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扶贫看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朱明熙
内容摘要：在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原因最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自然成为这些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如何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从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传统等方面，而不是仅仅从“物”的经济层面，也不是单纯地将汉区的反贫困经验简单地搬到少数民族地区，从而多方面综合，真正卓有成效地进行反贫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花大力气才能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是在多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些思考。其中，一些思考比较成熟，而另一些思考则还在思索之中。现一并提出，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以求共同思考。
关键词：少数民族反贫困自然生态经济形态文化传统
一、四川凉山彝族农村的贫困状况
一、贫困状况
“新农村建设”是党和政府因应“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城乡差距的突出性，于21世纪初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大战略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原因最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自然成为这些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如何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从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传统等方面，多方面综合，真正卓有成效地进行反贫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花大力气才能解决的问题。
要能真正卓有成效地进行反贫困，首先必须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下面我们主要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为例，简单介绍一下当地农村的贫困状况。
四川农村是我国目前仍然比较贫困的地区之一。而四川农村的贫困又主要集中在四川西部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和青藏高原东缘的凉山、甘孜、阿坝的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这里是全国最大的彝区和第二大藏区。这里的农村贫困除了一般汉区常见的贫困以外，还由于自然生态环境更加恶劣，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更差，加之少数民族发育程度较低的经济、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而使得贫困状况更为严重，贫困面更大，贫困程度更深，贫困呈片状分布，而且贫困属综合性整体深度贫困。这里土层瘠薄，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和草原、湿地退化严重，自然灾害连年，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恶劣，并多以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区、地方病高发区为特征。而且，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且以传统农牧业为主，是集“老少边穷”于一体的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原因最复杂的地区。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确定的四川31个“国家贫困县”中，三州就占了16个；在2001年确定的3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三州就占了19个。
以贫困程度相对最深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凉山地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和云贵高原的边缘区，在地理上处于我国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过度地带。这里山川纵横，地貌起伏剧烈,山高谷深，土层瘠薄，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和草原退化比较严重，自然灾害连年，生存环境恶劣，并多以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区、地方病高发区为特征。该州西跨横断山脉，北至大渡河，南临金沙江，面积6.01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428.56万人，其中彝族192.56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44.9％，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所辖的17个县市中就有11个县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主要集中连片分布于彝族居住的老凉山地区，占全州面积的67％。虽然经过二十多年的扶贫奋斗，绝对贫困面由1985年的53.8％2005年11.35％。但至2005年底，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还有42.39万，贫困发生率11.35％，低收入人口还有106万，占农村人口的28.39％。如果仅按彝族聚居的国家贫困县来计算，其贫困比例更高。如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昭觉县，2004年底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还有43168人，贫困发生率21.91％，低收入人口还有59415人，占农村人口的30.16％。
由于该州的贫困人口大多居住在海拔较高的二半山区、高寒山区、大石山区和陡坡地区，生存、生产及生活条件相当恶劣，70％的耕地是陡坡地，基本无灌溉条件和水利设施，种田完全靠天吃饭，稳产田人均不足5分，而且草场退化也比较严重。如此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薄弱的农牧业生产条件，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使得许多刚刚摆脱温饱的贫困户一遇到天灾人祸就马上返贫，返贫率高的年份甚至达30％以上。目前，全州还有10多万贫困户居住在简陋的瓦板房、草房（塑料薄膜加土）和石板房内，急需进行“三房”改造。
这里的贫困乡村由于地处边远的深山峡谷，远离城镇和交通沿线，农村基础设施差的问题也相当突出，至今尚有1743个村不通公路，占全州总村数的47％；有1205个村不通电，占全州总村数的32％；有1393个村不通广播电视，占全州总村数的37％；有160.1万人饮水困难，占全州农业人口42.88％。
由于凉山彝族地区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区”,其经济、社会发育起点低，至今大部分彝族同胞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农业或者农牧业为主的自然经济之中，受着传统文化、宗教习俗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些贫困县至今尚未实现教育“普九”，文盲和半文盲占15.6％，劳动技能和生产能力比较弱，市场经济意识刚刚起步，加之又受语言、传统、习俗的限制，尽管贫穷，至今也因为担心、害怕、不适应而少有人出外打工。
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差，政府投入少，农村医疗网点萎缩，医疗设施落后，医务人员待遇低，流失严重，使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相当差（老百姓普遍反映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甚至还不如六、七十年代的“赤脚医生”和“巡回医疗”时代），加之极差的居住环境、欠缺的卫生常识和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贫困人口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血吸虫病、结核病等地方病比较突出。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对彝族传统经济、传统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猛烈冲击，彝族社区也出现种种程度不同的失范与错位，与贫穷相伴生的吸毒、贩毒和艾滋病呈大幅上升趋势，成为全国四大艾滋病重灾区之一，因毒害返贫的农户也逐年增加，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可以说，贫困面之广、贫困程度之深、贫困人口之多、贫困问题如此集中地体现在一个民族即彝族身上，在全国都是少有的。
以我们重点调查的国家贫困县、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昭觉县为例。2004年底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还有43168人，贫困发生率21.91％，低收入人口还有59415人，占农村人口的30.16％。居住在海拔2800米以上的，不通公路、水、电，自然灾害频繁，生存条件恶劣的高寒山区的农户还有14290户、57160人，尚有“三房”户25665户。有相当部分的彝族贫困农牧民的生活处于入不敷出，甚至缺粮状况。
经过2001～2004年的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该县贫困人口构成发生较大的变化（见表1）
表1昭觉县2004年底农村人口结构表（以收入为依据）
内
容
年
份
全县
其中
人口
五保户
特困户
贫困户
一般户
比例%
2001
184751
823
0.4
41755
22.6
132708
65.9
9560
5.2
2004
198464
1376
0.7
17582
8
102583
46.4
76923
39.6
从表中可以看出,五保户人口增加了0.3个百分点,特困户人口减少了14.6个百分点,贫困户人口减少了20.1个百分点,一般收入户则增加了34.4个百分点。
但调查表明目前贫困户的生计仍然堪忧:
1.土地状况
全县常耕地面积304412亩，占全县幅员面积的7.5%，其中：旱地286118亩，水田18294亩，农业人口人均占有常耕地1.53亩，贫困户人均占有常耕地0.74亩，是全县平均数的48%（见表2）。2004年底建成有效浇灌地3.69万亩，改造中低产田土8万亩，目前还有17万亩中、低产田需要改造。
表22004年底昭觉县农户人均占有耕地情况
项目
全县平均（亩）
高山贫困户
（亩）
二半山贫困户
沟坝贫困户
耕地
1．9
0．35
1．06
0．8
2.农作物生产情况
2004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267394亩，粮食总产量93555吨，农村人口人均有粮471公斤。贫困户人均占有粮256公斤，占全县平均数的54.4%（见表3），2～4月时常有人缺粮。境内主要农作物玉米亩产300公斤左右，洋芋亩产在1000公斤左右，荞子亩产在150公斤，燕麦亩产150公斤。
表32004年底昭觉县农户人均占有粮情况
全县平均
（公斤）
人均占有粮
471
286
308
175
3.林业基本情况
全县林业用地205.6万亩，占全县幅员面积的50.78%。其中：森林833991亩，占全县幅员面积的20.6%，占林地面积的40.6%。2001年至2004年底已累计完成退耕还林草11.6万亩，荒山配套造林10.8万亩，该项目涉及35个乡（镇），237个行政村，478个社，涉及33935户农户，分别占在全县总乡数，总行政村数，总社数和总户农数的74.5%，88.8%，57%和38.3%，直补到户折现13455.9万元，户平991元。
表42004年底昭觉县农户从林业中人均收入情况（不含国家退耕还林补助）
全县农村现状
收入
（元）
占全年收入的比例%
林产品收入
67
4．5
0．9
20
2．7
28
4．4
4.畜牧业基本情况
全县现有草山、草坡180万亩，常年人工种植多年生牧草8万亩，粮草轮作28万亩，2004年底全县四畜存栏78.1万头（只），其中:马1.9万匹，生猪20万头，山羊14.4万只，绵羊34.6万只。四畜出栏51.47万头（只），肉类总产量23749吨。畜牧业产业达25971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55.74%。
表52004年底昭觉县农村家庭经营收入中畜牧业所占比重统计
收入（元）
占全年总收入%
畜牧业收入
704．6
46．9
418
47．8
152
20．7
214．3
33．5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扶贫资金少，品种改良困难，畜产品商品率低。
(2)贫困人口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低，导致生产经营方式粗放，牲畜生病一般都不请畜医。
5.农技服务
全县农技站47个，累计培训农村使用技术11200人次。乡农技站不定期到村里传授技术知识，受训人员基本都是男性。广大贫困户渴望农技或畜牧业技术培训，但培训资金难以落实。
6.农贸市场与信息
全县有农贸市场26个，除县城2个市场外，其余都是10天赶一次场，一般农户单程到最近的赶场地要3个小时，市场交易的主要是牲畜和粮食。
据调查，口传几乎是贫困户获得外界信息的唯一的途径，即使村上订有彝文版的《凉山日报》，也因交通原因延误或因文化水平原因而传看困难。
7.农户收支基本情况。
(1)收入状况
表6昭觉县2004年农村人口人均收入主要构成调查地
形
项
目
全县农村状况（元）
所占比例%
高山贫困户状况（元）
二半山贫困户状况（元）
沟坝贫困
户状况（元）
合计
1501
875
735
640
1劳务报酬收入
157
10.5
2家庭经营收入
1243
82.2
558
63.8
406
55.2
349
54.5
3财政性收入
2
0.1
4转移性收入
99
6.6
317
36.2
329
44.8
29
45.6
注（1）高山和二半山贫困户收入较高是因为国家退耕还林还草补助，占转移性收入的19.6%。另外高山还在畜牧业收入中占有绝对优势。
注（2）沟坝收入较低主要是人平占有耕地太少，经济收入单一。
注（3）由于国家加大对西部开发力度，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就近务工的机会，在本地域劳务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10.5%，而广大贫困户则几乎没有。
(2)支出状况
表72004年底昭觉县农村人均支出构成统计表
全县平均支出
高山点贫困户
沟坝点贫困户
支出（元）
所占
比例
%
一人均
1481
100
961.5
775.6
895.5
(一)家庭经营支出
525.6
35.5
370.3
38.5
207.3
27.7
281.9
31.5
1农业生产费用支出
226.2
163
151
147.2
其中:A农业生产资料支出
219.6
140
143
B其它支出
11
4.2
2畜牧业支出
299.4
56.3
134.7
3林业支出
4其它家庭经营支出
(二)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
24.7
1.7
13.3
1.4
1.6
(三)税费支出
0.3
(四)生活消费支出
885.4
59.6
574.9
59.8
566.7
73
592.6
66．2
1食品支出
688
426.8
463
459
2衣着消费支出
52
36.4
43
44
3居住消费支出
36.7
22.7
14.4
8.6
4家庭设备用品支出
4
3
5学费支出
3.3
5
6医疗保健
2.5
13.6
1.5
7婚姻支出
33
30
21
8丧事支出
18
16
17
9宗教迷信支出
35.6
16.4
15
10交通支出
9
7
（五）转移性支出
45
0．3
2．3
从抽样调查（表）中可以发现贫困户大都是负债消费，贫困户收入与支出比为0.85:1，全县农村人口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生活质量普遍不高。全县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885.4元，而高山的贫困户生活消费支出为574.9元，占全县人均消费支出的64%，二半山贫困户生活消费支出为566.7元，占全县人均消费支出的64%，沟坝贫困户生活消费支出为592.6元，占全县人均消费支出的66.9%。从恩格尔系数来看，全县为0.77，从总体上来讲，全县农村人口生活质量仍然很差，远远低于小康水平小于或等于小于0.5的标准。
二、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
3.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农牧民增收难。由于广大贫困户地处偏僻，加之受劳动力文化素质、生产技能、语言障碍、传统文化和习俗、信息闭塞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全县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仅占1.7%，而且贫困户中基本没有。
4.基础设施条件相当差。具体表现在：
一是“行路难”。从县城至其它乡、村的道路全系晴通雨阻的烂泥路,2004年底还有125个村没有通公路(占总村数的46.8％)，“行路难”仍是制约着该县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由于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大大增加农户生产、生活的成本。如实施新村项目建设时到厂家购小青瓦每匹的单价0.118元，但到农户手中的每匹要0.266元/匹，其中运费就占了0.148元/匹，甚至超过购买价。
二是“饮水难”。2004年底尚有80个村，8.99万人饮水困难或饮用不安全水，其主要原因：一是农户主要以浅水井或河沟边取水为主，水源易受污染；二是生态环境恶化，造成水源枯竭，取水困难；三是农户没有资金对饮水设备进行正常维护。
三是“用电难”。全县农村用电农户21387户，仅占农村总户数的43.1%。
四是“看电视难”。该县从1999年实施“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以来，安装调试“村村通”设备128套，有线电视“模转数”192套，开通了127个村的广播电视。全县2004年底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是56%和62%。目前存在的困难主要是：（一）缺乏专业维修人员和设备。由于我县农村人口居住分散，靠县广播局的5名工程师技术人员难以进行日常维护。（二）管护人员缺乏。由于县财政无力承担半脱产广播员的工资，许多设备都无人管理、维护。
五是“邮递难”。县城有一个邮政局，七个片区设有7个邮政代办点，由7个代办点定期将包裹和邮件送到乡上，再由到乡上开会的村干部将邮件带到农户手中，邮件从县邮政局到农户手中，一般要7天左右，有时甚至超过15天。
5.居住条件差。县境内农村农户住房普遍为土坯瓦板房或土坯瓦房。住房没有窗户，不通风不进阳光，抗震性差，人畜混居现象严重，基本都无厕所。虽然2000年以前搞过简单的“形象扶贫工程”，要求农户开窗建厕，搬走门前一堆肥，修好入户路。但由于投资少，农户受传统生活习惯和习俗影响，反弹严重。据2003年县扶贫办逐户普查，该县还有“三房”户29419户（即：土坯瓦板房、土坯石板房、土坯草房），占全县农村总户数的59.3%，户均住房68.8平方米。
6.教育事业落后，劳动力素质较差：
一是教育层次低。目前虽然该县的小学入学率达到93.22%，巩固率达到93.92%。但初中入学率仅12.3%，年巩固率为87.2%。主要由于：经济困难。目前每名初中生虽然国家每学期减免155元的学杂费，但实际上自己得负担100元左右，寄宿制学生每月国家补助50元，但自己还得补贴100元左右，如一名贫困户供养一名初中生，每年需支付1200元左右的学杂费和生活费，这对大部分贫困户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家庭缺少劳动力。当一个贫困家庭的子女在学业与生产、生活发生矛盾时，放弃学业是普遍的选择。彝族传统重男轻女。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男人占主导地位，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女童往往只有辍学。调查表明，全县劳动力1000人中才有初中、高中毕业生15人。这种状况在二半山区和高山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就劳动力而言，整体素质低下是普遍状况。不少村落没有一名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都属于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青壮年扫盲率虽达到87%，但基本上都是以本民族语言进行的基本扫盲。
二是“普九”投入缺口大。根据当地规划，于2007年实现“普九”，需新增中学5所，改扩建3所；新增教师1197人，总共需投入资金1.52亿元，县财政根本无力筹措支付，只能等待上级的专项支持。
三是教师量少质弱。全县1671名教职工中拥有专科以上学历人员仅477人，占26.75%；中级职称以上人员仅461人，占25.3%。而且好老师因为工作、生活条件艰苦，待遇又比较低，流失相当严重，即使是当地考上大学的屈指可数、凤毛麟角的年轻人也不愿再回到当地任教，更不用说招聘外面的人才了。因此，当地人普遍反映，现在的教学质量甚至比不上六、七十年代的水平，那时在乡村学校随处可见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等地分配来的大学生。因此，现在经济稍微宽裕的家庭都纷纷把子女送往成都、西昌等大城市里进行教育。
四是村小危房改造任务重。全县有273所村小校舍属土木结构，其中D级危房点达78%，需投入维修改造资金1816.37万元。
四是其它教学设施严重缺乏。全县村小缺课桌、板凳达5000套，课外书籍、实验设备等基本没有；寄宿制学生普遍缺床少被。
五是应试教育的偏差挫伤了农民子弟上学的积极性。在农村，由于教学条件差，师资水平低、上学费用高以及应试教育体制，使农民孩子通过教育实现上大学的梦想难上加难，即便是最终付出超过城里孩子数倍的艰辛努力终于考上了大学，也常常因为高昂的学费而使之望而却步，甚至闹出因凑不够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即便是上了大学，也往往因此而使家里负债累累沦为贫困户，对此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做“不上学一辈子受穷，上大学立马受穷”；即便是大学四年寒窗修得“正果”，却又马上步入“毕业即失业”的漫长的求职之路。而大量上大学无望的农村子弟由于应试教育所害，结果只学会了机械的死记硬背和一大堆无用的知识，生产技能一样也不会，处于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还往往眼高手低，回乡务农既不愿意，同时又不会做农活；但进城务工又缺乏技能和知识，只能干点简单的力气活以获取一份低微的报酬的尴尬境地。于是农村又开始出现与其读书不如早早打工的新的“读书无用论”。目前农村的教育状况恰如中央党校潘云良教授负责的课题组在《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调查》报告中所揭示的那样：农村义务教育目前处于“贫困、学困、校困、师困、前景贫困”的五困之中。
7.农村看病难问题相当突出，卫生防疫、防治状况不容乐观。全县农村现有中心卫生院7个，乡卫生院40个，中心卫生院有医生140人，乡卫生院40人（其中：村医11人），农村人口每1000人拥有专业医务人员仅0.9人，床位仅1.3张，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2004年全县年人均用于医疗保健的费用仅7.15元，远远低于国家、省、州的最低标准。47个乡卫生院中无正式医生的达20个，267个村卫生站的医生只起“哨兵”作用。由于公共医疗卫生投入少，卫生技术人员少，医疗服务半径大，交通不便，使得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基本上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相当部分的村卫生室甚至连“老三件”（听诊器、温度计、血压计）都不全。据当地人反映，医疗卫生状况与七十年代相比处于整体滑坡状况。据统计，全县2004年72.6%的农民生病而未就医，89.3%的应住院而未住院。全县农村报告传染病发病率高达533人/10万，人口死亡率达5.7‰，孕产妇死亡率达250万人/10万，5岁以下儿童保健率和孕产妇保健率几乎为零。
尽管近两年来党和政府在农村大力推行“新农合医疗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农牧民看病难的问题，但客观地讲，要真正从根本上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一，重名轻利的人伦观。重名轻利是彝人重要的价值取向。彝谚有“人在贵名，虎在贵皮”之说。名声若被辱没，即是莫大耻辱，即是失去人生价值。因此，凉山彝族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追逐和获取名声。为了名声，他们平时节衣缩食，但筵席时则大办招待；为了名声，他们在交易中很少讨价还价，甚至分文不取以送他人；为了名声，在祭祖时不惜耗费大量钱财，卖掉田产全力以赴；等等。其名声性经济开支之大非常人所能想象。从经济学原理看，此类支出至少影响了贫困家庭脱贫所需的原始财富积累。
第二，安于现状，知足常乐的生活观。彝区恶劣的环境孕育出彝人因循保守、听天由命、安于现状、知足常乐的心态。“有圆根不会挨饿，有羊子不会受穷”、“贫变富，只需喂只老母猪”等彝谚就是这一心态的集中体现。由此，小富即安的财富观和安于现状的生活观不仅抹杀了贫困人口发奋进取的性格品质，而且也抹杀了其穷则思变、勇于冒险的锐气，而此二者正是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性格品质。
第五，单一、僵化的思维方式。闭塞的地理环境和长期隔离而治的历史因素衍生出彝人单一、僵化的思维方式。重直觉体验轻理性分析和人际关系上重视血亲盲目排外可说是思维僵化的表现。众所周知，山区耕牧活动是按自然节律演变来安排的，因此，人的活动相对被动、节奏慢、不精确。个体生存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主要通过代际经验传承和个体对环境对象的直觉体验。长此以往，彝民的生产、生活不过是在自然时序推移中的简单复制。这样的生活模式表现在思维上就是思维呆滞，缺乏求异创新。这就导致人们固守经验，墨守陈规，缺乏怀疑和批判意识。具体到反贫困行动，就会制约个体行为方式和视野，从而不利于扶贫措施落实，不利于对外开放，不利于农业实用科技的推广运用，不利于彝族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和思想观念的更新。
第六，不合时宜的生活习俗。彝族家庭生活是围绕着火塘而运作的，煮治食物、家庭教育、谈话议事、休闲娱乐、接待客人，凡日常生活之种种皆在火塘边进行，火塘既是其生活重心也是彝族神性世界的象征。常年不息的火塘在形成彝族独特文化的同时，也给反贫困行动造成了一些困扰。首先，为保证火塘常年不息，彝人每年都要砍伐大量木材，这给彝区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潜在威胁，而且，在家庭开支上，随着禁伐令实施，彝族贫困家庭额外增加了薪柴购买负担。其次，由于彝区住房狭窄、通风透气条件差，火塘燃烧产生的烟雾长期萦绕室内，这也给彝人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长期作业于火塘的妇女，其患眼疾和呼吸道疾病者甚多。由此，如何在保留火塘文化特色的同时去除上述弊病，也成为彝区反贫困行动必要内容。
当然，给反贫困行动带来负面影响的彝族生活习俗，并不仅限于火塘文化，还包括卫生、饮食、婚姻等内容。人畜同居共饮，家禽、家畜随意放养，生活用具全家共用，随地而坐，直接食用生水冷食等习俗，大大提高了彝族贫困人口患病机率。另外，彝族传统丧葬习俗也给反贫困带来了不利影响。按照习俗，彝人死，亲戚、家族、朋友、邻里都要“奔丧”。丧葬期间，几十、百人集体聚餐，席地围坐分食坨坨肉，用公勺喝汤。这也增大了交叉感染机会。客观说，上述习俗直接促成了彝区疾病的频繁发生，它既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又影响了彝人生产发展。
最后，婚姻方面，随着彝文化复兴，一度被强制取缔的等级内婚和姑舅表婚又开始在彝区有所抬头。等级内婚和同族通婚，虽然不必然导致贫困，但是，由于过分讲究人际交往范围，就信息交流来看，它不利于彝人获取外界信息和吸收异质文化，从而难以建立起贫困人口自我革新的机制。
第七，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际交往方式。凉山彝区山高谷深，农户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着一家一户单干经营，虽然有“家支”成员间的农活互助，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形成分工协作的业缘关系，人们的社会交往主要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是一种纵向的内宿关系。人们交往范围限于族内、村内的人际互动。这样的村寨社区文化，无法建立起自我革新的机制，从而致使贫困人口眼界更加狭窄，观念更加守旧。仅此，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际交往方式不利于彝区贫困人口素质提高。而对异质文化的认同困难无疑又进一步把彝族贫困人口边缘化，这反过来强化了彝区固有社会交往模式。表现在经济上，最为明显的就是彝民在与他人发生经济往来关系时，过于轻信口头承诺或熟人担保。它不仅容易上当受骗蒙受经济损失，还弱化了贫困人口的经济契约观念和强化了畏商、贱商意识。
显然，彝区反贫困行动在治穷的同时，有必要根除彝人所背负的贫困文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上述各个方面是彝区贫困文化内容，但是，它们首先是彝族乡民对恶劣生存环境的一种适应，对穷人而言也不过是种无奈的选择。其固然含有消极成分，但也有可取之处，例如俭朴持家、诚信守节、尊老扶幼、团结互助、和谐忍让等，这些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同样具有重要价值。更重要的是，贫困文化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贫困，它是“原始性”和“制度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仅仅把它们等同于落后文化，这势必会把问题简单化、表面化和直观化。因此，彝区反贫困行动，必须在客观、公正剖析贫困文化基础上，立足彝区经济、社会现实土壤，同时也服务于彝区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与制度性建设相配合，循序渐进地对其加以变革。
三、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思考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对凉山彝区贫困状况的简单描述可以看出，像凉山彝区这种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较之一般汉区的贫困来说，其贫困面更大，贫困程度更深，贫困的原因更复杂。如上所述，与一般汉区的贫困相比，造成这些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更加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更加落后的基础设施，更加薄弱的基础教育和卫生医疗条件，更加原始的生产方式，以及相生相伴的特殊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可以说它是一种集自然环境复杂性、生态系统脆弱性、经济发展边缘性、社会文化过渡性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深度贫困。以此反思我们以往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扶贫思路，就会发现存在不少的问题和值得改进之处。
一、扶贫思路的“简单化”、片面化和绝对化问题。具体表现在：
1.单纯强调经济发展，而忽略了人的精神、文化因素
如上所述，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是一种“集自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传统”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深度贫困，因此，反贫困也应当是“集自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传统”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反贫困政策与措施。看不到这一点，只会使反贫困的种种努力事半功倍，甚至是功败垂成。
2.单纯强调发展经济，而忽略了生态保护
3.移民问题
面对这一困境究竟应当怎么办呢？其实换一种思路来思考生态环境压力与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是否会柳暗花明呢？比如说，仔细观察一下凉山彝族地区近10年减贫的情况，就会发现当地的减贫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国家90年代末期以来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前面的表6也告诉我们高山区和二半山区的贫困农牧民大约有40％左右的经济收入来自转移性收入，其中相当部分应当是来自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国家补助。因此，这就启示我们，在当地高山区和二半山区，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或者生态保护补偿工程，通过国家补贴，引导农牧民还林还草，保护水土，达到既促进了生态恢复与保护，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提供了青山绿水和生态屏障，又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进而实现脱贫致富，是否也是一条值得探讨的路子呢？此外，德国米索尔基金会针对凉山彝族地区高海拔的恶劣自然条件、气候和不利的社会文化影响以及退化的生态环境，立足当地资源，援助开展的集参与式途径、生物多样性建设、传统文化的恢复与发扬、综合扶贫于一体的发展模式，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4.农牧民转移问题
80年代初我们进行了农村改革，“分田单干”，这对于纠正过去一些极左的做法，调动广大农牧民的积极性，解决粮食短缺和农村大面积贫困问题，应当说是功不可没。但好景不长，80年代中后期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偏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农民税费负担的加重，以及农民“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三农问题”日趋突出。于是，不少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不少有见地的政策建议。目前理论界实务界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农村人多地少，经济落后和“城乡二元分割”说。
该观点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出发，认为：我国“三农问题”日趋突出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人多地少。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4亩左右，极度稀缺的土地资源和极度庞大的农业人口很难使农民在一亩三分田上富裕起来，农业产值目前仅占全国GDP的14％左右，也很难使当地基层政府通过税费筹资提供当地农民所需要的基本公共品。加之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基础设施等方面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分割”以及“重城市，轻农村”的不公平的制度与政策，使当地基层政府缺乏必要的财力提供满足当地农民所需要的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品。因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是向城市、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民，最终通过土地规模经营来富裕农民。
5.产业化问题
产业化扶贫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的反贫困的主要措施之一。其主要思路是，以当地资源条件为依据，实行“一村一品”，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和加工业，使广大农牧民脱贫致富。其实施思路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公司为引导，实行公司加农户，龙头加龙尾，最终实现农业产业化。但这条农业产业化的路子到底能不能走得通？不错，在近年来的农村改革实践中，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地区，如山东、内蒙等通过这种方式使一部分农民受益。但同时我们也大量看到公司整农户、坑农户、骗农户，使农民血本无归的事件不断发生。这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司与农户往往并未结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而是各自分离并具有独自利益的经济主体，在经济交往的利益博弈中，由于博弈力量的极不均衡，结果往往很难避免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利用其博弈中的优势侵害一家一户的分散的力量薄弱的农民的利益，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更是资本的必然，而并非公司老板的良心太黑的问题。因此，仅仅依靠现在这种公司加农户，龙头加龙尾的农业产业化的道路来富裕农民，其设想的出发点是好的，其实行的结果很可能是悲惨的。所以许多人，如李昌平等农业专家对此表示怀疑。
6.开发式扶贫与救济（助）式扶贫问题
7.对市场机制的过度迷信问题
一段时期里，我们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对市场机制抱有不切实际的迷信，以为中国的许多问题只要实行市场机制就可以统统圆满解决。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只讲，甚至只靠市场自动调节，而忽视政府的必要的计划调节，似乎只要讲政府的计划调节，就是复辟，就是倒退。即便讲政府的必要的计划调节，也是仅仅挂在嘴上说说而已，缺乏必要的具体的实施政策。表现在农业发展和扶贫上，我们主要是让数以2亿多的农户自己在残酷无情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单家独户拼搏，让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闯，跟着感觉走，发展“特色农业”，政府也主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去调节，结果经常出现农副产品“一少就涨”，城市受不了；“一多就烂市”，农民血本无归，欲哭无泪，“三农问题”日趋凸显的恶性循环。这是为什么？
这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两面性所根本决定的。国内外的历史和现实都一再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即微观效率比较高。因为，只要你实行市场机制，就好比穿上了“红舞鞋”，内在的无穷的致富欲望和外在的残酷的竞争压力便驱使你一刻不停地“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一刻不停地不断发明、创造和创新，一刻不停不断追寻产生利润的“猎物”。正是这一一刻不停“永动机”，推动经济不断发展，财富不断积累，从而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巨大的生产力。
但另一方面，正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把人们心中的发财欲望和邪念最大限度地调动出来，就像打开“潘朵拉匣子”一样，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为了达此目的，它会驱使人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马克思对此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表述，大意是：人们在发财致富的欲望和邪念的驱使下，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甚至可以冒杀头的危险。资本家为了谋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可以采取各种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手段，甚至坑蒙拐骗，黑吃黑，甚至贿赂官员，牟取暴利；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官员也是“经济人”，政治领域也不过是另一种政治市场，权力不过是另一种可以交换的商品。为了谋取官员自己最大的私利，他们可以利用权力，设租寻租，大搞权钱交易；学者也是“经济人”，学术也不过是发财致富的“敲门砖”，为了谋取最大限度的私利，他们可以不要斯文，不讲良心和道德，与权力和资本相勾结，对权力和资本摇尾乞怜，奴颜卑膝，歌功颂德，以博取一杯羹。这是其一。
其三，市场经济下资本为大，只要有了资本，没有劳工，可以雇佣劳工；没有技术，可以购买技术，……在市场经济中，只要有了资本这一第一推动力，“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尽管后来随着知识革命，似乎资本已退居其次，似乎知识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讲，并没有改变市场经济下资本是第一要素的法则。其道理很简单，劳工虽然重要，但资本如果不雇佣你，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技术再重要，如果资本不购买你，那也是一事无成。既然如此，那么，在市场经济下，资本雇佣你，那是你的福份，否则，你连挣钱养家的机会都没有；资本剥削你，那是天经地义，谁叫你没有资本呢？所以，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资本家全拿，那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产生的贫富差距也是很自然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天经地义，无可指责。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却掩盖着事实上的巨大的不平等和社会的不和谐。
如果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即实行政府基本退出经济领域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所谓“彻底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真是解决以上问题的“灵丹妙药”，那么，20世纪以来的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对大资本实行反垄断管制？为什么西方国家对宏观经济、乃至中观经济（国内的地区发展平衡）甚至企业的微观经济要实行程度不同的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的干预。发展到全球化的时代，甚至要实行国际性的联合干预，比如，西方国家经常举行的G7政治和经济首脑会议？为什么西方国家要实行最低工资制、劳工保护制度以及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救助制度？为什么西方国家要对企业和个人的污染行为、资源浪费行为和不适当的消费行为征收高额税费？为什么西方国家每年都要对农业给以大量的补贴，并采取种种手段拖延开放国内的农产品市场……？这所有的一切无不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企图通过“彻底的市场化”，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吗？
因此，对市场经济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运用政府必要的调节手段，缓解市场机制的副作用，促进经济、社会、新农村建设乃至扶贫事业的科学发展，这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
8.对“私有化”的过度迷信问题
（1）利用合作组织的集体力量与大市场对接。无数事实表明，数以亿计的一家一户小农根本无法与大市场对接，他们在市场经济面前无不感到十分茫然、无奈与无助，备受变化无常的市场价格波动和势力强过他们十倍百倍的工商资本的煎熬与盘剥，随时面临血本无归的破产的灭顶之灾。但如果他们能组织起来，利用集体的力量，改变势单力薄缺乏交易谈判力量的弱势局面，则情况很可能会有所改变。事实证明，哪怕是简单地组织起来，统一购买化肥、种子、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其价格比起单个农民“一家一户”的购买要便宜10％－30％，而且质量更有保证，而统一销售农副产品，其销售价格一般也要高许多，这一增一减可使农民增收不少。如果农业合作化程度进一步发展，按照市场需求，统一进行生产，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如果农业合作化联系程度逐步由村到乡到县、市、省、乃至全国，形成像日本、韩国、法国、美国那样的全国性农业合作组织，农民与市场对接的力量将会更加强大，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化的发展可能更为容易，农民增收致富的可能性更大。
（4）农业合作化更有利于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无数事实都一再证明，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都因为面临分散的2亿多农户和8亿多农民而产生的海量般的信息收集、反馈、监控等方面发生的巨大的交易成本，以及因为执行链条和环节的过长，各类执行者可能会产生的机会主义甚至自利或腐败，而使之变异走样，难以完全落到实处。如果我们通过合作化的方式，将无数的农民集合为若干较大的实体，国家通过农业合作社与农民打交道，肯定会大大减少信息量的收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缩短执行链条和环节，减少各种漏出量，使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得到较好的贯彻。以金融的农业支持为例，尽管国家三令五申要求银行向农民贷款，支持农业发展，但是，目前各家银行几乎完全撤出农村，仅存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也不愿贷款给农民，农业保险也几乎名存实亡，结果，农村流行的大都是各种形式的民间信贷，农村、农民成为被金融“遗忘的角落”，为什么？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银行的逐利性与数以亿计的农民打交道的高成本、高风险、低收益的矛盾。但如果金融机构与农业合作社打交道，一是可以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二是可以分散和降低风险，如果再辅之以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则有可能扭转这种局面。
如果农业合作化是我们缓解乃至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之一，那么，如何进行农业合作化？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除了鼓励少数像孙大午这样的具有崇高理想和牺牲精神，并有实力的企业家带领农民搞合作化的方式以外，恐怕大多数农村还是要依靠当地的党政组织，尤其是像王宏斌、吴仁宝、史来贺、付华廷等这样的有眼光、有魄力，并具有大公无私思想的乡村领导带领农民搞合作化。我们在调查中也同样发现，扶贫工作搞得好的村，往往都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有一个好支书、好村长，即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利用新农村建设和扶贫的契机，大力改造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通过建立和完善乡村民主制度及治理结构，使他们真正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科学的发展观，引导广大农民在自愿基础上走合作化的道路，共同富裕。
当然，具体怎么走，这条路究竟能不能走得通，还需要在新的条件下通过大量艰苦的试点和实践来证明。
不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曾经讲过一段高瞻远瞩的话，他说：“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集体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
二、如何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扶贫工作问题
1.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贫困状况
如前所述，通过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十五时期”的扶贫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贫困状况已经得到大的基本改善。而且，令人值得欣慰的是，党和政府宣布从200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行农村低保制度，全国农村21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将一举实现整体脱贫。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贫困就完全消除了呢？我们的扶贫事业就从此大功告成了呢？我们今后就不再需要继续扶贫了呢？否！其理由是：
（1）当前农村低保实行的对象只是全国农村2100多万至今尚未解决温饱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并不包括刚刚脱离温饱的全国农村4千多万低收入人口。而这部分低收入人口，如前所述虽然勉强解决了温饱，但仍然远远没有摆脱贫困，尚处于随时在“绝对贫困”边缘徘徊的地步，一遇天灾人祸、市场风险等因素马上就会“饱而复饥，暖而复寒”。此外，通过实行农村低保的全国农村21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虽然可能因为获得低保而暂时脱离绝对贫困状态，但他们也将因为低保补贴标准低（如我们2007年调查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国家贫困县――雅江县，2005年农村低保补贴标准每月人均仅16.7元，2006年也才20元）而进入低收入行列，而面临同样的状况。
（2）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确定的脱离农村绝对贫困的标准是非常低的，有的扶贫办的同志反映，目前按温饱线标准,勉强脱贫的一些贫困户一年大约有3～5个月断粮，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脱离温饱线。因此，有人甚至将此标准称之为“饿不死”的“温饱陷阱”，因为它只是考虑了农民当前勉强维持温饱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没有考虑现实中农民生存、发展的其他，如教育、医疗、养老、抗自然和市场的风险等需要。如果稍稍考虑这样一些必要的需要，则即使达到脱离目前683元绝对贫困标准的农民，也很难说真正脱离了绝对贫困；甚至可以说即使达到了目前944元低收入的上限标准，也很难说真正脱离了贫困。
（3）如果联系到我国目前正处于，并且还将在相当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农业还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个人收入差距还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存在，因此，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贫困问题将长期存在，反贫困工作也将长期存在。
2.必须实事求是地逐步提高贫困标准
3.必须实事求是地反映贫困人口的真实状况
4.必须实事求是地确定贫困县和贫困村
5.根据“缺啥补啥”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实施有针对性地的扶贫政策
6.必须实事求是地分配扶贫资金
因此，要真正有效扶贫，必须实事求是地分配扶贫资金。一是要进一步加大扶贫资金总量，如果资金由于各种因素制约一时难以加大，可以考虑摒弃目前这种“撒胡椒面”的资金分配方式，宁愿少些也要好些，采取每次安排的扶贫村数量少些的方式，以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加大每个贫困村的扶贫力度，逐次推进，务求实效。二是改变扶贫资金的配比结构，逐步加大财政资金的比重。〔注：如果按照“十一五”扶贫工作的目标，全国基本完成14.8万个贫困村的整村推进扶贫规划，我们按每个贫困村投入财政性资金150万计算，则实现整体脱贫大约需要财政性资金2220亿，每年平均应当投入财政性资金450亿左右。但“十五”期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扶贫资金572亿元，平均每年114.4亿元，2006年中央财政投入137亿，地方财政投入50多亿，均远远低于450亿。而地方财政这方面的投入就更少，据资料，2006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投入137亿，地方财政投入50多亿。〕
7.必须实事求是地建立扶贫资金的科学管理机制
其次，要建立起科学、规范、公开、透明，并有效监督和严格问责、奖惩分明的扶贫资金分配和考核机制。要以比较科学的因素法代替基数法，以公开透明的分配机制取代“暗箱操作”，并建立有效监督和严格问责、奖惩分明的考核机制，一旦出现问题，负责资金分配、监督使用的财政部门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在资金分配上给予相应的惩罚；作的好的，应当给予相应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激励。
再次，如果在近期内难以在资金分配制度上作出上述的大的方面的改革，可以考虑在县一级，甚至是实施“整村推进”的村一级先作资金整合方面的改革。
复次，应当实事求是地解决贫困地区基层财政的困难，贫困地区基层政府正常运转所必须的经费，如果现行的“分税制”的分配结构不作大的调整，那就应当实事求是地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性支付来予以保障。类似的还有目前反映比较大的基层政府债务问题，也要实事求是地区别不同情况加以解决。
最后，这一大的改革能否进行，能否成功，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从上到下党风、政风是否能够真正转变，取决于反腐倡廉、民主、法制的制度建设是否真正建立起来。
8.实施“一体两翼”扶贫方式的关键
通过调查我们也认为，以贫困村为重点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的思路，的确是我们多年扶贫开发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种有效扶贫的好方式。但是从各地的实践来看，“整村推进”是否能够成功扶贫，主要取决于三个基本要素：是否有一个好的党支部和村委会，尤其是支书，是否有一个能把群众组织起来，并激发起积极参与热情的好的机制，是否能够找到一条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好的路子。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凡是“整村推进”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村子，无不是具备了这三个基本要素。仪陇县的九湾村是这样，江苏的华西村是这样，河南的南街村是这样，最近宣传的齐齐哈尔市的兴十四村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很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和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2007.10.18.于成都光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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