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边界的城市：从美国城市史到城市环境史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侯深
【摘要】在美国城市史向城市环境史转化的过程中，环境史对于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城市成为一个人类文化与自然共同进化的生态系统。威廉·克罗农《自然的大都市》一书的出版对城市环境史显学地位的树立起到了重大作用。此后，有相当一部分城市环境史采纳“文化分析”的研究方法，进而推动了环境史的“语言学转变”。不过，虽然克罗农为城市环境史的研究冲破城市固有的行政边界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当前的环境史学者却未能在此方面做出进一步的拓展。在城市的影响力愈行愈远的今天，城市环境史学者的眼光也需要抵达那些看似同城市并无联系的地带，挖掘它们之间实则密不可分的文化与生态关系。
【关键词】城市环境史；自然；《自然的大都市》；文化分析
[作者简介]侯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100872）
[基金资助]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寻找一个地方：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发展”（10XNF066）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城市史学经历了数十年发展之后，现已渐趋式微。然而如果从另一角度考察美国城市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其研究领域更为细化，并且同其他的史学分支学科相结合后展现出新的生机。在这些新生学科中，城市环境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在美国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试图梳理城市环境史将自然与城市在历史背景下进行结合的过程，考察该领域的发展趋势、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其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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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史的“环境”转向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属于城市的时代。汹涌的人潮从乡村流入城市，在那里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与生活方式。当20世纪到来之际，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已远远超出乡村人口，而城市人口的绝大部分又居住在大都市当中。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工业的种种发明将更多的人从躬耕田畒中解放出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大量人口继续向城市迁移，这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与此同时，食物、水以及其他资源从乡村源源不断地运入城市，以支撑城市的运行。然而，城市人群却基本上没有参与生产这些他们所赖以生存的资源。一个普通的城市人同他们所生活的地球，或者与那些延续他们生命的自然力量与资源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直接接触。
美国可以说是站在这个急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之最前沿。正是在这样一个城市化的时代中，产生了当代美国历史学。大部分当代美国历史学者成长、生活在城镇、郊区，因此，对他们而言渴望理解城市的历史是自然的反应。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历史是城市的时代，如果希望对其做出透彻的诠释，历史学者就必须关怀城市的历史以及它在推动现代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较为平静、单一的乡村历史相比，会聚了不同族群、文化的城市历史似乎更加丰富多彩、高潮迭起，而以此为主题的史学研究相对而言也更为多元、广泛。
美国新城市史学的拓荒之作为斯蒂芬·塞思托姆出版于1964年的经典著作《贫穷与进步：一个世19纪城市的社会流动》。该书采用了大量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研究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在1850年至1880年间的社会变迁。它对以后10年甚至20年间美国城市史的叙述都产生极大影响。该书运用“自下而上”的叙述角度，亦即通过社会底层人群的见闻、经历进行研究，同时对不同族群向上流动的社会模式加以比较。[2],与此相比较，基本上在同一时期出现的城市传记的史学叙述方式则较少受到社会学的影响，试图对一个特定的城市进行历史叙事。同个人传记史家相似，城市传记史家力图将城市中间各种复杂的侧面串联起来，如其源起、领袖、经济基础、交通、市政、地理扩张、人口特点、学校等，叙述一个城市的历史。每一个特定的城市赢得了某种综合个性，而不再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因此城市再次变为一个具体特殊的地方，拥有丰富的细节和叙事的趣味，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埃德温·伯罗与麦克·华莱士在年出版的《戈瑟姆：1898年前的纽约城市史》。[3]
然而，尽管在30年前城市史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但是它此后的发展却颇有几分虎头蛇尾的味道。不管它曾经多么辉煌，这个学科似乎已见式微。一个最为显著的标志便是，美国的很多大学停止开设这一领域的课程。堪萨斯大学是美国典型的州立大学，以它为例应具一定的代表性。在堪萨斯大学历史系，共有近40位教师,100余个研究生，,500个本科生，但是该系却几乎没有开设城市史方面课程。而在美国每年的就业市场上，为城市史或者以城市史为主的新设职位几近于无。城市仍然在一天天地扩张，为何一个曾经如此充满希望的学科开始丧失它的吸引力？
近年来，城市史学者一直在讨论其领域的未来。克莱·麦克沙恩提出了对这一领域颇为悲观的结论。他指出这个领域非但不再是史学的宠儿，而且还落后于史学的整体发展。在他看来，城市史缺乏清晰的界定与核心，对风云变化的社会现象的讨论匮缺，也失却了方法论上的精确。他援引斯图尔特·布鲁民的观，点认为“在城市史著作中，缺乏理论或者方法，缺乏这一学科的特点，这是一个迄今仍然准确的观点。当然也有例外……但是他们都并非主流……这种对理论与方法的兴趣的缺失将很有可能使我们为同行，特别是社会科学家所轻视”。
然而，城市史中存在的问题似乎要比缺乏方法论上的精确更为严重。麦克沙恩同时承认这个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都已陈旧，今天，已没有多少新论著来推动该领域前行并使之更具影响力。在列举比较了当前被引率较多的书籍后，他指出，事实上，所有这些作品的被接受程度都未能使它们成为广泛认可的经典著作，而引用率最高的那四部作品甚至不是学术著作。麦克沙恩总结道：“看来城市史与历史学科内其他领域存在极为显著的断裂……然则城市史究竟是否仍是一门学科，如果它没有产生一部经典之作，即使是一部有争议的经典之作？”[4]这一悲观评价至少说明：在美国，城市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难以保持其一贯性或者继续其对历史学者的持久影响。它没有吸引新生代中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学者的力量，也未能撰写出促使这个学科继续发展的著作。在城市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城市史学者却脚步拖沓，意志不坚。
我们不妨以一种更为乐观的角度来审视之：城市史并非衰败了，只不过是发生了改变，它渐渐地脱离了同社会学领域之间的密切联系，却以一种城市史学者未曾预知的方式，在一些出乎意料的地方开始重整旗鼓。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之视为美国历史学科发展的必然。美国城市日趋扩张，其问题亦日益复杂、细化。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来研究城市，或者对具体某个城市进行个案研究，无论从精准性、可行性。还是历史叙事的吸引力而言，都比从前将城市化视为一个统一而缺乏个性的过程更具魅力。因此，一方面，为个体城市立传成为众多新生代城市史家的选择。而另一方面，城市史自身开始逐渐分裂或融入其他的领域，如社会史、经济史、或者种族、阶级、性别研究，或者环境史。城市史并没有渐渐死亡，它只是改变了重点、角度和方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学派在研究城市问题时引入了人文生态学，虽,然冠以生态之名，不过是将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作为一种模型，套用于人类社会之上。借用生态学中生态系统、群落、生态位、小生境、竞争、平衡等概念解释城市社区中各个群体、阶层的变迁、对抗与合作。人文生态学对积极运用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城市史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他们中间，鲜少有人将城市看做河水流淌、植物生长、微生物蔓延、能源消耗、物质资料相交换的地方，一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与人类自身的健康相互纠结的地方。虽然这种旧有的研究将城市与自然人为隔离，但环境史学者却正在将城市带回自然当中，或者将自然带入城市当中将城市视为一个人文的生态系统与自然的生态系统相互交织、作用、共同演化的有机体，从而赋予城市史研究一个全新的方向。[6]
城市——郊区景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环境史领域中崭露头角，,20世纪90年代立稳阵脚，现在已是该领域研究中最受欢迎的新视野。历史学者意识到城市不仅仅对即使距离它最为遥远的荒野地区的使用或者保护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城市自身也是自然保留着自己的力量并且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地方。自然不止是远方的草原或者森林，它同样包括我们居所周围流动的空气与水，那些令城市机器忙碌不堪的能源，还有所有在城市中间寻找到它们的生态位的植物、动物与微生物。凯特勒恩·布罗斯南、安德鲁·赫利、马丁·麦乐西、亚当罗姆、乔尔·塔尔等学者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人与自然之间交界面的思考，并且证明人类的居住区同人的生理系统一样，是一系列存在物的集合，需要补给与排泄，而城市的新陈代谢系统的运作，就像农场或者工厂，也同样根植于自然当中，即使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人工的创造与自然力的共同结果。[7]
二、自然的大都市
在《自然的大都市》为城市环境史开疆拓土之前的十年，塔尔与麦乐西两人已在环境史的版图中为这一新领域树立了地标，然而《自然的大都市》的出版具有两层重要意义。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博得盛名的环境史学家如沃斯特、克罗农、罗德里克·纳什等人皆以农业与荒野环境史著称，在环境史本身尚属新兴学科之际，城市环境史更是边缘。而作为环境史风纪创立者之一的克罗农投身这一领域，则令城市环境史进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中心地带，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克罗农通过“商品流动”对都市及其腹地进行二重研究，在自然的生态系统与城市的经济系统的交叠层面上，追索城市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城市环境史研究模式。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克罗农指出杜能圈对于城市在其腹地的辐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系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态系统演替的故事。资本所向披靡的力量改变的不仅仅是令林立高楼取代遍布河畔的丛生野蒜，同时也刺激了整个大平原地区经济体系与生态系统的变更。正是在这里，克罗农走出了割裂城市与自然的人为边界，在城市资本运行的井然秩序中发现了城市与城市之外乡村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杜能圈的每一环新的拓展都是一个新旧生态系统交替的过程，整饬的麦田取代本土的草原，饲养的牛羊占据了野牛群的生态位，而五大湖地区的森林则在肆意的砍伐中迅速消失。克罗农强调，这是第二自然取代第一自然的过程，是一个由经济、技术、政治力量塑造的生态系统取代自然力量形成的生态系统的过程。
“第二自然”的概念绝非克罗农的首创，然而将之引入环境史的研究却是自克氏。始早在《土地的变迁》一书中，克罗农便已通过土著人对新英格兰土地的使用模糊地提出了这一概念，而在《自然的大都市》中，克罗农开始坚定不移地推动对此概念的思考。此概念是对城市环境史学家长期讨论的自然与人工环境关系的调和，其初衷在于强调人工创造的环境与自然的生态系统之间不可割裂的联系，而环境史恰恰发生在这种联系之上。然而，在克罗农的引导之下，对于第二自然的讨论则不再停留于城市环境史的领域，而是吸引了大量的后现代史学家，令他们开始兴致勃勃地对“自然”进行解构。起先，在部分环境史学家看来，人造环境一词太过冰冷，而第二自然则更为温情脉脉。此后，
①关于塔尔和麦乐西对于城市环境史的贡献，国内学者已有详论，本文不在赘述。除包茂红、高国荣文外，参见王栎：《美国环境史学家乔尔﹒塔尔的城市环境史研究》，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1）；毛达：《城市环境史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学术现象探析》，载《世界历史》，2011（3）。
②在《自然的大都市》出版后三年，克罗农编辑出版了论文集U你commonGround:TowardReinventingNature.NewYork:W.W.Norton&Co.，在其中，克罗农及其他作者对自然、荒野等概念进行解构，推进了对“第二自然”的思考。
在后现代主义浪潮冲击之下，部分环境史研究者也积极投身于语言学转向的洪流当中。在后现代的解构之下，自然被视为一种纯粹的文化建构，而非客观的物质存在。而同此浪潮互为声势的则是以种族、阶级、性别为主线的后现代文化分析。对于任何一位新锐史学研究者而言，后现代首先意味着挑战权威，个中过程极为冒险，然而又充满趣味智性。沃斯特、克罗农等人当年在历史学界的异军突起便是对兰克以降西方史学范式的挑战，而在环境史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当日的叛逆已成今朝的权威，新的叛逆者应运而生。这一波新的挑战便来自深受社会史研究浸淫的中青代环境史学人。他们认为，老一辈的环境史学者将自然与人关系中的人作为类，因而罔顾在此交互作用中，科、属、目、种等各色族群、阶级、性别的人同自然关系的不同。这里预设的前提是自然是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产物，地球上已无未经人类干涉的生态系统。如此一来，形成了后现代环境史学家的逻辑：既然自然是一种文化建构，人工与自然环境之间则不存在差别，那么，环境史对自然的强调便成为无的放矢，一切研究便又回到对于人工环境或曰文化力量的讨论之中。
沃斯特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便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转换的到来，因此强调自然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的存在，从而对抗历史研究乃至人类思想中对待自然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傲慢和忽视。在其经常为城市环境史学家所诟病的段落中，沃斯特写道，在人类以各种方式对自然进行改变与修正的今天，“‘自然’和‘人工’之间似乎就可能不存在实际的区别了。然而，差别是值得保存的，因为它提醒我们，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力量在运转……这些力量冲击着人类的生活，激发起某种反应、某种抵抗、某种雄心。因此，当我们跨越人类自我关照的世界，并与非人类的区域相遇时，环境史便发现了它的主题。”[10]
克罗农虽然勉力推动对第二自然的思考，但是如此发展势头却绝非他的本意。无论是在《土地的变迁》中他所流露的对印第安人和谐土地关系的青睐，还是在《自然的大都市》中对动物权利、道德经济的坚持，克氏始终怀有对自然（或如他所言的第一自然）的存在的尊敬与同情。在城市环境史的研究中，他着力在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之间的联系，而非泯然一同。就此点而言，克罗农与沃斯特对环境史发展的期许是共同的。正是在“跨越人类自我关照的世界并与非人类的区域相遇”中，这两位环境史大家得以声气相投、握手言欢。
回到城市环境史的研究，环境史文化转向的浪潮在这一人工与自然系统之间差异极其微妙的领域中风起云涌。《自然的大都市》出版之后，一片美誉之中自有批评的不谐之音。其中最具分量的批评恰恰着眼于克罗农在一本城市史著作中对城市不同人群对自然的认识与需要的刻意回避。克罗农所讲述的芝加哥故事是资本力量驱动下自然能量在
①该文原为沃斯特为其所编辑的论文集TheEndsofEarth:PerspectivesofModernEnvironmentalHistory(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所写的长跋。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转，而非城市中文化、经历大相径庭的人群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无疑，这与方兴未艾的文化分析手法多有龃龉。因此，虽然由于克罗农的加入，城市环境史得以大行其道，但真正追随克罗农所建构的城市环境史模式的中青代史家却寥寥可数。
三、后克罗农时代
在《自然的大都市》出版两年之后，罗伯特·戈特利布的新书《推动春天：美国环保运动的变迁》问世。[12]该书付梓以来，毁誉参半，然而无人能否认它对以往美国环保运动叙述的挑战。长期以来，美国19世纪后期的环境改革被描述为城市之外的活动，无论是以科学林业开其绪的资源保护改革，还是以国家公园肇其端的自然保护运动，似乎总是在田间野外大展宏图。这种叙述无疑大幅度地窄化了一场远为复杂、综合的环境改革运动，也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内城进行的环境正义运动变成无本之木。戈特利布则指出，美国环保运动究其根本，乃是对19世纪后期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种种环境问题的修正，而其出现的中心位于在此时期兴起的各大都市，集中体现为进步主义时期的各类城市卫生医疗改革。种族、阶级与性别在《推动春天》的推动下，进入了早期美国环保运动史的疆，域而城市也在其中赫然崛起。
赫尔利的著作在环境史学人中间大获成功很快跻身大多数环境史研究课程的必读书目而赫尔利的个人定位却饶富趣味无论公开的访谈还是私下的对话赫尔利都将自己视为一位社会史学者否认环境史学者的标签一年一度的美国环境史学会也鲜少看到赫尔利的身影在最近一次中国环境史学者高国荣博士为赫尔利所做的访谈中一段对话颇
①继克罗农之后，力图打破城市边界，研究城市及其腹地生态与经济关系的著名研究包括：MikeDavis.EcologyofFear:LosAngelesandtheImaginationofDisaster.NewYork:MetropolitanBooks，1998；KathleenBrosnan.UnitingMountain&Plain:Cities，LawandEnvironmentalChangealongtheFrontRange.Albuquerque:UniversityofNewMexicoPress,2002；StephaneCastonguay.Metropolitian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iesofMontreal.PittsburghPress,2011。
引人深思当被问及其目前所做的研究为何时赫尔利回答说他目前没有从事环境史研究而是在做历史遗迹保护的问题他接着谈到他的朋友环境史学者大卫斯特拉德林认为这仍然是环境史研究并且强调但凡涉及地面景观的问题无论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都是环境史研究的一部分赫尔利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非人类的自然只有成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才能被算作环境史方面的成果对我而言环境史有这样一个门槛自然应该是环境史研究的中心赫尔利的否定不免令先锋的后现代环境史学人有一相情愿之嫌但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从研究客体来看一部自然隐退的城市史著作应当如何寻求环境史特具的视角它如何能够超越前代的城市史研究而从研究方法来看一旦城市环境史研究为简约的文化主义所主导它是否仍然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
①有关笔者对该书的论述参见侯深：《<乡村里的推土机>与环境史研究的新视角》，载《世界历史》，2010，（5）。
①笔者的著作TheCityNatural：GardenandForestMagazineandtheRiseofAmericanEnvironmentalism(Pittaburgh：UniversityofPittsburghPress,2013).即是通过研究19世纪后期出版于纽约与波士顿的环境杂志《园与森林》及其对城市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扩展城市环境史研究在思想层面的领域。
参考文献：
[1]WilliamCronon.Nature’sMetropolisandtheGreatWest,NewYork：W.W.Norton,1991.
[2]StephanThernstorm.PovertyandProgress：SocialMobilityinaNineteethCenturyCity.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4.
[3]EdwinG.BurrowsandMikeWallace.Gotham：ahistoryofNewYorkCityto1989.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
[4]ClayMcshane.“TheStateoftheArtinNorthAmericanUrbanHistory”.JournalofUrbanHistory,2006(32),594-595.
[5]DonaldWorster.“TransformationsoftheEarth”.InDonaldWorster（ed.）.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
[6]姜芃：《美国城市史学中的人文生态学概论》，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2）。
[7]KathleenBrosnan.UintingMountain&Plain:Cities,Law,andEnvironmentalInequalities：Class,Race,andIntdustrialPollutioninGary,Indiana,1945--1980.ChapeHill：UniversityofNorthPress,1995；MartinMelosi.GarbageintheCities,Refuse,Reform,andtheEnvironment,1880--1980.CollegeStation：TaxesA&MUniversityPress,1981；AdamRome.TheBulldozerintheCountryside：SuburbanSprawlandtheRiseofAmericanEnvironmentalis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Tarr.TheSearchfortheUltimateSink：UrbanPoluutioninHistoricalPerspective.Akron，OhioUniversityofAkronPress,1996.
[8]JoelTarr.“UrbanHistoryandEnvironmentalHistoryintheUnitedStates：ComplementaryandOverlappingFields”.InChristophBernhard(ed.).EnvironmentalProblemsinEuropeanCitiesofthe19thand30thCentury.NewYork：WaxmannVerlagGmbh,2001.
[9]约翰﹒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8.
[10]唐纳德﹒沃斯特：《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载《世界历史》，2011（4）。
[11]DonaldWorster.DustBowl：TheSouthernPlainsinthe1930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9；CarolynMerchan.TheDeathofNature：Women,EcologyandtheScientficRevolution.SanFrancisco：Harper&Row,1980；AlfredCrosby.EcologicalImperialism；TheBiologicalExpansionofEurope,900--1900.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WilliamCronon.ChangesintheLand：Indians,Colonists,andtheEcologyofNewEngland.NewYork;HillandWang,1983.
[12]RobertGottlieb.ForcingtheSpring：TheTransformationoftheAmericanEnvironmentalMovementWashingtonD.C.：IslandPress，1993.
[14]MichaelRawson.EdenontheCharles：TheMakingofBoston.Cambridge：HaevardUniversityPress,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