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钢铁厂新建的76公厘无缝钢管车间，于1959年11月1日投入生产。这是穿孔机在轧制钢管。1959年马昭运摄。
社会主义改造也一样。父亲说：1954年刚开始准备搞社会主义改造时，传下了刘少奇的“政策”，说所有职工在社会主义企业里都要成为合同工，广大工人听了都很害怕，对这种“社会主义”发生了反感和抵触情绪。父亲和他的同事们都说：“在王鸣一那儿做，一般只要好好干还不会失业，到了社会主义怎么都成了合同工工作怎么反而没保障了要每隔几年签订一次合同。”——其实正是在1954年通过的宪法里就规定，人民群众有劳动(即就业)的权利，也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有保障。刘少奇当时就违反宪法。后来传来消息，毛主席批评了这一主张，说：社会主义改造后工人的工作要有保障。广大工人立即转为最最坚决地拥护社会主义改造。
工人们确实眼最亮，心最明。不管你叫什么，他们最讲实际。在文化大革命中，合同工制度被称为刘邓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1954年刘少奇等人叫做社会主义。邓小平复辟叫做“改革开放”。但是不管叫什么，工人拥护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合同工制度也配叫社会主义，那么工人们就反对你这种“社会主义”。新沙皇比老沙皇更厉害，党内的走资派比资本家更厉害。邓小平复辟，工人们都成了合同工，“合同”的签订根本不尊重工人的意见，官僚垄断资本家说如何就如何，所以工人们都叫做“卖身契”。
社会主义改造所以会在1956年成为高潮，还因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经过解放初的大发展后，已经走到了尽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了。1954年和1955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滑坡，生意很不好做，不少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我的亲属中就有两人失业，大伯伯作为小业主在1955年也到了极其困难的境地。那两年是解放以来物价最最低的时期，现在许多人都把这当作好事，其实物价太低使得企业赚钱少或不赚钱、甚至亏本，是一种危机。这两年是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生危机的年代，连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也受到了影响。在职职工生活固然没有受到影响，失业工人就惨了。所以五十年代工业增长速度以这两年最慢。社会主义改造后，1956年工业立即得到了极大的飞跃。可现在有的人出于某种需要居然大肆抬高这两年而贬低1956年。(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除外)
那个时候，共产党的政策是：企业只要能够勉强维持就决不能倒闭。资本家的原则是赚钱，如果企业不赚钱那不是白干了他就要将企业关闭。但这将使更多的工人失业，引起链锁反应。失业的工人越多，购买力越低，物价越低，企业就越不赚钱，就会有更多的企业亏本倒闭，于是又有更多的工人失业，购买力就更低……。当时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让企业尽量坚持，使这个链锁反应缓和得多。不象邓小平复辟，把企业破产说成好事，工人失业，还写出了“下岗工人的动人故事”。这只有最最无耻的人才会想得出。
广大工人包括我的父亲非常拥护共产党的这个政策。有的资本家就不愿意坚持，他们办企业不愿不赚钱，更不愿亏本，有的人千方百计要把企业倒闭了。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父亲突然气呼呼地回到家里说，有一个老板不知走了什么门路，居然让政府同意他把企业倒闭了。父亲说已经和其他一些工人约好，要到政府里去说，说这个企业完全可以坚持下去，不应该倒闭。后来父亲去了，结果如何我就不清楚了。父亲的气好像消了，大概那个企业不再倒闭了吧!父亲不是这个企业职工，同去的工人至少大多数不是这个企业的，但他们就是要管这个“闲事”。看来工人阶级确实是有团结力的。然而有一个小业主把商店倒闭了父亲和工人们却都很同情他。那个小业主雇了一个学徒，完全是个无赖，什么工作都不肯做，什么坏事都做。那个商店完全是活活地被他搞垮的。小业主只好把商店倒闭了。开始政府也还叫他维持，但附近的工人们都为这个小业主说话，于是得到批准倒闭。倒闭的唯一结果是那个学徒被撵走了。小业主摆了一个摊头度日子，成了小贩。我亲眼看到他守在一辆手推车旁边，车上放着货。
1956年12月，北京瑞蚨祥绸布店经销裘皮大衣。《大公报》记者摄(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锣鼓声中，几十个资本家的小厂合并，上海刃具厂诞生了，到了1958年大跃进，完全靠工人们的干劲和聪明才智，工厂开始生产游标卡尺，上海刃具厂成了上海量具刃具厂。
社会主义改造时，父亲和S还有其他许多工人，多次打报告要求下车间，但不管他们怎样报告，厂里还是让他们搞物资管理。父亲进了工具仓库，X进了钢材库，S干什么我倒不知道，八十年代他在总师室。资本家的两个小姨子自然不会那么傻，不会打报告要求进车间，她们进了办公室。1987年父亲病危，其中一人是工会干部，我们真正的工人要受她们管。父亲的病和死成了她的例行公事。
从工资收入看，社会主义改造似乎并没有给父亲直接带来一分钱的好处。经过计算，各种名目的收入(包括伙食)加起来父亲工资121元。比国家给他定的级别高，按照政策保留。后来一次加工资，按理父亲应该加的，但领导希望父亲让出来，父亲二话不说就让了。1962年国家困难，要减保留工资。如果父亲那次加到的话，就可以不减，因为没有加到，工资减少了五元，成了116元。但父亲从来就没有发过一句牢骚，让工资还是父亲过世以后到近几年我才知道。——补充一下，父亲的工资虽然减了，但后来有了奖金，再后来是附加工资五元，所以依此说父亲的工资没有减。不过1962年物价有些上涨所以实际收入还是有所减小。在1956年父亲的工资大概可以买960斤米，1964年连同附加工资840多斤。不过也有一些东西降了价。
父亲收入没有得到直接的好处并不等于工人阶级没有得到好处。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工人工资参差不齐，1956年许多工资较低的工人加了工资，不少人连跳两级，又为绝大多数失业者安排了工作，全国有500多万人就业。大量的工资发出去，物资供应一下子紧张起来。物价没有大的波动，肉、鱼等都开始定量供应。布票1954年定的量，大多数人都没有用完，父亲虽然工资比较高，因为父亲的负担很重，又准备搬家，所以我家也没有用完。但由于人民的购买力提高，1956年布票就要打对折使用了。解放前的剥削者叫苦连天。
1955年我们搬家以后，新邻居中就有一家历史反革命，虽然解放了，而且没有工作，不知为什么他家的生活还很富裕。我们刚搬来时就听说他们家的三个儿女，一个没有鱼就不吃饭，一个没有肉就不吃饭，还有一个没有鱼肉不吃饭。我就听父亲嘲笑了他们。父亲很少说话我只听到过一、二次。说得最多的是母亲，说他们把孩子惯得不像个样子。我母亲说来还是资本家的女儿，但她也很看不惯，她自己从来就不是这样。父亲从小在宁波鱼米之乡长大，吃鱼虾贝蟹不要钱，只要自己肯动手就可以一日三餐有鱼虾，也从来不至于没有鱼虾不吃饭。第二年鱼肉定量以后，那家人就叫苦连天，我父母却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话。
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就以此叫嚷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了，说解放前什么都可以买到，现在许多东西要凭票证了。他们在解放前剥削工农有的是钱，当然认为解放前好，但是这和大多数工农又有什么关系呢马寅初则宣布是人口增加太快的结果，又不顾就业大幅度增加，硬说人口增加太快造成了就业困难。可是邓小平复辟以后，又把大跃进前宣布为没有矛盾的“黄金时代”。据说发行票证都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宣称凭票证是物资匮乏。其实除了六十年代初，其他时候都是购销两旺的。这些人历来如此，什么事情只要他们认为是好的就一定要避开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最好还得避开共产党、毛主席和社会主义。比如1958年动员家庭妇女出来工作，甚至里弄干部到家里来坐着不走，他们认为是好事，硬说是1957年，我跟他们说那是1958年大跃进，他们还硬说大跃进时就业困难。什么事情他们认为是不好的，一定要把它和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挂钩，要归罪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他们不要事实只有政治需要，跟他们永远也说不清。
解放以后，人民生活是大大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工人农民最清楚，反共的右派在工农中没有市场。现在邓贼把他们都一风吹了，工农对他们仍然不感兴趣，他们也只有顾影自怜。
即使按照邓小平复辟当局的数字，1976年我国在物价稳定、略有下降的情况下，工资总额也从1965年的282.3亿元猛增到1976年的489.2亿元，即猛增了73.3%，世界上哪个国家有那么高的增长率1986年据说工资总额增长到了1659.7亿元，好像增长率高得多，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折算下来究竟又是多少更何况这个工资总额分配极端不公正，少数官僚、恶吏和“精英”占据了相当大一部分，一般职工实际收入不但没有增长，许多人还下降。那能够和社会主义时期比九十年代就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没有加到工资，但父亲一贯拥护共产党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工作一贯很积极认真负责。父亲知道，解放后自己工资所以能够提到那么高，绝不是资本家突然发善心了，完全是解放的结果。
解放以前自己的收入根本供不起一家五口，对祖母也未能尽过义务。解放后虽然负担很重，但生活大为改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加工资也并不等于完全没有得到经济上的好处。
一个就是房租。我们在1955年搬家，前面说过房子比原来的大为改善。解放前这房子原本不是我们住的，房客大多是资本家和反革命。正因为解放了父亲收入提高，我们才能够搬到这儿来。但虽然搬了进来，房租却极贵，每个月19.34元。同样的房子，比我们早搬进的邻居只有一半。原因正在于他们是解放前搬来的，解放后工人收入提高，要求改善住房的决不是我们一家，所以房东就乘机提高房租。1953年到1955年正是上海房租最高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后确定我们的房租应该是9元多。不过这只是名义上的，父亲的高工资保留，高房租也长期保留，而在1957年搬进来的邻居，房租就7元了。当时说减房租以后再说，这个以后就是二十年。1976年我家的房租才真正减到了9元多。不幸的是，不久邓小平复辟，房租又大幅度地暴涨起来了。
不过虽然二十年里没有减房租，毕竟我们还是住了二十年，大跃进时国家还派人来修缮、粉刷、地板打蜡，后来则每个月发地板蜡。而且国家承认我们房租是高了的，没有得到实惠还是得到了一个名。不想邓小平复辟，老百姓差不多要住不起房子了，却还说房改给人民群众带来了莫大的恩惠。更谈不上修缮、粉刷，地板蜡也不发了。
另一个是劳保和公费医疗。自从社会主义改造后，城市的职工生老病死都有了依靠。老了有退休金，不至于丧失劳动力后生活无着。生病后有了公费医疗。母亲和我们弟兄也跟着沾光，医疗费报销一半。1964年我进了大学，看病也不要钱了。
花溪人民公社敬老院1959年摄于贵州李仲魁摄
1958年，北京市宣武区椿树胡同管界内的624名文盲中有557人参加了扫盲学习。图为一个扫盲小组在练习写生字。(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1958年我进了初中，后来又进了高中，最后考进了大学。以前父亲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进大学，做梦都不会想到他的儿子会上大学。解放前在他眼里如果我们能够像他一样，读几年书然后找个工作就不错了，很可能还不一定读得起书。如果凭他只能买一些美国廉价奶粉的工资，怎么付学费如果解放前的小学校学费也和社会主义改造前一样高的36元，那么父亲一年的工资还不够供一个人上小学。读初中、升高中、上大学就更不要想了。
在父亲眼里我们的前途大概就是学生意。那时候上海和宁波不少父母，对男孩子从小就要进行一些特殊的训练。父亲也是一样。如果吃饭时去一家人家，往往可以听到父母，尤其是父亲对男孩子一连串的训斥声。一是要孩子菜吃少些——那是因为伙食差，女孩子也要受这种训斥。另一个就是要孩子饭吃快点，女孩子照例不受这种训斥，她们饭吃得慢是天经地义。在家中我因为饭吃得慢，受训斥最多。但我到单位从来没有人说我吃得慢。结婚后拙荆一直说我吃得太快，常常看到我被噎住，一直要我不要吃得太快，经过二十多年我才改过来。可小时候仍然几乎没有一顿饭不受训斥，不管我吃得多快，总是说你吃得慢。一边吃，父亲在一边说：“你吃快呀!吃快呀!将来你去学生意，饭吃得不快要吃亏，不会吃饱的。现在跟你说你不听，到那时候再想到我们是有道理的也来不及了。”——原来那时候上海和宁波训练男孩子吃饭快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将来学生意，为了不至于因吃得慢而吃不饱。父亲经常告诉我，他就是吃得快，学生意时在吃饭问题上没有吃过多少亏。但这个亏到他晚年就反映出来了——父亲死于胃癌。
父亲还告诉我们，根据那个时候的等级观念，名义上四菜一汤，有荤有素，但照例饭盛好后，大家走拢，由经理或其他管理人员，总之一桌中地位最高的人先动筷子大家才能动，肉照例首先是他们吃的，其他工人伺机或许可以吃上一块。当学生意的就要自己留神，肉是绝对不能去碰的，不然以后日子就难过了，多半还得当“回汤豆腐干”(被开除回家)。当了“回汤豆腐干”被人看不起，从此工作不好找，父母也要埋怨自己不会做人。
母亲也告诉我，外公的厂里就是这样。外公自己从来不和职工一起吃。当外公的厂还只有一桌(八个人)时，一般由张家两弟兄点菜，他们最喜欢点的菜叫做“西施肉”，一碗只有四块底下是菜，每次吃饭多半他们一人两块，其他人吃不成。偶然剩下一块，照例由工人中地位高一些的伺机吃了去。
父亲这些话并不是为了做忆苦思甜报告而说给我们听的，但比忆苦思甜报告对我的教育更深刻。社会主义改造后，我们就是去做学徒也不必为每顿饭煞费苦心了，照理不该再做这种训练了，可习惯上父亲还一直对我们进行这种训练，让我们在骂声下吃饭。一直到我进大学才终止，只是再也不说学生意的话了。——这也是一种社会的化石吧。
父亲学生意也作过，工人师兄也作过。我不能确切知道父亲是不是也曾煞费苦心每顿饭都在盘算，如何使自己不致少吃一碗，如何指望也能吃到一块肉。父亲从来不讲。这也不好讲，说出来被人嘲笑。所以尽管这种情况极普遍，老上海都知道，在忆苦思甜时却没有人出来说的。即使吃得快没吃过多少亏，没有必要想那么多，也得益于从小的训练。那么多上海人和宁波人训练男孩子，还不就是为了一口饭在他们还很小时就开始为他们盘算并煞费苦心。财大气粗的人自然会嘲笑，说工人们每天都处心积虑，盘算的不过是一口饭，一块肉，自己这么做还不算，还从小就对孩子进行这种训练。但这完全是社会逼的，心中所想的又不能说出去。
难道我们能够要求工人们在忆苦思甜报告中说：解放前我每天是如何想着能够添上一碗饭能不能让他们说：解放前我每天是如何考虑着能够伺机吃到一块肉，并挖空心思何况自己添上饭后其他工人就得饿肚子。
1958年，北京纺织女工宿舍，工厂开办有幼儿园，母婴哺乳室，女工生育有产假。(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解放前除了吃不饱以外，学生意挨打，那是人见人惯的。那个说打学生意是不允许的，会被人看成怪物。就是熬出了师，也不是绝对不会挨打了，当了师傅算是有了面子，特殊情况下挨打也是有的。大家都看过《桃李劫》吧!一个大学生出于安全，反对轮船超载，被打了一个耳光。他赌气辞职了，从此就陷入了极端的贫困之中。大学生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挨了打还算不体面，那也是工人忆苦思甜时不愿说的原因。据母亲说，外公自己从来不打人，但张家两弟兄就经常要打学生意，外公也不管。解放以后，就绝对不允许打人了。邓小平复辟后，打工人又屡见不鲜了，如果说现在没有解放以前多，那也是长期以来工人们经过毛泽东时代的训练，有了反抗性，使他们不能过分放肆。至于童工等挨打，现在不是很普遍了甚至南朝鲜的女老板还强迫大批中国工人跪在她的面前。我想，如果以后再来忆苦思甜，这些被迫跪下的工人大多数也是不会说的，因为毕竟也是很不体面的事。就是现在许多大学生出国，也知道，如果在国外老板打了你一个耳光，你能不能赌气辞职只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才真正做了主人。
我敢肯定，那个时候工人们上班时处处受压迫，时时刻刻得提防，也是处心积虑地盘算的。到工厂以后我就懂得了这个道理。尤其复辟以来许多工人们每天来上班时，心中就在想，不知道今天又得受那些压迫目前中国工人受的压迫比人所共见的“贫富差别”(阶级分化)严重得多。大多数压迫不是语言能够表达的。工人和资本家，和资本家走狗的较劲，许多是在双方心知肚明下暗中较劲的，就是说出来也会为那些与工人为敌的人所嘲笑攻击。所以我后来明白为什么许多工人忆苦思甜不愿说。其实真正挖空心思暗中算计别人，口上却不说的正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以吃了一块肉就当“回汤豆腐干”为例，尽管所有的职工都知道，被开除的真正原因就是吃了一块肉，却绝对不会说这就是学生意被开除的罪名，而总是要另找岔子另加罪名。你如果跟他们这样说，他们立即会说：“哪是这么回事你是犯了某某错误被开除的，却说我们连肉也不允许你吃一块。”
1960年1月30日，一年一度的北京春节环城赛跑，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开始。(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1949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靠了解放。不少老解放区，比如东北已经全部解放又经过了土地改革，农业已有相当大的增长。
广大工人真正不满的不是反右，倒是1958年初的劳教风。
父亲就好几次提到过劳教风。不能说劳教的人都是冤案，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搞些劳动教养原本是必需的、应该的。按照宪法，社会主义国家不劳动者不得食，从旧社会来的人中，总有一些剥削者、懒汉不愿意劳动而习惯于坐食，他们过寄生虫的生活惯了，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不改，国家就有必要训练他们养成劳动的习惯。但劳动教养制度出来以后，竟然被某些干部作为镇压人民群众的手段，确实有相当多的人是被诬陷或罚不当罪的。我亲眼看到父亲对于一个劳教分子关怀备至，从来就不和他“划清界线”。父亲说他不过是个失业工人发几句牢骚又有什么罪父亲还多次提起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的不要脸，经常勾引干部，许多工人称她为“脱裤子党员”，即以色相引诱卖身投靠混入党内。有个人看不惯，就对别人说“这个女的不要脸，如果你在她的大腿上拧一把，她保证闷声不响。”——这本来是一句气话，可是却被送去劳教了，罪名教唆犯。真正的原因是打击报复。女流氓和被她勾引的干部最该去劳教没有去，倒由他们把不满他们的工人作为流氓送去劳教了。是非曲直颠倒到了极点。
好好的共产党就是被这种人搞坏的。
应该承认以前由于种种原因暂时不能解决“劳教风”问题，这也是阶级斗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个例子。总有一些人，要代表大官们的利益压迫人民，任何人无法彻底解决。他们要把反右扩大化，把一些群众当作右派来打击，中央可以发指示阻止，可阻止不了他们变着法子搞个“劳教风”出来。如果中央再发指示纠正“劳教风”，他们还会变出另外的法子整群众。
列宁就提出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国家的本质就是镇压，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压迫人民群众。在1976年毛主席更进一步地明确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所以，如果毛主席还活着，很可能几年后劳教风和“揪五·一六”都解决了。七十年代毛主席已经把许多监狱撤销了，劳改犯放了，在狱的也给予人道的待遇。我国成了按人口比例监狱最少、犯人最少、警察最少的国家。犯人释放后也没有重犯的。如果加以时日，“劳教风”的问题兴许早就解决了。可邓小平刚复辟时，许多知识分子竟然不知道警察国家的名声丑陋，大吹特吹帝国主义国家的警察如何有权威，指责我国警察太少。所以说如果这些人在1989年吃武警的子弹或拳脚，那是他们自己招来的。不过那年大屠杀中，被害的主要还是工人群众。方励之往美国大使馆里一钻不就没事了
还是一句话，工人农民眼最亮，心最红，香花毒草分得清，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他们最明白。不要看有些知识分子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他们看不起工农，自以为了不起，实际知识水平却远远在我父亲那样的普通工人之下。
不过尽管有那么一些不正常的事情，总的来说大多数共产党的干部还是好的，工人对共产党是热烈拥护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他们感到自己真正成了社会的主人。于是这个热情爆发出来，于是有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并为我们这个农业国奠定了工业基础。
1958年大跃进，父亲和大多数工人一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进去。厂里掀起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高潮。许多工厂试制新产品，研究新工艺，新技术。上海刃具厂开始研制生产以前和他们风牛马不相及的精密度很高的量具。尽管只有一些老爷机床，经过广大工人的努力，终于研制生产成功游标卡尺，并改名为上海量具刃具厂。
游标卡尺看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大跃进以前我国就是生产不出来。我在拙作《急需批判的两大疯论——兼谈我国经济建设之亲历》里说过，
1960年6月，亚洲最大的重型机器厂——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初步建成。(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我从小在上海生、上海长，上海大多是弄堂工厂。文革前夕，听说我国的机械厂，大多数零部件还得一个个地凑大小才能装配，而资本主义国家却随便拿一个零部件就能装，感到很惊奇，没想到我国还那么落后。但仔细想想就觉得不足为奇了。我开始参加生产劳动时还在读小学。那是五八年初，毛主席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就是刚开始大跃进时。那时我们干的就是把药厂生产的，装药的胶囊一个个地凑大小——那时我们连胶囊都做不成一样大。现在想起来，每个得经过我们的小手，也不卫生。可是原来我们连胶囊还生产不出来，能够生产已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了。——不知道这叫不叫我国与西方国家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据父亲说，解放前我国生产的机械零件，被称为野鸡零件，也就是不标准，主要是靠能工巧匠手工做的。那就是解放前我国的机械工业水平。可是在七十年代，即使我们这样的三流地方小工厂，生产的柴油机已经可以随便地拿一个零配件就安装了。也就是已经实行了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离文革前夕不到十年。
邓贼复辟后为了贬低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和许多反共分子、右派分子一起造谣说，在苏联帮助下1957年我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完全是瞎说。苏联的帮助既不能缩小也不能夸大，要实事求是。赫鲁晓夫可以帮我们建设飞机厂、汽车厂、常规武器厂，156的核心就是军工，使得苏联在美日威胁面前能够有中国这个屏障，免得两线作战，但就是不要我国建立自己的工业，要搞国际分工。
飞机厂、汽车厂、常规武器厂等也需要量具，大概由于这个原因，苏联在哈尔滨还是帮我们建了一个量具刃具厂(不知道制造什么量具)，但制造万吨水压机赫鲁晓夫就决不愿意了。甚至连氧气瓶也不愿教我们造，每个氧气瓶要我们用十头猪来换，但没有难倒我们，也是上海工人在大跃进中搞出来的。没有大跃进、不依靠工人阶级解决了那么多的问题，中国根本就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更谈不上工业化。
1962年6月22日，上海江南造船厂经过四年努力制造的，亚洲第一台1.2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在上海重型机器厂试车成功，并投入试生产，能够锻造几十吨重的高级合金钢锭和300吨重的普通钢锭。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重型机械的制造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父亲厂里生产的游标卡尺是大跃进中小而又小的成绩。自命不凡、无所不知的大知识分子和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如果认为没有什么稀奇的话，就请他们搞搞看，给他们一堆老爷机床，让他们办一个游标卡尺厂试试看。——谅他们搞不出来，他们只会说外国早就如何如何。可以断定父亲厂里那些被邓贼复辟吹得热昏了头的大学生，联名《解放日报》状告领导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大学生，就绝对做不出来。不然为什么进厂快二十年了，条件比原来好多了也没搞什么名堂来，为什么生产的还是1958年的产品没有大跃进，不发动广大工人农民，没有工人农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发掘他们的智慧，就决不会有我国的工业化。
大跃进时社会活动特别多，除四害、讲卫生，拥护炮轰金门马祖，反对蒋介石卖国集团，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黎巴嫩，游行示威，声援伊拉克和古巴革命。声援日本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访日，游行示威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欢呼李承晚、岸信介、曼得列斯下台。扫盲、绿化、大炼钢铁、支援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劳卫制、群众性诗歌运动……
广大工人除了搞好本职工作以外对这些活动也尽自己的能力投入进去。如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父亲也是一样，除了上班还有许多社会活动。还要下车间参加直接生产劳动。父亲的本职工作是管好工具仓库。由于所在的上海量具刃具厂，原来是由几十个资本家的小厂小店合并起来的，留下的是一堆烂账。我父亲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任务——理清这些帐目。现在有关人员只要对上级说一声，这些都是烂账，我不能负责就算交待了——这还是好的。不好的就趁机做手脚，贪污盗窃。而父亲却用了一年多的星期天和晚上加班，把这几十本烂账理得清清楚楚。那时候我很少见到父亲。几乎每天我们还没醒，父亲就去上班了。临走前他还要为家里买菜，煮好早饭。每天他起得最早，天不亮就起身，开始还要生煤球炉子。晚上他又很晚才回来。查账结果没少一分钱的东西。——只是多出了九颗金刚石，不知来路，我父亲继续查了好几年未得结果。是多出来!不是少了!据父亲说最贵的一颗价值当时的2200元，其他没有这么多。父亲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把它们据为己有，一直放在仓库的办公桌抽屉里。第一次“四清”时向领导汇报入了帐。不料在第二次“四清”时竟然为此吃了冤枉官司。这在下面再讲。
父亲在1955年填表时自评曰：“能接受意见，工作尚负责，少发言，少提意见。”——这能仅仅说是什么“工作尚负责”吗应该说是极端负责。如果这不算极端负责世界上就没有极端负责了。少发言，少提意见——这是事实，父亲历来很少说话，我问他一些事他也回答得很简单，说得很少，甚至只有半句话，许多事以至于今天要我去考证。下面我们事事会遇到。
我在《【转载】毛主席《党内通信》1959.4.29.》的“按语”里说：
许多人医生开了病假，把假条往衣袋里一塞就又去了车间。以至于党书记要带着医生到车间里来“捉拿”病号。医生“揭发”，这个人体温三十九度，那个人一天拉稀七、八次。然后书记训话：“你这身体，怎么能够上班，更不能加班，还不快去休息。”而工人照例是能“赖”就“赖”。书记只好派人将他们“递解”出境，还得送上公共汽车。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乘了一站路就下车，又溜回了车间。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前面已经说过，父亲就很少看病，有时医生开了病假条，往衣袋里一塞就上班去了。当时就是这样，父亲厂里就有书记来“捉拿”病号。我不知道父亲是否被“捉”过，他表面上身体一直很好，也许没有被“捉”住过吧!一直到1971年疾病总爆发，父亲身体垮了下去后才真正享受了病假。可是我在网上发表后，居然遭到了反共分子的谩骂。什么“白痴”啊，“恶心”啊，“幼稚”啊，“没有人本观念”啊，“全他妈的虚妄至上”啊，“强制给人洗脑”啊，等等。
既然他们不敢正视现实，我干脆再举几个例子。本来和我父亲倒是从来没有关系的。不但父亲几乎每天每星期都加班加点，大多数工人都是这样，完全是自觉的，谁也没有任何人强迫。只是各人给自己定的任务不一样，一般来说工人以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主，主动地改进工艺，提高机器的转速，把手工操作改为机器操作，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制造土机器，改进洋机器，研制制造生产国家从来没有生产过的东西，填补国家的空白等等。许多人甚至一度把铺盖搬到厂里来，白天黑夜地干，饿了就吃些东西，实在困了就找个地方打开铺盖倦着睡一会，就这样连轴转。到最后以至于中央要下达文件，要求大家劳逸结合。自古以来由“朝廷”下达圣旨请老百姓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的还没有先例。这个文件在上海人人都传达了的，我们也听了传达。但是我下载了邓贼当局的《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文件选编》这个文件居然不在内。邓贼发表文件实在太偏了。他们完全是为了他们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像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还是大大篡改了的。
1964年，大庆油田钻井队大队长、“铁人”王进喜在井上向工人问寒问暖。新华社记者雪印摄(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那时的干群关系也很融洽，我们不能只看某些地方某些干部，要看大多数。比如，大跃进时工人干劲十足地干，领导也力所能及地到车间里和工人一起劳动，技术性工作领导不懂时就做力气性的，夏天领导到车间来，看到工人满头大汗，一个个地给工人打扇，上海有个工厂(其实是普遍性的)一批工人晚上加班加点才离厂，另一批工人又来搞技术革新了。上夜班要解决吃饭问题，炊事员本来准备回家了，看到他们来了就立即表示继续留下为他们煮饭。可是党书记说：“不行!你已经上了十几个小时的班了，赶快回家吧!”工人们听说了，看到食堂里还有冷馒头，就说我们吃冷馒头吧!书记说：“不行!那对身体不好，我不懂技术，不能搞革新，还是我来给你们煮吧!”这样当工人们革新到了一半，书记已经把热气腾腾的咸菜肉丝面端到了工人们的面前。工人们搞了技术革新后准备回家了，经过食堂，才发现书记拿了一杯开水在啃冷馒头。工人们说：“书记你怎么啃冷馒头”书记说：“冷馒头不吃要坏，是浪费。”——这样工人们怎么不为国家拼死拼活地干呢
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分子不相信这是真的，那是他们本来就是不释手段谋取私利的卑鄙小人，自己心地龌龊不可能理解大多数工人群众的高尚品质。知道“第十二次特快”吗知道“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吗不知道就去好好了解一下吧!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我们在当时一样，也会这样干的。我那时才十二岁就搞过技术革新，到1960年也搞过，不过一次也没有成功。
1958年父亲厂里制造出游标卡尺不久，工人们就响亮地提出要在质量上赶上英国。为此他们做了非常扎实的工作，把各个国家的游标卡尺都拿来对比研究，放在专门的设备上作抽拉试验。日本最差，拉七万次就出现误差。上海量具刃具厂十几万次。英美二十几万次。经过工人们的努力，终于也达到了二十几万次，赶上了英美。试验的结果瑞士最好，四十万次还未出现误差。工人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也没有赶上，也不知道瑞士采取的什么办法。父亲说到前者总是很高兴，说到后者又总是很感叹。
按照现在的邓小平集团、反共分子、右派分子的逻辑来说，这些工人都错了，他们的努力都成了毛主席和共产党要在一两年内全面地赶上英国的根据。
宜阳甘棠治山造林摄于1959年12月魏德忠摄
众所周知，一提起大跃进，邓小平集团和反共分子、右派分子总说大跃进光追求数量，产品质量差，粗制滥造。不能说绝对没有这种现象，盲目追求产量和产值的不是别人，也正是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的代理人。上面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企业、大多数工人是积极地努力地改进产品质量的，更有精益求精。大中华和英雄不过是最典型的例子，父亲厂并没出名，却一样在努力改进产品质量，那是因为这样的事千千万万。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多快好省，正是大跃进的反对派才宣扬多快好省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不可兼得”。1959年党还明确提出多快好省必须“好字当头”。确有一些产品质量差了，是有客观原因的。比如，大跃进时许多纸张质量不好，原因是我国缺乏森林资源，木料不足。大跃进以来纸的产量和需要大幅度提高，根据邓贼当局提供的数字，1960年我国机制纸和纸板总产量180万吨，比1957年91万吨几乎翻了一番。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木材，不能不用草类比如麦杆造纸，质量自然不如木材制造的纸了。但草类造的纸，质量还是努力地提高也不断提高的，后来就不是刚开始时那样了。
我们到工厂去劳动，亲眼看到工人干劲十足。比如上班时，车间里有一个钟，工人总是过一会儿就看一下钟，过一会儿就看一下钟。现在人们大概以为是等着下班吧!其实完全不是。工人们是在看，刚才我做那个用了多少分钟多少秒，现在这个又用了多少分多少秒，加快了没有，加快了多少秒，下一个还可不可以加快真可谓争分夺秒。工人们还大搞技术革新，……
这完全是真的，是我亲眼看到的。
同样仓库管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管理就是不同。现在一个芝麻大的管理员也排场很大。一个人进厂，究竟是下车间还是管理不是根据生产的需要和各人的能力和责任心。大致上没有背景的人，不会钻营的人，进厂后注定就是在车间从事直接生产，而且还被人们看不起。就好像南北战争前的美国黑奴一样，下田的地位最低。有背景会钻营的就搞管理。最坏最不肯做事的人管人，做人上人，二等的就管物资。再高档的照例还不进企业，在机关里掌握着千百万工人的命运。由于这些人以自己的地位、待遇为追求目标，也就谈不上什么工作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八十年代我们厂里有一个人也是管理物资的，不到五十平方的仓库却要厂里给他配两个搬运工。这还只是个小角色。
可父亲那个时候就不同。我说过，父亲等人在社会主义改造时多次打报告要求下车间，但大多数有特长的人据他们的能力得到了重用。他们跟厂里领导并无任何个人恩怨，而是领导任人唯贤，不是任人唯亲，不因为自己打报告就顺水推舟让他们下车间，也没有在管理部门安插不称职的亲信。各人到了管理部门后又在自己那个范围内尽量地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又经过大跃进的训练，所以管理就是不一样。父亲也并不因为在管理部门就自以为比车间工人高一等，仍然像一个普通的工人那样要求自己。
记得1961年下乡劳动，我的衣服被挂破了，为了防止越破越大，我就拿了卫生箱里的一块纱布补上。那纱布是橡皮胶上的，橡皮胶揭去后也没有什么用处了。但回到家里被父亲知道了，父亲就立即教育我，说公家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沾，那纱布即使没有用处也不能沾。对父亲的教导我一直牢记心中。
看《红楼梦》时我们可以看到，王熙凤固然有残忍无情的一面和贪心的一面，但也有精明强干和勤劳的一面。到宁国府管事时，有人来冒领，她看了一眼就说：“这个开销错了，算清了再来。”说完了把对牌扔下，来人只好扫兴地去了——这就是精明强干的例子。而精明强干也来自于她的勤劳。为什么冒领者被她一句话就不敢争辩扫兴地去了呢就是因为她知道真相，她说中了，来人没法跟她分辩。她是为贾府管理家务，而父亲是为社会主义管好家。
现在许多官吏非常欣赏王熙凤，他们只是欣赏她的淫威，而不是她的精明强干和勤劳。在淫威上他们比王熙凤过之，却没有一丝一毫如她那样的勤快与精明强干。所以最后他们也就昏昏然，管不好事情，问题倒出了不少。
以我们厂为例。各车间、部门和各科室领取物资，按理该由车间主任、各部门负责人、各科长来批。这不仅仅是给他们权力，首先是要他们负责任，是他们的义务。他们应该对自己领导的各小组、各人从事什么工作需要什么物资了如指掌。当各人需要物资时应该亲自批，并且一看就明白哪些是必须的，那些是不需要的。如果工作上发生变动，如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等他们也必须去了解在物资需要上有什么相应的变动。即使某个时候确实有了特殊的需要也必须问个明白，不然要领导干什么可这种该管的事他们一概懒得管。他们把本该自己做的事专门设个办事员来做，办事员既没有他们的权力，也不想去了解，于是作为“例行公事”，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这还谈得上什么物资管理于是该领的领了，冒领的一般也领了，如果你跟办事员有什么过节，有时办事员还会玩弄一下权术，刁难你一下。
这完全是个责任心问题，管理人员有没有责任心又决定于政治。搞管理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滥施淫威、高人一等，或者仅仅混个好饭碗，还是踏踏实实地为社会主义国家管好家各个领导如果光知道自己当官升官、有职有权好滥施淫威，却不办事，这怎么能管好呢而领导的领导，在用人时原本应该为了办好事，首先考察各个下属的为人、能力和业绩，知人善任。身居其位却只知道滥施淫威不管事的，原不该让他们担任，钻营上来的该罢免的就得罢免。如果不是为了办好事，而是任人唯亲，或者出于什么原因(比如迎合上级需要)安置不负责任的人，那就什么都不必说了。我父亲就说过：“只要是认真做事，没有一个工作岗位可以说是轻松的，追求轻松岗位的人不是做事的，也做不好事的。”事情就是这样!
邓小平复辟前后，对我国的管理大加指责，其实他上台后才使得我国的管理工作一塌糊涂的。这跟社会政治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即使同是毛泽东时代，不同时期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刮了各种风，情况也就不一样了。
父亲回到仓库后也不是绝对没起作用。
1972年中央曾经下达一个文件，批评河南省一些社队企业搞资本主义经营作风，把废砂轮收去装潢一下，冒充好砂轮骗钱，要求全国各地警惕，并要对这些社队企业严肃处理。我们厂的厂长在大会上宣布我厂也受了骗，不知道厂里那些自命不凡，无所不知的先生怎么搞的上海量具刃具厂却没有上当，就是父亲挡了驾。河南也有人到父亲厂里来推销砂轮，有人就准备购买。河南来的骗子还用一些好处来甜和人，对那人说，河南的太阳眼镜很便宜，如果要就可以帮他买两付——注意是代买，不是白送，那人就说那么就帮我买两付。父亲听说要买他们的砂轮马上就出来阻止说：全国的砂轮我都明白，他们的质量能过关吗不能轻易接受，如果一定要买，叫他们先送货来经过我判断质量好才能接受。骗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父亲是没有得到好处才出来阻止的，就问父亲要不要太阳眼镜，或者要不要他从河南带其他土特产来。父亲明确地说：“不要，啥都不要。”这次骗局就此失败。父亲保卫了厂的利益，也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
准备购买他们砂轮的那个人倒也不是贪图低价要买两付太阳眼镜，那对他也没有什么用处，他是为骗子的“亲切态度”和“热心帮助”所迷惑。所以如果哪个邓修分子、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凭此给毛泽东时代加罪名，并为邓小平复辟开脱，说：“谁说那个时代没有腐败”，除了暴露他们自己无耻以外没有任何价值。
不料，复辟以后这次事件被邓小平集团作为毛泽东时代反对社队企业，攻击社队企业是资本主义尾巴的“根据”。真是天晓得!!!究竟是谁最先提倡社队企业是毛主席，是大跃进最先起家。是谁在六十年代初把社队企业一扫而光是刘少奇、是邓小平!刘少奇还专门到自己家乡湖南宁乡把社队企业不由分说全搞垮了。是谁把社队企业恢复起来的是毛主席，是文化大革命专门批判了刘邓的破坏才重新大搞起来的，中央还发了专门文件。刚复辟时，邓小平集团也在大批“小生产方式”声中大肆摧毁社队企业。后来由于许多地方的社队企业站住了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就据为自己的功劳，倒过来诬蔑文化大革命把社队企业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来割，根本不提对刘邓破坏社队企业的大批判，不提中央文件提倡社队企业。甚至编出社队企业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生产，自发出现的神话来。同时，大量消耗优质原料生产劣质产品的小棉纺厂、小烟厂、小酒厂、小皮革厂等等都泛滥成灾了。
1958年2月的早晨，甘肃武威县“先锋集体农庄”，省级机关干部参加农村生产劳动。新华社记者黎枫摄(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父亲的工作是为当时的领导认可的。1961年秋天，国家的粮食到了最最危机的时候，上海开始按工种定量，父亲原来定量49斤被认为太高必须割掉。如果作为脑力劳动，定量只有29斤。父亲向领导反映，29斤实在不够吃。领导告诉他，这牵涉到“员”还是“工”的问题，如果当初编制上定为“仓库管理工”就好说，由于实际定为“仓库管理员”就不好说了。但领导承认他的工作体力消耗很大，29斤确实太低了，最后折中减到35斤。也许父亲算破例了，但领导对别人是说得过去的，谁如果认为父亲粮食高了，那么这仓库的工作他来做做看，只要能像父亲那样一个人干，粗活细活一手抓，资金不积压，车间里又有东西用。父亲就可以下车间并领相应的粮食定量。如果只知道坐在办公室里，那么就是给他29斤也多了。而父亲体力消耗大35斤也是不够的。
那时的粮食困难现在归罪于大跃进了。一提起大跃进好像就是浮夸风和共产风，绝对不允许讲成就。其实浮夸风和共产风不但是阶级斗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产生的，在中央也正是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如果刘邓能够写《党内通讯》、领着大家学苏联的经济学、召开多次会议力纠五风，那么毛主席早就退了。(五风的出现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就好像有电脑就有黑客和病毒那样。只要我们决心努力在中国典立工业基础，五风一样会出现并且很难纠正的。关键是自己不能去制造病毒当黑客。所以即使刘邓不搞五风而是像毛主席那样力纠五风，五风一样会出现。不过那样一来，刘邓就将像毛主席那样受人攻击了，被人说成是饿死三千万的罪魁了。或许毛主席逝世后，还会有人说如不是被刘邓赶下来的，就不会如此了。)
正是刘邓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破坏造成了六十年代初期的困难，自然灾害也是个因素，但大跃进中人民兴修水利、抗灾救灾成绩是巨大的，刘邓的“五风”造成的破坏处于第二位。最大的人祸则是后来的“三自一包”。
1960年因祖母住在我们家生了病，母亲请了五个月假，假后已是1961年了。到了生产组，母亲才知道已经被除了名，很不高兴地说：“当初要我们带头出来参加生产，现在连通知也不通知一下就除名。为什么不可以告诉我一声，让我带头退出呢”这是1961年大批企业下马时的作风。不过1958年办的生产组、街道工厂也有一些坚持下来的，1969年文革结束时有的街道工厂除了那块牌子以外，规模已经和全民厂没有什么区别了，又遇到了新的大发展。上海有个街道工厂甚至改产电子计算机。母亲虽然不再在生产组了，街道里弄工作还在做。那是被人称为：“吃自己饭(无收入)，做大家事，受人家气”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