亿元，同比增增长5.6%，增速比一二月份加快2.8个百分点。
物价方面，一季度CPI同比上涨1.8%，涨幅比1到2月份扩大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0.3个百分点。而PPI同比上涨0.2%，涨幅比1到2月份扩大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3.5个百分点。在国内的消费等内需增长的带动之下，居民消费价格涨势温和。
工业生产者价格小幅上涨，显示出经济有回暖的迹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更加优化，转型升级成效明显，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
我国经济结构继续优化，消费对于GDP的贡献达到65.1%，继续成为需求动力的主导力量。在全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为47.7%。
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我国经济确实已经呈现出稳中有进的态势，而经济面的回暖无疑是股市回升的重要的基础，也是重要的推动力。现在市场的反转趋势已经形成。我一直建议投资者在市场回到3000点时，要战胜犹豫心理，坚定信心，抓住优质白马股，抓住市场上涨的机遇。
市场的赚钱效应已经形成，场外资金入场的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包括一些从传统实业退出来的资金，以及从楼市冲流出的资金，都将成为股市的援军。而市场的投资风格无疑已经回到价值投资上，成为决定股市上涨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抓住业绩优良的优质股票，才能够真正的抓住本轮牛市行情。
近日,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表示,贵州省能源工业运行新机制实施以来,持续数年的冬季电煤紧张状况得到极大缓解,但电煤保供的压力仍然较大,贵州省将采取七大措施加快煤炭先进产能释放,在做大“量”的同时更注重“质”的提升。
加快大中型煤矿建设。按照完善手续一批、建成投产一批、改造提升一批、开工建设一批“四个一批”,制定了加快推进煤矿项目建设实施方案,确保今年建成投产大中型煤矿45处、产能2640万吨/年,预计可释放产量1000万吨以上。
加快煤矿“两化”升级改造。2019年,将推动55处实施综合机械化改造、110处实施智能化升级,到年底生产煤矿采煤机械化率达到80%,全年可新增释放产量200万吨以上；对完成机械化改造并符合条件的煤矿进行生产能力核定,今年将有6处煤矿、核增产能90万吨/年,预计增加产量30万吨。
实施煤炭资源三利用工程。围绕加快煤炭工业绿色发展,2019年,推动30处生产煤矿建成瓦斯发电设施、新增装机容量4万千瓦,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率达到45%；推广井下充填技术、千米钻机减排技术,煤矸石综合利用率达到73%；重点推进矿井水工业化利用,矿井水综合利用率达到70%,达标排放率始终保持100%。
去放结合不断优化煤炭产能结构。坚持结构性优产能、系统性去产能,加快处置30万吨/年以下煤矿,淘汰退出长期停产停建且不具备恢复生产建设条件的煤矿；严格准入标准,保留煤矿必须改造到30万吨/年及以上煤矿,必须符合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必须按智能机械化设计施工。按照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要求,2019年,贵州省将淘汰退出煤炭落后产能1000万吨/年。
深化煤矿建设“放管服”改革。研究制定煤矿建设项目手续“放管服”改革方案,对涉煤审批手续全流程优化再造,加快初步设计审批、开工备案、联合试运转批复等现有审批流程简化优化,切实解决煤矿建设手续办理难题。
加快落实设立独立法人公司(子公司)政策。按照《关于保留煤矿设立独立法人公司(子公司)有关事宜的通知》要求,目前全省已有43家煤炭企业申请设立法人公司(子公司),将对其余近150家有意愿和基本符合条件的煤矿逐一指导帮助完善合规手续,推动符合条件煤矿尽快完成公司设立和矿权变更。
强化资金支持。加强煤炭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使用全过程监控管理,实行预算绩效管理和专项绩效目标评估,确保资金早安排、早下达、早使用、早见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发挥投贷联动和能源结构调整基金作用,定期向金融机构推介一批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强的煤矿建设改造升级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