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3年中国首批授予18个博士学位开始，30年来，全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逐年扩张，6年前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官方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迄今共培养50多万名博士。
在已经授予的博士学位中，有多少是在职博士？没有确切的数字。但种种迹象表明，在职博士中官商博士占据很大比例。
一名在纪检部门工作的官员对时代周报记者坦言：“官员在职获得高学历、高学位的，人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其学历、学位的含金量。”
在职读博有多难
和全日制博士教育相比，在职博士一般只有学位，没有学历。通常来说，官员若想获得一个博士学位，脱产不现实，只能选择在职攻读。
理论上讲，对在职博士和全日制博士的学术能力要求并无区别：
首先需要通过入学考试。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大多数在职博士的入学考试是单独命题，相比统一考试要简单。入学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一般是一个基本门槛，达到分数才能参加面试。
不过，也有不少学校招收可以同时颁发学历证和学位证的在职博士，这种“双证”博士被认为含金量较大，攻读难度也更大，入学时需要参加学校统一命题的考试。
比如武汉大学2008年开始制定的“单独选拔优秀人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政策，招收的学生简称为“优博生”，对报考者的资格要求包括取得硕士学位5年或本科毕业取得学士学位10年、需在近5年内取得科研成果或管理成果等。从该招生计划曾经公布的通过资格审查的名单看，报名者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国企中层管理人员。
在通过入学考试之后，在职博士的课程安排通常集中在每个月的一个周末。一名在职博士报考顾问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都需要上课，但是可以请假。”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大部分学校都会要求在职博士生在3-5年内完成课程考试以及学术科研论文。但是通常都可以延期，有的甚至可延长到七八年。
许多外地的高校为了方便学员上课，一般会在诸如北京这种需求集中的城市设有外驻机构。比如上述武汉大学的“优博生”，以校外研究生班的方式进行组织，专业课在北京上，公共课才需回本校上。
“如果完全凭借自己的实力，是非常难的，”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对一般官员能够获得博士学位很是怀疑，“首先是考试选拔这一关很难通过，其次是专业论文创作和发表难，三是毕业论文难写作和通过。但对于一些有门路的官员来说，这都不是问题—考试时导师可以关照，录取时学校可以放宽条件特殊照顾，论文可以找别人代写、找关系发表，毕业论文可在导师特殊关照下过关。”
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曾经公开指出官员“混博士”的方法：入学考试往往瞒天过海，或者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或者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上课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由秘书代听；考试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论文可以找人写，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提前“做工作”。
“官员在职获得高学历、高学位的，人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其学历、学位的含金量。个人认为，有相当多的官员，其真实能力和水平与其高学历、学位并不相称。”陆群说。
清理和拒招
在职博士的泛滥屡遭诟病，常常被归咎于博士生淘汰机制的欠缺。据了解，自2006年南开大学打破博士生“零淘汰率”、终结博士生无限延期后，陆续有高校对超过学习年限的博士生开展过清理工作。
2011年底，西南交通大学对博士生学籍进行了一次该校历史上力度最大的清理，发现该校2006年及以前入校的博士生中，尚有857名未毕业。其中，253人入学已有10年，甚至有2名1990年入校的学生截至当年尚未毕业。超期未毕业的学生中，大多是在职博士生，且大多是有一定职务的国家公职人员和企业经营管理者。
其他学校的情况也类似。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要求307名未按期完成学业的硕士生、博士生退学，其中相当部分是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南开大学自2006-2009年淘汰的168名博士生中，以文科博士生和在职博士生居多。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近些年来，不少名校已经在压缩在职博士生的招生比例，甚至停止招收在职博士。2003年，北大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就宣布停招不能脱产的博士生。随后，北大其他一些院系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2004年，南开大学首次提出，从2005年开始严格限制在职生攻读博士学位所占的比例。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对外宣布，将在第二年的博士招生中，原则上不招收不能脱产学习的在职博士生。厦门大学则更为坚决，从2011年起就对博士招生制度进行改革，不再招收在职博士生。
不过，“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高校依然有各种“专项计划”，比如“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职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专项计划”等。一些学校也用“单独选拔”来替代“在职博士”的说法，比如前文提到的武汉大学“优博生”计划。该项目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许多学校可获得学历证书的博士中，都有一定的“在职”名额。
学术自治对抗权力入侵
“解决官员博士注水问题，重点是要加强对学校博士生招录、培养工作的监管，在招生环节不能对官员网开一面，在培养中应实行‘严进严出’政策；其次是要加大典型案件查处，对于学历造假、注水的官员，要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并公开曝光，使其颜面扫地。”陆群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展江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说，自己之所以倡议叫停官员在职读博，是因为“官员争夺教育资源的后果十分严重，已经成为了‘祸害’。公务员如果真的想读博，就读全职。”
“受教育本身是基本权利，即便是官员也无法剥夺他的受教育权。”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但官员博士泛滥，体现的是官员权力过大、缺乏监督。”
熊丙奇认为，在职博士的学术水平问题不是出在在职读博制度本身，而是作为学术机构的大学的招生、学位授予未能严格执行标准。而大学之所以容易被官员权力侵入，原因在于各种资源的配置权在官员手中，高校需要向官员要课题、项目、拨款，从而形成损害学术本身的利益关系，“因此要反思和改革的是政府部门配置科研资源的方式，应该有更科学、民主的机制。”