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产牛肉市场价格总体稳定，生产与流通成本的涨幅、波动频度较大，产业整体效益处于微利状态。因此，“小群体、大规模”仍是我国肉牛牦牛产业的主体生产方式，是我国牛肉供应链稳定和安全的基础，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一个基本模式。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曹兵海在总结2022年肉牛牦牛产业特点及存在问题时表示。
随着脱贫攻坚战略的完成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肉牛“小群体、大规模”的养殖特点不仅使肉牛养殖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而且成为很多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曹建民认为，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强肉牛产业的支持和引导，但作为养殖主体的中小规模养殖户获得的支持相对缺乏，其养殖技术、风险防控能力、盈利能力等依然存在很大差距，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进一步引导和支持。
曹建民表示，高成本是我国当前肉牛养殖的短板，降低养殖成本是未来我国肉牛产业发展的重要挑战。建议各地区根据当地资源禀赋情况，支持差异化低成本肉牛育肥模式的探索和技术推广。对于农区的直线育肥高效出栏模式、山区的阶段化低成本饲养技术、地方黄牛差异化育肥技术等方面的探索给予资金、技术和政策上的倾斜。
对此，曹建民进一步建议对存量巨大的中小规模养殖户开展积极的普惠性扶持政策，加强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培训，提高适度规模养殖户标准化、机械化水平，提升养殖效益。鼓励各产区创建新型的“公司+农户”发展模式，发挥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农户的成本优势，提升肉牛产业竞争力。对主产区有特色的“公司+农户”发展模式提供资金、技术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曹兵海分析2022年度我国肉牛牦牛产业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在牛肉进口量继续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存栏头数、国产牛肉价格和产量的增势趋于平缓。主要是国产牛肉受到了进口牛肉量价两方面的挤压和“疫情”影响了生产、流通和消费。第二，与母牛提质增栏成为强化产业基础的着力点同步，未能充分发挥繁育效能而被育肥肉用的母牛数量明显增加。第三，市场表明了“增产”“增效”“提质”“多元化”四个明显的刚性需求，同时用较为稳定的牛肉价格释放了“开源节流、节本降本”信号。第四，生产经营必须遵循低成本的铁律，唤起对“逐水草而居”的深刻反思和重新认识。“就地、就近、就便”的低成本原则，在各种规划、各类经营以及物料生产和管理上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实践响应。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所长李俊雅介绍，虽然我国肉牛遗传改良技术体系得到了快速完善和提升，但与产业需求和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相比，还有诸多方面需要下力气研发：育种基础工作仍然薄弱，品种登记、生产性能测定总体规模小，育种核心群数量小，引进品种本土化选育效率不高，对培育品种持续选育力度不够，联合育种机制不完善，地方品种优良特性挖掘利用不足等制约肉牛种业发展的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
随着国家《种业振兴行动计划》、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畜禽育种联合攻关等重大行动的推进，我国正在形成地方资源的保用结合、以用促保，培育品种性能逐步提高，引进品种聚焦应用的用种态势。
李俊雅认为，未来一个时期内，全国肉牛总的品种格局依然是杂交群体为主，地方黄牛、牦牛、水牛为辅的生产结构。杂交群体中，西门塔尔杂交牛为主体，其他依次为夏洛莱、安格斯、利木赞及其他进口品种与我国黄牛的杂交后代。自主培育品种华西牛品种选育与扩群工作有序推进，推广的面积正在逐步扩大，有望成为我国牛肉生产主导品种。肉牛种业受到各级地方政府重视，新品种培育与遗传资源利用积极性空前高涨，有利促进地方区域性特色肉牛产业发展。在实用技术研发层面，品种登记和育种核心群规模逐步扩大，后裔测定规模将逐步加大，多品种基因组选择技术研发势在必行，适合我国国情的联合育种机制将不断探索创新，核心种源进口替代率将快速提升。
四川农业大学教授王之盛说，随着疫情管控的调整、交通和物流、消费市场的变化，以及国家实施“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目标、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围绕本地化低成本饲草料资源提质增效开发利用、提高母牛良繁良饲，推广示范母犊一体化饲养技术、推动养殖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发展，促进种养循环、绿色低碳高效养殖。随着肉牛差异化、精准化饲养等产业技术的集成度提高，人工智能、智慧牧场应用继续扩大，进而从技术层面继续支撑饲料转化率和牛肉品质的不断提高。同时，产业前端的饲草料成本的控制、后端生产环节的人工成本、超大型牛场的资金和管理运行成本等仍将制约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适度规模的标准化养殖水平和比例持续提升，基于重视产业链前端和产品市场终端的肉牛牦牛全产业链发展的盈利养殖模式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优化。
李俊雅认为，以提高肉牛牦牛生产效率为目标，筑牢基础与前沿研究并重，坚持自主创新，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支持生物育种技术研发；立足我国主导品种群体优势和地方品种资源特色优势，加强选育和高效利用，夯实品种登记、生产性能测定和遗传评估等育种基础，加快现代育种技术研发与应用，支持研究并建立多品种基因组选择技术平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长效持续联合育种机制创新，促进实质性联合育种，加大种质市场检查监管力度，强化核心场的疫病净化措施，全面提升肉牛种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王之盛介绍，今后一段时期，饲料、营养及饲养管理领域生产技术效果的凸显，将从单一技术转向技术的系统性适配集成。糟渣、秸秆、菌糠等副产物饲料将在物理加工技术上进一步融合生物发酵技术；营养需要将构建更精准的预测模型促进精准饲养；禁抗和低碳减排促进功能性添加剂进一步发展；支持母牛围产期营养及犊牛健康饲养营养调控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从阶段营养调控向全生命周期营养调控发展；肉牛牦牛差异化育肥技术、牦牛舍饲错峰出栏及其生产模式进一步推广。强化对饲料等投入品安全监管技术和产品质量溯源的监管技术进一步提高；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牛场饲养管理水平。
孙宝忠则建议，鼓励地方政府、企业、合作社、新型养殖主体挖掘肉牛产业特色，自主或联合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区域品牌。近年来，有关国家奖补地域性产业集群、产业园、特色小镇建设举措的实施已有效地增强了各产区肉牛全产业链各环节集成研发、品牌打造能力。但由于我国规范化、规模化屠宰加工企业生存发展能力低弱，企业多处于低盈利，低竞争力的保生存、求发展状态，尚难以像众多猪鸡屠宰加工企业筹集足够的资金用于自主研发或联合研发新产品、联合开展品牌深度打造。符合目标市场需求的牛肉及其制品是肉牛全产业链发展、价值链实现的终端产品，也是全产业市场效益回报的主要受体。其市场地位、消费声誉不仅影响屠宰加工业本身市场效益回报，而且也直接影响其前端肉牛养殖各环节效益水平。为此，非常有必要强化肉牛全产业链终端产品畅销、高效新产品研发及其品牌打造，如鼓励扶持肉牛屠宰冷链生产物流体系建设一样，在政策、资金与工程建设方面予以扶持，在税收方面予以适度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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