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解读
韩洪洪
1949年3月，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在这个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胜利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农村进入城市前的一次历史性会议。出席者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委员19人，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五人组成。
1949年3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的主题报告，提出了促进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和革命胜利后建设新中国的总任务。3月6日，任弼时主持了会议。3月13日，他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任弼时着重就如何适应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做好城市工作，实现工业化，以及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等问题，作了透彻的阐述。
一、开始工业化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质的问题
由以乡村为中心转到以城市为中心，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需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到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已夺取大中小城市600余座，这就要求我们党势必要以城市为中心来开展工作。
毛泽东在深入思考总结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他还作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的伟大决策，提出了建设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总任务。
任弼时认为，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带历史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到城市。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就是要求全党在思想上认识到由以乡村为重心转到以城市为重心的重要意义。在任弼时看来，“如果我们党没有城市或者没有把城市搞好，那我们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页。】
如何理解“以乡村为重心转到以城市为重心”？任弼时认为这是首先需要阐释清楚的一个命题。任弼时认为，在过去，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在农村，在农村反封建，发展农村广大生产力，依靠农民，组织军队，包围城市，解放城市。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城市，工作重心转到了城市，工作任务随之也发生了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并组织贸易；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如市政建设、民众运动、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都应服从于工业的发展。
可以说，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对于这一点，任弼时有着清晰的认识，他鲜明地指出：“开始工业化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质的问题”【《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页。】，并从三个方面阐明了开始工业化的重要意义：
第一，开始工业化是贯彻独立自主方针的需要。任弼时认为，“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这已经没有问题，但是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465页。】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意味着我们除资源上所没有的以外，完全可以自给解决，可以拥有强大的机器制造业，拥有可以制造飞机、坦克、舰艇的军事制造业。同时，也只有在经济上实现独立自主，我们在国防上才能实现独立自主。
第二，开始工业化是革命事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需要。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上，毛泽东开宗明义地向全党宣布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明确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在报告中，毛泽东还提出了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路径和发展思路。对于这个问题，任弼时强调指出，“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过去‘左’倾错误也在此”。【《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5页。】在旧中国，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只占10%左右，而据任弼时当时的分析，新中国要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工业的比重至少要达到30%以上。为了达到这个比重，在全国革命胜利后，新中国仍需要有两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
二、由乡村转向城市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开始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党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就如同过去，我们党由城市转到乡村也不是容易的，当时对乡村的认识也是黑漆一团。在任弼时看来，要完成好这种工作重心的转换，首先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
第一，要提高党员干部对工作重心转换的思想认识。任弼时在发言中明确指出：“要教育一切到城市到工业中去工作的党员和干部，认识这项工作的内容和重要性，做好这项工作。同时要责成一切还留在乡村中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以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畜牧业、林业等）为自己的中心工作，而且要使他们认识提高农业生产也就是为着工业的发展，没有这种认识是可以造成错误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页。】对于任弼时的这个意见，毛泽东表示赞同。在当时的会议上，当任弼时讲到这里时，毛泽东插话说：“中央局、分局要通知各区党委，凡农村中的党，不要去搞工业为主。”【转引自《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56页。】
第二，要破除与工人之间的隔阂，把屁股坐在工人阶级方面。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这是我们党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在接管城市方面，它的经验均具有典型意义。根据石家庄市的情况，任弼时认为我们党由乡村转入城市存在这样一些障碍和困难。
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我们的干部“不了解城市，不熟悉工业，对管理企业没有经验”。【参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页。】这个困难的出现是必然的，毕竟我们党长期以乡村为重心开展工作，对于城市和工业的了解和管理还比较生疏，只能在边工作，边摸索，尽快熟悉情况，掌握规律，积累经验。
其次遇到的困难是干部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存在问题，主要是“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或在农民中工作很久的干部，对工人的看法有问题”。【参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页。】例如，有的干部认为工人为敌人造枪炮，是帮助敌人打我们；有的干部认为工人不承担战争负担，不出勤务，因此与他们搞不来；还有的干部发现有些工人加入过国民党，不分析他们大都是被迫的为谋生而出此的，就怀疑工人不可靠，歧视他们，强迫他们登记国民党员的身份，甚至号召“挖蒋根”运动，仿佛工人都是蒋介石之“根”了。
在这种认识偏差的引导下，这些干部就很容易与工人产生隔阂，而与贫民结合，因为贫民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与这些干部的相同点较多，容易工作。同时，这些干部还认为搞上层就是搞学生工作，因此只注意学生工作的蓬勃发展。这种不注意做工人工作的思想认识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工人是现代工业机器的使用者，是先进生产力最为直接的体现。离开了工人，将给我们党顺利、有序地接管城市带来极大的不便，工业化也就无从谈起。有鉴于此，任弼时认为，“必须对干部讲清，如何接近工人，否则屁股就自然坐在贫民方面。”【《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页。】
在发言中，任弼时还专门介绍了华北局和石家庄市委纠正这一认识偏差的做法。1948年10月，华北局和石家庄市委严肃地提出了依靠工人阶级、生产长一寸的口号。之后，一些干部对待工人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开始发生转变，开始把屁股坐在工人阶级方面。其做法对于我们党依靠工人阶级，做好城市工作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主要包括：解决工人工资问题，廉价供给工人米粮；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数量由一二百增加到一千多；组织工厂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工厂工人支部；在敌人进攻时，组织工人搬运机器一起疏散，打退敌人进攻后，搬回机器，发动工人突击进行安装。
正是由于思想重视、政策得当，我们党很快在工人中打开了工作局面。工人们不仅工作非常积极，而且生产效率也大为提高，工厂中开始有了新气象。由此，任弼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城市生产就可以很快地发展，实现生产长一寸的任务是并不难的；在发展生产中，照顾工人的生活福利，也就有了保障。”【《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页。】
三、要准备捆起肚皮来进行建设
第一，靠工业利润。这就需要发扬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提高技术，节省原材料，降低成本，增加产量，以更多的剩余劳动价值交给国家去发展工业。例如，石家庄铁路大厂打道钉工人工作量由每天的250个提高到600个，就在资金积累上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只有提高生产力，增加生产，才能改善工人待遇，增加工厂积累。
第二，靠农业增产。就此问题，任弼时在论述工农联盟重要性时已突出强调过。在这里，任弼时基于对中国社会基本国情的分析，认为“积累资金最主要的还是靠农业”，这是因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毕竟只有10%左右，而农业生产是大量的。为了保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积累资金，以农产品换取外汇和机器，就必须努力加快发展农业。加快发展农业，也就是加快发展工业；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的大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之初，农业上积累资金的意义更大一些。
任弼时在发言中算了这样一笔账，100万吨粮食的价值相当于9000万美元。当年，日本侵占东北后，自1940年到1944年的5年间，就是靠平均每年从东北掠夺、输出660多万吨粮食，来建设鞍山、本溪、小丰满的。所以，只要我们党领导农民努力增产，在两三年内做到增产1000万吨粮食（包括一切农作物在内），只要出口500万吨，就可获得4.5亿美元。
而农业要想增产，就必须扩大生产。例如，当时全国每年需要输入国外棉花2.4亿多斤，如果能够做到自给，既解决了工业原料问题，又能节约外汇。1949年，华北地区计划植棉1400万亩，相当于战前的50%左右。今后如能恢复并扩大棉田面积到2000万亩，就可供给天津、东北甚至上海的需要。此外，农业要增产，还需要改良水利。例如，山西代县有一个村，原来每亩地只产四斗粮，后来修了一条水渠，解决了1000亩地的灌溉，结果每亩产一石粮，由此证明水利对于农业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靠税收。任弼时认为：“我们固然要反对苛捐杂税，减轻人民的负担，但绝不能有任何施‘仁政’而一概免税的错误思想。为了发展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要把这看成是中国人人都有的责任。”【《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9页。】
在发言中，任弼时阐明了以下几种观点：（1）长期不收税，以乡村养活城市是错误的。实践证明，除开兴办大的工业工程外，许多城市是完全可以自己养活的。例如，石家庄市1948年的财政收入就有结余。（2）因为要保护工商业，就到处迁就他们，大量投资给私营工商业而不向私营工商业者收税，这也是错误的。应该在收税时规定一定限度，要使其能生存并有一定利润为原则。（3）可以主办各种专卖事业如酒、食盐、烟等，获得利润，收专业税，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收入。（4）海关的关税和外贸收入，是国家积累资金的重要渠道。（5）农民要交农业税，这种税在数量上不能少于现在，在比例上要从增产上求得减少，绝对数将来还可能增加。
第五，提倡节约。在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任弼时谆谆告诫全党，“要认识到建设新中国需要经历艰苦的路程，它比战争还要复杂。要准备捆起肚皮来进行建设，十年之后，我们才能喘过气来，才能有将来真正丰衣足食的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党“提出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新中国的建设的口号，反对那种以为战争结束可以享福的论调”。【参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0页。】
以上五个方面，既有开源，也有节流。任弼时认为，最基本的还是要依靠工人和农民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只有如此，才能增加贸易利润和税收、为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
四、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
第一，关于在工人中发展新党员问题。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组织建设也要与之相适应。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长期在农村奋斗，这就使得新中国成立前，从党员的成分上看，85%—90%是农民，工人、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其他成分的占10%到15%。东北的党员中，工人多一些，也不过占9.6%。农民成分占党员的绝大多数，“这是很自然的，但这也是一个弱点，就是容易产生散漫无纪律等偏向”。【参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页。】
在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即将开始工业化的历史新时期，如果我们党还是靠农民党员来开始工业化，将是困难的。而中国约有300万产业工人，他们受官僚资本及帝国主义资本长期的直接的压迫，他们文化政治水平高，团结性纪律性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工人中建立党的基础，吸收大量的工人党员，并从他们当中培养出一批管理企业和管理国家的干部，培养出一批党内工作的干部。任弼时深刻地认识到：入城以后，“如果我们在工人中没有党的基础，不能与工人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就谈不上真正依靠工人阶级”。【参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页。】
城市党的发展对象，主要应是产业工人，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店员和学生。以后在农村中发展党员，一般以占农村人口的3%为限度（新区农村党员一般不超过1.5%），有些地方发展到10%以上，是没有必要的。但空白村必须补上。
这样，五年以后，我们党的党员总数将达100万左右，工人成分的党员（包括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在内）要占到总数的35%左右。
大力发展工人党员，是我们党发展新党员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任弼时提醒速度过快或者过慢，对工作都是有损失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吸收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入党时，仍应坚持严格的审查，也要克服对工人不正确的认识，绝不能因此而放松了发展工作。
第二，关于党的组织生活存在的问题。任弼时长期做党的组织工作，所以，他对党在组织生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了解的。在发言中，任弼时着重列举了这样几种现象：老解放区的有些农村，党员比例过大，受的教育较差，起的作用反而不及以前；过去一个时期，在农村常常采用一揽子会的活动方式（好处是解决问题快，不好处是党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放松了党的组织生活，取消了党员的教育制度，入党仪式也取消了，是很大的损失；党内存在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
任弼时认为，这些问题，尤其最后一个问题是存在的，将来还可能更加发展。因此，他严肃地提醒全党：“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参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3页。】
针对这些问题，任弼时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注意：
（一）不管城市和农村支部，都必须建立起经常的组织生活。我们的宣传机关仍应编印党员课本，党的组织生活应当恢复和健全，开一揽子会的方式应加改变。
（二）党支部及小组除过组织生活、进行教育外，还应当经常检查党员的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这对于改善党与群众联系是很重要的。各地在整党工作中应联系这些内容，认真加以整顿。
（三）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有坚强的人经常注意党务工作，组织部门必须加强自己的组织和工作，不要只忙于登记干部、转发介绍信，而对支部工作、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党员的思想动态等很少注意。
任弼时的上述观点，得到了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毛泽东就在任弼时发言时作了多次补充和赞成，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结论中说：党的成分、组织教育等等，值得研究，好好研究。弼时同志讲了一篇，要有这样一篇，我基本赞成。【转引自《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58—859页。】
在我们党由农村跨步入城的历史时刻，任弼时对于依靠工人阶级，实现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促进革命转变以及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等问题，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融会贯通，讲出了一篇道理，这是他对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的基本构想。不仅在当时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伟大历史转折，还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发挥了长远的指导作用，其光辉思想和深远意义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